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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学术论文模板(10篇)

时间:2023-02-28 15:59:09

英汉学术论文

英汉学术论文例1

中图分类号:H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1-0232-02

近年来,体裁和体裁分析成了语言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对各类语篇进行体裁分析的研究层出不穷,其中对学术论文的体裁分析尤为突出。但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论文的其他部分(如:摘要、引言和讨论部分),而对作为学术论文重要组成部分的文献综述的研究甚少,其英汉对比研究更为少见。学术论文中的文献综述具有特定的交际目的和交际对象,并在语篇结构、文体风格、社会功能等方面都具有特定的体裁特征。文献回顾能够体现论文作者对研究问题的理性认识,论证研究必要性的能力,以及宏观综合文献的能力,是整个论文中最难写的一部分。[1]鉴于文献综述在论文写作中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以Swales学派体裁理论以及Connor的对比修辞理论为基础,从分布特征对英汉论文文献综述部分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同一体裁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的异同。

一、数据和分析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语料库总共包括40篇应用语言学领域的实证性学术论文。根据Nwogu(1997)提出的建立语料的代表性(representativity)、声望(reputation)和可读性(accessibility)的原则[2],确立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4种杂志:《外语界》《现代外语》《Applied Linguistics》《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这些杂志均出版于2013和2014年。运用Wolfram Mathematics 60软件进行随机抽样,从4种杂志中分别任意抽取10篇论文,从而构成了本研究的语料库共40篇文章。

本研究中文献综述宏观结构对比,主要是针对所建立的语料库论文中文献综述的分布特征进行对比。应用语言学领域实证性学术文章的宏观结构主要包含IMRD(Introduction, Method,Results and Discussion)四个部分。[3]文献综述在论文中呈现的最主要的形式为引用,占据了文献中综述篇幅的大部分。Swales (1990) 将引用分为两种类型:融入式引用和非融入式引用。在整合型引用中,研究者的姓名是句子成分的一部分。而在非整合性引用中,研究者的姓名以括号或上标数字加批注等形式出现。[4]运用PDF转Word转换器软件统计这两种引用在英汉论文中四个部分(引言、方法、结果、讨论)中的字(词)数。英语论文的篇幅长度是以单词数为单位计算的,而汉语论文的篇幅长度是以中文字数为计算单位,因此不能仅通过统计英语论文的单词数和汉语论文的字数得出文献综述的分布比例。为了使本研究更具有说服力,文献综述的句子数和出现频率也作为分析的依据。在统计整理数据的基础上,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比分析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分布特点。

二、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宏观分布对比分析

1文献综述在论文各部分及整篇文章中所占的比例

表1 是文章各部分文献综述字(词)数占相应各部分字(词)数的百分比。 由表1可以看出,英汉论文都是引言部分的文献综述最多(英语论文中引言部分文献综述单词数24527,占引言总单词数的637%;汉语论文中引言文献综述字数16650,占引言总字数的495%),结果部分的最少。引言部分和方法部分的文献综述是英语论文多于汉语论文,而结果部分和讨论部分则相反。对于文献综述在整篇论文中的比例而言,英语论文略高于汉语论文(英语论文中文献综述总词数38401,占英语论文总词数的266%;汉语论文中文献综述总字数33667,占汉语论文总字数的225%)。除了上面说到的英汉论文篇幅以不同的单位衡量的原因外,这样的结果不能足以比较文献综述在两种语料中的分布情况,因此有必要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来检验两语料文献综述在各部分及整篇文章中所占的比例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表2显示了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在论文各部分及整篇文章中的统计分析的结果。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在论文各个部分的分布没有显著差异(t=1615,1953, 0215,-1870,1875;df=38;p>005)。

2.文献综述的句子数和出现频率

表3和表4是文献综述在论文各部分的句子数和出现频率对比。从表3可以看出,英语论文中文献综述在论文各部分的句子数都多于汉语论文,其中引言部分和方法部分最为明显(英语论文中引言部分的句子数771,汉语论文中为275;方法部分英文论文为185,汉语论文为50)。文献综述在论文中的出现频率与句子的比较结果相似,也是英语论文多于汉语论文,引言部分和方法部分差距较结果和讨论部分要大。为了使研究的结果更具有说服力,我们同样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来检验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在这两方面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表5和表6的统计结果显示,英汉论文文献综述的句子数和出现频率在引言、方法及整篇文章中有显著差异(p值均为0000,小于005)。研究表明,英语论文文献综述句子数和出现频率在引言和方法部分明显多于汉语论文,结果和讨论部分也是英文论文居多,但差异不明显。

三、结论

综上所述,文献综述在英汉论文中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引言部分的文献综述分布最多。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在论文各个部分的分布没有显著差异。就句子数和出现频率而言,英语论文文献综述句子数多于汉语论文中的句子数,出现频率亦是如此。这两方面在引言、方法及整篇文章中有显著差异。总的来说,英语论文作者更加重视文献综述的写作,尤其是在引言和方法部分。这可能是因为中西方文化差异导致的写作习惯差异。中西方对于“礼貌”的理解不同: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伦理道德,人际交往讲究“客气”。西方人似乎无暇“客气”,人与人之间交流往往直截了当。[5]因此,在进行文献综述的写作时,中国学者常常采用委婉、含蓄、迂回等间接的表达方式;而西方学者则倾向于直接、明快的写作风格。英汉论文文献综述部分的不同之处比较清晰地反映出了英汉作者不同的写作习惯。文化习俗和写作风格都会影响篇章的形成。本研究对于学术论文文献综述写作教学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有助于学术写作者了解不同语言文化各自的写作修辞特点,提高跨文化意识,加强学术交流。

参考文献:

[1]王姿懿,高桂珍.中外应用语言学硕士论文文献综述体裁对比[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8:104-106.

[2]Nwogu,K.N.The Medical Research Papers:Structure and Function.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1997,16:119-138.

英汉学术论文例2

在“汉语热”不断升温的大背景下,近二十年里,汉语语法本体研究跟对外汉语教学已经建立起一个良性的双向互动格局(邵敬敏&罗晓英,2005)。许多语言学家提出“汉语语法(对内汉语教学)”和“汉语教学语法(对外汉语语法)”是不同的。“全球汉语热”对汉语教学语法研究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在近二十年里的硕果丰厚。当代语言学理论应为汉语教学服务,当代语言学理论的研究使得汉语教学语法的羽翼更加丰满,但是汉语语法研究的起步较之国外稍晚些,大部分的汉语语法理论需要借鉴国外较为成熟的语言学理论来丰富汉语语法研究,提到“借鉴”,就需要语言学术语的汉译译名,确定了汉译译名的准确性、规范性之后更好地丰富汉语语法,接而为汉语教学语法提供理论依据。另外,在汉语发展如火如荼的今天,关于汉语教学的学术论文中英文摘要、对外汉语教材的开发、以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丛书的研发提出了对汉语也应该有固定的英文翻译来提高学术的严谨性,可惜的是,除了学术论文中英文摘要的研究和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汉语术语翻译有相关研究之外,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丛书中的汉语术语翻译问题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本文中将以《汉语字词教学》一书为例,通过分析书中的汉语术语翻译问题影射现有的汉语术语翻译存在的问题,只有将汉语译成科学性较强的外语的研究和实践才能够更了解汉语。

一、国内引进国外术语译名研究现状

汉语术语翻译问题的提出,不得不提到国外术语译名的研究现状,可以进行汉译英和英译汉的双向思考模式,可以从现有的国外术语译名研究成果得到一些启示。学者们集中且一致反映国内引进的国外术语译名的问题十分混乱,都认为消除术语译名混乱的现象实为当务之急。研究现状如下:汉译语言学术语出现混乱原因(曹丹,2006;张沉香,2006;郑述谱,2006;袁宜平,2009);汉译语言学术语存在的问题(于伟昌,2000;赵思德,2004;龙海平,2011);总结了国外术语翻译的原则(王宗炎,1987;赵世开,1992;于伟昌,2000;张旭,2004;侯国金,2005;姜望琪,2005;况新华、吴丹,2009;尹洪山,2009;张晓勤&任泽湘,2009;赵学德,2009;龙海平,2011;罗天华,2012);总结了国外术语翻译的方法(赵思德,2004;黎士旺,2007;陆丙甫,2009);提出了国外术语译名翻译时的建议(姜望琪,2005;况新华&吴丹,2009;罗耀华&周晨磊,2011)。

国内对国外术语汉译译名的研究已经起步,但我国汉语术语翻译研究方兴未艾。由于汉语在世界上所有语言中的地位的不断提升,对术语的标准化翻译提出了迫切的呼吁。

二、汉语术语翻译的研究现状

学术论文中英文摘要翻译,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和汉语作为二语丛书会涉及到汉语术语的翻译的三个领域,之前已经提到,汉语作为二语丛书中的汉语术语翻译的研究几乎为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英语起了帮助汉语走向世界的作用,所以务必要将汉语中的术语准确、恰当地翻译出来;如果我们不注意将汉英翻译纳入对外汉语学的体系,将会在实践的过程中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以《汉字字词教学》一书为例,书中第一章和第二章介绍了汉语字词的基础知识,在阅读英文部分发现书中的汉语术语翻译存在很大的问题。通过这本书可以窥见现在的汉语术语翻译的现状。

三、书中汉语术语译名存在的问题

汉语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发展水平最高的语言之一。为更好地与时俱进,体现汉语的先进性,我国语言研究学界于上个世纪初就开始了对现代汉语的研究,并从西方引进了颇为成熟的语言学理论。我们知道语言是一种分层装置,第一级是语素,第二级是由词构成的句子,最初的汉语语法研究深受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所以类似于词、词汇、语素、音节等术语是从别语中翻译而来,但经百年国内汉语研究学者的努力这些术语多了“汉语”内涵。但不等于所有与汉语相关的术语都可以随意地使用,汉语应该有自己的英语译名。现将书中涉及到的汉语术语翻译与汉译语言学辞典中汉语术语翻译对比情况如下:

(表1)

(表2)

通过如上两表我们能发现的问题如下:

(一)一词多译:汉字,词汇,声旁

1.书中的“汉字”有两种译法,一为character,二为Chinese writing。《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对两词的解释为:character其中一个义项为文字,符号,记号;writing其中一个义项为(书写或印刷的)文字。

2.书中的“词汇”有两种译法,一为word,二为vocabulary。Word在《中国语言学大辞典》的释义为“每种语言中词都是基本的要素,定义有争议。一般来说,词是语音和意义相结合的并至少有一个自由语素组成的语言符号”;vocabulary 释义为一种语言发展的一个具体阶段内说话者和写作者使用和支配的词的综合。从辞典中下的定义来看,vocabulary更是汉语中需要的对应的英语翻译。

英汉学术论文例3

12. 解海江,章黎平.词典编纂理念的二度转向.辞书研究,2010(6).

13. 张柏然.老枝发新芽新桃换旧符――《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代序,外语界,2006(6).

14. 张春明.描写主义与规定主义――兼评《英汉大词典》.∥第二届全国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暨福建省辞书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1996.

15. 盛龙.传统语法规定主义观点的形成和发展.广州师院学报,1999(8).

16. 周俊生.“潘俊蹦懿荒苁战汉语词典?..20140420.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

英汉学术论文例4

语法术语 辨正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05C-

0143-03

研究者已达成共识,认为英语中有些名词无论是在功能、语义和修辞效果上,还是在受语义制约方面,都与汉语的量词相当。它们既能表示物体的数量,也蕴涵事物一定的语义特征,如a bar of chocolate,a bucket of water,a bunch of carrots,a loaf of bread,a flock of birds中的bar、bucket、bunch、loaf、flock等名词(以下简称bar等词)。但是,我国的英语学习者和语言工作者较少针对它们进行深入的学习和探讨,甚至不确定这些词的名称。哪怕是关注及讨论过它们的研究者或语法学家,也使用不同的术语来指称这些词。国外出现的术语分别有partitive nouns和quantifiers等,国内更是缺乏统一的名称。一方面,研究者使用不同的中文术语。有的接受了前文提到的英语术语,把它们译成相应的中文术语“部分名词”与“量词”;有的使用“英语量词”、“单位词”、“单位名词”的术语。另一方面,相同的术语出现了不同的中文或英文对应词。例如,partitive nouns不仅被译为“部分名词”,还被称为“量词”、“单位词”、“表份词”。相同的中文术语也对应着不同的英语名称,如马丽的“量词”对应partitive nouns,张道真的“量词”对应quantitatives,杨甸虹的“量词”对应unit nouns。章振邦的“单位词”既对应partitives,又对应unit nouns。可以说,用来概况bar等词的术语使用情况非常混乱。因此,针对bar等词的正名研究工作很紧迫,它对进一步的英语学习和研究至关重要。

一、主流术语之回顾

综观现代英语语法,可发现国外及国内的主流英语语法著作中都讨论过上述bar等词用以表示事物数量的词。不同的语法学家采用不同的术语。此处介绍几个颇有影响力的术语。

(一)Partitive nouns。Partitive nouns是Quirk等人在讨论partitive constructions(表量结构)(partitive constructions即constructions denoting a part of a whole,也被Quirk写做partition。其对应的中文除广泛使用的“表量结构”外,还有“表份结构”)时提出的,主要被译为“部分名词”。 Quirk等人认为,“部分名词”在连接上of短语后能够帮助描绘事物的数量,表示整体中的一部分。为避免重复,他们在论述过程中也用partitives一词来替代partitive nouns。

参照并结合Quirk等人对表量结构所作的分类,即种类结构(partition in respect of quality)、数量结构(partition in respect of quantity),部分名词被相应地分成三类:表示种类、数量及度量的部分名词。表示种类的部分名词主要指kind、sort、type等;表示度量的部分名词涉及精确的数量,主要帮助表明长度、面积、容积、重量等方面的量。例如metre、acre、litre、pound等词是度量部分名词。对涉及数量的部分名词,Quirk依据“部分名词”后of短语所连接的名词的种类(可数或不可数)进一步对部分名词作了划分。首先,用于修饰不可数名词的部分词可以被细分为通用部分名词与典型部分名词。通用部分名词主要指piece、bit、item;典型部分名词在用法上更为严格并且更具描述性,主要用来修饰具体的不可数名词,如bar、blade、block、loaf等。除搭配不可数名词的部分词外,还有诸如crowd、flock、herd等用来修饰复数可数名词的部分词。

(二)Quantifiers。Quantifiers被一些国内的语言学者译为“量词”。英国语言学家D. A. Wilkins曾在其著作中用quantifiers来解释英语中数量表达的语法现象。此处所讨论的quantifiers主要参照著名的认知语法学家Langacker的观点。

首先,Langacker认为quantifiers是用来表明事物的“量”而不是“数”(日常语言中,“数量”一词用来表示“事物的多少”;但在语法中,“数量”一词实际上包括“数”与“量”两个不同的语法范畴),他指出,The role of a quantifier is therefore not to specify the number of instances (which is always just one) but rather to indicate the size of the profiled instance.他把quantifiers分成两大类:起语境定位作用的量词和“真正”的量词,即relative quantifiers(相对量词)和absolute quantifiers(绝对量词)。相对量词主要指的是all、most、any、every等词,它主要是逻辑式的研究对象。

Langacker对量词论述的重点放在绝对量词上。他认为,绝对量词才是真正的量词,这是因为它们仅仅给出所例举事物的数量的大小,而没有任何隐含指称关于事物总体数量的前提。绝对量词既包括指明基本数值的数词,如one、two、three等,也包括数值模糊的many/much、several、numerous、(a)few/little等词。通过详细地认知分析,Langacker进一步认为,一些名词,例如bucket、bunch、loaf、flock等,因为在蕴涵数量表达方面有类似于数词的作用,基于此用法的这些词也应该被看做quantifiers。Langacker依据quantifiers所修饰的名词的种类对绝对量词也作了分类。他认为,绝对量词基本上是用来修饰复数名词和没有复数形式的物质名词。

从根本上说,Quirk对partitive nouns的讨论实际上是紧紧围绕表量结构展开的,也就是说,他讨论部分名词时实际上关注的是“表量结构”,而不是“部分名词”。从这几方面考虑,partitive nouns无法成为bar等词的英文术语。

相对而言,“单位词”确实更能为我国的英语学习者所接受。其中“单位”一词确实具有中国特色。bar等词与汉语量词的相似致使英语学习者和研究者拿它们与汉语量词相互比较。“单位”二字也源于它们与汉语量词的对照。了解汉语量词正名的过程就知道,在20世纪50年代,量词最后得以定名之前,曾经被使用过的众多术语中就有王力提出的“单位量词”和吕叔湘提出的“单位词”。两大语言学家所提名称中含有“单位”二字是因为量词用以表示事物的单位或行为的次数。而在章振邦看来,英语中的bar等词也是用来表示人或物的单位。称bar等词为单位词的做法受启发于汉语量词术语的正名过程,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章振邦混淆“单位词”与“单位名词”的做法并不可取。因为“词”与“名词”之间肯定是存在差别的。严格地说,“单位词”或是“单位名词”的上义词。因为就像汉语量词,英语中既有表示人或事物的量的单位词,也应有表示动作、行为的量的单位词。表示动作、行为的量的单位词显然不全是名词(赵世开把一些表示动作次数的单位词称为“单位副词”)。出于学术的严谨性,应该对两种表示不同性质的单位词加以区分。

三、“单位名词”之准确性

对于我国的英语学习者而言,“单位名词”或许是最适合bar等词的术语。这主要取决于“单位”及“名词”两方面的概括性。

(一)“单位”的概括性。汉语量词是汉藏语系语言的特点,它普遍地存在并应用于汉藏语言中。英语的“数”范畴决定英语在表示可计数的事物前无需类似汉语量词的词,它是非量词性语言。因此,不能简单地参照汉语的词类划分,生硬地把英语语言里数量表达式中出现的一些类似汉语量词的名词称为“量词”。

汉语语法学家普遍认为,汉语量词是表示事物或动作的数量单位的词,它们的作用在于辅助说明事物的单位以及事物的特点。同样,在认知语言学看来,汉语量词主要反映了人们对事物主要特征的体验、理解和认识,人们通过量词将名词划分为不同范畴的成员。换句话说,汉语量词并不是用来体现事物量的多少的词语。例如,“一块布”其实难以说明物品的量是多少,却暗示了“布”在三维空间的扁平形状。如果汉语量词不是用来表“量”,那么bar等词就更不应该被称为“量词”。

相比之下,“单位”的概念更易于理解。它源于汉语量词的定义描述和语法功能,这与生俱来的“中国特色”使得它更易为我国的英语学习研究者所理解和接受。例如,张道真虽用“量词”的术语,但论述中也有“单位”的概念。在讨论他所认为的固定量词时,他提到这种量词都表示某类东西的一部分,它可以和不可数名词一起使用。和物质名词一起使用时,它里面包含一个表示单位的名词,有时这个名词还说明形状、特点等,如 three blocks of wood,又如two slices of bread。

事实上,国外语法界也认可“单位”。Foley在《人类语言学入门》中讨论英语中的物质名词时,说物质名词“refer to stuff, substances, or material without definite shape or a determinable unit in its own right”。Taylor在《认知语法》一书中也提到:In English, if we wish to refer to a bounded instance of a substance,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mass to be unitized……Similarly, in order to refer to a bounded instance of shu, it is necessary to unitize the Chinese nouns by means of a classifier。两位语言学家在讨论物质名词时所用的unit及unitized即含“单位”之义。由此可见,认为bar等词充当事物计数“单位”的观点是被广泛接受的。

值得注意的是,“单位名词”的“单位”并非狭义的度量衡之单位,也就是说,“单位”不能是仅仅局限于标准量的单位或度量衡单位。每个国家都有自己规定的计量单位,同类大小单位间还有换算公式。这是现实中的共性,在语言上的体现就是任何语言(包括量词语言和非量词语言)都有自己的度量衡单位。“单位名词”术语中的“单位”不限于度量单位,而是基于度量单位体现的认知特点,经过隐喻转喻等认知机制进一步产生而来的“单位”。

(二)“名词”的概括性。“单位名词”术语的另一合理性体现在“名词”二字上。英语里这些类似bar等的词虽然能表示事物数量的单位,并且在多个方面都可比拟汉语量词,但它们终究不是英语里的一个单独词类。语法著作曾分别把它们归为形容词、限定词或名词来讨论,但都没有把它们看成单独的词类。

说它们是“名词”,主要是因为这些词具有英语名词的语法特征。在帮助表示数量时,bar等词也有复数形式,前面也可以用冠词和形容词修饰。另外,这些词主要来源于名词,或从名词转义而来。虽然有些词在表示单位时侧重动作或状态,来源于动词或形容词,但在语言使用时也用做名词。例如,a giggle of girls,a smother of spiders,a drove of sheep中的giggle、smother、drove虽然具有形象生动的动态性特点,但也是作名词用。

结合“单位”和“名词”两者的语义特征、功能表达及语法性质,应该可以把bar等词称为“单位名词”。

通过比较和分析相关术语和名称,笔者认为,“单位名词”不仅更具合理性,也更容易为国内的英语学习者所接受。英语中用做表示事物或人的数量的名词到底该怎么称呼,这是亟须解决的问题。希望更多的英语研究者参与到对这些词的研究中来,以完善英语语法的理论建设。

【参考文献】

[1]张媛,刘振前.认知语法视角下的英语表量结构分析[J].外语教学,2011(2)

[2]Quirk, R., S. et al.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M].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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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温金海.汉英数量范畴的认知对比分析[J].外语学刊,2012(1)

[5]石毓智.表物体形状的量词的认知基础[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1)

[6]杨甸虹.英语量词的新用法及翻译[J].中国翻译,1997(3)

[7]张道真,温志达.英语语法大全:上[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8]王文斌.论汉英形状量词“一物多量”的认知缘由及意象图式的不定性[J].外语教学,2009(2)

[9]董亚芬.大学英语:第一册[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10]徐莉娜.Unit Noun与汉语量词的比较与翻译[J].中国科技翻译,1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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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马丽.汉语量词手册[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

[13]章振邦.新编英语语法教程[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14]薛振铎.英语量词分析[J].青海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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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章振邦.新编英语语法:上[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17] John R. Taylor. Cognitive Grammar[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8]何杰.现代汉语量词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19]王寅,李弘.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对词汇和词法成因的解释[J].外语学刊,2004(2)

[20]William A Foley.人类语言学入门[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21]赵世开.汉英对比语法论集[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K].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英汉学术论文例5

2.态度意义

评价理论(系统)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对人际意义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新词汇—语法框架,它关注语篇中可以协商的各种态度(李战子,2004:1),是对话语人际意义框架的扩展。它主要关注用于协调社会关系的语言资源和态度的表达。Martin把评价系统分为三个次系统:态度、介入和级差。它们又可以次系统化。态度系统指的是人们参照情感反应或文化制约下的价值体系对参与者和过程进行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评价的意义资源。态度又可分为情感(affect)、评判(judgment)和鉴赏(apprecia-tion)。它们分别属于心理、伦理和美学范畴。情感系统用来表达语言使用者对事件或现象的情感反应,并从情感的角度对其进行评价。情感通常由心理过程(mentalprocess)或修饰性关系过程(attributiverelationalprocess)来实现。评判系统指的是根据一系列制度化的规范(insti-tutionalizednorms)对人们的行为作出评价的意义资源。评判系统可分为社会尊严(socialesteem)和社会约束(so-cialsanction)。社会尊严与行为规范(normality)、做事才干(capacity)和坚忍不拔(tenacity)有关;社会约束与是否真实可靠(veracity)、行为是否正当(propriety)有关。鉴赏系统是对事物、过程和现象等进行评价的意义资源。该系统围绕反应(reaction)、构成(composition)和价值(valua-tion)三个方面形成。反应描写评价对象在情绪上对读者/听众产生的影响;构成主要评价评价对象的复杂性和细节;价值指用社会标准来看评价对象是否有价值,是否重要。态度意义有肯定(positive)和否定(negative)之分。态度意义的表达还有显性(explicit)和隐性(miplicit)之分。显性表达指的是话语中有明确的态度意义表达方式;隐性表达指的是话语中没有明确的态度意义表达方式,但是读者结合上下文能从字里行间推断出评价人的态度。在很多情况下,评价人通过隐性表达间接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3.研究结果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态度意义的表达,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在书评的各个部分都有分布。但有些部分出现得多,有些部分出现得少。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英语和汉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的态度意义进行对比分析。

3.1各类态度意义的总体特征

在两种语言的语言学学术书评中,情感意义的表达非常少,最多的是鉴赏意义的表达,其次是评判意义的表达。英语和汉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的情感意义的表达都非常少。在20篇英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该类表达只出现了19次。在20篇汉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该类表达更少,只有6次,只占所有态度评价表达的1.0%。在语言学学术书评中,情感意义表达的频率如此之低,可能是因为情感意义关注的是评价者的心理感受,过多的情感意义的表达势必造成观点的过于私人化,从而缺乏一定的说服力(李荣娟,2005:31)。学术书评相当于学术论文(徐柏容,1993:80),应以理服人,过多的情感意义显然会使文章显得太主观,所以此类文章中表达作者情感意义的机会很少。相比较而言,英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的情感意义的表达比汉语中的要多,比例也更高。从统计学角度看,它们存在显著区别(x2=8.89,df=1,p<.01)。我们将在3.5部分继续讨论该不同点产生的原因。从评判意义来看,两种语言的语言学学术书评表现很相似。评判的比例都不高。在我们研究的20篇英语书评中总共有92处评判意义的表达,占所有态度评价表达的16.1%。在20篇汉语书评中该类表达共有100次,占所有态度评价表达的17.2%。两者没有显著差异。评判是对人类行为的评价,直接涉及原书作者本人。该类评价,尤其是负面评判可能会导致书评作者和原书作者的正面交锋,从而引起冲突,因此作者较少使用评判,防止就书论人。当然,虽然书评是对书籍进行评论,但是书评作者也会对原书作者的学术背景进行介绍,对其行为和努力进行评价,所以书评中也有一些评判意义的表达。从鉴赏意义来看,两者的表现也很相似。英语语篇中80.6%的态度评价是鉴赏类的,汉语中81.8%的态度评价是鉴赏类的。鉴赏是对产品、过程和现象的评价,而书评是对书籍的评价,所以鉴赏意义的表达的比例会如此之高。由于评判和鉴赏的表达较多,而情感的表达较少,我们还将在下文详细讨论评判和鉴赏在英汉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的表现特征。

3.2肯定和否定态度意义

书籍的质量有高低之分,其价值也有高低之分。书评作者会对书籍的优点进行赞扬,同时又会指出书中的缺点和错误。这样书评中就会有肯定的和否定的态度意义表达。英语中的肯定态度意义的比例是62.7%,否定态度意义的比例是37.3%,汉语中的肯定态度意义的比例是79.8%,否定态度意义的比例是20.2%。两者的肯定态度的比例都高于否定态度的比例。这种现象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首先,学术书评是学术语篇的一种。与学术论文和其他学术著作相比,学术书评包含有更多的人际意义成分。肯定评价是一种有效的礼貌策略,有助于维护原书作者的积极面子。否定评价可能会损害原书作者的学术声望,是一种威胁面子的行为。所以,书评中肯定评价多于否定评价符合礼貌原则(参见Brown&Levinson,1987)的要求。其次,我们可以从积极话语分析(Martin&Rose,2003;朱永生,2006)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现象。积极话语分析主张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各种社会矛盾,希望通过话语分析提倡和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朱永生,2006:39)。积极话语分析关注激励人心、给人勇气的话语,关注我们喜欢的、使我们感到振奋的话语(李战子,2004:2)。运用更多的肯定评价,而不是一味的批评,有助于激励原书作者进行更多的创作,而且也能给读者以鼓励和勇气,并有助于创建一个和谐的社会。虽然在两种语言的语言学学术书评中肯定态度的比例都高于否定态度的比例。但是,两者在肯定态度和否定态度的比例上还是有显著区别(x2=41.05,df=1,p<.01)。英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的否定态度评价的比例高于汉语中该类评价的比例。这一不同点与中西思维差异有关。中国文化强调求同性,强调和谐的人际关系;西方文化强调求异性,强调批判性(Nisbett,2003:47-49;连淑能,2002:45-46)。因此,汉语书评中的否定评价更少。这种思维差异在欧阳护华和唐适宜(2006)的研究中也得到证实。他们对中国大学生英语议论文写作中的作者身份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学生英语议论文极少用“I”,并把自己的观点扩大为“大家”公认的常识常理,从而给人以“集体化声音”的印象。相反,西方人常常用“I”以示他自己的观点。

3.3显性和隐性态度意义表达

态度意义有肯定和否定之分,其表达也有显性和隐性之分。在对比研究中,我们发现在英汉语言学学术书评中,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态度意义,其表达既有显性的,又有隐性的。例如:(1)Chapter10,“Variationsonaconstructionisttheme”,isaninterestingandusefulsurveyofdifferentcon-structionalapproaches,startingwithgenerativeapproacheslikethoseofHale&Keyser(1997)andBorer(2003).(Text15)(2)最后,正如桂诗春教授在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这本法律语言学专著应该提供更多的有关法律实际的案例(比如从法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Text36)例(1)中的两个黑体词分别是显性反应和显性价值的例子。例(2)中没有显性的态度表达,但是读者能从斜体部分读出作者对原书作者的否定评价,批评其内容不够完整。至于它们在显性和隐性态度意义表达的异同点。在英语语篇中,84.4%的肯定态度的表达是显性的;在汉语中,该类表达的比例是57.4%。这说明肯定态度的表达以显性为主。至于否定态度意义的表达,情况有些不同。在英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大约一半的否定态度意义表达是显性的或隐性的;在汉语中,隐性表达的比例明显高于显性表达。这种现象可以从标记理论(themarkednesstheory)的角度加以解释。根据标记理论的观点,显性表达应该是无标记的,隐性表达是有标记的。显性表达直接表达作者/说话人的观点,隐性表达是含蓄的,间接的。肯定评价不会损害原书作者的面子,所以无须用有标记的含蓄的表达方式,因此学术书评中肯定的态度意义以显性为主,而且比例非常高。与此相反,否定的评价有损原书作者的面子,很容易招致原书作者和读者的不同意见和反对。隐性表达,作为一种礼貌策略(BlumKulka,House&Kasper,1989),不像显性表达那样锋芒毕露,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否定评价的力量,可以减缓否定评价对原书作者学术名声的损害。因此,隐性表达有助于避免人际冲突,从而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但是,相比较而言,无论是在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汉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的隐性态度表达比例都高于英语同类书评中同类态度表达的比例。英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的显性态度表达比例都高于汉语同类书评中同类态度表达的比例。在这一点上,英语和汉语的语言学学术书评有显著区别(x2=81.36,df=3,p<.01)。这个不同点反映了“中国人的表达更加间接含蓄,西方人的表达更加直接”(Nisbett,2003:61)。这一结果与Scollon等人(1998:118)的研究发现相似。他们研究了中国学生论述汉语论辩文的信息顺序和修辞结构,认为东方的推理方式比西方的更加间接。

3.4评判意义

如前所述,评判系统分为社会尊严和社会约束。在我们研究的语篇中,所有的评判方面的表达都是关于社会尊严的,尤其是关于做事才干方面的。社会约束的评判标准具有法律或道德含义。学术书评当然不会从道德或法律的角度来评判作者的行为。而书籍的质量与作者的学识水平具有很大的关系。在评判中,原书作者涉入其中,因此,评判比情感和鉴赏包含有更加丰富的人际意义。尤其是否定评判,它对原书作者的行为进行批评,因而更有可能影响原书作者的学术声望和学术地位,而且影响的程度也更深。例如:(3)Anthonissen(p.95)writesofthethreemetafunctionswhichdiscourseperformsoftensmiultaneous.Often?Itishardtoi-magineanytextwithoutthesmiultaneouspresenceofide-ationa,linterpersona,landtextualmeanings;surelythatisthepointoftheHallidayanmetafunctions?(Text10)(4)如在第十一章(P.159)论述teamteaching时,作者混淆了teamteaching(团队教学)和co-teaching(共同教学)的概念。(Text34)在例(3)中,没有一个明显的表达态度意义的词汇来对作者的行为进行否定评判。但是整段话,尤其是两个问号和“hard”隐含了作者对原书作者的尖锐批评。在作者看来,原书作者应该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本观点非常了解。同理,例(4)中也有否定评判的例子。“混淆”一词不仅仅是对作者行为的否定评判,而且也隐含了这样一个事实:原书作者既然没有把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那么该书中关于teamteaching的研究结果就难以令人信服了。这种否定评判的批评力度可能比否定情感和否定鉴赏的批评力度更强,直接针对原书作者本人,对他的学术声望和学术地位带来更大的威胁,也更容易引起人际冲突。鉴于这些原因,学术书评中否定评判的比例低于否定态度在所有态度表达中的比例,也低于否定鉴赏在所有鉴赏表达中的比例。在我们研究的英语语篇中,否定评判占所有评判表达的26.1%,低于否定态度的比例(37.3%)和否定鉴赏的比例(40.3%)。在汉语语篇中,否定评判占所有评判表达的16%,也低于否定态度的比例(20.2%)和否定鉴赏的比例(21.2%)。根据Motta-Roth(1995)和Nicolaisen(2002)的研究,学术书评可分为四个语步。在第一语步中,作者常常会对原书作者进行介绍,介绍他的经历、名声、职称和以前的学术成果等。在研究中,我们发现,20篇英语书评中,只有3篇有类似的介绍;而20篇汉语书评中的10篇有这样的介绍。相比较而言,汉语书评作者更加重视原书作者的背景,而英语书评作者更加强调原书作者在写这本书时所付出的努力。类似的例子有:(5)Whendealingwithspeechasanengineer,F(Fant)issuperb,takingallofthevariablesintoaccountandcalculatingtheirinteractionwithprecision.(Text7)(6)JohnSinclair,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出版著作30多本,发表文章上百篇,在话语分析和语料库语言学两个领域成绩显著。(Text40)在例(5)中,作者用了“superb”对原书作者处理某一问题时的行为作了肯定评判。在例(6)中,作者对原书作者的背景进行了介绍。用“著名语言学家”和“成绩显著”介绍了他的学术名声,显性评判了他的学术能力。斜体部分介绍了他的学术成果,隐性评判了他的学术能力。英汉语书评作者在这方面显示出的不同点与我们的思维习惯有关。一般来说,东亚人倾向于场依存的认知方式,他们比西方人更加注重背景;西方人倾向于场独立的认知方式,他们更有可能把事物与周围的环境分离开来,仅仅关注事物本身(Nisbett,2003:42-45)。这种认知方式反映到学术书评中来,就是汉语书评作者更加重视原书作者的学术背景,而英语书评作者更加强调原书作者在写这本书时所付出的努力。

3.5鉴赏意义

英汉学术论文例6

2.态度意义

评价理论(系统)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对人际意义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新词汇—语法框架,它关注语篇中可以协商的各种态度(李战子,2004:1),是对话语人际意义框架的扩展。它主要关注用于协调社会关系的语言资源和态度的表达。Martin把评价系统分为三个次系统:态度、介入和级差。它们又可以次系统化。态度系统指的是人们参照情感反应或文化制约下的价值体系对参与者和过程进行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评价的意义资源。态度又可分为情感(affect)、评判(judgment)和鉴赏(apprecia-tion)。它们分别属于心理、伦理和美学范畴。情感系统用来表达语言使用者对事件或现象的情感反应,并从情感的角度对其进行评价。情感通常由心理过程(mentalprocess)或修饰性关系过程(attributiverelationalprocess)来实现。评判系统指的是根据一系列制度化的规范(insti-tutionalizednorms)对人们的行为作出评价的意义资源。评判系统可分为社会尊严(socialesteem)和社会约束(so-cialsanction)。社会尊严与行为规范(normality)、做事才干(capacity)和坚忍不拔(tenacity)有关;社会约束与是否真实可靠(veracity)、行为是否正当(propriety)有关。鉴赏系统是对事物、过程和现象等进行评价的意义资源。该系统围绕反应(reaction)、构成(composition)和价值(valua-tion)三个方面形成。反应描写评价对象在情绪上对读者/听众产生的影响;构成主要评价评价对象的复杂性和细节;价值指用社会标准来看评价对象是否有价值,是否重要。态度意义有肯定(positive)和否定(negative)之分。态度意义的表达还有显性(explicit)和隐性(miplicit)之分。显性表达指的是话语中有明确的态度意义表达方式;隐性表达指的是话语中没有明确的态度意义表达方式,但是读者结合上下文能从字里行间推断出评价人的态度。在很多情况下,评价人通过隐性表达间接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3.研究结果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态度意义的表达,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在书评的各个部分都有分布。但有些部分出现得多,有些部分出现得少。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英语和汉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的态度意义进行对比分析。

3.1各类态度意义的总体特征

在两种语言的语言学学术书评中,情感意义的表达非常少,最多的是鉴赏意义的表达,其次是评判意义的表达。英语和汉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的情感意义的表达都非常少。在20篇英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该类表达只出现了19次。在20篇汉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该类表达更少,只有6次,只占所有态度评价表达的1.0%。在语言学学术书评中,情感意义表达的频率如此之低,可能是因为情感意义关注的是评价者的心理感受,过多的情感意义的表达势必造成观点的过于私人化,从而缺乏一定的说服力(李荣娟,2005:31)。学术书评相当于学术论文(徐柏容,1993:80),应以理服人,过多的情感意义显然会使文章显得太主观,所以此类文章中表达作者情感意义的机会很少。相比较而言,英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的情感意义的表达比汉语中的要多,比例也更高。从统计学角度看,它们存在显著区别(x2=8.89,df=1,p<.01)。我们将在3.5部分继续讨论该不同点产生的原因。从评判意义来看,两种语言的语言学学术书评表现很相似。评判的比例都不高。在我们研究的20篇英语书评中总共有92处评判意义的表达,占所有态度评价表达的16.1%。在20篇汉语书评中该类表达共有100次,占所有态度评价表达的17.2%。两者没有显著差异。评判是对人类行为的评价,直接涉及原书作者本人。该类评价,尤其是负面评判可能会导致书评作者和原书作者的正面交锋,从而引起冲突,因此作者较少使用评判,防止就书论人。当然,虽然书评是对书籍进行评论,但是书评作者也会对原书作者的学术背景进行介绍,对其行为和努力进行评价,所以书评中也有一些评判意义的表达。从鉴赏意义来看,两者的表现也很相似。英语语篇中80.6%的态度评价是鉴赏类的,汉语中81.8%的态度评价是鉴赏类的。鉴赏是对产品、过程和现象的评价,而书评是对书籍的评价,所以鉴赏意义的表达的比例会如此之高。由于评判和鉴赏的表达较多,而情感的表达较少,我们还将在下文详细讨论评判和鉴赏在英汉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的表现特征。

3.2肯定和否定态度意义

书籍的质量有高低之分,其价值也有高低之分。书评作者会对书籍的优点进行赞扬,同时又会指出书中的缺点和错误。这样书评中就会有肯定的和否定的态度意义表达。英语中的肯定态度意义的比例是62.7%,否定态度意义的比例是37.3%,汉语中的肯定态度意义的比例是79.8%,否定态度意义的比例是20.2%。两者的肯定态度的比例都高于否定态度的比例。这种现象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首先,学术书评是学术语篇的一种。与学术论文和其他学术著作相比,学术书评包含有更多的人际意义成分。肯定评价是一种有效的礼貌策略,有助于维护原书作者的积极面子。否定评价可能会损害原书作者的学术声望,是一种威胁面子的行为。所以,书评中肯定评价多于否定评价符合礼貌原则(参见Brown&Levinson,1987)的要求。其次,我们可以从积极话语分析(Martin&Rose,2003;朱永生,2006)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现象。积极话语分析主张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各种社会矛盾,希望通过话语分析提倡和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朱永生,2006:39)。积极话语分析关注激励人心、给人勇气的话语,关注我们喜欢的、使我们感到振奋的话语(李战子,2004:2)。运用更多的肯定评价,而不是一味的批评,有助于激励原书作者进行更多的创作,而且也能给读者以鼓励和勇气,并有助于创建一个和谐的社会。虽然在两种语言的语言学学术书评中肯定态度的比例都高于否定态度的比例。但是,两者在肯定态度和否定态度的比例上还是有显著区别(x2=41.05,df=1,p<.01)。英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的否定态度评价的比例高于汉语中该类评价的比例。这一不同点与中西思维差异有关。中国文化强调求同性,强调和谐的人际关系;西方文化强调求异性,强调批判性(Nisbett,2003:47-49;连淑能,2002:45-46)。因此,汉语书评中的否定评价更少。这种思维差异在欧阳护华和唐适宜(2006)的研究中也得到证实。他们对中国大学生英语议论文写作中的作者身份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学生英语议论文极少用“I”,并把自己的观点扩大为“大家”公认的常识常理,从而给人以“集体化声音”的印象。相反,西方人常常用“I”以示他自己的观点。

3.3显性和隐性态度意义表达

态度意义有肯定和否定之分,其表达也有显性和隐性之分。在对比研究中,我们发现在英汉语言学学术书评中,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态度意义,其表达既有显性的,又有隐性的。例如:(1)Chapter10,“Variationsonaconstructionisttheme”,isaninterestingandusefulsurveyofdifferentcon-structionalapproaches,startingwithgenerativeapproacheslikethoseofHale&Keyser(1997)andBorer(2003).(Text15)(2)最后,正如桂诗春教授在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这本法律语言学专著应该提供更多的有关法律实际的案例(比如从法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Text36)例(1)中的两个黑体词分别是显性反应和显性价值的例子。例(2)中没有显性的态度表达,但是读者能从斜体部分读出作者对原书作者的否定评价,批评其内容不够完整。在英语语篇中,84.4%的肯定态度的表达是显性的;在汉语中,该类表达的比例是57.4%。这说明肯定态度的表达以显性为主。至于否定态度意义的表达,情况有些不同。在英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大约一半的否定态度意义表达是显性的或隐性的;在汉语中,隐性表达的比例明显高于显性表达。这种现象可以从标记理论(themarkednesstheory)的角度加以解释。根据标记理论的观点,显性表达应该是无标记的,隐性表达是有标记的。显性表达直接表达作者/说话人的观点,隐性表达是含蓄的,间接的。肯定评价不会损害原书作者的面子,所以无须用有标记的含蓄的表达方式,因此学术书评中肯定的态度意义以显性为主,而且比例非常高。与此相反,否定的评价有损原书作者的面子,很容易招致原书作者和读者的不同意见和反对。隐性表达,作为一种礼貌策略(BlumKulka,House&Kasper,1989),不像显性表达那样锋芒毕露,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否定评价的力量,可以减缓否定评价对原书作者学术名声的损害。因此,隐性表达有助于避免人际冲突,从而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但是,相比较而言,无论是在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汉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的隐性态度表达比例都高于英语同类书评中同类态度表达的比例。英语语言学学术书评中的显性态度表达比例都高于汉语同类书评中同类态度表达的比例。在这一点上,英语和汉语的语言学学术书评有显著区别(x2=81.36,df=3,p<.01)。这个不同点反映了“中国人的表达更加间接含蓄,西方人的表达更加直接”(Nisbett,2003:61)。这一结果与Scollon等人(1998:118)的研究发现相似。他们研究了中国学生论述汉语论辩文的信息顺序和修辞结构,认为东方的推理方式比西方的更加间接。

3.4评判意义

如前所述,评判系统分为社会尊严和社会约束。在我们研究的语篇中,所有的评判方面的表达都是关于社会尊严的,尤其是关于做事才干方面的。社会约束的评判标准具有法律或道德含义。学术书评当然不会从道德或法律的角度来评判作者的行为。而书籍的质量与作者的学识水平具有很大的关系。在评判中,原书作者涉入其中,因此,评判比情感和鉴赏包含有更加丰富的人际意义。尤其是否定评判,它对原书作者的行为进行批评,因而更有可能影响原书作者的学术声望和学术地位,而且影响的程度也更深。例如:(3)Anthonissen(p.95)writesofthethreemetafunctionswhichdiscourseperformsoftensmiultaneous.Often?Itishardtoi-magineanytextwithoutthesmiultaneouspresenceofide-ationa,linterpersona,landtextualmeanings;surelythatisthepointoftheHallidayanmetafunctions?(Text10)(4)如在第十一章(P.159)论述teamteaching时,作者混淆了teamteaching(团队教学)和co-teaching(共同教学)的概念。(Text34)在例(3)中,没有一个明显的表达态度意义的词汇来对作者的行为进行否定评判。但是整段话,尤其是两个问号和“hard”隐含了作者对原书作者的尖锐批评。在作者看来,原书作者应该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本观点非常了解。同理,例(4)中也有否定评判的例子。“混淆”一词不仅仅是对作者行为的否定评判,而且也隐含了这样一个事实:原书作者既然没有把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那么该书中关于teamteaching的研究结果就难以令人信服了。这种否定评判的批评力度可能比否定情感和否定鉴赏的批评力度更强,直接针对原书作者本人,对他的学术声望和学术地位带来更大的威胁,也更容易引起人际冲突。鉴于这些原因,学术书评中否定评判的比例低于否定态度在所有态度表达中的比例,也低于否定鉴赏在所有鉴赏表达中的比例。在我们研究的英语语篇中,否定评判占所有评判表达的26.1%,低于否定态度的比例(37.3%)和否定鉴赏的比例(40.3%)。在汉语语篇中,否定评判占所有评判表达的16%,也低于否定态度的比例(20.2%)和否定鉴赏的比例(21.2%)。根据Motta-Roth(1995)和Nicolaisen(2002)的研究,学术书评可分为四个语步。在第一语步中,作者常常会对原书作者进行介绍,介绍他的经历、名声、职称和以前的学术成果等。在研究中,我们发现,20篇英语书评中,只有3篇有类似的介绍;而20篇汉语书评中的10篇有这样的介绍。相比较而言,汉语书评作者更加重视原书作者的背景,而英语书评作者更加强调原书作者在写这本书时所付出的努力。类似的例子有:(5)Whendealingwithspeechasanengineer,F(Fant)issuperb,takingallofthevariablesintoaccountandcalculatingtheirinteractionwithprecision.(Text7)(6)JohnSinclair,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出版著作30多本,发表文章上百篇,在话语分析和语料库语言学两个领域成绩显著。(Text40)在例(5)中,作者用了“superb”对原书作者处理某一问题时的行为作了肯定评判。在例(6)中,作者对原书作者的背景进行了介绍。用“著名语言学家”和“成绩显著”介绍了他的学术名声,显性评判了他的学术能力。斜体部分介绍了他的学术成果,隐性评判了他的学术能力。英汉语书评作者在这方面显示出的不同点与我们的思维习惯有关。一般来说,东亚人倾向于场依存的认知方式,他们比西方人更加注重背景;西方人倾向于场独立的认知方式,他们更有可能把事物与周围的环境分离开来,仅仅关注事物本身(Nisbett,2003:42-45)。这种认知方式反映到学术书评中来,就是汉语书评作者更加重视原书作者的学术背景,而英语书评作者更加强调原书作者在写这本书时所付出的努力。

3.5鉴赏意义

英汉学术论文例7

国际化、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了21世纪的主要趋势及时代特征,而英语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随着英语全球化趋势的愈发明显,其与汉语言文化也逐渐出现了融合的现象。

一、英语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及原因

英语的传播速度非常的迅速及广泛,其是70多个国家的官方、半官方或通用语言,而且其在另外的100~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广泛的使用。英语全球化的主要表现为:内层,将英语作为母语和官方语言的国家,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新西兰等;外层,主要是将英语作为附加教学语言的国家,如加纳、印度、肯尼亚、马来西亚、尼日利亚、新加坡、赞比亚等;延伸层,主要是将英语作为外语使用的国家,如中国、日本、韩国、以色列、俄罗斯等。促进英语在这些国家被广泛使用与传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传统历史来看

14~15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开始在欧洲萌芽,其后资本主义生产也迅速的发展起来,期间,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寻找产品倾销地与材料资源掠夺地而不断的向外扩张,从而造成大量国家成为英属殖民地、英联邦国家以及卫星附属国。由于英国殖民地统治的深化与文化的渗透,英语自然而然的成为了这些国家官方或半官方的语言,且沿用至今。

2.从政治权宜来看

由于以英美为核心的同盟国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因此他们的军事实力在战后不断的增加,迫于种种原因,很多中小国家都自动投靠或是被纳入到英美武装势力的保护之下。政治上的靠拢以及文化上的依附使英语在这些国家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与传播。

3.从科学技术来看

英美等国家在军事技术、太空技术、计算机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领域一直处在世界的领先地位。而英语在这一领域的使用率远远高于其他语言。因此,无论是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还是引进先进的机械设备都离不开英语,这就使得英语的使用与传播更为广泛,促进了其全球化的发展。

4.从商务贸易来看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国之间的商务贸易往来也逐渐扩大。而在商务贸易往来中,大部分合同文本采用的是英文,由此可见,英语成为了商务贸易往来中的重要媒介。而英语在商务贸易中的广泛使用也为精通英语的人带来了机遇,同时还会为他们带来丰厚的经济收入。因此,在这样的形势下,学习英语的人则越来越多。

综上所述,英语全球化在今天已经成为了必然的发展趋势,而促进其全球化的因素则有很多方面。

二、全球化背景下英语与汉语的融合

由于种种原因,英语在中国的使用与传播也越来越广泛,且越来越受到国人的重视。在英语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英语和汉语之间也会产生不可避免的接触,相互之间的影响与融合也不可避免。英语和汉语的融合主要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外来词方面。外来词又称借词,是一种语言借用、吸收另一种语言中的词汇。而英语和汉语的融合以及外来词的使用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采用音译、意译、半音译半意译的形式吸收外来词。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日益强大,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不断的增加,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也逐渐融入英语中。汉语音译主要是指采用发音相似的汉字来对外来词进行翻译,而汉字的原意不再保留,如英译汉中的博客(blog)、巴士(bus)等。英语中来自汉语的音译词也有很多,如tofu(豆腐)、kowtow(磕头)等,这些也是汉语融入英语的表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词汇。汉语意译是指将英语中的某个词的意思移植过来,如热线(hot line)、绿色食品(green food)等。英语从汉语意译而得的词最经典的则为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该词本是中式英语,而后来逐渐被老外接受并认可,现已成为了地道的英语口语表达。半音译半意译则是音译词外加汉语语素而构成的词语,汉语中这类词有互联网(internet)、摩托车(motorcycle)等,英语中这类词常见的有yangtse river等。

三、结束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英语全球化的发展,汉语也逐渐融入了英语中。英语与汉语的相互影响和融合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两者的融合也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英汉学术论文例8

蒙古文翻译词典的演进

风雨六十年民族翻译情

铁肩担使命妙手译文章

汉语成语维译中的等值原则

岩帅佤语述补结构的时间范畴

汉蒙脏腑成语隐喻认知对比

广西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高层次少数民族翻译人才培养探索

藏、汉、英奇数文化比较与翻译

六十年译坛耕耘半世纪译果盈枝

试论汉语“吉祥如意”壮译策略选择

少数民族语言类型使用现状调查分析

关联理论视角下的民语广播影视翻译

文学作品汉壮翻译的文学性追求

英语财经新闻里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维吾尔语专业学生笔译能力现状探究

新疆少数民族音乐术语的英译研究

浅谈汉藏翻译中词语的正确选择

我国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概述

敦煌藏文ITJ739号骰卜文书繇辞译释

顺应视角下的少数民族典籍英译研究

浅谈汉哈新词术语翻译的规范化问题

模因论对多媒体汉泰翻译教学的启示

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双语教学历史与现实

三湖壮语thai53的词汇意义和语法功能

论绿春哈尼族和谐双语生活的特点及成因

《云南省少数民族教育促进条例》颁布施行

走整体把握和协同合作的民族语言保护之路

敦煌古藏文P.T.986文书《尚书》四古词译释

兰智奇同志与甘肃省民委领导进行工作交流

中国翻译协会继续开展资深翻译家表彰活动

甘孜州旅游景点的英译问题及翻译策略研究

《玛纳斯》史诗早期英译本的学术特色评析

异域文化资本“译入”的类型、模式与争论

邓肯与仓央嘉措诗歌海外首个英语全译本

蒙古族英雄史诗《格斯尔传》翻译的多维研究

古代藏医文献书名汉、英文翻译中的体会

跨文化语境下少数民族影视作品的汉英翻译

哈萨克语语音声学参数数据库研制方法

晚清小说翻译场域中规范与林纾翻译研究

洛扎吐蕃摩崖石刻的语法特征及翻译

基于效应决策模式的认知翻译过程研究

玄奘术语翻译理论的创新性及其现代意义

创作与翻译之间——惠格姆的仓央嘉措诗歌英译

英汉学术论文例9

切戒望词生义 赵振春

新闻和广告外来词语的音译 王治江

试论商标名称英汉互译文化意义的转换 胡开杰

语境关系顺应论对词义选择的制约 戈玲玲

"不论"、"无论"、"不管"的西班牙文译语(上) 罗应珍

小议"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英译 梁赤民

语篇翻译观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尹衍桐

口译听说技能训练 王永秋

外语思维能力培养方法 黄远鹏,施雪忠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 刘爱容

文化层次翻译观 刘卫东

中译外翻译研讨会在西安召开 荆翱

英汉动物类习语比较及其翻译 欧忆,贾德江

英语新词的构成及其特征 高凤江

浅议英语介词with的用法及翻译 谢旭升

"再见"类词语的英译 毛发生

汉语动词英译的多端口处理 谢旭升

模糊限制语在科技英语中的运用与翻译 程同春

英汉语词序不同及其翻译 郝雁南

理解英语短语动词内在含义的另一条思路 姜洪,叶永昌

随'99昆明世博会游览车导游口译 任诚刚

口译的语用流利性 曾文雄

经贸英语的特点及其省译问题 张向京

外贸英语的语义辨 陈欧

技术合同若干译法探讨 杨晖

提高翻译人才素质时不我待 杜云辉

翻译实践和翻译界"内环境"建造 王永泰

我国科技翻译形势的分析及对策 吕世生

回译的类型、特点与运用方法 贺显斌

中国国俗名物词语的英译 王海峻

现代科技英语词汇与翻译 冯世梅,杜耀文

中药名及其功效语的汉英翻译 将林

科技英语否定句的理解 孙新法

邱华盛荣获"国际贡献奖" 闻殊

科技法语翻译面面观 王泉水

中医文化的翻译 曹山鹰

中医文献常用动词的英译 左连君

中医药说明书的英译 欧阳利锋

英语含蓄否定句分类及汉译研究 王彬,欧阳铨

笔记在口译中的作用 韩振宇

从西医中译看中医名词英译标准化 李永安

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WordFisher评介 许汉成,何淑琴

雅信CAT软件的四大优点 彭松虎,杨晖

使用翻译软件的译前准备 贾欣岚,张健青

含蓄-广告语言创意及翻译中的特色标记 谢建平

汉英翻译中的理解障碍及其成因 彭漪,张敬源

科技论文摘要英译的语用失误--对非英语专业本科生的一项调查 戈玲玲

入世后我国翻译教育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吴启金

日本媒体对专业用语的处理方法 陈燕生,邱华盛

"原因"汉译英的表达法(上) 陈恪清

语境、语义与逻辑--英语工程技术资料译例浅析 季长青

翻译研究途径凝思 黄希玲,孙迎春

英汉翻译的模糊表达 王卫新,舒伟

汉英科技翻译如何体现客观性要求 郄春生

科技英语共轭结构的特点及汉译方法 倪传斌

英汉语差异与英语长句的汉译 程洪珍

宣传资料的翻译策略初探 金其斌

论文章标题英译的功能对等 陆刚

对外经贸合同翻译失真问题分析 陈建平

英译经贸契约条款中shall的正确使用与滥用 许国新,孙生茂

合同英语文体特点及翻译要点 杨一秋

形象思维与科技术语翻译 毛荣贵,范武邱

科技语言中的隐喻 李国南

中式菜名英译的技巧和原则 刘清波

医学英谚的汉译及医学名谚之仿拟 杨全红

隐喻性动词的形象功能及其翻译 李庆明

翻译中理解障碍问题分析 郑兰英

原型与翻译 李和庆,张树玲

科技英语N(动)of NP结构汉译探讨 黄湘,朱春华

论法律英语的词汇特征 李剑波

口译的思维方向性探微 杨英明

口译现场争执的处理 尹耀德

口译的语义结构起伏性 侯国金

语言多态性与因特网辅助翻译 张景祥

外贸信用证的语言特点和翻译 翟步习

广告创作与翻译 张基珮

论家用电器说明书的翻译 潘月

生物学词语的文化内涵及翻译 周方珠

环境科学新词试译 扈畅

"机器翻译"、"计算机翻译"还是"电子翻译"? 张政

汉语缩略语及其翻译 曾剑平

E-Learning的定义与译名 何高大

国际译联将举行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 晓莺

语料库数据驱动技术在科技翻译教学中的应用 倪传斌,刘治,NI Chuanbin,LIU Zhi

船海英语的特点及翻译 蓝红军,LAN Hongjun

论跨学科术语的译名 丁树德,DING Shude

翻译人才的培养问题 伍锋,徐锡华,WU Feng,XU Xihua

影响学生翻译效果的主要因素 张开平,ZHANG Kaiping

汉英礼仪祝辞的口译训练 王晓燕,WANG Xiaoyan

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标题的翻译 许建平,XU Jianping

中国译协表彰资深翻译家 晓莺,Xiaoying

应用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 韩子满,HAN Ziman

论科技英译文本质量评估模式 司显柱,SI Xianzhu

英语科技文体的语词特点及翻译 潘福燕,PAN Fuyan

中国英语中的经济词汇 程同春

翻译与语篇分析 胥瑾

论科技文体的翻译原则与方法 刘春燕

铝工业英语翻译 郭勇

口译中思维惯常定势举隅 赵卫东,李梅

同传技能:探索同传过程 陈雪梅,陈丽莉

研究机构与国外企业科研合同谈判和协议的翻译 孙雅晶,王振宇

论经济英语的语言特点及其汉译技巧 莫莉莉

论英语广告标题的修辞特点 陈志红

论复杂静态及动态景观术语的翻译 曹波

汉译英中的"纲举目张" 潘利锋

汉语词后缀"化"的英译 曾剑平

英汉学术论文例10

中图分类号:G633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06)09-0070-02

“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是部分高校面向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一门基础课,有专家提出其“设置缺乏理论支撑,培养目标不明,需要进一步加以论证,丰富其内涵”(许钧,2001:222)。本文以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与翻译及翻译研究的关系为基础,以译学建设与翻译教学之目的为切入点,认为“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与翻译,应以“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之名称统一术语,确立科目名称。

一、翻译教学不仅是培养翻译人才的有效形式,而且也是译学思想具体化的过程

翻译教学及教学研究不仅对译学建构和其学术地位的确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翻译学理论对翻译教学更具直接的理论指导意义。从翻译教学的指导思想看,翻译教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翻译的学科发展同步而行,其指导思想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当翻译是一门技能的时候,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教学所能做的只是传授自下而上的语言技能(bottomupskills)。当翻译被视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时,教学则根据语言学理论在目标文本中寻求恰当的对等语言单位。当翻译被视为是一种跨语际文化交流活动时,以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为目标的功能主义翻译教学法兴起。从中外译学研究和相应的教学模式看,主要有释意―交际型译员培训模式;翻译语言学的教学模式;翻译文化论的教学模式;文理渗透型翻译教学模式等。尽管各种模式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对比研究及其理论是翻译教学的主干理论这一点,在中外翻译教学实践中却基本一致。

翻译教学的过程是一定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的证实、证伪的科学论证过程,是使理论深化、升华、系统化、模式化和科学化等学科构建的基本途径和有效方式。因此,译学建构、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密不可分。虽然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符号转换活动,更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但翻译过程本身却始终是一种语言符号转换活动。因此,作为培养翻译人才的翻译教学和教学研究就不能忽视两种语言文化转换规律的研究。所谓的转换规律,就是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所得的结果。

要对翻译进行理论探讨,首先应明确翻译的性质。语言学翻译理论认为,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是翻译研究的直接理论和方法。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话语在保持其内容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成另外一种语言话语的过程,而转换这一术语指的是两种语言之间言语单位的等值关系。对于翻译学作为研究翻译的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威尔斯形象地描述为:翻译学好像古罗马神话中长着两副面孔的守门神雅努斯。一方面涉及翻译过程,并研究其内在的转换技巧,是一门前瞻式学科;另一方面又研究其推出的成品,是一门后顾式学科,从译语出发对比译作与原作的质量,通过对比两者以找出译语话语形成的过程,并确定如何恰当地达到预期的目的(廖七一,2000:112)。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旨在两种不同语言表达的篇章间建立等同,这种等同不是以译出语和目的语为基础,而必须永远以两个篇章的种类、对象,以两国人民的文化、伦理、知识、感情氛围等为基础,以不同时期的各种情况为参照”(刘和平,2001:1)。“等同”即转换的单位与标准。

虽然,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摆脱原语的语言形式,用另一语言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但是,在理解原文、摆脱原语形式和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的研究描述和“等同”转换中,它始终都未离开对双语的对比分析。而“等同”的单位是语篇并非语词或句子这一点,恰好又与语篇语言学的翻译理论相吻合。这就说明释意理论与语篇翻译理论的基础理论和对比研究的方法殊途同归,摆脱语言形式并没有脱离双语的语篇表现形式所含意义的“等同”转换。同时也说明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不仅不再囿于语词、句子和语篇的范围,而且还从交际的目的出发强调文化的因素,从而增加了文化对比的内容。因为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其目的无不是为了寻求交际双方的沟通,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无一不是要用译语形式所含的语义和交际功能再现原语形式所承载的语义与交际功能的符号转换途径,而是否工于达意则是衡量翻译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译者和论者所关注的都是如何才能使原文的语义得以“传达”,怎样才能让交际的双方达到“相互理解”而实现交际的目的。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支持。

由于受多元体系翻译观的影响,“等值”的标准已被侧重目标语系统(targetsystem)的翻译规范所取代。翻译规范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翻译理论中原文――译文的相互关系和地位,将中心移向译文和译者;另一方面又将研究的目标和分析的对象从个别译者或个别作品的翻译转向有机连贯的翻译文本语料库。翻译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建立自己可靠的方法论和明确的研究步骤,必须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分析,使个人和局部的研究结果能够在“同一个语料库或另一个语料库中”得到重复或验证(廖七一,2001:394)。很显然,译者之所以会更倾向于选择某些翻译策略和方法而放弃或避免另一些可能的翻译策略,恰恰说明这一切都只能通过对原文文本和译文文本进行大量的对比分析之后做出的抉择。因此,侧重目标语系统的翻译规范还是离不开双语文本的语言文化对比分析。况且,我们尚未建立起英汉翻译的语料库,正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作为研究型翻译人才培养的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更是责无旁贷。

二、英汉翻译文化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语交际文化和非言语交际文化

语言对比层面的划分早已在一般外语教学和翻译研究中达成共识,在此就不赘述。文化层面则需参照语言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划分。其中,物质形态层,涵盖人类以器物形式所体现的文化及一切与人的生活发生关系的“物态文化”实体;典章制度层包括“为维护有序社会而创制的规约、体制和机构”;行为习俗层既包括集体性的习俗又有个体性的身势语言等(刘宓庆,1999:34-38);精神文化层主要指该语族特有的“、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观念形态”(陶嘉炜,1998:4―5)。深层的认知心理层对比可包括认知系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倾向等方面的研究。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工作对象是语言,就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对象和层次而言,两种语言的词语内涵和表现形式不仅在深层上与文化相融交汇,而且在各个层面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重叠或完全重叠的现象。因此,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研究,始终都要面对如何跨越横亘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这种语言文化相互渗透、交织重叠的文化语言障碍,即交际载体的表现形式及其文化内涵两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翻译和翻译研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语言的表现形式,研究语言和文化这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连体。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比较与翻译,无论是作为一个基础科目,还是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其内涵都是“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的合二为一,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语交际文化和非言语交际文化系统。杨自俭(1997:616-619)先生认为,文化对比研究应以共时法为主,内容包括词汇―语义、词组―成语、句法―篇章、语用―交际、身势语、信号和标记等七个系统。由于普通文化的因素绝大部分蕴涵在常用词语、常用句法和常见语用系统中,普通交际文化的对比研究应与语言的对比研究同时进行,而且应从语言对比入手,从语言之间的差异追踪探究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刘宓庆(1999:28)先生认为,对比描写应当是汉语翻译理论的基本方法之一。对比应该是“多向度的”,特别是语义一文化及语用一文化方面的研究。要用科学的方法加人文关照,描述双语转换过程中的各个机制,找出客观规律与普遍性,即找出语言的哲学机制和文化深层的内核,以此确立语言翻译的科学依据和依归。正因为翻译和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对比与语言对比研究的对象、层级、方法和目的完全相同,因此,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教学将语言对比与文化对比合二为一并非是异想天开,而是教学的实际需要,是翻译应用研究的必然。正如许余龙(1997:58)先生所说,汉外翻译本质上就是在对比中展开的。对比语言学对翻译的理论、规律以及技巧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比如可以用它探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通过对比,可以确定两种语言中哪些语言成分是翻译对应的、在什么语言层面上对应、对应的程度如何等等。

三、结语

毛荣贵(2003:序言)先生在为邵志洪教授的《翻译理论、实践与评析》的序言中写道:六年之前,杨自俭教授在为志洪的第一部专著《英汉语研究与对比》写的序中,曾引用了赵元任先生的一句话: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的科学结论。大学者原来如此观察“语言学”,如此简单,又如此经典!在这里,我是否可以对赵元任先生的话略作推演:所谓翻译理论,实际上就是译文的比较,就是各种译文的综合比较的科学结论。所谓的“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无论是作为一个科目,还是作为一个学科,都是英汉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和“文化对比研究”的合二为一,既是英汉翻译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也是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基础科目和培养方向之一(班荣学、赵荣,2003:142-4)。由于学界在“对比”和“比较”两个术语的使用上彼此不分,从而造成术语概念混淆,导致学科界定不清。因此,用“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统一术语确立学科名称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1]许钧.从高校外语专业博士点建设看翻译学科的发展[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3).

[2]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刘和平.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4]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5]杨自俭.关于建立对比文化学的构想[A].李瑞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6]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7]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