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文化论文例1

（一）和合文化有利于民族高校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在不同时代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但却总围绕着国家的统一、人际关系和谐，个人道德实践为主题。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它是调节个人与祖国之间关系的道德要求、政治原则和法律规范，也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中介和基础。国家认同首先从文化认同教育开始，和合文化中的“融突论”在某个意义上是“变化论”。“突”就是冲突、对恃、交易，“融”就是变化之化到了一定的限度，便进入变。加强对和合文化的认识，既能激发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又能激发他们对文化的认同，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吸引力，从而上升为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只有具有共同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对祖国的责任感，爱国主义才具有了生命力，才能使少数民族大学生具有国家主人翁的精神，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冲突协商解决，各族大学生共同自觉地把爱国主义之情化为报国之行，为建设祖国而奋斗。

（二）和合文化有利于民族高校加强人生理想教育

和合文化中渗透着丰富的中国式人生精神，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和合文化强调以自身和谐为基础，然后家庭和睦，达到天下太平，这也是中国无数文人志士的最高理想和志向。和合文化中有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知其不可而为之”，明知不可，却要在面临种种困难曲折下“为”，这就需要巨大信念的支撑。对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精神的缺乏导致部分学生难以承受“挫折”，难以面对生活中的逆境。和合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铸就了一种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部分大学生出现精神空虚与颓废的现象就是由于缺乏对传统文化中“立志”与“志向”的认识。个人理想的实现要同国家、民族命运相联系，引导学生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个人追求与国家需要结合，才有意义。

（三）和合文化有利于民族高校提高个人修养教育

在和合文化中要求人从自身修养做起，个人修养的提升能动作用于社会道德提升。礼让和谐，加强个体的自我修养是中国和合文化的一大亮点。孔子以“温、良、恭、俭、让”的美德，树立了知礼、守礼的形象。和合文化中的和爱原理、和立原理都讲到“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主观自律的精神，都有“克己”思想，随时注意约束自己，克服种种不良习性和私心，做到“克己复礼”。这为我们民族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很好的教育资源。“诚”是人际关系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个人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合文化中提到“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礼记•中庸》)，人们修养到“至诚”的境界，就懂世间一切道理，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作为新时期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要在完善自身修养中发挥自己能动作用，注重道德修养的个人实践，也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全面发展。

二、在民族高校开展和合文化教育的基本途径

和合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核心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和而不同”的思想，体现在政治观上，就是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注重“协和万邦”，注重民族团结统一，强调中华民族万众一心、自强自立的民族精神。在民族高校加强和合文化教育，主要就是表现在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以此来加强民族高校思想道德教育。

（一）充分认识在民族高校加强和合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和合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民族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课程体系顺应时代需要。和合文化中的很多思想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得益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左传•隐公六年》)的社会和谐思想，“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不苟》）的诚信思维方式都是我们应该具备的。长期以来，民族高校一直非常重视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团结教育。认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点，增强民族自豪感，提高巩固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是我们肩负的历史重任。和合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规律是不同而和，和而不同，同而不断，继而不同，继续不断，生生不息。要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增进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促进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共同繁荣。我们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提高各族学生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心，激励各族学生把爱国热情化作振兴中华的实际行动，以热爱祖国和贡献自己全部力量建设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祖国利益和尊严为最大耻辱。

（二）和合文化应积极融入到民族高校大学课堂教育中

和合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文化，应积极融入到民族高校课堂教育中去。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和合文化更要进课堂。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例，几乎各章节都渗透着和合文化，比如，在第一章“继承爱国传统，弘扬民族精神”的章节中，从解释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到新时期的爱国者，到做忠诚的爱国者，都在进行和合文化的“天下为公”的爱国主义教育。在第四章“加强道德修养锤炼道德品质”的章节中，更是把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作为重要的一个章节来特别强调。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工作中应当结合新的形势向少数民族大学生讲解祖国的荣辱兴衰与各族人民的兴旺发达紧密联系在一起。课堂教学中，要运用和合文化加强思想道德教师队伍建设。和合文化中有一个基本思想，就是道德教化是为政治国之本。“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就更加说明了在位者身教的作用尤为重要。这些观点，作为民族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者应当从中受到启发。和合文化中强调了“推己及人”的思想，运用到现代民族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中，就是要求我们教育者平等对待学生。教育者用爱心用真诚去感化学生，塑造学生，这样才能对被教育者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教育者的自身业务水平是体现其教学能力的一个方面，但其人格魅力、道德水准也直接影响道德教育的效果。教师所给予学生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去感染学生。

和合文化论文例2

中国和合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积淀深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和谐文化的伟大实践中，开掘优秀的中华和合文化传统，积极继承这份宝贵的思想遗产，在改造和重释的基础上使之实现创造性的转生，并最终重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辉煌，是一项重要的前提性的思想工作和理论任务。这不仅是因为任何新文化的创造都不能脱离已有的思想传统，而且因为承续和改造渗透和存活于现实中的传统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创造活动。

一、和合思维是中华和合传统的精髓

中华和合传统作为一种古老而又鲜活的文化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和伸张性，它广泛地渗透在和谐经济、和谐政治、和谐思想、和谐社会、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生活、和谐生态等诸多方面，但贯穿其中的精髓、灵魂、本根、命脉是和合辩证思维或称和合辩证法。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对于一个时代来说，哲学既从总体上最高度地概括各种文化的已有成果，又从本质上最深度地反映文化的根本特性。而辩证方法作为真正的哲学本体论，作为最抽象的形而上的思维，处在哲学体系的最高位置，是哲学的大脑和心脏。因此，可以说，在上下5000年的中华文明发展中，和合辩证思维是贯穿其中的文化之根和文化之魂。

2o世纪90年代中期，笔者就开始从辩证法的形态人手思考中国传统辩证法的和合特点问题，并把它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的选题。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中，笔者逐渐体认到，在中国传统的阴阳和谐、天人合一、主客依存、和同之辩中蕴含了一种具有独特价值和别具特色的辩证思维，它代表了典型的东方智慧特征，在统一的人类辩证思维的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但是，长久以来，我们对它的价值和意义却认识不够，甚至当作保守和落后的东西，将其视为粪土。这些年来，特别是20世纪9o年代中期以来，理论界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和”文化的独特价值，但对这种价值并没有上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予以认识。毕竟人们受“左”的教条主义思维的束缚太久太深，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或许人们在经过多次正反两个方面生活实践的磨砺之后，会逐渐认识到教条主义思想的危害，但是，真正从辩证法的高度识别教条主义思维的表现及其错误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对于那些专门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也不例外。不少搞哲学的人至今仍然认为，辩证法的概念、范畴、命题、观点、原理及其形态，都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大的普适性，而且辩证法的形态只能是单元和单一的，理由似乎很简单，因为它是哲学方法论。实际上，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别的学科的理论观点一样，也有其适用的时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同样会向反面转化。例如，一分为二，作为对立统一辩证方法的中国式表达，它的适用范围就不是无限的，世界上许多事物可能是一分为三、一分为四、一分为五，或一分为多，把它们作“多分法”的分析也许更方便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律；同时，一分为二、合二而一、一分为多，也体现了不同哲学形态的方法论维度，我们只有把它们真正辩证地统一起来，对事物作多维的分析和思考，才能全面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本质。

现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提出了“和谐文化”的概念。和谐文化建设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而且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实践的理论升华。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央领导同志又在多次讲话中，强调把崇尚和谐、维护和谐内化为“和谐思维方式”的重要性。和谐思维方式是和谐文化的内核，是和谐精神与和谐理念在思想方法上的集中反映，是和谐文化的神髓所在。它与中国传统的和合辩证思维一脉相承、血脉相连，因此，建设和谐文化，确立和谐思维，就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国和合文化传统尤其是和合辩证思维，在吸取新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使其在现代的“和谐文化”与“和谐思维方式”中获得新的创生。

二、和合思维体现了独具特色的东方智慧

中华和合思维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关系如何呢?这是我们在探讨这个论题时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作为最高形态的辩证思维方法，是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它代表了人类科学思维的根本准则，其他民族的哲学思维和新的思维成果只能是从某一个方面论证或应证它，而不可能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辩证法体系。现在不是也有人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和谐文化”与“和谐思维方式”吗?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作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它的实质和核心是“对立统一”即矛盾，而不是和谐；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作为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它主张的是矛盾分析方法，而不是和谐思维方式。这种观点看似非常“正宗”和“正统”，其实，它既违反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也背离人类辩证法发展的客观历史。诚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人类科学思维的结晶，代表了现时代辩证法发展的最高发展水平，但不能说它就是人类辩证思维的最高和最后的形式，也不能说它就是人类惟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唯物辩证法首先对自身采取唯物辩证的态度，认为它至多只是代表了人类思维无限发展长途中的一个阶段即现时代的最高成就，只是为人类通向更深刻、更全面、更科学的思维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而不是辩证思维发展的终结。同时，唯物辩证思维也要求我们承识人类辩证思维形态的多样性。由于世界的无限广大和认识对象的无限丰富，亦由于人类认识世界和观照对象的致思取向的多向度和多维性，任何辩证法形态都不可能超越思维的观测视域，“全息”地、毫无遗漏地把握世界的全部本质属性，这是整个人类无限发展着的认识才能完成的任务。人类认识的这种辩证本性决定了辩证思维的形态必然是多元和多样的，不会也不可能只存在一种辩证法的理论形态，哪怕这种理论形态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最高水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中国传统的和合辩证法的关系就是这样。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繁衍生息、生产生活和哲学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具东方智慧特色的和合辩证法体系。这种辩证法的独特性就在于从“和合”的视域出发，对事物的内在矛盾性和系统性中的同一性、统一性、平衡性、协调性、有序性、互补性、互渗性进行了具体的探讨，揭示了其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机理及其本质规律。“和”在中国哲学中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基本哲学范畴，它与“同”相对，是指事物内部诸多差异要素的和谐有序与有机融合。自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并论证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之后，齐国晏婴又进一步从“可否”相和的角度发挥了“和合”辩证思想。后来的道家和儒家则分别从哲学本体论与人伦政治的角度阐释和发展了“和合”思维。特别是孔子的“中庸”或“中和”之道，从本体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基础上论述了如何达到“和合”的正确途径，为抽象的和合哲学理论与生活实践的结合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应该说，从史伯、晏婴到老子、孔子，“和合”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已初步形成。它奠定了后来中国2000年多年辩证法发展的“轴心”思想与“和合”传统。

那么，中国的和合辩证思维与西方的辩证传统相比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直截了当地称自己的辩证法为“矛盾辩证法”。针对杜林对“矛盾辩证法”的攻击，恩格斯指出，“矛盾辩证法在从古希腊人起直到目前为止的哲学中所起的作用”，是包括杜林在内的任何人所否定不了的l3]。列宁更一步提出了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和同一性的相对性原理。他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显然，这里所说的斗争的绝对性和同一的相对性，并不是说斗争和对立可以离开同一、统一而存在，或者说，在事物发展的质变阶段，只有斗争性而没有同一性，这是不可能的；提出斗争的绝对性恰恰在于突出“矛盾辩证法”所关注的“变易性”和“否定性”原则。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所说的：“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里，马克思把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把批判性和革命性看作辩证法的本质，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坚持的是“否定性”的思维原则。

中国传统辩证法与西方传统不完全相同。如果说西方传统在理论致思上属于“矛盾辩证法”的话，那么，中国传统则属于“和合辩证法”。“矛盾辩证法”强调的是“否定性”的原则，“和合辩证法”突出的则是“和谐性”的原则。与“矛盾辩证法”一样，中国传统的和合辩证法主要探讨的也是“对立面的统一”，这些对立面之间不仅存在着本质和属性上的差别和差异，而且存在着对立和斗争。“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国语·郑语》)，只有不同的他物之间相互作用，才能产生和合体；“若以同裨同，尽乃弃也”(《国语·郑语》)，假如相同事物之间进行机械结合，那么它的发展也就完结了。故差异和对立是和谐产生的前提，“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国语·郑语》)，只有一种相同的元素是无论如何形成不了“和谐”的。在这一重要的前提性问题上，中国的和合辩证思维与西方的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辩证法”是一致的。但是，在“对立面”的同一性或统一性的问题上，中国传统的和合辩证思维显示了独特的理论致思，这就是深入到事物内部，集中地对“对立面”的同一性即其和调性、协同性、有序性、平衡性、互补性、互济性展开了具体细致的探讨，揭示了其在事物变化和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由于理论取向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虽然也论述了矛盾的同一性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但它只是把“同一性”作为对立面赖以存在的“居所”以及为其实现向反面转化提供由此达彼的“桥梁”来看待的，这就是为什么“同一性”有时被界定为保守性即保持旧事物存在的原因。尽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哲学教科书加入了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作用表现的内容，但那只是举例式的说明，而不是哲学的论证，完全是外加上去的。因“观测视角”的制约，在一个矛盾辩证法的体系内，企图同时对矛盾同一性的作用机理进行具体剖析，就像人想观看自己的后背一样是不可能的。中国传统的和合辩证法与此正好相对应，它把哲学的“眼睛”安放在后背，因而能看见矛盾辩证法所看不到的东西，这正是它的独特贡献和智慧特色所在，也是它能与西方的矛盾辩证法相互补充、交相辉映的原因所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的和合辩证思维不仅具有朴素的“对立相和”的辩证法思想，而且包含了朴素系统论的思想萌芽。“和合”不仅是阴阳和谐、对立和谐，而且是杂多和谐、系统和谐。“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故“和”作为多样性的统一，它又表达了系统论的基本要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所概括的实质上是系统论基本思想。把朴素的对立和谐辩证法与朴素的系统和谐辩证法有机地“和合”在一起，使“和合”性的原则与“和合”的思维尽显无遗，这是中国传统和合辩证思维的又一特色。

三、和合辩证思维对建设和谐文化的时代意义

“和谐文化”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来的一个崭新概念，是《决定》最引人注目的闪光点。我们说它是一个“崭新概念”，倒不在于过去没．有人提出过。实际上，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提出来了。但是，对于我们党来说，在正式的文件和文献中提“和谐文化”却是第一次，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标志着我们党在文化理论、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上的一个重大转换和突破。和谐文化概念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新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在文化观念上的必然反映，是我们党由过去的革命战争时期转到现在的和平建设时期文化理论创新的必然表征。所谓和谐文化，是指以和谐为核心理念、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的一种文化形态和文化特性。和谐文化重在崇尚和谐、追求和谐、维护和谐、创造和谐，从和谐的视角观察对象，用和谐的思想分析事物，用和谐的态度对待问题，用和谐的方式处理矛盾，用和谐标准评判效果，培育和谐的理念，倡导和谐的精神，使和谐观念内化为人们的一种思想信念、心理结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价值标准、审美情趣，外化为一种道德准则、生活习俗、风土人情、文化产品、社会制度，在全社会形成一种人人讲和谐、个个促和谐、创建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和合文化论文例3

中国和合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积淀深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和谐文化的伟大实践中，开掘优秀的中华和合文化传统，积极继承这份宝贵的思想遗产，在改造和重释的基础上使之实现创造性的转生，并最终重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辉煌，是一项重要的前提性的思想工作和理论任务。这不仅是因为任何新文化的创造都不能脱离已有的思想传统，而且因为承续和改造渗透和存活于现实中的传统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创造活动。

一、和合思维是中华和合传统的精髓

中华和合传统作为一种古老而又鲜活的文化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和伸张性，它广泛地渗透在和谐经济、和谐政治、和谐思想、和谐社会、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生活、和谐生态等诸多方面，但贯穿其中的精髓、灵魂、本根、命脉是和合辩证思维或称和合辩证法。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对于一个时代来说，哲学既从总体上最高度地概括各种文化的已有成果，又从本质上最深度地反映文化的根本特性。而辩证方法作为真正的哲学本体论，作为最抽象的形而上的思维，处在哲学体系的最高位置，是哲学的大脑和心脏。因此，可以说，在上下5000年的中华文明发展中，和合辩证思维是贯穿其中的文化之根和文化之魂。

2o世纪90年代中期，笔者就开始从辩证法的形态人手思考中国传统辩证法的和合特点问题，并把它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的选题。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中，笔者逐渐体认到，在中国传统的阴阳和谐、天人合一、主客依存、和同之辩中蕴含了一种具有独特价值和别具特色的辩证思维，它代表了典型的东方智慧特征，在统一的人类辩证思维的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但是，长久以来，我们对它的价值和意义却认识不够，甚至当作保守和落后的东西，将其视为粪土。这些年来，特别是20世纪9o年代中期以来，理论界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和”文化的独特价值，但对这种价值并没有上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予以认识。毕竟人们受“左”的教条主义思维的束缚太久太深，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或许人们在经过多次正反两个方面生活实践的磨砺之后，会逐渐认识到教条主义思想的危害，但是，真正从辩证法的高度识别教条主义思维的表现及其错误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对于那些专门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也不例外。不少搞哲学的人至今仍然认为，辩证法的概念、范畴、命题、观点、原理及其形态，都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大的普适性，而且辩证法的形态只能是单元和单一的，理由似乎很简单，因为它是哲学方法论。实际上，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别的学科的理论观点一样，也有其适用的时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同样会向反面转化。例如，一分为二，作为对立统一辩证方法的中国式表达，它的适用范围就不是无限的，世界上许多事物可能是一分为三、一分为四、一分为五，或一分为多，把它们作“多分法”的分析也许更方便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律；同时，一分为二、合二而一、一分为多，也体现了不同哲学形态的方法论维度，我们只有把它们真正辩证地统一起来，对事物作多维的分析和思考，才能全面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本质。

现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提出了“和谐文化”的概念。和谐文化建设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而且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实践的理论升华。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央领导同志又在多次讲话中，强调把崇尚和谐、维护和谐内化为“和谐思维方式”的重要性。和谐思维方式是和谐文化的内核，是和谐精神与和谐理念在思想方法上的集中反映，是和谐文化的神髓所在。它与中国传统的和合辩证思维一脉相承、血脉相连，因此，建设和谐文化，确立和谐思维，就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国和合文化传统尤其是和合辩证思维，在吸取新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使其在现代的“和谐文化”与“和谐思维方式”中获得新的创生。

二、和合思维体现了独具特色的东方智慧

中华和合思维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关系如何呢?这是我们在探讨这个论题时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作为最高形态的辩证思维方法，是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它代表了人类科学思维的根本准则，其他民族的哲学思维和新的思维成果只能是从某一个方面论证或应证它，而不可能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辩证法体系。现在不是也有人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和谐文化”与“和谐思维方式”吗?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作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它的实质和核心是“对立统一”即矛盾，而不是和谐；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作为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它主张的是矛盾分析方法，而不是和谐思维方式。这种观点看似非常“正宗”和“正统”，其实，它既违反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也背离人类辩证法发展的客观历史。诚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人类科学思维的结晶，代表了现时代辩证法发展的最高发展水平，但不能说它就是人类辩证思维的最高和最后的形式，也不能说它就是人类惟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唯物辩证法首先对自身采取唯物辩证的态度，认为它至多只是代表了人类思维无限发展长途中的一个阶段即现时代的最高成就，只是为人类通向更深刻、更全面、更科学的思维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而不是辩证思维发展的终结。同时，唯物辩证思维也要求我们承识人类辩证思维形态的多样性。由于世界的无限广大和认识对象的无限丰富，亦由于人类认识世界和观照对象的致思取向的多向度和多维性，任何辩证法形态都不可能超越思维的观测视域，“全息”地、毫无遗漏地把握世界的全部本质属性，这是整个人类无限发展着的认识才能完成的任务。人类认识的这种辩证本性决定了辩证思维的形态必然是多元和多样的，不会也不可能只存在一种辩证法的理论形态，哪怕这种理论形态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最高水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中国传统的和合辩证法的关系就是这样。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繁衍生息、生产生活和哲学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具东方智慧特色的和合辩证法体系。这种辩证法的独特性就在于从“和合”的视域出发，对事物的内在矛盾性和系统性中的同一性、统一性、平衡性、协调性、有序性、互补性、互渗性进行了具体的探讨，揭示了其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机理及其本质规律。“和”在中国哲学中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基本哲学范畴，它与“同”相对，是指事物内部诸多差异要素的和谐有序与有机融合。自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并论证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之后，齐国晏婴又进一步从“可否”相和的角度发挥了“和合”辩证思想。后来的道家和儒家则分别从哲学本体论与人伦政治的角度阐释和发展了“和合”思维。特别是孔子的“中庸”或“中和”之道，从本体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基础上论述了如何达到“和合”的正确途径，为抽象的和合哲学理论与生活实践的结合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应该说，从史伯、晏婴到老子、孔子，“和合”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已初步形成。它奠定了后来中国2000年多年辩证法发展的“轴心”思想与“和合”传统。

那么，中国的和合辩证思维与西方的辩证传统相比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直截了当地称自己的辩证法为“矛盾辩证法”。针对杜林对“矛盾辩证法”的攻击，恩格斯指出，“矛盾辩证法在从古希腊人起直到目前为止的哲学中所起的作用”，是包括杜林在内的任何人所否定不了的l3]。列宁更一步提出了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和同一性的相对性原理。他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显然，这里所说的斗争的绝对性和同一的相对性，并不是说斗争和对立可以离开同一、统一而存在，或者说，在事物发展的质变阶段，只有斗争性而没有同一性，这是不可能的；提出斗争的绝对性恰恰在于突出“矛盾辩证法”所关注的“变易性”和“否定性”原则。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所说的：“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里，马克思把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把批判性和革命性看作辩证法的本质，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坚持的是“否定性”的思维原则。

中国传统辩证法与西方传统不完全相同。如果说西方传统在理论致思上属于“矛盾辩证法”的话，那么，中国传统则属于“和合辩证法”。“矛盾辩证法”强调的是“否定性”的原则，“和合辩证法”突出的则是“和谐性”的原则。与“矛盾辩证法”一样，中国传统的和合辩证法主要探讨的也是“对立面的统一”，这些对立面之间不仅存在着本质和属性上的差别和差异，而且存在着对立和斗争。“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国语·郑语》)，只有不同的他物之间相互作用，才能产生和合体；“若以同裨同，尽乃弃也”(《国语·郑语》)，假如相同事物之间进行机械结合，那么它的发展也就完结了。故差异和对立是和谐产生的前提，“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国语·郑语》)，只有一种相同的元素是无论如何形成不了“和谐”的。在这一重要的前提性问题上，中国的和合辩证思维与西方的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辩证法”是一致的。但是，在“对立面”的同一性或统一性的问题上，中国传统的和合辩证思维显示了独特的理论致思，这就是深入到事物内部，集中地对“对立面”的同一性即其和调性、协同性、有序性、平衡性、互补性、互济性展开了具体细致的探讨，揭示了其在事物变化和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由于理论取向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虽然也论述了矛盾的同一性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但它只是把“同一性”作为对立面赖以存在的“居所”以及为其实现向反面转化提供由此达彼的“桥梁”来看待的，这就是为什么“同一性”有时被界定为保守性即保持旧事物存在的原因。尽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哲学教科书加入了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作用表现的内容，但那只是举例式的说明，而不是哲学的论证，完全是外加上去的。因“观测视角”的制约，在一个矛盾辩证法的体系内，企图同时对矛盾同一性的作用机理进行具体剖析，就像人想观看自己的后背一样是不可能的。中国传统的和合辩证法与此正好相对应，它把哲学的“眼睛”安放在后背，因而能看见矛盾辩证法所看不到的东西，这正是它的独特贡献和智慧特色所在，也是它能与西方的矛盾辩证法相互补充、交相辉映的原因所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的和合辩证思维不仅具有朴素的“对立相和”的辩证法思想，而且包含了朴素系统论的思想萌芽。“和合”不仅是阴阳和谐、对立和谐，而且是杂多和谐、系统和谐。“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故“和”作为多样性的统一，它又表达了系统论的基本要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所概括的实质上是系统论基本思想。把朴素的对立和谐辩证法与朴素的系统和谐辩证法有机地“和合”在一起，使“和合”性的原则与“和合”的思维尽显无遗，这是中国传统和合辩证思维的又一特色。

三、和合辩证思维对建设和谐文化的时代意义

“和谐文化”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来的一个崭新概念，是《决定》最引人注目的闪光点。我们说它是一个“崭新概念”，倒不在于过去没．有人提出过。实际上，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提出来了。但是，对于我们党来说，在正式的文件和文献中提“和谐文化”却是第一次，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标志着我们党在文化理论、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上的一个重大转换和突破。和谐文化概念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新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在文化观念上的必然反映，是我们党由过去的革命战争时期转到现在的和平建设时期文化理论创新的必然表征。所谓和谐文化，是指以和谐为核心理念、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的一种文化形态和文化特性。和谐文化重在崇尚和谐、追求和谐、维护和谐、创造和谐，从和谐的视角观察对象，用和谐的思想分析事物，用和谐的态度对待问题，用和谐的方式处理矛盾，用和谐标准评判效果，培育和谐的理念，倡导和谐的精神，使和谐观念内化为人们的一种思想信念、心理结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价值标准、审美情趣，外化为一种道德准则、生活习俗、风土人情、文化产品、社会制度，在全社会形成一种人人讲和谐、个个促和谐、创建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和合文化论文例4

1.前言

据《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记载,人类本来是有共同的语言的。当时的人类联合一致,希望修建一座通天塔躲避洪灾。上帝意识到了威胁,让人类不再有共同语言,自此人类形成了各种语言。这个故事试图为世界的不同语言和文化作出解释,虽无从考证,却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正如许钧教授所言:“没有在多种文化的接触、碰撞中起沟通作用的翻译,就无法保证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共存、交融与发展。”[1]

2.概念解析:该怎样认识翻译,又该怎样认识文化

2.1到底什么是翻译

翻译,也称“翻”、“译”。《中国大百科全书》解释为:“把已说出或写出的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2]巴尔胡达罗夫(Barkhudarov)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方面,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3]吕俊认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的活动,其本质是传播。”[4]由此可以得出:翻译是语言间架设的桥梁,发挥着不同文化间交流、沟通的工具作用。

2.2到底什么是文化

“文化”来源于拉丁文“culrura”,原指对植物的培育,后来意义逐渐引申。《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5]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指出:“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6]由此可以得出:文化是在一定时期内,人类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3.沟通交流:翻译和文化多元融合的表现及原因

3.1翻译和文化多元融合的外在表现

人类文明几千年的发展史,伴随着翻译和文化多元融合的历史,具体表现如下。

3.1.1翻译传播先进文化

翻译在传播先进文化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这种作用首先体现在翻译传播科学技术上。例如: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大量翻译天文、数学、农业、水利等书籍,启蒙了明朝知识分子的思维,为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起了一定作用。其次,翻译带来了先进的社会思想。例如,清末民初的大规模翻译活动,《天演论》、《国富论》、《法意》等思想名著,激发了爱国志士“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再次,翻译丰富了各民族的语言。例如:我国古代汉语中,“被动式”语句很少出现且多与不幸事件相连,《战国策》讲荆轲刺秦王的情景时写道:“秦王复击轲,被八创。”[7]而由于翻译的影响,现代汉语中“被动式”语句越来越多且感彩不再单一,既可与不幸事件相关,又可与愉悦事情相连,如:“他被学校授予‘优秀三好学生’荣誉称号。”最后,翻译促进了各民族文学的发展。例如:唐朝的佛经翻译促进了白话文体的产生,拓展了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和浪漫精神,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诚如梁启超所言:“不惟思想界生莫大之变化,即文学界亦然。”[8]

3.1.2文化促进翻译发展

在翻译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文化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首先,文化需求孕育了翻译的产生。正是由于各民族开展文化交流的需要,才引发了翻译的产生。我国最早的翻译活动可追溯到周代。据《周礼・秋官》记载:“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喻说焉,以和亲之。”[9]又据《礼记・王制》记载:“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10]象胥的具体任务,是负责接待四方民族和国家的使节与宾客,以及通译事宜。其下属办事人员又以翻译东、南、西、北方民族语言而具体划分为“寄”、“象”、“狄”、“译”。其次,文化扩大翻译研究和实践的领域。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活动的高潮。从东汉至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高潮,到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再到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高潮,翻译的领域都在不断扩大。现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译作层出不穷,种类繁多。第四次翻译高潮正在中华大地蓬勃兴起,方兴未艾。

3.2翻译和文化多元融合的内在原因

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翻译和文化为什么能够多元融合?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3.2.1文化上的共通之处

人类共处于一个地球,共生于一个大自然,客观上为各民族的来往与交流创造了可能性。人类生活经历的共同性决定了各民族有许多相同的认知方式和社会结构,在文化上也有许多相似的内涵与表达。东西方文化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且东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交流已是近代的事情。但仔细比较两者,我们就会发现:东西方文化在文化象征、哲理阐释等很多方面,都有许许多多的共通之处。在文化象征方面,以汉英语言中关于狐狸的象征意义为例,狐狸作为一种森林动物,其本身并不具有任何象征意义,但其在很多民族的语言中都有虚伪、奸诈和狡猾的象征意义。汉语说某人“狡猾得像狐狸一样”,英语则用“as cunning as a fox”来表达。在哲理阐释方面,以对世界是不断变化的哲理阐释为例,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11]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也曾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12]

3.2.2民族上的发展需要

民族文化要长久发展,就需要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之精华。历史上,许多民族都十分重视自身文化的发展,积极与其他各民族文化进行交流。在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中,翻译的作用便极大地发挥出来,成为世界文明进程的“助推器”。正如路易斯・G.凯利(Louis G.Kelly)所言:“西欧的文明多亏了翻译家。从罗马共和国到共同体,多亏了翻译,国际贸易和管理才有了可能。”[13]季羡林先生指出:“不同的国家或民族之间,如果有往来,有交流的需要,就会需要翻译。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就难以前进。”[14]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史,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罗马文化等多种文化相互影响,共同发展和繁荣了人类文明。实践证明,任何民族文化都不可能游离于世界文化体系之外而得以生存和发展。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葆生机和活力,不仅在于她有“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博怀,而且在于她有“博学笃行”、“止于至善”的学习精神,通过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不断丰富本民族文化内涵,不断提升本民族文化层次。

3.2.3语言上的转换可能

语言的可译性决定了翻译活动的可能性。人类基于某些共同的思维逻辑,产生了许多共同的语言意义。正是这些共同的语言意义,使得翻译活动有了可能。尤金・奈达(Eugene A.Nida)于1995年11月在深圳大学所作的“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主题报告中指出:“世界的语言和文化惊人地相似。”[15]并说明相似之处占90%,不似之处只有10%。例如,汉语成语“一箭双雕”,《新华字典》解释为:“原指射箭技术高超,一箭射中两只雕。后比喻做一件事达到两个目的。”[16]英语中也有相应意义的词语:“一石二鸟”。再如:在很多种语言里,“Ma”总是用来称呼母亲的,而且词语发音和拼写形式都十分相似,英语为“Mom”,阿尔巴尼亚语为“Mami”,爱尔兰语为“Mam”,法语为“Maman”,意大利语为“Mamma”,汉语、荷兰语、俄语、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波兰语等更是惊人地相似,均为“Mama”。这是因为“Ma”是人学会的第一个音节,用来称呼自己最亲最爱的母亲自是理所当然。

4.矛盾碰撞:翻译和文化现实冲突的表现及原因

4.1翻译和文化现实冲突的外在表现

在多元融合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翻译和文化的现实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1文化遭遇翻译冲击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也是各种文化交流与冲突的历史。翻译的过程,实质就是文化交往的过程。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论述了文明冲突的危险性。客观地讲,文明之间确实是存在冲突的,特别是在世界多元化发展的今天,这种冲突表现得更加明显。研究“文化殖民主义”的学者认为,从原文到第三世界语言的翻译往往是不同的政治活动,西方强势文化凭借其超强的政治、经济优势,向弱势文化灌输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并借此对弱势文化产生其它影响。对此,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与安德列・勒菲费尔(Andre Lefevere)概括为“翻译的不光彩历史”。[17]伽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在《翻译的政治》一书中总结了翻译导致的意识形态问题和变形现象。特贾斯维莉・妮南贾娜(Tejaswini Niranjana)更认为,翻译是一种传输霸权机器的话语之一,“作为一种实践,在殖民主义操纵下的不对称权力关系中得以成形”。[18]

4.1.2翻译受到文化制约

翻译与文化的冲突还表现在,翻译往往要受到来自文化的制约和影响。例如: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美苏冷战正酣期间,受意识形态影响,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普遍带有深厚的政治色彩,从而限制了翻译的自由发展。又如,受宗教势力影响,路德版《圣经》和廷代尔版《圣经》在出版早期均遭到封建教会的严厉查禁,《圣经》的普及受到了很大限制。在翻译史上,因各种政治、宗教、社会等原因被删改原作信息的翻译作品比比皆是。此外,翻译者的教育传统、风俗习惯、知识结构、审美情趣、价值取向等,也会影响翻译的角度和策略。以林纾翻译的《黑奴吁天录》为例,为了让中国人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侮,他翻译了这本书,并在该书《跋》中明确表达了翻译态度:“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气势逼及吾种……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19]

4.2翻译和文化现实冲突的内在原因

为什么翻译和文化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多元融合后,仍然存在矛盾和冲突?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4.2.1语言上的不同形式

语言上的不同形式是导致翻译和文化冲突的最直接原因。世界上不存在两种文化完全等同的语言,即使是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在发音、拼写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奈达认为:“英语重形合……形式上比较严紧和缺乏弹性……汉语句法则重意合……形式比较松弛,但富于弹性。”[20]语言上的差异决定了语意转换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些困难首先体现在表达方式上,许多对偶工整、平仄协调、音韵和谐、脍炙人口的中文诗句很难翻译成英文。如:李清照名作《声声慢》中的叠字佳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21]这样音韵优美、意境和谐的诗歌形式是无法翻译成英文的。其次,空缺词汇难以翻译。如:汉语中“孟尝君”、“季老”、“鄙人”等称谓,在其它语言中是没有对应词汇的。最后,冲突词汇难以翻译。两种语言中,字面意义相同,但引申意义不同甚至相反的冲突词汇,极大地困扰了翻译实践,并经常导致误读。

4.2.2文化上的不同取向

文化上的不同取向是导致翻译和文化冲突的最主要原因。以中西文化差异为例,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便在思维逻辑、道德观念、家庭观念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首先,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偏重感性,讲究天人合一,人法自然,主体参与意识很强,而西方人的思维则更偏重理性,客观审视周围事物,冷静探索自然规律。其次,中国人的道德观念讲究“仁”、“义”、“礼”、“智”、“信”,道德价值居于价值体系的最高序列,而西方人则不然。最后,中国人十分重视家庭关系,长幼辈份分明,亲属称呼复杂,义务关系明确,西方人则推崇个人主义,对亲属关系划分得不那么具体,对宗教义务的履行甚至要高于对家庭的责任,正如陈独秀所言:“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22]文化上的不同取向决定了文化结构的差异,并最终形成了对事物的不同认识。而正是这种不同认识,导致了翻译和文化的现实冲突。

4.2.3宗教上的不同信仰

宗教是人类意识的反映,产生于原始社会,并逐步发展为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学家发现,迄今为止,在任何社会人群中,都有不同形式的宗教存在。不同的宗教体现不同的文化传统,反映不同的文化特色。以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为例,它们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基督教产生于1世纪上半叶,目前主要传播于欧洲、美洲和大洋洲。伊斯兰教产生于6世纪,目前主要传播于亚洲、非洲。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目前主要传播于亚洲东部和东南部。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承认有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存在,基督教信“耶稣”,伊斯兰教信“”,而佛教提出“因缘生”理论,认为宇宙万物都是因缘而生的,不承认世界上有超越人类的神存在。宗教上的不同信仰,隐藏着翻译与文化现实冲突的潜在原因。

5.兼容有度:如何面对翻译和文化的融合与冲突

对翻译和文化之间客观存在而又无法避免的融合与冲突,翻译学习和实践该如何着手?我认为要做到以下两点。

5.1明确翻译过程中的正确态度

美国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一书中,讨论了翻译活动的意义,认为语言和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面对翻译和文化的融合与冲突,翻译实践需要正确的认识来指导,既不能一味拒绝,又不能生搬硬套。一方面,我们要欢迎这种合理的融合。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的内涵。唐朝“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终于成就“唐朝盛世”;清朝“闭关锁国”、“夜郎自大”,最终引来“洋枪洋炮”。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过度追求融合。古语有云:“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23]过分的融合往往无法为目的语文化所接受,甚至引起读者的反感。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翻译界就对过度融合的译文进行过一次严厉的批判,认为它造成了现代汉语语法的混乱。因此,只有我们坚持翻译过程中的文化自觉,兼顾翻译的准确性和可读性,才能做好翻译学习,译出更好的作品。

5.2坚持翻译过程中的对比学习

在翻译和文化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的情况下,语言和文化的对比学习就显得尤为重要。王佐良教授认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人们会说:他必须掌握两种语言,确实如此;但是,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24]戚雨村教授认为:“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有其理论意义……更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值得引起重视,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25]首先,我们要加强对语言的对比学习。因为语言是翻译的基础要素,而语言往往又带有鲜明的异质性。只有加强对语言的对比学习,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减少母语思维对翻译的影响,熟练掌握语言间转换的技巧。其次,我们还要加强对文化的对比学习。因为翻译所涉及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化,语言背后还蕴含着更多领域和更加复杂的社会文化。只有认识了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不同民族的思维和品格,才能成功扮演不同语言、文化之间媒介者的角色,准确、优美地传达作者的思想意境和精神风貌。

综上所述,翻译和文化的融合与冲突,是各民族文化融合与冲突的一个缩影。我们要从世界多极化和全球一体化的角度,认识翻译在多元文化融合中的使命,加强语言技巧和文化知识的学习,不断提高翻译水平,实现翻译工作者的自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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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文化论文例5

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相对立纵观我国传统法律文化，虽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说，但是事实上在漫长的封建传统中贯彻的却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八议”、“官当”和“准五服以治罪”等等级制度，强调的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贵贱、尊卑、亲疏之间的不平等的关系，忽视个人的基本尊严和基本权利。因此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观念直至今天还没有被广泛接受，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权仍大于法，掌握着国家行政、司法、立法权力的人员以及这些人员的亲属们也享受着特权的待遇，这直接导致了权力腐败的滋生。此外由于古代中国社会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形态，造成人情大于法、亲情大于法，也阻碍了法治建设。

二、传统法律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融合

虽然我们认为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内容与构建和谐社会并不相容，但决不意味着要全盘否定传统。这是因为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虽然已不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但其中的某些内容则可以通过创造性的转化，赋予其新的时代含义，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儒家的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观念。“中庸”即“用中”，即按“中”的标准去做，“中庸之道”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实质性的平衡，是一种无过无不及的状态。“中”又与“和”有密切关系，“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一词的含义是指按“中”的标准去做就会达到“和”，（和谐）的状态，和谐状态是一种完美的状态。在倡导和谐的儒家思想支配下的传统法律文化也构建和谐社会有若干相通之处：

1、以“仁”为核心的“民本”思想民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夏商时代的统治者视天命为权力的来源，周的统治者认识到民众对于维持政权的重要性，在总结商亡的教训时要国人“以德配天”、“敬天保民”。儒家“仁学”体系的确立，标志着中国法律文化的民本理论的定型。“民本”思想强调人的极端重要性，《荀子》中记载“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认为人民力量、人心向背对国家统治起决定作用，因此要求统治者，特别是君主要“爱人”、“为政以德”，并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民是国家之本，民心向背是国家和君主的安危之所系。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也强调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不是一个游离于人之外的自然过程，而是一个以人作为主体参与其间并决定其进程的历史过程。人既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者，理所当然也应该是其建设成果的享受者，依法治国，就是要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来治理国家，立法必须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必须保证人民群众真正能够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种权利，必须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

2、强调法律与道德教化的相互为用“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对道德教化与法律刑罚之间关系的典型概括。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上，传统法律思想认为法律刑罚的功能是相对有限的，强调应注重道德教化，孟子就曾经说过，“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西周时期就出现了“明德慎罚”的思想，所谓明德，就是提倡尚德、敬德，注重道德教化，它是慎罚的指导思想和保证。所谓慎罚，就是刑罚适中，不乱罚无罪，不乱杀无辜。

“明德慎罚”后来被儒家发展成为“德主刑辅“的思想。儒家主张“重教化，省刑罚”，认为只有在道德教化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时，才采用刑罚手段。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我们应当重视法律在调解纠纷、形成和维持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但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形成秩序的社会规范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各种社会规范合力作用的结果。儒家礼法互补、综合为治的主张，实际上揭示了道德建设与法治建设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为补充，从而有效地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这一主张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仍有十分重要的启示，要实现依法治国，一方面要加强法治建设，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大力提倡诚信友爱、团结互助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内耗和摩擦，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形成人与人之间互信互爱的良好人际关系

3、注重通过调解来解决纠纷儒家追求的是一个无诉的和谐社会。孔子说：“听诉，吾犹人也，必先使无诉乎。”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兴诉是道德败坏的表现，是社会动乱的根源。无诉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追求，而调处息诉则是达到无诉的重要手段。调处的对象不仅包括民事纠纷，也包括轻微的刑事案件。调处的顺序一般是先找亲戚、乡邻、族长，万不得以再去找官府。地方长官常常也是宣传教化和息争诉的楷模，即使老百姓有了纠纷不得不对簿公堂，地方官吏也会在判决书中附上一段劝告，寓教于判，教导境内百姓重视伦理道德、止讼、息讼。

和合文化论文例6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5）12A-0020-04

2011年7月，我校成功申报了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自筹课题“‘和合文化’理念下学校整体改进的校本研究”。课题研究给我校教师、学生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也使课堂发生了深刻的转变。

一、教师：和合共进，智慧共享，助推专业成长

长期的教学实践告诉我们，要改进学生的学习方式必须首先改进教师的教学方式。教学中学生“主体”的体现，需要教师“主导”的更加完善。课堂的组织引导、合作学习课题的确定、合作时机的选择等等都需要教师的教学活动有实质性的改进和提高。

1.课题研究保护教师持续高效的教研热情，让智慧共享，助推专业成长

我们推出了学科月课改半日教研活动，鼓励学科组就课堂教学中发生的、具有学科特点的典型问题进行行动性专题研究。这些专题研究过程包括组内方案申报、课题组审核、方案修订、过程实施、期末评估。教师在平时的课堂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科月课改半日教研活动中解决问题。这种不断的循环为“和合文化”理念下中学课堂教学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具体的策略。

2.课堂观察保证课题研究高质量地进行

课例研究是我校学科月课改半日教研活动的主要形式，针对部份教师在听评课过程中存在的“直觉道来”、“无关痛痒”、“缺乏可行的改进建议”、“缺少观点主张”等问题，我们让部分新城校区教师跟随高中部教师做课堂观察研究，让全体教师学习规范的听评课范式，通过数据记录、分析和教学情况研究，谋求教师教学方式的转变、学生学习方式的改进。课堂观察与传统的听评课活动相比，是基于教师合作基础上的听评课，重视证据、量化和质化的评课话语，关注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双任务取向，因此课堂观察所具备的专业特质帮助解决了目标导引教学中的一些问题，使得我们的课题研究高质量地进行。

3.教师角色，从桌间巡视走向专业调控

在合作学习中教师应当做什么，是课题研究初始老师们疑惑的话题。以往学习小组中教师的活动被称为“桌间巡视”。然而，在合作学习中，丰富多彩的学习同时展开，因此难以把握每一个学生的多样思考，就这一点而言，桌间巡视价值甚微。随着课题研究的推进，老师们逐渐认识到，在合作式课堂教学中，教师必须进行两项工作：关注不能顺利参与合作学习的困难学生，关照展开合作学习有困难的小组。因此，在小组学习开始不久，教师应该努力让每一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合作学习，鼓励难以融入小组的学生同组员沟通，而不是分别回答个别学生的提问。对难以开展讨论的小组，教师应对该小组提供实际的帮助、推进小组的合作学习。

4.课题研究的过程，成为教师自我反思的过程

如果说期初课题工作会议是引领，那么期末课题总结会议则是教师自我反思的过程。基于反思，老师们对课题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新的思路，对自己的教学行为又有了新的思考、新的改进，研究更建基于学生的学习，这是我们课题研究过程收获的最宝贵的财富。教师以自身的实践场所――课堂为中心，与教学的改进、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形成一种同心圆的模式。

二、学生：合作学习，成长共赢，丰富团队文化

组建学习小组，是课题研究的前期工作。在课题研究方案中，我们提出分组的基本原则是组间同质、组内异质、优势互补。以小组的形式对学习过程中发现的疑难问题、课堂教学中的重难点问题及学生或教师新提出的部分问题进行研讨并获得成果，是团队精神的体现，是合作学习的核心内容与关键环节。

1.小组创建，从互教关系走向互学关系

在平时的课堂中，我们不难发现，很多老师其实也在自觉不自觉地使用小组学习模式，但都是侧重在小组成员间构筑互教关系，如老师指示“懂的学生教不懂的学生”。这种“互教关系”是一种单向的关系。平常的课堂中有的老师也会尝试建立“互学关系”，如指示学生“不懂的学生不要总是一个人思考，可以问问组内的同学”，给学生提供挑战高水准学习的机会。在互学关系中，不懂的学生可以针对自身切实存在的问题请教、探讨，真正解决自己在实际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很明显，互学关系下的合作学习效益较高。因为合作学习把学生推向了主动学习的层面，同时他们学习的阶段性成果又成为了他们继续学习的动力。“互教关系”极不自然，甚至可以扭曲成为“多管闲事”，而“互帮互学”关系则是“若无其事的优势”结成的关系。随着学习小组的创建，小组合作从互教关系走向互学关系，各类学生均获得了成长共赢。

2.合作学习，提升学生学习力

目标导引下的同伴合作式课堂，其最终的指向是学生，是学生的学习力。在传统课堂教学中，无论怎样的因材施教，学生个体学习力的增长在大班额的班级授课中，都成为难以达到的目标。虽然实际教学中，也不乏教师通过献身性努力，确实使个别学生摆脱了低学习力的案例，但是这种案例比较鲜见。如果我们的目标建立在全体学生或者大部分学生学习力的提升上，那么，我们势必要改进课堂学习方式。课题研究的内涵就是要通过基于小组的合作学习来提升学生的学习力。合作学习中，学生对于伙伴之间的相互宽容、相互关照的互动能力比教师更加优越;低学习力学生主动求教伙伴的能力得到锻炼;在互教互学的过程中，知识更容易成为学生网状学习经验中的结构点，从而变得更清晰，更牢固，也更有连结性。这种基于“差异互补”原理、采取“异质分组”原则建立起来的课堂教学模式，正是提升学生学习力的关键。在改进课堂学习方式的过程中，教师的固有观念也得到转变：低学力学生的转变并非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事实上，低学力学生是可以突然在某个时间点上摆脱低学力状态的;“学力”也并不是自下而上地堆积起来的，而是需要从一定的高度加以引领。合作学习，成为低学力学生“冲刺与挑战的学习”。

3.合作学习模式极大地丰富了团队文化

团队文化是学生在团队交往的过程中，自己创造并共同遵守的一套关于日常活动规范、价值和兴趣倾向的稳定模式。任何一种教学其本质都是教育，我校自2006年起开展了“同伴互助计划”的德育活动，现在这一教育方式进入教学领域，“同伴互助计划”中已积累的优秀经验便也自然延伸至我们的课堂。长期以来，“应试教育”的环境使学生容易滋生出扭曲的竞争意识，合作精神和合作能力缺失比较严重。可以设想，如果学生在学校的学习成果，多半是建立在其他同学失败的基础上，而不是相互合作基础上的共同进步，那么他们人格中的合作、奉献的品质就会缺乏生长的土壤。我们在课题研究中，倡导合作、互助、共赢的团队文化，很多评价与小组挂钩而不直接针对组员，评价注重小组合力，注重小组的学习提升度等等，这些方式都直接指向团队文化建设。课题实施过程中，很多班级课堂之外小组合作的延伸，更是成为学生成长共赢、丰富团队文化的助推器。

三、课堂：和谐民主，思维共振，转变教学方式

“和合文化”理念之下的中学教学变革，主体是学生，主阵地在课堂，其变革的关键词锁定“目标导引、合作学习”。

1.课堂，始终紧扣目标

教学目标指引着教学的方向，规约着教学的内容，是课堂的旗帜和灵魂。课堂教学有了合理、恰切、明晰的教学目标作引导，教学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有效性，减少随意性和盲目性。本课题的“目标导引”是合作式课堂教学的基础和保障，它直接决定了学案的样式和内容、课堂研讨问题的深浅、学生合作时机的选择。概括而言，“目标导引”在本课题的意义和操作价值在于：导入切中目标;样例体现目标;方式承载目标;评价对应目标。在具体实践中我们特别关注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制定合理、明晰的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目标导引”中应该最先考虑的因素。合理、恰切、明晰的教学目标的制定一般要经过解读标准、分解目标、叙写目标的过程。

（1）明确课标要求。课程标准是教学目标的纲领，教学目标的准确定位必须基于课程标准。在设定一堂课的教学目标前，必须认真研读课程标准，以便将课程标准的大目标进行剖析分解，并落实为本节教学内容的具体目标和要求。

（2）分析教材和学情。不同的教材内容、不同的学生对于教学目标的设定，有着重要和关键的制约作用。在明确课标要求的基础上，认真分析教材具体内容和学生具体情况，深刻理解本节教材的编写意图，明确教学的重点、难点，知识的内在联系，厘清学生现有的知识基础及“最近发展区”，这些都是设定教学目标的必要步骤和过程。

（3）目标分解与落实。依据课标对本节教学内容的要求，根据教材的编写意图、教学内容及学生现实情况，把课程标准的大目标分解成课时教学目标。

（4）叙写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是学生通过课堂学习预期达到的结果（即学生行为的变化），叙写出的目标要具有可观察性、可测量性和激励性。[1]

二是设计学生课堂学习的评价方案。

教学目标体现着教师的美好愿望，学生究竟是否达到？达到的程度如何？评价方案的设计是“目标导引”的一个重要环节。学生课堂学习评价方案的设计原则我们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评价设计要基于教学目标。规范的教学目标是一把可供评价的尺子，根据教学目标去设计、制定评价标准，才能够尽可能准确地估量学生对目标的达成情况。所以，无论是设计过程评价（表现性评价）还是结果评价（检测性评价），都应该与教学目标保持高度的联系性甚至一致性。

（2）评价设计要先于教学设计。评价的设计应在明确教学目标之后、教学设计之前完成，而不是在所有教学环节完成之后。“为评而教”能发挥对学生学习的积极影响，能有效促成教学目标的达成。

（3）课堂评价的形式要多元化。课堂评价的形式有表现性评价（如课堂提问、同伴合作、展示研讨），检测性评价（课堂练习板演、课外作业等），师生互评，生生互评等。本课题更注重对学生整体综合式、多元捆绑式的评价，由单纯鼓励竞争变成以鼓励合作为主，在合作中学习，在合作中竞争，更在合作中成长。

三是以教学目标设计教学程序。

在有了清晰而准确的教学目标和学生课堂学习的评价方案后，就要紧紧围绕教学目标和评价方案设计课堂教学程序。在这几年的实践中，我们提炼出了五环节课堂教学流程：

五环节中，目标是主线，应始终或明或暗地贯穿于课堂中的各个环节。目标导入旨在引起学生的学习意向和兴趣，传统教学中的优秀做法都可以应用在此处，比如开门见山宣读目标、设置情景导入课题等等;独立自学、同伴合作和展示提升是主体环节，独立自学是同伴合作的前提，展示提升是同伴间互教、互研与互评的自然延伸;归理评价是师生对课堂教学中所涉及的知识、技能、方法、思想和精神的盘点，具体的操作方式可以是对教学内容的当堂检测，也可以是同伴组内的研讨以及学生的口头总结，从一定角度看，学生在归理评价环节的表现可以视为教学目标当堂达成程度的度量手段。

2.课堂，始终面向学生

我们都知道罗慕洛运用光栅印刷技术设计的那张特殊海报，其中的儿童视角在我们的课堂教学中是一个常被忽略的问题。儿童是什么？是缩小的成人？还是成人的准备阶段？都不是，儿童是一个特定的年龄，是独特的人生阶段，它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和唯一性，不是谁的准备，不是谁的缩小版。在教学过程中，儿童视角是教学提升品质、提高有效性必须要考量的一个最最关键的因素。我们应该具有真正的儿童视角，我们设定的教学目标，和儿童学习的目标应该尽可能地趋近。我们看到的儿童，应该真正回归儿童的本质含义，我们的教学才能真正从本质上促进儿童的学习。[2]

课题研究中，我们指导教师蹲下身子、放下身段，从教者的视角，但更从学生的视角去审视课堂，去设计课堂。长期以来，我们教师习惯站在“教”的这一边，站在成人的这一边，看不到学生的世界，合理还是不合理，好抑或是不好，很大程度上，我们都以成人的标准去判断，以成人的眼光去审视，用我们的意见、感受、想法去代替、解释学生的意见、感受和想法。我们的课题研究就是希望教师从惯常的思维和认识中跳脱出来，用学生的眼光去看，站在学生的立场去想，让课堂始终都面向学生。

3.观念转型，从同步学习走向合作学习

所谓学习，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一种相遇和对话，是学生和教材、文本的相遇与对话，是学生和同伴、老师的相遇与对话，也是学生和自己的相遇与对话。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与他人的合作，通过合作中的探求，进一步遭遇多元的思想，冲击、激发自己的思想，从而实现这样的相遇和对话。从这一点上说，学习原本就具有合作性，只有具有合作意味的学习，才有可能达到最终的共通与融合。

回想我们传统的同步学习，教师更多的是关注“中层”学生，其中原因首先在于大家都认为“特高分”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同时对学困生的转化教师也常常感到有心无力，因此教学往往就倾向于“中层”学生。如此，“上层”学生由于内容的简单失去一定的学习挑战性，“下层”学生又由于内容的不容易理解而失去学习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同步学习的机制致使部分学生学习权丧失，最终往往是不同步，即严重的两极分化。

我们的课题正是要研究如何从同步学习走向合作学习。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应该把教学内容的水准设定在比通常的教学水准更高的层次上，但同时在教学中必须针对最低水准学生的问题加以组织，如此，“上层”学生的学习才能形成，同时，“下层”学生的问题也可以关照到，课堂教学中“每一位”学生的学习也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在从同步学习走向合作学习的课堂中，鉴于实际情况中出现的越是学习力低下的学生，越是缺乏主动合作、主动请教的能力，我们不断地引导教师指导“下层”学生如何请教，引导教师在课堂上明确合作学习的地位。例如，当课堂中出现约三分之一学生举手发言的情况时，就应开展合作学习，借助多方位的意见交流，展开多层面的思想交锋，只有这样，才能将限于三分之一举手学生的学习，扩展为全部学生的学习。保障所有学生的富有挑战性、富有学习张力的学习，正是合作学习的精髓所在。

和合文化论文例7

 

各个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有各自的文化传统，因而产生了国家的文化差异。基于对文化差异的认识，萨义德曾经说过：“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的。”（萨义德，1999：179）可以看出，文化的杂糅性能够使身处跨文化位置的主体不断认识到文化身份建构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性。通常情况下人文历史论文，对拥有多种血统、四处漂泊的人来说，如何定义自己的文化身份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却又似乎永远绕不开的话题。布莱恩?卡斯特罗作为一名拥有中、英、葡三国血统，且在悉尼完成学业，并被中国媒体亲切称为华裔澳大利亚人的作家，在其作品中反映出一种容纳并接受不同文化的开放心态。卡斯特罗于1950年出生在香港和澳门之间的一条船上，他身上有来自父亲的葡萄牙血统和来自母亲的中英血统免费论文下载。11岁时卡斯特罗被送往澳大利亚的寄宿学校，并在悉尼完成学业。此后，他在巴黎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目前，卡斯特罗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大学担任教授。对于自己身处跨亚欧澳三种不同文化的特殊位置，如同他的作品一样，卡斯特罗更多地表现出的是一种容忍并接受的态度，他描述自己“就像站在三条河的交汇处，可以在每一条河里游泳”，不同的文化给予他丰富的创作灵感，读者可以从他相当多的作品中观察到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体会到文化差异的填充并最终走向融合的趋势。

在卡斯特罗撰写的九部小说中，《追踪中国》（After China）可以看作是代表文化融合的典型例作。通过这部小说，卡斯特罗在探索文化差异有时可以被填充的可能性。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为躲避文化大革命迫害而来到澳大利亚的中国建筑师游博文和欧洲裔澳大利亚女作家路易斯。他们的第一次相遇是在一处典型的澳大利亚背景地——海滩上，两人一见钟情。男主人公游博文本身受到中国传统的浓重影响，而从事建筑的工作经历使得他有机会接触西方文化人文历史论文，在故事发生时又身处澳大利亚，游博文身上兼具各种不同文化的影响，而他和路易斯的相爱，并在路易斯逝后果断承担起照顾她女儿的最终决定体现了卡斯特罗认定的文化最终将填补差异走向融合的良苦用心。女主人公路易斯一生都没有脱开中国的影响，她已故的男友是一位华裔诗人，生下的女儿是一名混血儿，之后又和来自中国的游博文相爱，对游博文从一开始的陌生不解到后来的与之相爱，再到最后深知只有游博文才理解自己作品的深刻涵义，于是在自己作品的首页上写下了“致游（博文）”，卡斯特罗让文化差异的融合在这位女作家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所以，在这部作品中，惯常的文化差异引发的文化冲突的危机不再是卡斯特罗表现的重点，取而代之的是通过不断改造差异而实现更新的自身的身份，小说要强调的是不同民族、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文化身份的人的共同人性，游博文和路易斯之间的爱情使得小说的人情味十足，这和文化背景还有文化差异毫无关系，卡斯特罗向读者传达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爱，一种跨越文化和种族差异的真爱。

和合文化论文例8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文化要素已经从边缘地位被逐步推进到中心地位,文化软实力成为当前国际社会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体育作为一种无国界、跨民族的文化传播媒介,对于推进民族认同、跨文化交流与互动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结合我国第一个以体育为主题的产业园――北京市崇文区龙潭体育园区的建设,对此做出探讨。

一、龙潭湖体育产业园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可行性分析

(一)政策优势

龙潭湖体育产业园位于崇文区东南部,包括龙潭三湖公园和体育馆路地区,国家体育总局、北京市体育局、崇文区政府都非常关注其发展,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经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将崇文区的功能定位为北京市体育产业的聚集区;国家体育总局在《1995-2010年体育产业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在全国形成北有龙潭湖体育产业园、南有太湖体育经济发展圈的“南北两湖”体育产业发展模式,并已将崇文区列为发展体育产业的试点区,作为我国发展体育产业的重点扶持项目;北京市体育局在《2008年北京体育奥运行动计划》,也把龙潭湖体育产业园作为北京市体育产业的重点项目;在崇文区第九次党代会和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体育兴区,建设东南龙潭湖体育休闲板块的战略部署。

国家实施非物质丈化遗产保护工程对于传统体育丈化保护是历史性机遇。国家相继出台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还成立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北京市也颁布了《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文件,所有这些工作对于我国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都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作为北京市第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试点区,龙潭湖产业园所在的崇文区非常重视非物质维护遗产的保护,把文化产业重大项目纳入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创造了良好环境。

(二)区位优势

北京是我们这个体育大国国家体育的中心,拥有鸟巢、水立方、北京体育馆等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大中型体育场馆和体育设施,成功地举办了第29届奥运会、第11届亚运会等诸多国际体育赛事。龙潭湖体育产业园身处首都北京的功能核心区崇文区,内有国家体育总局机关、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等中央政府机关以及北京体育馆等多个体育场馆,体育文化氛围浓厚。龙潭湖体育产业园可以作为一个延续奥运效应的中心地点,借助发展传统文化创意产业、引入市场化机制发展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北京的国际地位大力宣传和推广我国优秀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推广少林功夫、太极拳等知名度高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国传统体育的魅力,使国际友人在北京就能了解全部中国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使体育类非遗在保持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础上稳步走向世界。

(三)资源优势

北京虽然不是传统体育的发祥地,但作为一个国际性的都市,北京的传统体育发展是有目共睹的,随处可见的“中国功夫”、“大秧歌”、“太极拳”等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已经成为北京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四年一届的北京市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就设置了珍珠球、蹴球、毽球、摔跤、棋类12个大项、83个小项。北京市民族传统体育协会还在挖掘100多个民族民间体育活动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京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50例》。龙潭湖产业园规划依托板块内体育行政管理、体育媒体等机构以及现有产业发展基础,大力发展体育产业,推进体育产业向高端化升级,形成北京体育产业聚集的核心区域。整个园区最终形成体育商务交流、体育休闲健身两个中心和体育行政中枢、体育产业总部两个基地的发展建设格局,可以提供一个展示传统体育的平台。

二、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途径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应借鉴龙潭湖体育产业园既有的经验,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创新保护和开发利用模式,积极引入市场机制,社会化、多元化、多途径保护和开发利用,在发展中传承。

(一)通过表演来弘扬特色,发挥品牌效应

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不同民族风俗产生浓厚兴趣,人们想通过实地参观来实现这一愿望的,但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很少有人能亲临全国各地来感受所有的传统类体育民俗。因此,龙潭湖体育产业园区选择娱乐性、趣味性、观赏性较强的非遗传统体育项目,在时尚体育休闲区、新兴运动动感区、北京青少年活动中心,建立专项表演区,开展富有民族特色、地方风情的各种各样的民俗体育竞技、娱乐、休闲等表演活动,把一些优秀的原生态民俗体育文化或次生态民俗体育文化展示给游客大众,并邀请游客参与到民俗体育活动中去,使他们通过亲身参与来体验少数民族的体育乐趣、感受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性、领略到和极富特色的民俗风情。园区将努力把中华民族体育类非物质文化旅游表演打造成特色鲜明的品牌,使游人看完鸟巢水立方的西方竞技体育后,就来龙潭湖体育产业园观赏体育类非遗表演,感受到中国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大精深。

(二)开展各类专项传统体育比赛

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发展,就要形成自己的体育竞赛体系。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比赛和单项民俗体育运动会,既能促进文化传播,又可以加速民族体育产业化进程,推进经济增长。例如,1990年在呼和浩特举行的首届国际大型“那达幕”大会,使蒙古式摔跤这一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得以被世界关注。龙潭体育产业园将利用辖区内的北京体育馆和国际体育交流中心的体育休闲娱乐区新建场馆,设单项或多项民族项目的友谊赛、邀请赛、争赢赛、排名赛,举行多项民族体育竞赛活动,促进各地区少数民族体育的交流和传统体育项目水平的提高。利用龙潭西湖形成体育科技体验区进行爬山等有氧攀爬运动;龙潭中湖新兴运动动感区进行障碍马术、皮划艇、沙滩排球、小型赛车等常规娱乐项目;在中心岛大型娱乐设施“冰水世界”设置多项与冰水相关的主题休闲娱乐活动;龙潭东湖时尚体育休闲区进行攀岩、壁球、龙舟、航模、门球、漫步道等趣味性竞赛。通过非遗类体育竞赛,不断打造传统体育竞赛品牌,带动体育、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三)商业开发

世界发达国家体育产业化的发展趋势来看,体育产业的发展趋势由事业型走向产业化,带动其相关产业的发展,逐渐成为第三产业的支柱产业,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必须考虑到其经济效益。体育产业园可以成为崇文区文化旅游、体育休闲和商贸商务三大主导产业的纽带,实现文化、经济、体育、旅游共同繁荣。园区将利用崇文区的文化优势,借助经济发展中文化旅游、体育休闲和商贸商务三大主导产业的发展,在已有在李宁体育、体育文化一条街为代表的体育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利用红桥市场、天雅市场和规划中的体育商业中心,以体育产品为主导,打造体育品牌最多、规模最大,各项休闲、娱乐、服务配套设施最全的商业步行街,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最为知名的体育商品、信息和中介服务的中心区域。北京作为中国最大的旅游城市,体育类非物质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通过开发非物质文化资源,可以通过门票收入、项目组合收费、服务性经营项目收入、各类活动场地租用、广告收入,带动商业和旅游业的发展。

(四)拓展公众参与途径

应借助全民健身运动,在注重休闲性和体育健身功能的基础上,针对高、中、低档的体育健身消费群体,区组建高档的高尔夫俱乐部、中档的网球羽毛球俱乐部、大众化的秧歌队围棋队等。大力发展民间体育俱乐部,在挖掘传统体育项目的基础上,开发功、操、拳、舞、剑等项目,在园区中开设有民族特色的中华体育馆、俱乐部、培训班等,如武术馆、射击馆、摔跤俱乐部、棋院等等修身怡情的民间体育俱乐部,让人们不断地参与到少林功夫、太极拳、武当武术、峨眉武术、民族棋等一系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练习者、发展者的队伍中来,唤起全社会对民族体育遗产的关注。

体育博物馆是集中静态地展示体育类非物质文化的一种产品形式,应借鉴中国武术博物馆、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苏州中国昆曲博物馆等专业博物馆的经验,利用中国体育博物馆新馆落户体育产业园的优势,在中国古代体育厅、中国近代体育厅、民族体育厅、武术厅等展厅,展示中华民族四千年体育发展的历史,如唐朝的马球、宋朝的践鞠、明朝的捶丸等体育项目以及武术、射箭、角抵、马球、捶丸、围棋、气功养生等活动,展示我国人民所创造的绚丽多彩的体育文化,使人们从这些项目中感受到民族精神。另外,还将多媒体与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基础上,建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库、数字博物馆或展示中心,在体育明星大道轴线景观中和数码主题公园中展示这些成果。

和合文化论文例9

高校校园文化是大学生汲取文化知识，养成思想观念以及培养能力素质的重要外部环境，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长期置身于校园文化之中，其思想认识、道德观念、能力素质也潜移默化地受到校园文化的影响，因而高校校园文化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然而，当前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却出现学生参与性不高、活动影响力不大、校园覆盖面不广等问题，严重制约着高校校园文化的育人功效。实践证明，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积极推广朋辈教育，更大层面调动了大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有力地拓宽了教育的覆盖面，满足了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现实诉求，成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新路径。

一、朋辈教育的新内涵与特点

朋辈，很多时候也称为同辈或者同伴，指的是年龄接近、具有相同背景或者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大多以非正式群体的形式存在。因此，高校朋辈教育指的是高校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具有相同背景或者具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大学生分享经验、知识、观念或者技能，以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成长的教育方式。朋辈教育的模式和方法最早是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工作领域，通过同伴之间的互相鼓励和帮助实现彼此问题的有效解决。在发达国家，朋辈教育的理念与机制被广泛地运用于预防艾滋病及其他的安全教育领域，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之所以必须创新性地将朋辈教育的理念与机制融汇其中，是因为朋辈教育平等性、双向性等特点与校园文化建设的诉求直接契合。

（一）突出的平等性和双向性

朋辈教育的主体和受体一般是由在年龄、兴趣、态度、价值观、社会地位等方面较为接近的个体构成的，因此在朋辈教育中，朋辈教师与朋辈学生之间无论是实际年龄、心理特点还是生活的时代背景都比较接近，这就有效地消弭了传统课堂教育中师生之间强烈的年龄、身份和学识的反差。朋辈教师与朋辈学生都是以同辈大学生的身份进行的，双方之间地位平等、话语特点相似，教育的方式开展也灵活，这有助于双方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受知识、学习技能，具有突出的平等性。再者，朋辈教师与朋辈学生不仅可以通过教学相长的方式巩固专业知识，还能够挖掘同龄人身上的优点，觉察自身的不足，进而不断完善自己。朋辈教育的双方可能是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不同的专业知识背景也能促使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转换教与学的角色，汲取不同学科的养料，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开拓自己的学科视野。

（二）强烈的针对性和可接受性

朋辈教育的开展是在充分了解朋辈教师的知识技能以及朋辈学生的学习需求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科学匹配的。朋辈教师的专业优势与朋辈学生的学习诉求在朋辈教育过程中具有明显的针对性，保证了在朋辈教育中真正实现供需的紧密对接，避免资源的浪费，促进朋辈学习效能达到最大化。与此同时，学生之间的相近性和趋同性使朋辈教育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同辈群体更好地提供了个体间交流各种社会信息、看法的平台，其成员间可以平等自由地探讨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增加了个体社会经验和社会思考力。”[1]朋辈教师与朋辈学生之间的年龄背景、社会地位、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相似性使朋辈教育的内容更容易为朋辈学生所接受并认可。在朋辈教育中，朋辈教师所运用的表达方式、话语特点与同龄的朋辈学生都是相契合的，能够轻松愉快地实现知识、观念、技能的有效传递。

（三）显著的互动性与示范性

一方面，朋辈教育的双方都是来自大学生群体，生活空间和时间的重叠性增加了朋辈师生之间交流互动的机会。当前许多高校教师因为时间或者居住地点的关系，当大学生出现思想困惑或者认识错位时候，很难及时地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疏通。但是朋辈教育则有效地避免了这一问题。另一方面，“高校优秀朋辈群体来源于广大学生，成长于广大学生中间，更易于感染和激励同龄人的心灵，更易于营建共同提高、共享新知识和文明的学风、校风”[2]。在教育互动中，双方所体现出来的优点和长处，很容易被对方发现、欣赏并接纳，成为对方学习、模仿的榜样，实现优势互补。所以，朋辈教育无论是对于教育者还是学习者而言，在思想引导、才艺学习、素质提高等诸多方面都能体现出教和学的示范性。

二、朋辈教育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耦合

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推广朋辈教育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耦合。校园文化建设，学生是策划者、参与者、推广者、受益者，而朋辈教育作为自我教育的一种有效形式突显了学生的主体性，两者之间的耦合是实践的基础。

（一）朋辈教育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体耦合

国外的朋辈教育缘起于朋辈互助，大学生之间的互助善用彼此资源，通过学生主体的参与来实现学生“助人――自助”的良性循环。大学生往往喜欢朋辈教育者，因为其年龄、背景等相似，在交流过程中能注重共情，给予求助者积极关注和主动反应，从而提供有效的指导。朋辈教育依靠大学生之间互相学习、模仿，实现朋辈教师与朋辈学生之间的共同进步，其实施主体无疑是大学生，这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体性诉求是契合的。高校校园文化归根结底是服务于大学生的成才发展，其文化理念与文化内容只有为大学生所接纳、认可才有可能实现其育人旨归。因此，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必须充分重视大学生主体性的发挥，避免出现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由学校党政职能部门、辅导员“唱独角戏”的局面，让大学生的主体性与参与性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彰显。朋辈教育通过鼓励大学生参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恰好满足了校园文化建设强调大学生主体性、参与性的诉求。

（二）朋辈教育追求覆盖面与高校校园文化扩大影响力诉求耦合

朋辈教育颠覆了传统的只是依靠专业教师开展教育教学的模式，让具有专业技能的大学生扮演朋辈教师的角色，指导其他大学生更加顺利地参与到校园文化建设中去。朋辈教育将具有专业技能的大学生聚集起来，共同服务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全局，不仅通过校园文化建设的实践将大学生凝聚起来，而且无形中培育扩大了校园文化建设的师资力量，让更多的大学生能够受益于校园文化。传统 “师―生”的校园文化建设模式，因为局限于师资力量、场地经费不足等原因，校园文化影响力的覆盖面远远不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运用朋辈教育模式，让大学生群体内部力量进行自我教育，使校园文化活动有更多的可能性惠及全体学生，有效地破解了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影响力不足的问题。

（三）朋辈教育的渗透力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潜移默化作用耦合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对大学生的影响往往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实现的，这种教育力的实现是以大学生的文化认同作为重要的前提。朋辈教育运用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为大学生进行良性互动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他们之间相似的心理特点、生活背景等使之建立和谐融洽的关系更加成为可能。在朋辈教师与朋辈学生交往过程中，心理相容程度更高，朋辈学生对朋辈教师具有更强的信任感。换言之，朋辈教师指导朋辈学生参与校园文化活动，让朋辈学生在和谐融洽的氛围中能够更加自觉地接受校园文化的熏陶，剔除自身错误的思想观念，提升自身的文艺才能素质，体现了教育的渗透力。

三、朋辈教育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运用的意义与优势

20世纪中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被正式提出来。经过了几十年的探索和发展，无论是理论或者实践维度，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随着时代环境的不断变迁，当前校园文化建设面临着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推广朋辈教育，可以由学校挑选音乐、舞蹈、美术、体育等专业的学生来担任其他专业学生（下称非专业学生）的指导老师，传授相关知识与技能，进而丰富校园文化的内容、提升校园文化的品味以及深化校园文化教育力。这种寓文化教育力于日常生活的教育模式与校园文化影响力的作用机制相契合，能更大程度、更广层面地调动大学生参与到校园文化的建设中来，增强校园文化建设的影响力与渗透力，成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突破与创新。

（一）促使校园文化建设从自为存在到自觉发展的转变

大学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是大学精神的传承者和实践者。将朋辈教育的模式引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能够更加凸显大学生的主体地位，调动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校园文化建设的行列中去，实现大学生从校园文化纯粹的享受者、受益者向校园文化的发展者、创造者转变。一方面，将大学生嵌入到校园文化发展的全过程，能为大学生主动将自己的才能、品格、思维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出来开拓空间，从而让他们不仅展示能力，而且有机会、有平台为繁荣校园文化“添砖加瓦”;另一方面，朋辈教育也为教与学寻找到重要他者来观照自身，有力地激发了大学生的自我教育。“所有的育人的活动都只有通过同学们的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才能够充分发挥作用。”[3]在朋辈互动过程中，教育双方都能从对方身上发现别人的优势，觉察到自身的不足，进而不断调整自我的价值取向和人格建构朝向良性的方向发展、进步。

（二）促使校园文化建设从部分受益到全员覆盖的转变

大学生身处大学环境之中，校园文化以文化活动等有效形式促进大学生高尚理想和健全人格的形成。然而，在现实中因为师资或者空间等资源的限制，部分大学生却只能充当校园活动的“看客”。校园文化未能很好地凝聚和引导全体师生，构建起全体师生与校园文化互融共生的格局，使得校园文化育人功能的发挥大打折扣。而利用朋辈教育模式创新校园文化建设的路径则能够有效破解这一难题。一方面，校园文化建设遵循以学生为主体的思路，充分挖掘学生的自主性与创造力，有助于促进学生由“被参与”、“看客”的状态向“主动参与”、“主人翁”的状态转变。另一方面，朋辈教师来自不同的专业，各具不同的文艺、体育等方面特长，将这股力量补充到校园文化建设的队伍中去，不仅在数量上能够满足文化活动的师资力量要求，而且在兴趣爱好方面也能满足大学生的多样化需求。

（三）促使校园文化建设从零敲碎打到长效机制的转变

传统意义上的校园活动，尤其是需要教师指导开展的文艺、体育活动，指导教师往往是聘请相关院系的专业教师担任。这些教师本身承担着教学和科研任务，时间和精力相当有限。他们在指导校园文艺、体育活动的过程中，也就只能采取“打游击战”的形式来进行，无法建立长远的、系统的、全面的规划与体制。校园文化活动受制于资源的紧缺，导致校园文化活动无法与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形成长期、有效、稳定的互动，窄化了校园文化的价值，而朋辈教育的引入则有效地破解了这一难题。校园文化建设主体力量的扩充，有效地解决了资源紧缺、师资有限等问题，保证了高校能够将校园文化活动与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目标等统一起来，进行长远的布局规划，形成稳定有效的校园文化建设体制。

四、朋辈教育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的运用

朋辈教育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的运用创造性地发挥了艺术、体育等专业学生的力量，让他们去带动非专业学生提升自身的艺术才能和修养，以更好地参与到校园文化建设中，这是一个持续系统的过程。朋辈教育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互促互进需要组建专业的队伍，构筑有效的平台以及建立长效的机制，以保证朋辈教育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有力、有序、有效运用。

（一）重视选拔培训，保证朋辈教师队伍的专业性

高校依靠音乐、舞蹈、美术、体育等专业学生对非专业学生进行指导，朋辈教师是校园文化活动开展的主导者与承担者，他们的能力素质直接影响到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实效。因此，朋辈教师队伍建设应该坚持“精心选拔，全面培训”的原则，确保朋辈教师的专业性与适应性。首先，可以通过学生自愿报名、院系审核推荐、学校答辩面试的形式，重点考核申请学生的专业技能和思想素质，真正挑选出专业知识扎实、文艺技能出众、奉献精神突出的朋辈教师。其次，学校重点培训他们的教学技巧，保证他们不仅有优秀的专业技能传授给非专业学生，而且有高超的教育教学技巧，与非专业学生建立和谐融洽的合作关系。因为朋辈教师实施朋辈教育的成效，不仅取决于他们的专业技能和思想素质，与他们的教育教学素质也直接相关。

（二）搭建对接平台，保证校园文化建设的长效性

“朋辈教育者应积极开展朋辈交往，建立彼此信任的、平等的生活化的同伴情感。”[4]为此，朋辈教师队伍组建以后，学校应该积极为朋辈教师与朋辈学生搭建长效互动的平台，让他们更好地进行互动，建立稳固的朋辈情感，进而能够在稳定良性的情感共振中实现优势互补，共同进步。首先，学校可以采用点对面的运作机制，为每个班级分别配备一到两名朋辈教师，并要求他们定期组织文艺培训活动。其次，学校应该积极创设校园文化建设成果展示的平台，推动朋辈教育的理念与机制最大限度地运用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学校每年可以通过举办艺术节的形式，组织校、院、系多层级的歌曲串烧、舞蹈比赛等，并要求朋辈教师积极指导班级文艺赛事的组织排练，深化校园文化建设的成果。“活动是校园文化的表征，是校园文化的重要内容。”[5]朋辈教育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推广的进程中，善于依托活动或者比赛的形式，为每位大学生提供展示文艺风采的舞台，不仅是扩大和深化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教育力的需要，而且还有力地激发了朋辈师生教与学的主动性。

（三）凝练明确目标，保证两者有机交融的自觉性

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推广朋辈教育，要科学准确地凝练出两者交融的目标，反过来还要用这些目标来调节完善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促使朋辈教师自觉地用这些目标来导引自己的教学。朋辈教育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推广中可以确立“四个一”的目标，即“一首歌，一支舞，一套拳，一件乐器”。具体说来，高校可以要求朋辈教师培养所对应班级的每位学生掌握一首歌曲的审美能力和表演能力;能够对一个舞蹈剧目进行理解，掌握基本技能，具备基本编排能力;能够对一套基本拳法有所了解，并熟练地表演出来;通过器乐学习，能够初步掌握至少一种乐器，并能熟练弹奏一首曲目。教育目标的确立，有助于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进而全面准确地反映校园文化建设的工作实效和工作状态，为校园文化建设的进一步推进提供更加具体细致的参考。

（四）重视大众普及，保证校园文化影响的广泛性

高校通过挖掘艺术和体育等专业学生担任朋辈教师，带动非专业学生参与校园文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校园文化的参与面和质量水平。但是，要建设更加开放、多元、繁荣的校园文化，还要发挥非专业学生骨干的带动作用，掀起新一轮的朋辈教育，逐步形成校园文化建设“人人参与、普遍受益”的新局面。新的朋辈教师可以从非专业学生骨干中培养和挑选，扩大朋辈教师的数量，甚至可以直接为每间宿舍配备新的朋辈教师;还可以拓宽教学改革的思路，挑选专业素质强的学生组建通识教育课程教学团队，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为非专业学生开设相关课程。

高校发挥朋辈的教育作用，丰富和创新校园文化活动，提升大学生的文艺、体育素养，从而加强校园的文化建设，这是新时期新形势下各高校的应然选择。然而，朋辈教育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联姻也是一项长期、复杂、系统的工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反馈、调整、升华。

参考文献：

[1]边社辉，王湃，郑建辉.朋辈教育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应用实践[J].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2）：83-85.

[2]张勇，王峰，李永山.激活朋辈教育功能，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探索与实践[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2）：114-116.

和合文化论文例10

党的十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企业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细胞，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不仅是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的重要内容，更是提升我国企业管理水平的可依举措。当前，我国学者对企业文化理论的研究虽已取得了诸多成果，但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需要，企业文化的研究仍需进一步的深入。在十提出建设精神家园的引领下，学界理应将企业文化的研究更多地转向人的精神领域。纵观当代中国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从深层次探讨人的精神力与企业文化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企业文化与人的精神力概述

1.企业文化。尽管国内外学者对企业文化的定义各有其侧重和可取之处，本人还是比较赞同秦在东教授对企业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的定义。他认为，所谓企业文化，其实与我们通常理解的，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组织和制度的社会、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不同，它是指一个企业独有的、为全体职工普遍接受和共同奉行的理想、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企业文化包含三个层次：企业的机器设备、生产经营的产品为外层物质文化；企业的领导制度、人际关系是中层制度文化；企业职工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是内层精神文化。这三个层次中，精神文化是核心层。

2.精神力。精神，从哲学范畴上理解，指人脑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具体的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人的精神力既表现为人的精神状态、价值目标，还反映人在掌握现代科学知识技能和思维的创造性和实践性。人的精神力是人的理想、信念通过社会实践进一步深化产生的精神力量，是思想观念、文化、科学和一切智力的总和，是精神的转化与升华，是对精神的创造力的表征。如果将人的精神力作用于现代企业中，我们可以将人的精神力理解为，劳动者良好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在企业的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实际效益。因此，在企业中劳动者精神面貌和精神活力都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面貌和企业的运行。

二、合理开发和利用人的精神力是企业文化的核心

不管从什么角度出发去探究企业文化的核心，始终都围绕着“人”和“精神”来展开。因此我认为，合理开发和利用人的精神力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提出这一观点，囿于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第一，现代企业文化理论与以往的管理理论不同，以往的管理理论强调企业的物质成本，强化企业员工的规章制度，注重企业组织机构的建设。而现代企业文化理论更注重企业内部人员的思想、价值观念与情感的沟通，强调企业员工间的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可以这样说，现代企业文化理论在指导企业管理时，更注重人在企业中的作用，它把企业的运行看成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活动。

第二，企业文化理论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应用性理论，它不只是在于说明或解释企业管理，而是在于指导企业管理。企业文化理论通过指导企业实践，开辟了企业管理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移，同时企业文化不只是一般性地描述对人性认知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而是站在科学与理性的角度去深入研究揭示人性最本质、最活跃的特性。通过对人性管理理论与技术研究的日趋成熟，不断挖掘激发企业劳动者的劳动潜能是企业文化理论需要不断挑战的现实问题。

第三，企业文化是企业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物质与制度可以看作是企业“硬件”，而精神是“软件”。所谓“软件”，就是知识、经验、信息、智慧等人类精神现象。当人将所拥有的知识、经验、信息和智慧相互融合并进行价值转换后便会形成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可以是精神生产力，也可以是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是劳动者在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中，运用精神生产手段创造系统化的观念形态产品的能力和力量。物质生产力是劳动者与劳动生产资料以一定的形式结合起来所产生的物质产品。这两种生产力对于现代企业的高效运行都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合理开发和利用人的精神力，是企业文化理论乃至企业管理理论不断发展所要深入思考与研究的重要课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了企业文化的重要，纷纷开始对企业进行企业文化设计，希望能通过企业文化的指导让企业做大做强。但事实是，很多企业只有了企业文化的外壳，而没有企业文化的内核。企业如何合理开发和利用人的精神力，继而成为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三、企业合理开发和利用人的精神力的策略思考

首先，企业文化的顶层设计要从人性管理的视角充分认识人的潜能。这里提到人性，不得不联系到西方人性管理思想的人性假设，即所谓“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与“复杂人”的人性假设。“复杂人”的人性假设是对前三种人性假设理论的超越，这种观念认为：人的行为与需求是会随着自身所处的环境与生活条件而不断地变化着的，人是否愿意为组织目标作出贡献，决定于他自身的需求状况以及他与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由于不同的人需求及能力各异，在同一组织中，不同的人对管理会有不同的反应。因此，在进行企业文化设计时，要充分了解企业员工的需求，包括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在企业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了解员工的工作及生活状况，倾听企业员工的心声，并力所能及地为企业员工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让企业员工能真正感受到企业关怀，以激发他们自发主动地为企业服务的热情。

其次，要努力构建企业内部的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组织是一个能熟练地创造、获取和传递知识的组织，并且能在不断地学习中修正自身的行为，以适应新的知识和见解。当今世界上所有的企业，不论遵循什么理论进行管理，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等级权力控制型，另一类是非等级权力控制型，即学习型企业。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研究者们一直在探寻一种管理模式，使之能打造一种更有效的能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企业。要打造成学习型企业，首先要克服在中国企业中十分普遍的“官本位”思想，使企业管理者与下属员工逐渐由从属关系转向为工作伙伴关系，要真正将企业员工看作是企业的主人。其次，要培养企业员工树立大局观与系统思考的能力。现代企业尽管对员工频繁地进行所谓的企业文化培训，但仍无法真正成为学习型组织，主要是因为现代组织分工、负责的方式将组织切割，当企业员工认为不需要为自己的行动结果负责时，他们就不会去修正其行为，也就是无法有效地学习。最后，企业还要鼓励员工形成团队学习的精神。所谓团队学习，就是企业要组织员工在一起大胆地提出自己对企业现状和前景的想法，并鼓励员工与管理者相互进行深度的会谈与思考，最终得出比个人思考更正确更好的结论。只有在学习型企业中，员工的创造力和智力潜能才能得到开发。

最后，企业要不断完善激励监督机制与制度，以适应企业发展与员工发展的需要。“激励”在充分调动企业员工内在潜力、保持员工工作有效性和高效率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已被中国众多企业运用到实际的管理活动之中。往往企业与员工间的感情互动和企业对员工的人文关怀会比单纯以物质为载体的激励来的更有实效。当今也存在同时注重对员工进行物质刺激与情感投资的企业，但收到的效果依旧不理想，主要原因是因为这样的企业对于激励机制的理解尽管相对全面，但层次较浅。他们会朴素地认为，记得员工的生日、参加员工的婚宴等就是对员工的精神激励。然而实际是，如果不是在平时的工作中，企业管理者发自肺腑地与员工进行情感交流与人际沟通，仅仅只是为了完成激励机制中的应有步骤，这样的精神激励只会不断贬值且出现越来越多的负面效应。除此，企业在执行激励机制时，要随着激励对象的心理状态、能力发挥状态和生活条件的不断变化进行调整。企业在执行激励机制时，不仅要使物质刺激与精神激励相结合，还要根据各方情况的变化不断做出调整，否则会导致激励机制的失效。

参考文献：

[1]王金祥.论精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重要作用.[J]辽宁大学学报.19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