新文化运动论文例1

吴静，香港恒生管理学院传播学院助理教授，博士。

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媒介话语、权力与资本的联动与角力：五四时期上海报纸副刊场域研究”（12YJC860041）。

晚清以来，具有社会性质的民办报刊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的一种公共论坛。在新文化运动中，传播新思想的公共论坛最早在《新青年》出现，但在1918年，其开放的编辑方式被封闭的编辑方式取代，新文化向大众传播的媒介出现空档。[1]在这一关键阶段，《时事新报》作为研究系上海机关报，运用其副刊《学灯》广泛吸纳各种新思潮和新观点，成为新文化界沟通信息、发表言论、交流思想的重要公共论坛。

一、《新青年》公共论坛的兴起与衰落

《通信》《读者论坛》《讨论》等栏目是《新青年》杂志创办后与读者进行思想交流的主要平台，它也由此发起诸多重要的争议性议题。在这一阶段，杂志通过组织新文化议题的讨论掀起思想转型的潮流，继续承担近代以来作为社会公共论坛的重要角色。

但从1918年起，《新青年》开始取消“投稿”专栏，这说明它开始从新文化公众论坛转变为北京大学新文化同人的小圈子杂志，《新青年》公共性质的改变使新文化运动迫切需要新的报刊增援。学者李宪瑜提出，1918年以后的《新青年》逐渐丧失自由的讨论风气，而更像由少数几个人组成的文化社团代言人，由于改动编辑方式、加强学术性和选择综合性的主题，《新青年》从公众论坛变成自己的园地。[2]

从刊物的主题来看，《新青年》也在逐渐退出新文化运动的舞台。五后，《新青年》因陈独秀等被捕而被迫暂时停刊，复刊后在陈独秀带领下迅速转为以政治批判为主题的刊物，原来的编辑部同人出现分裂，杂志也逐渐与思想文化建设的初衷相偏离。尽管国内当时“出了四百种白话报”，[3]但能接续新文化运动的仅为少数，转瞬即逝是大多数白话报的命运。

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以公共论坛的方式介入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当时大部分日报在1920年后才使用白话文，但《学灯》始于1918年，它不仅是“采用白话文的先驱”，[4]在五四后的几年还成为国内最重要的白话文机关之一。[5]且《学灯》通过打造新文化公共论坛聚拢了一批江南地区的新文化运动支持者，这是新文化从北京向江南发展的表现，《学灯》自身也成为接续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力量。[6]

二、新文化公共论坛定位的确立

《学灯》在创刊之初就明确了作为新文化公共论坛的定位，并通过实践确立了这一重要地位。

《学灯》在1918年的发刊辞就提出建立公众论坛的办刊宗旨：“非为本报同人撰论之用，乃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屏门户之见，广商权之资”。[7]这说明，《学灯》在新文化运动中立志为知识青年提供言论阵地，以平等、开放的姿态广纳稿源，吸引关于新文化的各种观点。《学灯》在启事中不断深化这一办刊理念：“本栏之主张专在小言中发表，思潮一项取投稿之与本栏主张较近者发表之，其他各门纯为社会学子自由立说之地，无论正反议论，凡稍有理由者，本报不持成见一律刊载。”[8]郑振铎从1921年起担任《学灯》编辑，他继续发扬公共论坛的办刊理念，提出即便是同一份报纸也应该给不同的观点以发表的园地，因为只有通过自由讨论才能求真，而且讨论双方在交锋中也能各有得益，所以《学灯》非常欢迎各种思想讨论的文章。[9]

《学灯》对新文化公共论坛的自我认识也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深化。其1919年曾经历一次改版，取消发表编辑部意见的“小言”栏，另开设“提倡”“评论”二栏，“发表一切评论均归入‘评论’项内，凡有一切主张均归‘提倡’一项”。[10]这正是《学灯》在自我认识上的飞跃，既改变了“小言”专栏作者来源相对封闭的情况，还表达了《学灯》对自身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公共论坛的期许。

“青年俱乐部”是其中作者覆盖面最广、形式最稳定和时间最长的栏目，更是《学灯》作为新文化公共论坛的重要体现。1918年3月，“青年俱乐部”创立时就提出“凡有益青年身心者，内容不拘门类，文字不拘长短，均所欢迎”，[11]这使之成为《学灯》最受读者欢迎的栏目。从文章分量来看，该栏全为社外投稿，更是支撑版面的主要力量。从内容来看，“青年俱乐部”里讨论的既有个人生活问题，如青年恋爱自由与婚姻自主、个人文明和卫生习惯养成等，也有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过影响的重大议题，如妇女解放、国语统一与推广等，都是《学灯》对新文化运动的准确理解和密切关注的重要表现。且编辑会在话题产生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后，再把相关评论集纳成讨论专栏以设置讨论议程，进一步增加读者对问题的关注度。

《学灯》凭借广纳言论的作风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上海报界当时就提出，《时事新报》最大的优点是肯让个人和小团体发表意见，不像其他报馆只愿意为有钱人说话，却轻视老百姓的声音。[12]

三、调动读者培育名牌栏目

在构建新文化公共论坛的过程中，《学灯》十分注重调动读者的力量和利用读编互动机制来培育名牌讨论栏目。“通讯”栏作为另一个持续时间长、影响广泛的讨论专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1919年8月，《学灯》在版面头条以“通讯”刊登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黄仲苏有关建议开设新文学专栏的来信。[13]为表示报纸能应允读者的期望，《学灯》还在同一版面刊登了主编张东荪的回信。半个月后，《学灯》果真应读者要求推出刊登新文学作品的“新诗”和“新文艺”栏。

《学灯》这种把读者言论置于版面重要位置并及时满足读者需求的做法，彰显了它重视读者的办刊理念，“通讯”作为一个品牌栏目的特殊地位也逐渐得到承认。

此后，“通讯”不断刊登读者与编辑的往来通信和编辑部各种信息，成为《学灯》的主要编辑工具和沟通读、作、编之间的重要桥梁。由于投稿众多与《学灯》的有限版面常常出现矛盾，以致很多投稿不能及时登出。为避免作者久候，《学灯》通常会在“通讯”栏告知收、发稿进度。随着业务日渐扩大，《学灯》后来已没有足够的版面和人手回复所有投稿，但编辑对那些材料翔实、观点独到的作品还是会特意在栏目用稿通知。

但“通讯”栏的功能并不仅限于此，它还为读者和作者提供一个交锋意见的园地，而众多新文化人的聚拢和鼎力支持也使其迅速成为《学灯》凝聚和生产思想精华的“意见工厂”。由于“通讯”日渐成熟，编辑部更有意识地把它经营成一个让编者和读者交流思想的品牌论坛，使之成为新文化人共同构建的公共论坛。

四、只求意见表达不求形成共识

《学灯》在运作讨论栏目时反对“一言堂”或偶像崇拜，不追求形成某种共同认识，而是更注重各方意见的自由表达。

从1919年10月起，《学灯》在“青年俱乐部”发表赵康的《对于“教育革命”之管见》等文章并提出“废弃考试”的观点，[14]引发许多读者投稿痛陈考试制度，由此掀起一场“废弃考试”的争论。当《学灯》上的讨论火热进行之时，南京求实中学学生江期豫因为考试夹带，作弊而受罚，羞辱之下以投江结束生命，表明心迹。[15]江期豫的自杀新闻被各大报纸报道，加促了反对考试制度思想的发酵，读者讨论不再停留于考试制度，知识界开始对教育系统中的各种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反思。1919年12月，“雪梅女士”就从教育的目的、学校的宗旨等角度提出“不但学校考试应废止；学校规则，亦应废止”。[16]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青年学生对传统考试制度的反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尽管舆论压力强大，但《学灯》并未只站在废除考试的一边，“青年俱乐部”反而展现出《学灯》作为新文化公共论坛的角色，依然给考试制度的维护者提供发言机会。讨论中，王崇植先后发表4篇长篇论文提出：考试制度存在是合理的，但现实问题很多，制度需要改革。[17]同时，许应期、丁晓先等人也发表多篇文章声援王崇植，既批评传统考试的弊端，又表示“该欢迎一种正当的试验法”。[18]

五、凝聚思想精华的交流对话

1919年11月，当时的浙江新潮社主张废除中国传统孝道，其社员施存统在《新潮》发表《非孝》一文，张东荪遂发表评论提出商榷。文章见报后，施存统立刻致信《学灯》进行申辩。尽管他的来信在言语间带有青年的意气，但《学灯》仍把来信全文登出：“先生要批评我们，我以为应当代我们设想……我们浙江新潮社里几个人，都是普通教育没有受完全的中等学生。我们所发表的言论，不可当做根本的主张，只能当做请教的性质……我们小孩子做事，一定不很精细。”[19]张东荪的回信并未以前辈身份压制年轻人，也没有辩驳，而是借此引发关于“孝的问题”的大讨论，[20]在《学灯》开辟“讨论”栏广征文稿。

其实，这种读者和编辑互动讨论，甚至争论的情况在《学灯》并不少见，之所以愿意把迥异的观点完整地呈现给读者，既是因编辑部把平等交流的原则贯注于副刊运作的全过程，也因其在文化上的雅量和自信。

《学灯》不仅是读、作、编之间的互动平台，还是生产观点意见的原料工厂。其中，以对话式的“通讯”来稿最为典型，相比“青年俱乐部”“论坛”等栏目行文更自由，个人特征更浓，意见表达也更畅达。

1919年年底，新文化运动中的康白情和魏时珍就在“通讯”栏展开有关青年道德修养问题的激烈辩论。后，这两位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通过书信多次讨论青年修养问题，并把这些书信直接刊登在《学灯》“通讯”栏上，向读者公开其讨论结果。这场辩论在青年人中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以致很多人纷纷向《学灯》投稿参加讨论。虽然“对话”中各人持有不同观点，但都是以当时中国的青年状况和社会现实为基础进行思考，对读者提高道德修养大有益处。在灵活多样的“通讯”栏，既看到魏、康二人与青年读者间的平等交流，也看到各种与现代文明接轨的思想观念在中国青年中孕育、产生和成长的全过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键时期，《学灯》正是坚持以平等、开放的办刊理念，通过打造名牌栏目、广纳稿源为文化界提供沟通信息和交流思想的平台，构建了一个为新文化运动持续提供思想动力的公共论坛。

参考文献：

[1] [2] 李宪瑜.“公众论坛”与“自己的园地”：《新青年》杂志“通信”栏[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3）：32-44.

[3] 胡适. 文学革命运动[M]// 阿英.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集）史料索引. 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6：18.

[4] 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史（上卷）[M]. 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82.

[5] 三份副刊是《学灯》《觉悟》和《晨报》副刊。见胡适. 文学革命运动[M]// 阿英.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集）史料索引. 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6：18.

[6] 吴静.新文化运动在江南的传承：《学灯》社会关系网分析[J]. 国际新闻界，2010（9）：120-126.

[7] 学灯宣言[N]. 时事新报・学灯，1918-03-04（03）.

[8] 本栏启事[N]. 时事新报・学灯，1919-05-09（04）.

[9] 今后的学灯[N]. 时事新报・学灯，1921-08-01（04）.

[10] 本栏启事[N]. 时事新报・学灯，1919-05-23（03）.

[11] 本报特设学灯一栏预告[N]. 时事新报・学灯，1918-02-25（01）.

[12] 王无为. 各地文化运动的调查――批评之（一）上海报界的文化运动[J]. 新人，1920（5）：138.

[13] 黄仲苏. 改良本报的讨论[N]. 时事新报・学灯，1919-08-11（03）.

[14] 赵康.对于“教育革命”之管见[N]. 时事新报・学灯，1919-10-18（03）.

[15] 南京青年会学生自杀纪闻：因私有挟带而轻生[N]. 时事新报，1919-12-22（02）.

[16] 雪梅女士. 对于“废止学校现行考试法”的意见[N]. 时事新报・学灯，1919-12-30（02）.

[17] 王崇植. 我对于玄庐君的“考试与毕业”的讨论[N]. 时事新报・学灯，1920-03-07（04）.

新文化运动论文例2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上到处都弥漫着一种“国学热”,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都开始谈论起中国传统的问题,并以此作为一种时尚。可是,当我们面对着许多传统的缺失时,我们感叹,并要追根溯源找到问题的所在,“新文化运动就这样卷入了这场全民大讨论中。这几年常听到或看到一种议论,说新文化运动全面反传统,具有感情用事的非理性色彩,造成中国的思想危机;说“打倒孔家店”在中国文化史上带来一股“左”的思潮,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开启了的先河,等等。持这种论点者,国外、国内都不乏其人。

说起来,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与中国社会的“文化重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我看来,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对中国社会的“文化重建”是有积极意义的。

首先,在那个时代,文化革命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基础的改变,使得作为依附于这种社会制度的文化也不得不随之改变。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其理论基础的,其创始者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那时的中国是奴隶制瓦解之前的苟延残喘,而孔子作为那个时代的士大夫阶层的一员,所提出的理论自然是针对奴隶制社会的。后来,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走进了封建社会时期。其实,在处于封建初期的秦朝和汉朝前期,在中国文化中占有统治地位的是道家而非儒家。儒家的重新崛起是在汉代大儒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系统整理和改造,并被汉武帝极力推行之后的。董仲舒对儒学的重建,使得原本以奴隶社会为基础产生的儒家文化适应了封建社会的,而儒家文化也因此重获新生。

二十世纪初期,封建体制摇摇欲坠,而被封建统治者用作维护社会秩序和巩固统治而被极力改造的儒家文化,也面临着一场“抽根”似的危机。其实,新文化运动中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重建。只是,董仲舒的那一次是以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进行的,而新文化运动是以自下而上的革命方式进行的。

其次,新文化运动打破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形成的对于权威的迷信,使人们可以更好地“去粗取精”,改造传统文化。

从董仲舒改造儒学到封建社会瓦解,其间大概有两千多年。随着封建君主专制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儒家学说渐渐地发生了“质变”,成为专制主义与旧道德、旧文学的保护伞。从“天人合一”的“天命论”到倡导“三纲五常”的程朱理学,儒学从一种原本十分人性化的思想无奈地走上的扼杀人性的歧途,而这又导致了个人意识的泯灭以及对于权威的盲目崇拜,这毫无疑问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俗话说,“矫枉必先过正”,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才可以唤醒民众,实现个性解放。

新文化运动期间, 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说: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其实,由于封建社会的“潜移默化”,“国粹”早已被扭曲,到不如在那个时候一并打碎它――文化的东西是不会被本民族的成员所抹杀的,它最多只会“休眠”一段时间,等到适当的时间它自然又会苏醒,而且以一种更加饱满的精神去生长。我想当代的“国学热”就很能说明问题。国学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漂泊,终于又在社会中找到了归宿。而这一次,它将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因为它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的,现代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讨论,其实也就是对传统文化的重建,而这样的重建,必然会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内涵有了更加深入的把握,从而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当代找到它适合的位置以及存在的方式,为更好的发展奠定基础,其意义还是十分巨大的。

最后,新文化运动还将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引进了中国。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以科学和理性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提出无论什么事物,如果经科学和理性判定为不合理的,不适合现代社会生活需要的,即令它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表现了科学的大无畏精神。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理性主义而非感情用事的运动。当时提倡科学民主,提倡文学革命,都是服从于民族发展需要而作出的一种理性的选择。五四时期觉醒的青年们,正是最反对“盲从”,最反对“不求甚解,浑浑噩噩”,尽管手段有些激进,但他们追求的正是理性和科学的精神。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所以提出要采取“全盘西化”这样激进的方式,也是出于一种策略考虑。在当时的情况下,面对反动势力的层层威逼,我们的革命者们是无法安下心来,与他们大谈“一分为二”的重要性的,当时要做的,只是让整个中国知识界能够活跃起来,共同关注这个问题,参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从而在这种论战过程中达到宣传自我的目的。

新文化运动论文例3

中图分类号：D0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8/09-0026-04

作者简介：许益新（1989- ），男，江苏南京人，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共党史。

在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并日益成为主导。在此期间，反马克思主义势力先后对马克思主义发动了三次进攻，由此便爆发了和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陈独秀、李达等人和梁启超、张东荪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和陈独秀、李达同区声白、黄凌霜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经过这三次论战，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伪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界限，从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并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好了初步理论准备。本文将重点介绍在此期间的第二次论战，即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一、双方论战的几个焦点

1.社会主义运动之目标是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梁启超将欧美等国发生社会主义运动的原因解释为“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1］。在他看来，欧美工人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经济待遇，而非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这种解释将社会主义运动给庸俗化了。与此针锋相对的是，李达指出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就在于把资本主义这个“以自由竞争及私有财产为根本的社会组织永远除去”，从而“实行将一切生产机关归为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2］62。陈独秀则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动机就是“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3］87。社会主义运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是论战双方的根本分歧所在。

2.关于中国阶级状况的争论

新文化运动论文例4

新文化运动继承了戊戌维新时期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运动，并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推向了高峰。

与同时代大多数忧国忧民的年轻知识分子一样，陈独秀刚开始是倾心于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主张。但在1901年赴日本留学后，他接触了大量的新思潮，思想上逐渐由维新转向了革命民主主义。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到上海。面对封建复古思潮泛滥、袁世凯称帝的现实，他决定办一个 “思想革命”的刊物，在政治革命之前，首先“革中国人思想的命”。经过短时间的筹备，《青年杂志》诞生了。

二十世纪初，民主与科学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两个陌生的词。而陈独秀则在《敬告青年》和以后的一系列文章中，首先提出了反对封建复古思想，主张民主主义的要求，倡导“科学与****并重”。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就是提倡“民主”与 “科学”，也就是把“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 (科学)请到中国来，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全面“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陈独秀语)。提倡民主，就是提倡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以法国为榜样，反对君主制和军阀独裁，反对为****独裁政治服务的封建伦理道德。陈独秀十分崇尚西方的****平等、民主自由，热切希望中国能****封建****，实行西方国家的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伦理民主等。提倡科学，就是提倡看待客观事物的科学态度，反对迷信、盲从和武断，树立起积极、进取和科学的精神。

新文化运动论文例5

摘要：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民主与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实践的内涵，是无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众的民主主义文化运动。1915年《青年》杂志创办不是最初体现该历史阶段发展全部特征的重大历史事件，不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点，而是辛亥革命文化运动的承续。1919年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端。

关键词：五四新文化运动；内涵；标准；《青年》；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6-0157-004

在现有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共党史著作、文章中论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点问题时，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以1919年或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界标，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划分为前期与后期。这些论点几成定论，鲜有疑义。这些传统观点缺乏科学准确性，值得商榷。作为划分一个历史阶段的标准与界标至少应当遵循三个原则：一是必须包含有这一历史时期的全部内涵特征；二是这一历史时期必须具有同一历史层次与性质，不能将不同历史层次、性质的事件归结于同一历史时期；三是作为界标应当是最初体现该历史阶段发展全部特征的重大历史事件。只有同时满足以上三个基本原则，才能科学准确地确定历史阶段的界限。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办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点，1919年则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涵

对于1915年《青年》杂志创办以后文化革命运动的称谓，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绝大多数学者笼统地称之为“新文化运动”，如李新、陈铁健[1］13，王文权、刘天路[2］243等，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中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彭明在《史》中则称之为“五四启蒙运动”，侯外庐在《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思潮》中又有“五四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提法，等等。对于1915年至1923年这一时期文化运动的称谓与内涵存在歧异观点问题，已经有学者提出疑虑。然而在论述具有不同称谓的文化革命所具有的内涵特征时，诸多学者却又不约而同地以1919年或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界线，将其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性质的时期。前期的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掀起的以资产阶级民主与科学为武器的反封建主义旧文化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主要内容为提倡民主政治，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宣扬白话文、文学革命，核心是民主与科学。后期的文化运动在民主与科学的基础上逐渐转向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帝反封建为中心内容，成为日益与政治斗争结合的无产阶级新文化运动。将1915年至1923年的文化运动笼统称为一个概念“新文化运动”或“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不科学的。

我们在概括传统概念“新文化运动”全部内容时，很自然地从三方面认识这一运动：它是宣传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运动，它是造就新一代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反帝反封建的运动。就是说它包含有民主与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及反帝反封建的共产主义实践的内涵。从内涵所体现的性质来看，它已经是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1915年至1923年间的历史过程，并不是每一时期都包含有上述三方面的内涵特征。在1919年以前只是具备民主与科学的内涵特征，而这一特征在辛亥革命前后文化革命时期已经具有。1915年至1923年间明显存在两个不同内涵特征的阶段，因此无法用一个名称去定义、概括，否则就违背了历史阶段划分标准应当包含全部历史运动特征的基本原则。

将两个不同性质、不同内涵阶段的文化运动归并为同一时期，违背了划分历史阶段同一性原则。科学的历史分期必须具有同一的分期指标，不允许在同一分期体系中出现不同性质的标准；不仅性质标准同一，而且应当处在同一概念层次上，不能在同一层次划分时出现分期指标概念上的相互从属现象。从诸多学者对这一运动的认识看，之所以称之为“新文化运动”，是相对于封建主义旧文化的资产阶级民主新文化及相对于资产阶级旧文化的无产阶级新文化。若要将其统一为一个历史阶段，则当属资产阶级民主文化革命时期的大概念（不分新旧民主主义阶段）。然而这是用“资产阶级民主文化革命时期”更高层次的标准来界定1915年至1923年间的文化运动。另一方面，诸多学者论述“新文化运动”的内涵标准时，又不得不起用该时期更小层次的标准将其划分为两个不同性质的阶段。因此，在应用文化思想历史分期标准上存在扩大与缩小标准界线的矛盾。

由于诸多学者是以相对于封建主义旧文化来说“新文化运动”的内涵、作用，以致在划分历史阶段标准上缺乏普遍性与相对性相结合的原则，只注意了历史阶段标准的普遍性意义方面，而没有注意到历史阶段划分的相对性。我们无法以“资产阶级新文化”这一标准区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与前后其他时期的差异性特征。以大的范畴而言，从到1949年的文化均属于资产阶级新文化时期，而1915年至1923年只是其中的一段。这一命题违背了划分历史阶段标准上普遍性与相对性相结合的原则。

将1915年至1923年的文化运动称为“新文化运动”，其概念本身存在指向不明确、模糊的问题，因而缺乏科学性。在中国近代史上，相对于旧封建文化的前期新文化思想运动至少有三个阶段，、辛亥革命及时期。辛亥革命在思想上是以宣传民主科学、反封建传统思想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单纯以新文化运动来称谓1915年以后的文化运动显然会产生歧义，故而学者在著文时往往不得不辅以其他文字说明，这不利于对文化运动阶段性发展的理解。

为完整体现具有民主科学、马克思主义宣传与实践的时代内涵特征，笔者主张以已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来称谓具有以上内涵的历史阶段，而将此前的历史阶段称为“辛亥革命文化运动”。

二、1915年《青年》杂志创办不是五四新文化

运动的起点

1915年《青年》》杂志创办以后几年间的文化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所倡导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文化革命，也只是辛亥革命文化运动的继续。辛亥革命使中国政治经济出现了一次重大变革，引起了社会各阶层思想观念的变化，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新观念日益为人们所接受与追求，显示了中国政治文化的新趋向，人民心理更趋向于共和，掀起了又一轮文化思潮。现有大量研究成果已经表明，1915年9月至1919年的文化运动依旧是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知识分子倡导和参与的思想启蒙运动，与辛亥革命前后文化运动的参与者相比较并没有发生重大实质性变化；就其政治革命主张整体说来，他们没有超越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915年至1919年在文化运动性质上也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与辛亥革命前后时期保持了连续性，没有任何改变。陈独秀在《新青年》3卷4号上曾明确声明：“愚固迷信共和，以为政治之极则，政治上有共和，学术上有科学，乃近代文明二大鸿宝也。”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由中国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革命转变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运动，并且使原先的文化革命增加了反帝的新内容，出现了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在整个文化革命中，资产阶级已经不再居主导地位，无产阶级开始成为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成为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政治、文化上的分界。

1915年《青年》杂志创办后的文化运动所宣传的内容体现出的内涵特征与辛亥革命前后文化运动是一脉相传的，我们没有理由人为地将其割裂为两个不同历史时期。1900年至1919年前的文化运动不仅在性质上没有任何改变，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内容上始终保持着辛亥革命思想文化的延续性、承接性。1915年《青年》杂志创办以后，文化运动所涉及的内容在1915年以前都已经提出了，辛亥革命前后就已经开始宣传倡导民权与科学思想，“民权革命”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主要的口号，《科学世界》、《科学》杂志对自然、社会科学知识及科学方法、精神的宣传影响深远；辛亥革命前后就已经提出了反对封建专制礼教旧文化，并且在文学上进行了广泛的白话文、文字改革，出现了大量的白话文报刊杂志，倡导俗话文学，反对浮风、陈腐旧文风，章太炎就主张树立朴质新鲜的新文风。从民主科学思想的宣传到文学革命思想的阐发，1915年以前文化运动的内容并不逊色于《青年》杂志创办以后的一个较长时期。1915年《青年》杂志创办前后的文化运动在性质、内容上具有同一性，没有必要将其分割成为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1915年以后文化运动的广泛性、深刻性及形式上都与1915年以前的文化运动一样，体现出不彻底的局限性。我们清楚地看到陈独秀等《青年》杂志的撰稿人是辛亥革命运动的直接参加者，由于作为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思想本身的局限性，使1915年以后的文化运动也没有能够超出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这一时期，他们忽视人民群众，只能把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当中，采用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宣传教育方法，因而所产生的作用、范围仍然与1915年以前相同，对于广大的工农群众的触及力很小。我们过去通常在评价这一运动时说它是一场马克思主义宣传运动，造就了一代与工农相结合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则是针对1919年以后的文化运动，此后的文化运动无论在宣传形式、广度及深度上，较之于前有很大的进步。

就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办事件本身而言，它不具备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帝反封建性质等全部内容特征，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征的最初反映，不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点的标志性事件。同时，它也不是辛亥革命文化运动性质特征的最初反映，在该事件之前旧民主主义文化思想革命内容业已呈现，并不断发展成熟，故而1915年9月也不能成为旧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开始。也可以说，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办事件不能成为传统时间范畴意义上“新文化运动”（1915-1923）的开端，我们不能过高地评价《青年》杂志在文化思想史上阶段性作用与地位。

三、1919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点

1919年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终结，这一运动已经具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全部内涵特征，标志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帝反封建为核心内容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开始具有新民主主义特征。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而深远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从此中国革命政治文化指导思想不再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以前文化运动的主流是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即所谓的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以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与刊物大量涌现，无产阶级在领导文化运动的过程中把反封建与反帝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文化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反帝反封建实践开始成为中国文化革命新的主要内容。虽然1918年已有著《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介绍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但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规模、深刻程度与辛亥革命前后比较并无多大的改变，与1919年以后的状况更是不能同日而语。正如邓颖超在纪念60周年时的座谈会上所说：“我看了一些材料，里面说是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受马列主义的影响。说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这符合事实，可以；但说受马列主义影响，就不完全符合事实。我们许多人参加时知道十月革命，但还不懂得马列主义。”[3］2我们不能说在1919年以前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文章就认定其进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如我们不能把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对马克思学说、社会主义思想的介绍称为马克思主义宣传运动的开始一样。《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中国文化性质时说过：“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以1919年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点标志，也符合诸多老革命家、理论家的解释与认识。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指出：“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艾思奇也认为：“作为文化革命运动，和以前的文化运动也有根本的不同。以前的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它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五四文化革命运动以后的情形却不同，这个文化运动主要地已不是资产阶级文化对封建文化的斗争，而是以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主力和指导思想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运动。”[4］287

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是最初具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征的重大事件。列宁在谈到历史分期时指出：“我们只是大致地以那些特别突出和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作为重大的历史运动的里程碑。”[5］144所具有的伟大意义和历史地位是十分清晰的，它属于特别突出和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也是明了的，无须累叙。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注入了崭新的内容，已经具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全部内涵特征，也是最早反映这些内涵特征的重大历史事件。以1919年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端的标志，既符合历史事实，亦符合历史分期划分的标准。

参考文献：

［1］李新，陈铁健.伟大的开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2］王文泉，刘天路.中国近代史（1840-1949）［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新文化运动论文例6

中图分类号：D8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65（2013）02-0048-07

生态新社会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社会兴起的以生态运动、和平运动、人权运动等为代表的且不同于传统工人运动的群众抗议运动总称。这种新运动形式的兴起，不仅对西方社会现有的体制、政策和权威构成了挑战，而且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弊端进行纠正，从而成为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与此相应，伴随着依据马克思主义视角解释社会运动的传统理论的式微，阐释生态新社会运动产生与发展的各种理论模式也相继出现。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就是用来描述和解释60年代中后期在欧美国家兴起的诸多新型社会运动形式的理论术语或理论流派。90年代之前，欧美学者由于理论兴趣、研究主题方法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路线： 欧洲研究路线与美国研究路线。欧洲学者倾向于从历史与社会变迁的角度解释生态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与发展，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欧洲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模式。美国学者为克服心理学研究路径的缺陷，提出了资源动员理论与政治进程理论。90年代以后，欧美学者在资源动员理论与政治进程理论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社会建构理论与文化建构论。本文试图对各种理论流派的西方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内容、发展动向进行论述，以期对西方生态新社会运动有更清楚的认识与理解。

一、欧洲的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

欧洲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主要致力于解释生态新社会运动与西方社会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其理论兴趣可以分为两种倾向：一是着眼于社会派系结构，二是着眼于社会意识层面的变化。也就说，对于生态新社会运动的解释，不仅关注运动的结构性动因，而且还应理解生态新社会运动的文化意义。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包括法国学者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德国学者于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与克兰斯・奥菲（Claus Offe）、意大利学者阿尔伯特・梅卢西（Alberto Melucci）。

图海纳根据文化模式、投资和核心冲突的类型，将现代社会区分为商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并认为生态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是与后工业社会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新的社会类型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新的文化和场域。Buechler， Steven M， New Social Movement Theorie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6：3（1995：Summer） pp.441-464.哈贝马斯与奥菲均是从合法化的视角来解释生态新社会运动。哈贝马斯把社会分为系统和生活世界，认为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以及由此而来的合法性危机，加强了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由此导致了“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原有的联系和忠诚，使人丧失了自我认同（ 身份），发生了异化。曾特清：《哈贝马斯新社会运动理论述评》，《太平洋学报》，2012年第4期。而生态新社会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反对政治和市场对生活世界的殖民，重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忠诚和认同。梅卢西在哈贝马斯提出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基础上，把当代社会描述为一种高度分化的体系。他们尤其特别强调集体认同感的建构是生态新社会运动最核心的任务，认为生态新社会运动是以个人认同以及决定私人领域和情感生活的权力为诉求，来反对国家和市场机制对社会生活的侵犯，反对系统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操控。

除此之外，欧洲学者还借用美国社会政治学者罗纳尔德・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其1977年所写的《寂静的革命――西方公众变化中的价值观和政治方式》一书中所提出的“后物质主义”概念来分析西方生态新社会运动的产生，由此形成了后物质主义理论。英格哈特认为，随着社会结构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或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变，人们的价值观相应地也发生了“静悄悄的变化”，即也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与非常注重社会、经济、政治上安全保障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明显不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注重自我实现、生态保护等非物质诉求的实现。因此，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出现就构成了生态新社会运动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心理基础。Ronald Inglehart，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由此不难看出，欧洲的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强调的是社会变迁、社会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及文化、认同感、合法性在社会运动产生与发展中的作用。注重从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变迁与微观层面的价值观念变化去解读生态新社会运动，从而为理解生态新社会运动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运动理论的新视角。尽管如此，这一理论范式仍是有缺陷的，欧洲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家不仅忽视了运动组织在运动产生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忽视了不是从左翼起源的社会运动，并且对于当代一些右翼社会运动也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

二、美国的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

（一）资源动员理论

资源动员理论是美国学者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和迈耶・扎尔德（Mayer Zald）在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所涌现的大量新社会运动进行反思和总结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麦卡锡和扎尔德以经济学家麦克・奥尔森（Mancur Olson）的 “成本收益的权衡是集体行动理论的核心”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这一命题为基础，在1970年发表了《社会运动在美国的发展趋势：专业化与资源动员》和《资源动员和社会运动：一个局部的理论》两篇论文，由此奠定了资源动员理论的基础。该理论从资源动员的视角出发，不是关注新社会运动为什么会发生的问题，而是关注个人动机如何通过社会运动组织的动员努力转变为参与行为，关注新社会运动是如何被组织起来以及为什么一些新社会运动类型会成功而另一些却失败的问题。也就是说，资源动员理论关注的是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中运动行为者如何获得可利用的资源以及行为者可以采取的手段等问题。其中尤其关注新社会运动产生过程中可利用到的资源及专业运动组织的关键作用。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与戴维・斯诺（David Snow）均是资源资源动员理论最具影响的发展者。在资源动员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个主要的研究方向：一是运动的资源动员，二是运动的动员背景。就生态新社会运动而言，前者认为生态新社会运动的成功与否依赖于其可以利用的资源，其中既包括实体的、有形的资源，还包括象征性的、无形的资源。具体来说主要包括道德资源（moral resources）、文化资源（cultural resources）、社会组织资源（socialorganizational resources）、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s）、物质资源（material resources）五种类型。后者认为生态新社会运动的成功得益于运动资源的同时，也取决于新社会运动的社会背景。这一背景包括两方面：一是所在的政治体制的开放性或压制性；二社会运动产业内部关系以及社会运动部门之间的关系。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现状与范式》，《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前一方面指政治体制的性质，如开放的、多元的抑或封闭的、极权的政治体制对环境运动、反核运动以及和平运动等之类的生态新社会运动在动员方式、组织形式以及斗争方式等方面会带来何种影响。后一方面主要是指生态新社会运动与一些环保组织或其他社会运动组织之间的关系。

早期资源动员理论主要强调资源动员的意义和作用，但忽略了社会心理层面、集体认同等非物质资源因素的作用。90年代以后，在受到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等学者的批评后，斯诺等学者进一步拓展资源动员的内容，不仅重视成员与组织在资源动员中的作用，而且强调文化和认同因素在社会动员中的作用以及媒体与社会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由此，资源动员理论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即从资源动员向框架动员扩展。

（二）政治过程理论政治机会结构

政治过程理论是西方学者在质疑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假设以及接受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系统解释生态新社会运动与国家力量之间关系的运动理论范式。政治机会结构是政治过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彼得・艾辛格（Peter Essinger）、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等学者都为此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彼得・艾辛格比较早地对“政治机会”进行了论证，他于1973年最早使用“政治机会”这一概念对美国城市抗议活动的进行理论分析。他解释了60年代在美国43个城市中出现的基于贫困和种族问题的集体动员，这种动员的概率与城市的机会结构有关。查尔斯・蒂利提出“政体模型”（polity model）的分析视角，认为不同的政治条件有可能形成不同的机会或者威胁，进而影响挑战者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形式。Charles Tilly， “Social movement and national politics”in Charles Bright and Susan Harding eds. Statemaking and social movement，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4根据这个模型，任何一个成功的社会运动都必须包含以下四个因素：动员网络、政治机会结构、斗争手法以及集体行为框架。其中，政治机会结构是政治政体模型理论中的核心部分。西德尼・塔罗创造性地把政治机会结构与抗议循环周期联系起来，试图解释为什么在某些特定的时期，不同类型的抗议都同时出现。Sidney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提出了政治机会结构的四要素说：政治人口、精英分裂、精英联盟和国家镇压。SidneyTarrow， Democracy and Disorder： Protest and Politics in Italy 1965-75，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汉斯皮特・克雷西（Hanspeter Kriesi）等认为，政治机会结构应包括国家的冲突向度结构、正式的制度结构、主导性的国家战略和政治联盟结构。Hanspeter Kriesi et al.，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 pp.26-82.而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则将其概括为：制度化政治体系的开放性或封闭性、政党联盟的稳定或不稳定、精英联盟的存在或缺失、国家对社会运动压制的能力和倾向。Doug McAdam， “Conceptual origins， Current problems， Future directions”， in Doug McAdam et 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3.就生态新社会运动而言，国内学者郇庆治认为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主要有四个要点：一是环境关切及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分裂；二是自觉意识并集体组织起来的绿色社会政治抗争；三是政治制度系统内部特别是政党格局的构型；四是环境友好政党的执政与在野地位。郇庆治：《“政治机会结构”视角下的中国环境运动及其战略选择》，《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90年代，西方学者对政治机会机构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进行跨国研究，在重视静态层面的机构特征的同时，更加强调政治机会的动态演变Sidney Tarrow，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17-18；Stat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Political Structuring of Social Movements，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1996，pp.41-61.；二是国际层面的政治机会开始受到重视Doug McAdam et 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三是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涉及文化与性别因素Rita K.Noonan，Women against the State：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nd Collective Action Frames， in Chile’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Sociological Forum， （Vol.10.No.1，1995），pp. 81-111.。当然，随着研究的深入，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所包含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主要面临的困境有三个：政治机会结构的概念界定非常混乱，政治机会的运作机制含糊不清以及如何处理政治机会的客观事实与主观认知之间的关系。朱海忠：《西方“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尽管如此，从70年代以来，政治机会结构理论一直是解释生态新社会运动产生与发展的重要理论范式，并在80、90年代占统治地位。

三、美欧合流后的西方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欧洲和美国的学者在生态新社会运动的研究上一直是平行发展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20多年，直到80年代中期，大西洋两岸的学者才开始学术交流，初次的交流让欧美研究生态新社会运动的学者均大吃一惊，面对同样的生态新社会运动，双方的观点竟有如此不同的认识与理解。在这种情形下，双方开始了一个相互学习与交流的过程，通过频繁的几次学术会议，欧洲的学者开始越来越重视美国的实证研究路线，而美国的学者也重新发现了文化、认同感、话语以及价值观在生态新社会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此，欧美学者在生态新社会运动研究的方面走向了共同发展的道路。90年代以来，关于生态新社会运动的研究，欧美学者大致形成了四种理论取向：政治机会结构、资源动员结构、社会建构理论以及文化理论。由于前两种理论流派上文已经作了阐述，本部分重点介绍后两种理论流派。

（一）社会建构理论

80年代中期，西方学者关于生态新社会运动研究的范式出现了一个变迁，即从占统治地位的功利主义导向的资源动员理论向以意义建构和象征为主要切入点的社会建构论转变。这一范式的转变既得益于研究生态新社会运动的西方学者对其他学科最新理论成果的借鉴，又得益于北美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欧洲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家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批评，同时也是对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补充与发展。社会建构理论主要涉及五个不同的分析框架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1-97页。：

一是道格・麦克亚当的认知解放。麦克亚当用“认知解放”来指称集体行动潜在参与者中间出现的意识转变，并把变动的政治状况看成是生态新社会运动参与者认知解放进程中的一个决定性的推动力。因为它促使政体成员和运动参与者这两者间之间关系的象征内容发生了变化。当一个政治体制的成员们改变了他们对待某种生态新社会运动类型的态度时，该运动参与者就会认识到政治状况的变化为其动员活动所带来的风险或益处，从而灵活地选择运动的方式。

二是威廉・甘姆森（William Gamson）的公共话语。90年代以来，伴随着大众媒体在现代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日益突出，西方的生态新社会运动也日益卷入到了一场围绕意义和解释而展开的象征斗争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甘姆森认为大众媒体对生态新社会运动的动员非常重要，离开了媒体话语，就无法理解生态新社会运动的动员潜力的形成与激活。

三是贝尔特・克兰德尔曼斯（Bert Klandermans）的共意形成和共意动员。前者关注一个生态新社会运动者有意识地在一个总体人群中的某个亚群中创造共意的努力；后者关注的是社会网络和亚文化中意义的融合，其中包括一个在社会中形成生态新社会运动的动员潜力的情境中的共意动员和生态新社会运动开展运动动员情境中的共意动员两个层面。换句话而言，生态新社会运动的动员不仅要产生出一群容易接受其运动理念（如平等、自由、环保等）并参加生态新社会运动的个体，而且还要有具体的、足以让人信服的生态新社会运动目标和行动方法，从而激活生态新社会运动的参加者积极地投入到运动的行列中。

四是斯诺的框架联合。斯诺及其合作者试图用“框架联合”这一术语描述个体参与者的认知框架是如何变得和生态新社会运动组织的意识形态框架协调相一致的。生态新社会运动是通过力图动员潜在的支持者和成员、积蓄旁观者的支持等方式来架构相关的事件和状况的。在生态新社会运动的动员过程中，运动组织试图把运动参与者个体的解释和它们自己的解释联结在一起，从而使这两者的解释能够相互一致且相互补充。斯诺认为框架联合的过程可以分为框架沟通、框架放大、框架扩展、框架转型四个不同的过程。David Snow， et al，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6（51），pp464-481.框架沟通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在结构上不相干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相近的框架之间的联结。这种联结既可以发生在不同的生态抗议组织间，也可以发生在一个环保组织内部和若干环境活动者之间。框架放大是在运动过程中，生态新社会运动组织为了动员那些在价值观等方面有一定认同的旁观者或同情者而进行的宣传活动。框架扩展是生态新社会运动为了扩大运动的规模和范围，与那些在价值观、运动目标相似的组织，通过框架的沟通建立起抗议的联盟，而面对那些在价值观、抗议目标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的组织时，则通过框架的扩展过程，对自己的运动目标和话语进行一定的改造，以便与其他运动组织能够达成认同。框架转型是指生态新社会运动在运动过程中对不合时宜的行动框架进行纠正，重新提出新的行动框架。在这四个过程中，斯诺认为框架沟通是当今生态新社会运动组织最常用的联合方式。

五是梅卢西的集体认同感。梅卢西认为社会运动本身就是社会建构。他把社会运动看作是运动者借以生产意义、相互沟通、协商和制度决策的一个过程。就生态新社会运动而言，运动者在表达诉求的时候，往往会形成独特的标志性的东西（如标记、标杆性人物、物品等），从而让自己或旁观者能非常顺利地识别出运动团体和组织的特性来。不仅如此，这些标志能够在参与者中间形成、强化和维持一种认同感，彼此相互信任，从而维持运动的展开。此外，在运动过程中，运动者还通过戏剧化的表演来强化参与者的认同。如60年代以来的反核运动与环境运动，运动者经常在抗议时经常举行戏剧化的表演，模拟核爆炸或环境破坏给人类带来的灾害景象，以增强人们对运动目标的认同。

社会建构论这五个分析框架共同关注的是动员的象征层面，但是却涉及生态新社会运动动员过程的不同部分，或者关注个体行为，或者关注集体行为。但是若把五个分析框架综合起来，可以说社会建构论是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发展方面的一个新的重要成果。因为，就整体而言，该理论在空间轴上顾及到了微观的个体、中观的组织、宏观的社会文化三个不同的层次，相对于先前只关注生态新社会运动某一层面的理论流派而言，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进步。

（二）文化理论

新文化运动论文例7

【中图分类号】g8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09(2010)06-00-02

篮球运动的蓬勃发展和篮球项目在竞技运动中地位的不断提高,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篮球工作者和科研人员对篮球运动科学研究的热情和兴趣。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国篮球运动理论的科研成果从观念的变更、新理论的形成、技战术的创新、训练手段的改进、教学方法的改革、器材的更新、选材的科学化、多学科的渗透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开拓,为我国、乃至世界篮球运动理论的发展奉献了许多经典之作。

对我国篮球运动科研论文的生产规律和分布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评估、预测篮球运动的研究水平和发展动向,确定研究重点和调控研究方向,促进我国篮球科研理论建设的全面、深入发展;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国篮球运动研究队伍的基本状况,为发现、培养和造就一批中坚研究队伍、扶植青年学者,组织和协调这支队伍进行重大课题研究等提供事实依据。

1 研究对象

1999-2008年间《

3.4.3 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定量研究及交叉学科的综合性运用增多

篮球教学研究是篮球科研工作的难点。此类研究通过教学理论在篮球教学中的作用,探索篮球教学中的特殊规律,寻找符合现代教育发展规律的新方法、新理论,以求达到最优的教学效果。过去的十年里,篮球教学的科研文献较以往增多了定量研究与交叉学科间的渗透研究,更具说服力。其内容也涉及教学计划和制定、教材教法设计、考核方法和标准、教学设备仪器研制及学生能力培养等诸多方面。

3.4.4 职业化、市场化研究:更加注重其现实意义

我国篮球运动职业化不过十余年左右,其研究领域也因为要涉足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进行综合分析,一直以来是篮球科研领域的薄弱点,研究成果较少。1998年后伴随着我国篮球运动职业化的深入,广大的篮球科研人员开始紧密结合相关的国家法规政策、体育市场、社会环境,针对这一领域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所著文献也从实际出发,着力于解决篮球职业化、市场化中出现的关键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3.4.5 篮球文化研究:百花齐放、欣欣向荣

篮球运动的文化属性已被学界认可。[2]从文化学的视角研究篮球运动、认识篮球运动,可以拓展研究思路和研究领域,可以促进我国篮球运动的快速全面发展,这一趋势已逐步达成共识。目前,从有关篮球文化研究文章的数量来看,呈逐年递增趋势,说明当前篮球文化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其研究内容除论证篮球运动的文化性,还涉及到篮球文化的概念与篮球文化的结构等。特别是部分学者借鉴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领域的知识,以新的思维、新的视角对篮球运动的文化内涵、结构、特征进行梳理和重构,产生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著作。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十年来我国篮球科研论文刊发量呈波浪形发展态势,存在一定的自发性和变化的无序性;篮球科研的方法有一定创新,但还是以传统方法为主。

2)我国篮球科研工作队伍已经形成,但高产活跃作者群的相对薄弱,核心著者群仍处于形成阶段;作者以高校教师发文量居多,且以副高级、中级职称为主体。

3)现阶段,我国篮球科研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篮球技战术、训练竞赛、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职业化、市场化、篮球文化等领域,但有关场地、器材、规则方面的研究论文有所欠缺。

4.2 建议

1) 加强篮球科研队伍的建设,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提高论文质量;培育核心作者,增加核心作者和提高其论文平均产出率。

2) 篮球科研必须从篮球运动实践的发展需要出发,拓宽视野,端正动机,防止急功近利地拼凑和重复研究;注重运用交叉学科的基础知识,加强与篮球运动一线的运动员、教练员等的合作,使科学研究与实践相结合,才有利于科研成果的转化。

3)各级决策部门要有目的地进行篮球科研立项,加大对篮球科研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产;建立制约和激励机制,鼓励更多正高级科研人员积极投身科研,多出成果、出好成果,避免人才资源的浪费。

新文化运动论文例8

1.　向外：德国，还是德国

「战国策派的理论资源皆来自德国：从作为「战国策派的 历史 观和 方法 论的文化形态史观，到作为他们的 哲学 观和哲学基础的意志哲学，到他们追慕的「狂飙运动，无一不然。这是同「战国策派对世界先进思潮先进文化的认识分不开的──他们认为欧洲文化中日尔曼文化才是主流，过去介绍西方文化多偏重英、美文化是偏颇的做法，所以他们要「用介绍德国文化来补救这缺点3。

「战国策派三员主将亦从不讳言他们对德国文化的热爱。林同济视「尼采的《萨拉图斯达》为自己最爱读的书4，甚至专文批评了当时一些翻译中歪曲尼采（f. w. nietzsche）的现象。雷海宗更是从30年代起就运用「文化形态史观来观照历史和现实的「中国学界第一位的形态历史家5。被称为「长篇小说七大家6的陈铨也表示，「中国近几十年对于英美派的思想，已经普遍介绍，稍微懂得一点新思想的人，除了英美派思想以外，就无所谓思想，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要来介绍德国思想，当然要引起一般人的惊骇反对7。就「战国策派成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诸人等来讲，很多也都是留德出身。

其实中德之间的文化交流很早就开始了，这有陈铨的《中德文学 研究 》为证。而两国的自主交流则要到十九世纪后半期，这之后几乎每一时期都有一个或几个杂志（报纸副刊）成为德国文化的重镇，构成了一定的代表性。有关当时中德交流盛况的论述也很多，如柯伟林（william c. kirby）的《政府与纳粹德国》8，陈意新的〈中德关系与中国现代化模式〉9，丁建弘、李霞的〈中德学会和中德文化交流〉10，刘殿君的〈三十年代中德军事关系及其对中国抗日战争的 影响 〉11等等，季羡林的《留德十年》12、陈西滢的《西滢闲话》13也提及当时留德的风气之盛。

「战国策派的出现正是中德交流的必然结果。「战国策派的一个显著特色，也在于它虽然有许多文章出自美学家或文艺家的手笔，但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美学或文学团体，对德国文化中的审美精神的 时代 性和现实意义的关注才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对德国启蒙时代的思想革命对中国人的启发意义，以及尼采所提倡的带有审美主义色彩的权力意志与酒神精神对中国人的意义，这些文章都予以高度的重视与强调14。如陈铨所言：「谈现代德国史，我们必须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希特勒的侵略必须****，必须指斥，但，十八世纪以来，普鲁士 政治 家如何把德国民族化分为合。化弱为强，化无能为光荣，整个过程中，大有可资我们借鉴之处的。15从中可以看出「战国策派之所以热爱德国文化，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能从中学到民族自强之道。

2.　向内：臧否五四？继承五四？

「战国策派因它理论的新奇偏僻和对战争双方性质的淡化引来了巨大的非议，而它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胆臧否，则加剧了当时的左倾文艺阵营对它的恶评。虽然在实际上，「战国策派给了「新文化运动总体以相当高的评价，但它又一直耿耿于怀「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像德国的「狂飙运动那样形成一种民族意识普遍觉醒的运动，使中国失去了借欧战后短暂的和平局面来积蓄力量的机会。

但以「战国策派批评最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来返观「战国策派自身，却常常意外地在表现僻异的「战国策派身上发现主流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内容 ：政治民族主义的目的、文化决定论的手段、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省、功利主义文学观。这种对比是有趣的，它既有助于我们对「战国策派较深层文化特质的认识和把握。而由二者的这种内在联系、似与不似，也会使我们更容易理解「战国策派，感受到「战国策派同人的拳拳爱国之心，体会到40年代知识阶层的普遍的文化反省品格。

2.1 　反思五四？

「战国策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和反思主要体现在林同济的〈廿年来思想转变与综合〉16、陈铨的〈与狂飙运动〉17〈论坛·二十年前的错误〉18和雷海宗发表在《周论》上的〈五四献言〉19这几篇文章中，尤以林同济、陈铨的文章最有代表性。陈铨在小说《狂飙》20中，也借小说人物李铁崖之口表达过自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看法。

林同济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旨与母题就是个性的解放，这种解放在当日是绝对必需的，但 社会 上实际行为的表现却是，「一方面总嫌是个性不够伸张，个性不够活跃，另一方面却又感到决篱屏藩，流弊已甚。正所谓旧的秩序已经否定，新的秩序无法诞生。所以五四的作风必须向另一条路线转换，要由「个性解放的要求一变而为集体生命的保障。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里含有民族集体的意识，「 目前 民族生存运动的高潮中也依然保留并且应当保留个性解放的种子，这正是文化及思想潮流的连续性和互动性的表现，但是不同的时期应该有不同的注意点和重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毛病并不在其谈个性解放，而在于它「不能把这个解放放在一个适当的比例来谈，放在民族生存的前提下来鼓励提倡21。

陈铨则拿德国狂飙运动来观照「五四新文化运动，得出后者的影响和成绩远远不及前者的结论22。他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的先知没有认清时代，以致犯了三个错误：把战国时代误认做春秋时代、把集体主义时代误认做个人主义时代、把非理智主义时代误认做理智主义时代。

雷海宗认为「对于旧思想旧传统的重新估价，对于新思想新潮流的热烈介绍的「新文化运动尚未结束，「今日仍需珍视自由探讨的精神，虚心 学习 ，以「完成五四一代留给我们的重大使命23，已然以继承者为己任。

从「战国策派的诸多论着来看，「战国策派同人出于对世界局势的大致体认，得出当今世界「角于力24的结论。他们认为要想立足于强国之列，就要吸取尼采哲学，反思传统文化，锻造新的民族性格，从「立人到「立国。他们反复批评 「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还是希望能把个人主义这块好钢真正用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块刀刃上。在林同济们看来，真正的个性解放与集体团结是不冲突的，「个人与集体之两宗，质虽异而用则合25。所以「战国策派的理想局面就是一个个强大的个人支撑起一个强大的国家，重心落在国家上。

2.2　似与不似

「战国策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最大的歧异，应该是一方强调集体主义和国命整合，一方强调个人主义。但是，二者的民族主义的内在前提和基本归宿已使得他们的差别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大，艰难的时势迫使他们做出了共同的选择26：

中国社会的兴盛与灭亡实际上正是几代启蒙思想家的最基本的思想动力和归宿，无论他们提出甚么样的思想命题，无论这个命题在逻辑上与这个原动力如何冲突，民族思想都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存在，一种绝对的意识形态力量。

有论者言：「由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主观观点来看，他们的确是把个人主义的诸价值当作『价值。但是他们立刻将此『价值变作反传统思想的依据，且认为这些『价值是与民族主义并行不悖的。正如许多中国第一代知识份子一样，五四反传统主义者以为个人主义的诸价值对于促进民族主义目标的实现，能发生有效的功能27。

就连二者用来达到民族主义目的的手段也是一样的，这就是他们都相信文化决定论，都希望通过再造文化以达到民族自强的目的。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都赞同法国孔德（auguste comte）的观点「要想政治改良，非先把思想变了，风俗改了不行28。《战国策》也在其编者注中称，「重新估量我们的文化传统，是抗战路程上日加迫切的必须工作29。他们认为，站在民族生命长久发扬的岗位看去，抗战的最高意义必须是整个文化的革新。

「五四新文化运动用「人的解放、「民主、「 科学 等各种「新思想批判和否定了

同样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省，相比之下，几十年后的「战国策派要客观冷静理性，也深入得多，可以说，他们是拿出做学问的工夫来 分析 研究 传统 中国 文化，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像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本来就是他的一部学术专着。而「新文化运动主将更多是从伦理的角度来批判传统文化的，它与个人经验联系密切，如胡适所言，「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 科学 的 方法 来做整理的工夫34。无疑，「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开拓工作的艰巨性而倾向于前一方面，「战国策则相对偏重于后一方面，但两者都意图「培养出一个健康地民族，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有光有热的文化35。

「战国策派认为，传统礼教在权威制度方面的束缚性已因 时代 的大变革、新思想新文化的介绍、一切事业近代化的推行而逐渐减削其势，现在的 问题 是「如何从旧礼教的破瓦颓垣里，去寻找出不可毁坏的永恒的基石，在这基石上，重新建立起新人生新 社会 的行为的规范和准则36。在中国谈改造运动需要「制度化和专家化及新战国时代新公民道德的培养37，「有勇气将民族弱点加以修正，方能说到建国38。所以才有了「战国策派的〈君子与伪君子──一个史的观察〉39、〈五伦观念的新检讨〉40、〈中西人风格之一比较〉41、〈力人──一个人格型的讨论〉42、〈大夫士与士大夫──国史上的两种人格类型〉43、〈士的蜕变──由技术到宦术〉44、〈官僚传统──皇权之花〉45、〈中饱──官僚传统的一面〉46、〈无兵的文化〉47、〈嫉恶如仇──战士式的人生观〉48、〈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49、〈文化的改建──人生观的改建〉50等等的持久关注。在这些充满思想和锐气的文字里，我们常会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子。如陈独秀〈除三害〉51、一湖〈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罪恶〉52是可以与「战国策派诸文章互相参照着读的，关注则一，然深浅立现。其他如〈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分析认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与其说是由于儒学，不如说是由于道家53，也极类鲁迅「中国之根柢全在道教54之说。

真正的不同还在于，「战国策派有较统一的方法论，这就是他们从德国文化中学来的「文化形态史观。他们由「文化形态史观，得出「战国时代重演的结论，所以要求恢复国民在战国时代的血性和气质，要去 历史 中寻找当日的「贵士传统怎样走到今天民生雕敝 政治 腐败外敌入侵的境地的因由。相比之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由千差万别甚至许多是相互矛盾的思想学说构成的，在政治、伦理、 哲学 和文学等方面呈现了一种「无序而矛盾的特征55。「战国策派成员之间的些微歧异与「新文化运动内部的众声喧哗比起来，简直都算不了甚么。几十年后的「战国策派用更加清晰的语言表达了几代人的梦想：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和文化的再造繁荣。当然，时局的危急使得他们的呼声显得急迫地多。

实际上，「战国策派始终都有「新文化运动的某些影子，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后期的某些影子。以「战国策派臧否「新文化运动最厉害的一点──「新文化运动盲目宣扬和平主义贻误了备战──为例，「新文化运动在较早些时候，尤其是在一战刚结束时，舆论界确实是一片「去兵之声，陈独秀甚至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称，美国总统威尔逊「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56。可是不久发生的山东问题就迫使陈独秀改变了这一看法，他认为国民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种就是「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他解释说57：

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人所压。我们不可不承认托尔斯泰（tolstoi）的不抵抗主义，是辱没人格民族自灭的谬说。我们不可不承认尼采（nietzsche）斯特勒（stinor）诸人的强力唯我主义，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一个人一民族若没有自卫的强力，单只望公理昌明、仰仗人饶恕和帮助的恩惠才能生存，这是何等卑弱不能自立的奴才。

后来的「战国策派的 理论 中类似的说法就更多了，这也说明时势是怎样迫使我们的知识份子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功利的。

2.3　反思的反思

记得《独立评论》上有讨论党化 教育 的文章，引用罗素《教育论》中的一段话：「近代日本，是以国家的强大为教育重要目的的一个好例。他的教育目的，唯在制造爱国的国民和灌输有益于国家的智识。我不能过赞他们的成功。自从勃尔提督的舰队叩日本国门以来，日本几乎不能自存；除非我们说自存是有罪的，他们的成功足以表白他们方法的不错。但是只有在绝望的情形下，可以用此种方法，没有立刻的危险而用这样的方法，是大错的。文章认为，危急存亡情形的国家希望借教育的力量，来唤起人心发生效用，那么，「社会目的的宣传， 自然 比个人目的重要58。

40年代似乎就是这样的危急存亡情形，「战国策派提倡的虽然不是党化教育，但也类于「社会目的的宣传，自然比个人目的重要，但「战国策派是不是应该在提倡「大政治、「英雄崇拜等一系列理论时特别指出这种提倡只是权宜之计，同时也时时警惕将会由此带来人们思想上的偏执和狭隘呢？罗素的话也许给我们观照「战国策派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借鉴。

「战国策派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派别，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近代以来不断 发展 的民族主义思潮与中国现实碰撞的产物。它不仅自有渊源，而且与近 现代 中国的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一脉相承了近现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人文知识份子不变的济世情怀。它的出现，它所受到的巨大非议，无不彰显着它的存在和它存在过的那个特殊时代；它是由学者发起的，处处凸显了作为学者在当时所想做到的，所能做到的。不管怎么说，对于他们生活的时代、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他们是努力过了，虽然这种努力还是一种不大被认可的努力。

注释

1 鲁迅：〈文化偏至论〉，见《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页49。

新文化运动论文例9

1929年6月25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成立。这标志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左翼文化运动正式开始。左翼文化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左翼文化团体和文化人士掀起了新的马克思主义译介热潮。

一、左翼文化运动加强了党对马克思主义译介工作的领导

左翼文化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翻译者多以个人研究的形式从事译介工作，缺乏相应的组织和政治保障。1930年3月2日，中共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文化团体――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此后，左翼文化团体纷纷建立，它们接受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内部设立党团机构，使党的组织行为发展到了各文化领域，而马克思主义译介工作拥有了相应的领导机构。左联成立后即设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号召左翼学者以认真、严肃的态度翻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且组织翻译人员进行马克思主义译介工作的讨论研究。1930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成立。作为负责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的文化团体，社联在中共领导下成立编辑出版委会，并组织吴亮平、李一氓、艾思奇等人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社联还创办了《研究》、《新思潮》等刊物，使马克思主义译者得到了更多交流和学习的机会。此外，社联还以大中学校为依托组织了书报评论、学术讲坛等活动，介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译作、交流马克思主义翻译方法。[1]

1929年，中共在国统区的出版机构遭到大肆破坏。面对的文化压制，左翼文化工作者在中共领导下建立了一批发行进步刊物的出版机构，知华兴书局、江南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等，这些机构委托或直接组织译者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工作。左翼文化团体和进步出版机构在党的领导下对马克思主义译介工作进行了相对系统、规范地组织和管理，保障了马克思主义译介工作持续、正规地发展。

二、左翼文化运动掀起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高潮

左翼文化运动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要内容和重要目标，而这也是左翼文化运动最杰出的历史功绩。运动期间诞生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各类译作，但作为一场影响重大的文化运动，左翼文化运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的贡献则是最直接、最显著的。

左翼文化运动开展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时期，左联成立之初即规定了宣传和确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运动纲领。[2]1930年，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月刊》相继刊登了左联领导人冯雪峰翻译的《艺术形成之社会的前提条件》、《马克思论出版自由与检阅》等文章。左翼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也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工作。他不仅亲自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原著，而且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翻译方法、推动相关译作出版。1931年初，左翼文化运动重要领导人瞿秋白也投入到马克思主义文艺著作的翻译工作中。他运用自身的俄文优势，参照苏联已有的材料编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等文章。1936年，瞿秋白和鲁迅的部分译作被编成《海上述集》出版，成为当时中国最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论文集。

此外，冯乃超、张仲实、郭沫若、林柏修、苏汉、等左翼文化人士也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文艺著作，包括《艺术与革命》、《普利汉诺夫论》、《新艺术论》等。[3]其中，冯雪峰、郭沫若、冯乃超等不仅是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也是当时杰出的文学家。左翼文化运动之前，学者主要翻译的是苏联、日本等国学者论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献资料。左翼文化运动开展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译介逐渐得到重视。从单纯翻译作品到强调翻译中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从学术化到相对通俗化的翻译，这些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翻译水平的整体进步，也说明左翼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文论译介工作跨越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左翼文化运动提高了马克思主义译作的数量和质量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国内出版和流通的马克思主义译作达到了六十余本。[4]左翼文化运动期间，在中共的领导和号召下，越来越多的左翼学者加入马克思主义翻译队伍，催生了一大批的马克思主义精品译作，这些译作中有的是对原著的首次翻译，有的则是国内出现的首个全译本。除了这些创新之外，众多译者还对之前翻译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做了更深入地研究。

1929年，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翻译的、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专门性著作――《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由新生命书局出版。作为国内首个全译本，杨贤江这一译作列入了“社会科学名著译丛”。1930年11月，吴亮平翻译完成近30万字《反杜林论》。《反社林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性的巨著，也是一部专业的哲学著作。该书由江南书店出版，成为了中国首个《反杜林论》全译本，并于1931年和1939年间进行多次翻印和再版，引来了广泛的影响和关注。在其哲学著作《矛盾论》中就曾引用这本书第一编第十二节《辩证法。量与质》的原文。1938年，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国内首个《资本论》全译本问世。这部译作翻译了《资本论》各卷、马克思和恩格斯25封相关通信以及3篇论文。上述作品均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在中国的首部全译本，不仅开创历史之先河，而且代表了当时中国最高的翻译水平。

除了在译介内容方面有所创新和深化外，马克思主义翻译工作者还在翻译数量和种类方面做了扩展。二十世纪后期到三十年代中期，仅左翼文化运动中心城市――上海就出版、发行了五十多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向省吾翻译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吴凉的《左倾幼稚病》、郭沫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陈文瑞的《社会民主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都是左翼文化运动时期诞生的马克思主义精品译作。[5]

左翼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面对严格的文化封锁，大批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中共和左翼文化团体的领导下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译介工作持续、有序、规范发展，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翻译史乃至近现代翻译史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参考文献】

[1] 徐素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史[M].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83-109.

[2]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版）[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91-292.

[3] 许怀中.鲁迅与文艺思潮流派[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224-229.

新文化运动论文例10

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社会环境

新文化运动概念与马克思主义传播条件的关系。通常认为的新文化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一场学生运动―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此定义是从政治话语层面的解读，它揭示了新文化运动参与的广泛性、阶级性和革命性的基本特征。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社会学领域，进行传播的先决条件。可以说，五四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作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提供了其必备条件和良好的传播环境。

新文化运动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一次伟大实践，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传播、推广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必备条件，也为马克思主义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

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受众群体。新文化运动发端自文学领域，新文化运动是1919年爆发前后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整个新文化运动时期，其思想界所呈现的特征是旧有思想体系的崩溃和瓦解，以及新思想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肇始于文学革命，最终将影响扩展至社会领域革命实践中来的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发展铺平道路。

第一，新文化运动爆发时，正好处于新旧思想交替的时期。按照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基本理论，发展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物质到新物质的运动变化过程，其本质是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过程。在这一历史时期，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体系，由于不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需要，其被更先进的意识形态所替代是必然的。但是，旧事物的消亡，由其自身生命力瓦解其过程势必是漫长的。这不符合社会革命实践的需要，因此，其过程势必是由一批先进的社会改革者发现其谬误，并及时对其扬弃所促成的。

而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正是这批改革者，包括鲁迅、胡适、钱玄同在内的改革者在进行文学改良及革命的同时，也是对旧有思想体系、道德体系为核心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五四先驱的如椽巨笔，加速了旧有意识形态的崩溃和瓦解，而正是五四这种反传统的精神和文化氛围，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其他意识形态的引入和传播，带来极大的便利和生存发展空间。

第二，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思想解放，使得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优越性、先进性和革命性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迅速得到认可。新文化运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更是一场启蒙运动。启蒙的意义在于破除蒙昧，实现理性的回归。作为一场思想运动，最大的意义在于，其破除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的桎梏，实现了人性自身的解放和回归。

经历过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比以往所有的知识分子更注重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因此，他们对思想意识形态的选择和判断上，往往更具理性辨识能力。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意识形态，其本质是先进的、革命的和优越的。但作为意识形态本身，其先进性无法通过其自身言说而为人接受，只有具有充分辨识能力的群体，才能识别其先进性并充分理解，形成该思想体系的信奉者和传播者。

第三，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中国思想界一大变局。在思想文化领域，各种新思想如雨后春笋，思想相互碰撞，理论彼此争鸣。新文化运动，为各家思想提供了一个争鸣的平台。蔡元培先生主政北大期间，奉行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方针，是五四精神的体现。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思想，其在中国社会群体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之中，缺乏历史积淀。但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可以用“狂飙突进”来形容。在接受的过程中，这种外来思想并没有因为其非本土的、非本民族的而遭到非议和质疑。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起端和第一次高潮。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起端和高潮是在新文化运动之中。“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起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并且很快其迎来第一次大众化高潮。

第一，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译介到中国文化界和思想界，并日渐形成一股思潮。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著作，其中包括：《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此后，又写了《新纪元》、《平民独裁政治》、《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等多篇论文，他开始运用新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问题。前后，相继写了《战后之世界潮流》、《战后之妇人问题》、《今》、《新的！旧的》、《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之方向》、《现在与将来》、《废娼问题》、《“五一节”May Day杂感》、《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等多篇文章，积极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和系统介绍，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功勋可谓是筚路蓝缕居功甚伟。此后，包括瞿秋白在内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将自己治学的重点自觉转向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研究，他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原理的译介，在思想领域，涌现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研究社团和学习小组。先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经历了多次选择、迷茫和彷徨之后，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看到希望。他们希望在中国可以复制苏俄革命的胜利，因而，对于布尔什维克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浓厚的兴趣和好感。这些组织和学习小组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时，很多人也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这些研究社团和组织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础。很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日渐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伟大事业的领导者，其中包括、、刘少奇等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些组织的出现和壮大不但使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更为系统化专业化，使得其成为一种学术氛围，更是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出现。

第三，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门，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与日俱增，而马克思主义从五四时期众多的社会思潮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当时的主流社会思潮。这主要表现在，其受众规模越来越大。在当时的思想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远远超过当时任何一门哲学思潮的影响。任北京大学教授期间，开设了介绍社会主义内容的相关课程，通过演说等方式直接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民间。从1920年9月开始，首先与进步教授陈启修合作，在北大政治系举办了“现代政治”讲座，讲授的内容主要是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以及中国劳工状况等。10月初，开始在北京大学的经济系、历史系、法律系和北京高等女子师范、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高校，分别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将来》、《现代政治》、《史学思想史》、《女权运动史》等课程。

综上所述，五四期间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在学术上大大推动了中国知识界尤其是进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程度和认可程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飞跃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催生了中国无产阶级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使得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从这个意义讲，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的功绩是不可估量的。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的历史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只有使广大受众意识到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先进性优越性和革命性，才能使更多大众参与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中来。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得与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此，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得以确立。

作为执政党思想的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作为唯一的合法的意识形态，被广泛推广，在传播学上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国家大力提倡马克思主义，拥有更多的资源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贯穿于知识分子受教育的全部过程中，这大大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普及率和传播面，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原理被当作社会科学进行系统传授。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大提高了全体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但另一面，国家机器作用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往往却带有违背认识规律、重灌输轻理解、混淆学术与政治、使理论教条化等弱点和缺陷。国家机器的干预作用，起了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因此，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要尽量发挥其正面作用，减弱其负面效果。

将传播学理论引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来。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它的传播过程，也包含在传播学的研究范畴当中。

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政治学和传播学中的沉默的螺旋理论：该理论基本描述了这样一个现象：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有时会有群起而攻之的遭遇），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视野的研究中，如何启动沉默的螺旋，使更多的人广泛参与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当中，让更多的参与者赞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更好更有效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进程。

而在传播手段上，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随着传播媒介的变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方式也应随之变化而变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大众传媒报纸、杂志为武器，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现阶段，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包括手机、电脑等网络终端在内的新媒体逐渐取代纸媒而迅猛发展。如何跟上时代的潮流，在技术层面上解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也显得尤为重要。积极搭建网络平台，借助于微信、微博、网络论坛等新媒体媒介进行传播拓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渠道，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

结合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任何理论的发展都离不开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不断推进而不断创新的。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具有正反两方的经验和教训。他们也曾犯有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历史证明，理论一旦停滞创新，便会失去其生命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不断创新、深化和发展的。实践决定认识，变化了的实践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变化。因此，只有在伟大实践中实现理论创新，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的鲜活生命力。

理论创新，离不开对实践的认知和把握。在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现阶段表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之中。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到“美丽中国”概念的延伸，无不体现了高层领导人对此的把握，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保持鲜活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加强青少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才能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当今社会，由于思想越来越多样化，社会价值取向也出现多元化的趋势，而由此引发的思想混乱和信仰危机也不容小觑。在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保证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不变质。新文化运动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敏锐地发现，只有让青年学生理解马克思主义才能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

在当今中国，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中来，在国际政治环境下，更具积极意义。青少年正处于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不少敌对势力通过网络等向青少年灌输西方的“普世价值”理念，试图在青少年群体中造成思想混乱，达到其“和平演变”的真实目的。为保证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延续性和生命力，必须始终不移地加强对青少年马克思主义教育，使其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通过学习坚定不移地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其信仰。为保证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加强对青少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育。

第二，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青少年的理论水平和高度直接关系其在社会主义事业实践中的成败。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增强青少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程度，提高其理论水平，有利于其日后再社会实践中更好地奉献社会、服务社会。以“90后”为主体的青少年群体，其生长的环境和接触的文化环境，使其在文化接受上更具“个性化”的特点，在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时，必须针对其特点，进行更为个性化的教育。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