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文化论文例1

邯郸博物馆，位于邯郸市中心。其文化主要包括磁山文化，赵文化，磁州窑文化，东魏茹茹公主墓文化几个主要部分。其中，磁山文化产生最早，大约在八千多年以前，早于韶山，龙山文化，在我国考古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赵文化产生于春秋战国，当时邯郸作为赵的都城，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赵文化，在邯郸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样，磁州窑，是我国北方一个巨大民窑体系，是全国瓷之一，子魏晋南北朝，绵延至今，对于研究北方的瓷器文化，美学文化，有着重大意义，所以，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话题，讨论至今。

2.邯郸博物馆的发展对于当地企业文化的影响

近几年，邯郸博物馆在领导们的带领下，以邓小平理论思想为指导，全力建设。始终把博物馆能够产生的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努力应用各种手段，保存文物，重要的是，保存文化，精神，并致力于不断扩大这种民族文化，对本地区人民，企业产生良好的影响。

2.1爱国主义的影响

在此过程中，博物馆领导始终坚持，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发展的第一要义。通过对磁山文化，夏文化，商文化，赵文化，汉文化等文化进行整合，始终将一种对爱国主义的弘扬放在首位，对当地的企业，人民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对于本地区，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乃至由热爱引发的理解，指导行动，都使得邯郸本地企业文化中深深地有着爱国主义的烙印，使得企业在向外部发展的过程，始终能带带有一种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并且，在于当地文化结合的过程中，能保留有本地文化的特色，从而创造出，更加内涵丰富的企业文化。对于吸引合作者及创造一个内涵丰富的品牌，有着重要意义！

2.2临时性展出的影响

在对古代文明的发掘的同时，邯郸博物馆还不断地引进许多临时性展览。这些展览，深具教育意义，比较有影响力的有《香港回归图片展》，《中日美术作品展》，《恐龙科普展》等等，包括各种方面，各种文化，极大的活跃了本地文化舞台，为本地文化输送了大量的新鲜活血。

这些活动的举办，对于企业，不仅仅是一种知识面眼界的开阔，更重要的是，在接触各种各样文明的过程中，一方面，企业本身通过展览，丰富了自己的内涵，了解到相关地区的文明文化，对于向此地区的发展，做好了先头准备工作，有着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它更重要的是，再向企业传达着一种观念，一种视角，时刻关注外界，或许只是一个本地的中小企业，但是，仍然要具有，国际视野，通过展览，了解的世界文明毕竟只是一小部分，如古人所说，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必然要树立这样的观念，时刻关注世界，更新自我，如展览所示那样，世界文化，丰富多彩，取之有益，防之有害，提炼百家，最终形成自身独特的企业文化，从而，立足于不败之地。

2.3文化弘扬的影响

另一方面，博物馆的发展，与之相伴的必然有文化的弘扬，作为一个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在华夏的土地上，产生了无数灿烂辉煌的文化。这种发展和弘扬，带来的必然是一种本土文化的回归。在企业主们一次次的出国考察，学习，访问的过程中，本土文化的复兴，必然会影响到企业文化构建者们迷茫的心，使他们将头转回到自己所站的华夏土地上，深挖这种深蕴的东方哲理文化。这样，当企业文化的构建从外国文化的皮毛中回过头来，构建起具有中华特色的企业文化时，才可能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占得优势。同样，中华文明的魅力，更会深深吸引其他的企业，这些企业气质，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所以，博物馆的发展，对于企业文化构建时，回归本土，意义重大。

当地文化论文例2

1地方文化对旅游业的作用

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旅游景观，之所以能够吸引游人的根本原因就是时空差异。是历史和地理的因素在吸引着广大旅游者，催生着众多旅游企业的形成和发展。任何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之中的，地理屏障对人们的影响虽然越来越小，但它依然是存在的。比如东北人、中原人、南方人、西北人与四川人有着显著的差异。旅游目的地的目标形象中包含着浓郁的文化背景和地理信息，旅游活动的内涵在于它的文化性。旅游文化的形成和走向有着明显的历史和社会的背景关系，它与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有着同样密切的关系。而旅游产品是作为随着旅游经济热潮诞生的一项新的设计产品在中国存在着极大的发展空间，虽然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旅游国家，我国的旅游产品设计还是一个新兴的行业。

2纺织旅游纪念品的设计

2.1旅游纪念品的概念

旅游纪念品，顾名思义即是游客在旅游过程中购买的精巧便携、富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工艺品礼品，并让人铭记于心的纪念品。旅游纪念品的核心吸引力应来源民族与文化。作为第三产业的国际旅游业正以迅猛发展的态势成为全球效益最大的行业。以旅游进行主题艺术创作的旅游纪念产业也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发达国家，旅游纪念产品的销售利润占旅游经济的40%，我国各个地区情况不一，平均值仅为10%～20%。各具特色的旅游产品设计已成为旅游城市开发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加旅游附加值的有效途径。因此及时设计与开发品种丰富、物美价廉又具有地域特色的旅游纪念产品具有积极的意义。旅游纪念品种类非常多，有纺织工艺品，木雕工艺品，陶瓷工艺品等，其中纺织工艺品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分支，它主要依据当地地方文化和原始手工技艺来传递传统魅力。

2.2纺织旅游纪念品现状

所谓旅游纺织产品设计，主要是指结合特定旅游目的地人文或景点特征而进行的具有某种纪念或收藏意义的各类纺织产品艺术的设计。旅游纺织产品设计是随着旅游经济热潮诞生的纺织品设计中一个特殊的门类，不仅具有纺织材料与工艺的特征，还具有鲜明的旅游目的地的人文或标志形象特征，是融纪念性、收藏性、功能性等多位一体的产品设计。旅游纺织纪念品主要包括服装服饰类与家用装饰类两大类型。前者主要是指那些具有旅游目的地特色，适合于旅游者穿着或者使用的服饰类纺织产品，包括民族服装、丝巾、包、帽等等。后者主要是指具有旅游目的特色，适合旅游者携带，主要用于室内应用，如装饰、应用或者具有某种使用功能的纺织产品类型，包括信插、盖布、靠垫、玩具、挂饰等等。目前我国各个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地方文化特色的纺织类纪念品的设计，也有一些城市提供了旅游纺织产品设计成功的参考模式，比如山东的布老虎、西安的生肖挂件、云南的扎染，江南的蓝印花布，苗族的蜡染，摩梭族的手工织巾，苏州的丝绸，藏族的氆氇以及各地名绣等等。这些都是依据当地传统的服饰文化本色以及原始手工制作的魅力优势，成为旅游产品中最有购买吸引力的产品，作为当地的名片享誉各地，起着推广地域文化的作用。

3彝族服饰文化特色

3.1彝族文化

四川正在打造旅游强省，实施魅力四川战略，攀西地区以其独特的气候地貌和异域风情成为四川旅游新兴的精品线路，而保护攀西地区文化资源并做好开发推广是目前比较前沿和较具开拓性的领域。在攀西地方文化中少数民族文明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模块，其中尤以彝族文化占据主要地位。彝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一员，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民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音乐舞蹈艺术，民族节目灿烂多姿。此外，他们还拥有独特的饮食、起居、婚丧、服饰，待客及庆典礼仪尽可让人返朴归真，体验古老的文明之韵味。其中彝族服饰文化具有丰富多彩的内涵，通过服饰能从一个侧面窥视彝族人在服饰上深层次的文化意蕴，从而反映出彝族人远古的历史、生活习俗、社会形态、文化风貌、道德趋向，同时包含着审美意识、心理文化。

3.2彝族服饰文化

由于彝族居住地域广阔，形成了其文化自身的地域性差异和众多的支系，彝族服饰的造型和款式上也充分显示了这一特征.彝族服饰的款式不下百种，其中以凉山和楚雄型最具代表性。凉山型服饰主要流行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毗邻各县，以及云南省金沙江地区，穿着人口约180万。凉山型男女上衣均为右衽大襟衣，男女老幼皆披“擦尔瓦”（披毡），裹绑腿，套毡袜。男子习于头顶蓄一缕长发，缠头巾，头巾前端束一二十至三十厘米的锥体，偏于额前，俗称英雄结。左耳戴蜜腊珠或银耳圈等饰物，下着长裤，并因语言、地域不同有大、中、小之分。妇女穿拼色的百褶裙，戴头帕，双耳佩金、银、珊瑚、玉、贝等首饰。彝族女上衣有衬衫、罩衣、背心三种。青年妇女上衣以细盘花为主，配有帖花和刺绣，中年妇女环肩、襟、袖贴青布宽边并加嵌红、黄、绿色细条纹为饰，老年妇女服则宽衣襟袖，只镶青布。与大、小凉山彝族的服饰相比，楚雄彝族的服饰则宽博朴实不足，繁缛奇丽有余，以浓艳为特征。楚雄型服饰主要流行于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及邻近地区，穿着人口约40万，楚雄地区地处滇池与洱海之间，东接乌蒙，北靠金沙，南邻衷牢，是古代各部彝族辗转迁徙之地，为彝语几大方言的交汇地带，故服饰也呈现出纷繁多姿的款式风貌。其他地区的服饰如乌蒙山、红河、滇东、滇西等类型亦各具特色，但多与其他民族服饰相融合与渗透。靠近城市地区的彝族服饰，受汉族现代服饰的影响较大。彝族服饰不仅体现了地域特征，而且表现了一定的等级特点。它完整地凝聚着彝族的美学，宗教、政治、哲学及习俗等方面的传统观念，蕴含着彝族人在文化结构深层的心理积淀。彝族的服饰在款式、色彩和图案上，明确地体现着他们等级森严的家支等级制度。同时，彝族服饰还体现了他们时代繁衍所依赖的生态环境的印痕，并且在服饰图案上渗透了彝族人的原始，同时彝族服饰还兼具神话、传说及史实的记述功能。将彝族服饰文化应用到纺织类旅游纪念品上，不仅可以有效的进行攀西地区的地方性文化保护，还可以开发当地的旅游资源推广当地的文化。

4结论

四川正在打造攀西地区旅游新线路，将彝族服饰文化应用到纺织类旅游纪念品上，不仅可以进行攀西地区的地方性文化保护，还可以开发当地的旅游资源推广当地的文化。这使攀西地域性民族服饰文化与四川相关经济领域尤其是旅游业的发展形成理论和实践上的双赢。

参考文献：

[1] 吴学玲.旅游发展对地方和民族文化的影响[J].魅力中国，2009（13）.

[2] 沈干，施国生.旅游纺织纪念品的开发[J].纺织装饰科技，2002（04）.

[3] 蔡玲俐.浅谈彝族服饰文化[J].艺海，2012（08）.

当地文化论文例3

建筑对于时代以及社会文化发展变化具有真实的反应作用，建筑设计的过程也是人类在进行社会历史文化创造中，进行建筑物质与精神财富创造的过程。因此，建筑作为人类物质与文化财富的总和，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不同地域之间的不同文化、气候、风俗、习惯等因素影响，通过建筑设计呈现不同的建筑文化特征，这也是建筑中设计与地域文化进行有机融合的关键。随着国家对于地域文化保护发展的越来越重视，作为地域文化特征重要承载的建筑实体，进行设计过程中，应更加注意将设计与地域文化的有机融合。

1、地域性建筑文化的形成与特征表现

建筑设计作为地域文化特征的重要承载者与真实反映者，在进行具体设计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不同地区或者是地域之间的不同文化影响和限制，那么，同样的在不同地域和地区之间的不同文化发展与特征限制下，就形成了不同地域和地区之间的建筑文化，也就是具有地域性特征的建筑文化。比如在我国，北方建筑与南方建筑设计中，就有由于南北温度和习惯差异所形成的不同建筑特征。

随着建筑地域性文化的逐渐形成与发展，也就是在建筑设计中对于地域性文化特征融合体现，地域性建筑文化也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特征表现。根据建筑设计与地域文化特征的融合情况，建筑文化的地域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也就是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的地域性建筑文化。

1.1　物质性的地域性建筑文化特征

对于地域性建筑文化来讲，物质性的地域性建筑文化主要是针对不同地域文化特征制约下的建筑物理环境与建筑应用材料等。

首先，在不同的地域或者是地区之间，为了适应不同的地域以及地区之间的物理环境，在进行建筑设计与施工建设过程中，就会产生不同的建筑物理学，并且这些不同的建筑物理学，最后根据不同区域物理环境特征的限制，最终会应用在地域的建筑设计与施工建设中，也就是形成了不同地域之间的物质层面的建筑物理环境文化差异。比如，在湿热的岭南地区高温多雨，建筑具有防潮通风特性，季风气候台风频繁，建筑需要具有一定防雨防风灾害等级特征等。

其次，在不同的地域情况的限制下，进行建筑工程的设计与施工过程中，建筑材料的应用情况也会有不同，这也是属于物质层面的建筑文化的地域性特征体现。建筑施工应用材料与地域性特征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不同地域的建筑设计应用材料就会不同。岭南地区居民的建筑材料有木、竹、石、砖、瓦等，如木材产地粤北山区和海南岛的居民大都采用木材和泥砖砌筑、梁枋、屋架均用整木。又如，石灰各地普遍采用，潮汕沿海一带用贝壳烧制的贝灰代替石灰，优点是防海风的酸蚀等，都是建筑应用材料的地域性特征重要体现。

1.2　非物质性的地域性建筑文化特征

以地域性为主的建筑文化特征，除了物质性的建筑地域文化外，在不同地域或者地区中，建筑文化还具有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特征表现。比如，受到不同的民族以及文化习惯影响，在建筑工程中，对于建筑的风格以及尺寸也有不同要求。其次，不同地区或者地域之间，由于政治、经济以及宗教性质的不同，在建筑工程设计与施工中也有不同体现。建筑地域文化非物质层面的这一特征主要表现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建筑结构与风格，在政治体制与影响下的不同表现。例如，岭南地区的潮汕建筑由于地理环境与闽南接近以及文化传承的关系，在建筑材料上大量采用石和夯土墙，建筑装饰上喜用色彩鲜明对比强烈的木雕、石雕、嵌瓷等，这些都是由于不同的非物质文化意识影响的建筑地域文化的重要特征表现。

2、当代建筑设计与地域文化有机融合的方法途径

建筑设计是建筑工程施工成形的重要环节，对于建筑文化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不同地域文化影响下，建筑的结构风格与建筑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特征也有不同，因此，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应注意将建筑设计与地域文化进行有机的融合，已形成具有地域特征的建筑文化与建筑风格，推动地域经济文化与建筑的发展进步。

2.1　充分结合地域物质环境进行建筑设计应用

在建筑设计施工中，建筑施工应用材料对于建筑成本以及建筑风格文化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而不同地区之间的物质环境以及建筑材料都会有不同，因此，在进行建筑设计过程中，应注意尊重并充分结合当地的物质环境以及建筑材料情况进行建筑的设计应用，在节约建筑设计成本的基础上，还能够形成具有独特文化风格的建筑。

2.2　尊重地域人文意识进行建筑设计

一个地区的人文意识以及风俗习惯是地区文化的重要体现，在建筑设计过程中，要想形成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建筑风格特征，就需要结合当地的人文意识以及风俗习惯，进行建筑工程的设计应用。比如，在注重生活质量的地区，建筑设计中就应注意对于文化娱乐项目的设置等。

2.3　在建筑设计中融入西方文化特色

如同社会经济发展应当与时俱进一样，进行不同地域建筑的设计中，也应注意对于西方一些先进的文化元素进行融入与设计应用，以推进地方建筑文化与建筑风格的形成发展，形成具有地域特色与先进文化意识的地域建筑风格。西方的一些优秀以及先进文化因素，对于人们生活模式以及思维意识转变，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在进行不同地域的建筑设计，应注意抓住西方文化元素的这一特征，在尊重与保护原有地域文化与特色的情况下，进行设计应用，追求发展进步。

3、岭南建筑的地域文化特征分析

岭南地区北靠五岭（大庾岭、骑田岭、越城岭、萌渚岭和都庞岭），南邻南海，西连云贵，东接福建，范围包括了广东、海南、广西的大部分地区。岭南建筑文化风格的形成，与岭南地区的精神、文化、民族以及风俗习惯等有很大的联系。首先，从岭南地区的自然环境特征方面分析，岭南地区的建筑结构特征，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岭南地区气候炎热、多雨，因此该地区的建筑在设计过程中，多考虑了该地的自然气候特征，建筑设计对于通风、隔热以及遮阳等的要求及相对较高。其次，从人文意识以及风俗习惯方面分析，岭南地区人们多以追求轻松、活泼、闲适的生活为主，因此，在进行建筑设计过程中，岭南建筑中也多以庭院结合的建筑形式为主，并且在建筑设计中注意对于岭南地区的山、水特征以及自然进行利用设计，增强建筑的美感。最后，与岭南的开放、思维、创新的发展精神相符，岭南地区的建筑设计中也有对于岭南人们兼容并蓄、用于创新精神的体现。

4、结束语

总之，在不同地域文化特征影响下，建筑文化以及风格特征也有很大不同，因此，在建筑中设计应当注意与地域文化进行有机融合，引进一些积极的文化元素，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先进建筑文化与风格。

参考文献：

[1]尹然.当代建筑中设计与地域文化的有机融合——以凉山州西昌市凉山民族文化公园为例[J].科技信息.2011（30）.

[2]李倩.“从场地到场所”——城市语境下建筑现象学的运用策略——以成都地区为例[J].中国房地产业.2012（7）.

[3]何镜堂，王扬，李天世，向科.基于"两观三性"理念的地域文化建筑设计营造——烟台文化中心规划与建筑设计[J].建筑学报.2010（4）.

当地文化论文例4

文化建设不能像经济建设一样看到科技腾飞的发展，工厂林立的壮观；也不能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和增加老百姓的经济收入，但是要把文化建设搞好就必须要下功夫丰富农村业务文化生活更是要下功夫以前我们接收信息的方式和业余的文化生活只能是看看电影听听广播，随着社会进步我们的信息情况和收到信息的途径，多种多样而对于偏远一些的农村业余文化生活还是只能通过看看电影来丰富，在农村电影放映中，要与农村的环境相结合，放映一些爱国主义教育形式的影片，现代军事题材片，主要是多放映一些能够反映农村生活以及新鲜事物的故事影片，以及可以帮助农民进行科学的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能够引导农民致富的科学教育片以及科幻片，主要是要结合当地的文化，以及当地的民生，民情，乡土文化，选择适合的影片，让农民能够有足够的积极性，快速的融入当中来，达到电影放映工作的目标。只要是于当地文化相融化在一起，也会对电影工作的放映起到更好，更快的发展，对农村电影放映的发展起到很好的作用。

加强农村当地电影文化的建设

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问题，是我们国家在对三农工作中的工作重点，更是重中之重，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村文化素质是我们国家在建立全面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是落实和建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与和谐社会的重内要容，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方面多方位，精神文化需求的更有效的途径，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基础和党的执行能力，促进社会发展和农村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从而实现三个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平衡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更是对农村的文化建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农村电影的放映更是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走好这一步，就会对未来农村文化的建设，起到很好的基础作用和发展意义。在农村电影的放映中尽量去结合现实中的人物，去感染和熏陶农民，如果是农业区，一定要多放一些关于科学种植业的影片，让农民去学会怎么样实现科学种田，实现产量的最大化，对于养殖地区的农民，多放一些科学养殖技术的普及，让农民能再业余文化中感受，业余文化所带来的启发和实惠。对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不同的地理情况，采取相应的方法，来丰富农村的业余文化生活。

积极发展当地农村电影的放映

为了能让“2131”工程继续延续和发展，实现农村电影数字化的放映，加大专项资金的注入，因为也许对于发达一点的农村来说，放映电影可能说已经没有什么了，但是对于偏远一些的农村，农民还是会把电影的放映来当做信息传播的渠道，要做到多配送电影流动放映车，及时更新新的文化影片和信息，丰富农村电影片源，采取流动，定时，定点电影放映的多种形式，增加电影放映点，探索和研究农村电影放映的新模式和新的方法，促进农村电影发行放映的规模化发展，逐步实现农村电影放映由流动向固定、由室外向室内的过渡。支持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电影放映工作，鼓励公平竞争，通过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培育发展国有、民营、集体、个体等各类农村电影发行放映新主体。使农民收到的信息可以更种类繁多，知识文化的提高更全面。加快电影放映工作的发展，最终能够让电影文化，广告和电视广告一样能为我们的社会和企业的发展带来一些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强大的社会影响。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进步。

加快当地农村电影放映服务

当地文化论文例5

    据我理解，许多学者所说中国文论的“失语”，并不是指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沉寂，而是指中国文论家们所实际操作的理论和批评话语都是西方引进的，没有中国自己的“话语”。用曹顺庆等先生话说就是：“我们失去了自己特有的思维和言说方式，失去了我们自己的基本理论范畴和基本运思方式” 。或如季先生所说：“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 这些当然是不争的事实，无可争辩。那么，中国当代文论为何“失语”呢？大家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外因是西方文论话语的冲击，内因是中国当代文论界对“运用”古文论的“忽视”：“西方理论与话语的大量涌入反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理论的‘失语’，这正是当代批评界忽视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继承，不创造性地运用古代文论的理论、方法与术语的后果。” 这样，中国当代文论的“失语”问题便被置换成古文论在当代的“失语”问题；而古文论“复语”的关键，又在于当代文论界的“重视”“运用”。既然如此，事情便变得简单多了，甚至无需再这般讨论了。 

    今天完全排拒西方“话语”并制止西方“话语”继续大量涌入显然是不可能了（那样的话，我们真的“失语”了，所有文论批评和交流包括这次讨论都将无法进行），但让文论界“重视”古文论却并不难作到。问题是“重视”并“创造性地运用古代文论的理论、方法与术语”就能使古文论在当代“复语”吗？我持怀疑态度。文论，不是玄学，也不是形上哲学，而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古文论“话语”的“运用”或“创造性地运用”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想用就可以用的，而必须有话语对象，即能在与当代文学对话中获得生命。而这，与古文论“话语”本身是否丰富、系统，能否实现现代转化并没有直接关联。而我们一些论者在讨论中，却不约而同地把话题一转，将重心放到对古文论内涵丰富性的描述上，反复重申古文论的话语优势或反复肯定古文论的系统性，以强调古文论现代转化的必要性、可行性。譬如，有的学者为了否定那种认为古文论“缺乏分析性和系统性”的观点，便努力寻找古文论的“元范畴”作为逻辑起点，以建构古文论范畴体系 。但是，如果论者不能同时证明古文论“话语”在当代的生命力的话，那么，即使它有着再不同于西方文论的特征和优势、有着再完整的理论体系，甚至有人已经寻找并建立起古文论现代转化的理论架构，又能怎么样呢？它依然是古董，是没有当代生命力的古典学问体系，甚至还会对古文论的当代“复语”构成障碍──后文将论及，因为它将古文论有当代生命的部分也纳入到已丧失生命的“体系”中去了。据说，印度也有古文论，印度古文论也有自己的特色和丰富内涵，但这并没有使之避免“失语”的命运 ；而当代西方种种所谓“后”思潮，解构的就是“体系”，黑格尔已成为他们的宿敌，但这并不妨碍种种“后”批评在中国的盛行。因此，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按照西方古典哲学、美学范式，来论证古文论的当代价值呢？这种努力本身不正说明古文论在当代失去生命力了吗？ 

    不妨以有论者提及的中医为例来作类比。虽然在当代医学科学领域中，西医的“话语”优势已无法逆转，中医处于严重“失语”状态，这是西医从骨子里瞧不起中医的原因。但今天，中医却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这生命力并不在于它从西医那里夺回了自己的“话语”权，而在于它本身的“传统话语”依然有效──能治病，既能治中国人的病，也能治西方人的病；在医学实践领域中，中医并没有“失语”，这是中医全面复语的重要条件。设想一下，如果中医界多年来只是反复强调中医“话语”的丰富内涵和现代转化的必要性、可能性，却提供不出中医治病的成功案例，那么，人们怎么能够相信中医能在当代“复语”呢？因此，作为外行读者，每每读到学者们有关古文论的种种高见时，我都禁不住想冒昧地打断问一句：既然大家都充分认识到古文论话语的优势特征，为何不去应用和实践呢？有先生曾启发式地发问：“用‘风骨’、阳刚阴柔去评价学者散文、文化散文、小女人散文以及当代的小说创作又有什么不可呢？” 恕我直言，这一问有些多余：西方各种文论武器都已畅通无阻地引进并付诸实践，当然不会有人对古文论话语操作说“不”！但令人好生困惑的是，大家都在说“好箭”、“好箭”，为什么却都“引而不发”呢？是不是因为这“好箭”已经过时、好看不中用了呢？ 

    细一琢磨，原来事出有因：这称赞“好箭”的学者多是古文论家；他们批评并试图用古文论丰富内涵去说服或征服的是当代文论家。或许可以这样说，是古文论家们提供“好箭”，让当代文论家去“操弓”；是前者开出克服“失语”的“药方”，要后者“吃药”治“失语”症。如蒋述卓先生，虽然认为古今文论家都有责任，但“当代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就应该更多进行‘古为今用’的实践。” 如张少康先生，更是寄希望于研究当代文论的年轻人，他们“如果能以传统文论为基础，使当代文论植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土壤上，吸收西方文论的有益营养，创造出具有我们民族特点的文论‘话语’，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一定会在世界文论讲坛上唱出中国的最强音” 。恕我再直言，这些良好愿望恐怕要落空。这不仅因为当代文论家们“忽视”传统文论的“传统”久矣，更因为西方时髦“话语”仍在不断涌进，大家正忙着学习各种“后”“主义”“话语”以防自己“失语”呢（连我们古文论学者不是也在学习操练“话语”“失语”这些新概念么！），怎么会去热心学习并操作“前”的不能再“前”的古文论“话语”呢？既然如此，古文论学者何不放弃这种劝服努力，亲自作实践主体，担当起这一让中国古文论“复语”的历史重任呢？毕竟大家都生活在当代，都同样面对当代文学，而且，中国古文论从来就不屑于形上思辨，具有紧密联系创作的传统。张少康先生说的好，那些认为研究古文论和当代文艺学没有关系的人，“是根本不懂文艺学，甚至缺乏起码的常识” 。因此，只要古文论研究者能如其所倡导的让当代文论家“重视”古文论那样，“重视”一下当代文学，有那么三、五人率先垂范，每年用古文论固有或转化后的“话语”系统写出那么三、五篇漂亮的批评当代文学的文章，让那些只会操作西方话语的当代评论家们集体“失”一次“语”，那么，古文论“失语”问题就可以圆满地解决。但如果数年下来，古文论学者，把手中的“好箭”统统用上，却难中鹄的，或效力难抵西式武器，真的是好看不中用，那么，我们无论怎样讨论或倡导，古文论“失语”的悲剧命运都是不可逆转了。     

    二、古文论“失语”：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客观必然 

    尽管我期待着古文论学者能有这样热心“复语”的实践者，但坦诚地说，我对这种实践的成功并不抱有希望，因为上述关键在“重视和运用”的结论，是建立在论者对中国古文论“失语”根源的浅表性认识基础上的。实际上，正像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古文论“失语”并非自今日起，而是可以远溯到“五四”时期；重视并解决古文论“失语”的药方也早在五十年代末就已开出了，那就是提倡古文论的“古为今用”。从那时到今天，即使抛除“文革”十年，也有二、三十年时间。但这种“今用”至今仍“没有真正做到” 。为什么没做到呢？究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我们对古文论的当代意义认识和重视不足，而在于古文论“失语”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原因。 

    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古文论“失语”，实际上是“更广泛‘失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即是“五四”以来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失语”或文化“传统中断”的一部分。而传统文化“失语”或“传统中断”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西方话语”的涌入，而其深层原因则是中国从传统封建农耕社会向现代民主工业社会的革命性过渡；“西方话语”的大量涌入也是中国社会全面变革的一种征兆和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古文论的“失语”有其自身不可违逆的必然性，而决不是“被人从本土文化精神的土壤中连根拔起” 的结果。一种理论话语，只要它真正植根在本土文化的土壤中，那么，只要这种文化土壤存在一天，任何外力也是难以把它“连根拔起”的。因为这种话语本身便构成了这种文化土壤。试问，离开传统哲学、伦理学、美学、文论等“话语”，我们的本土文化土壤里还有些什么呢？而今天的现实是，并不是古文论脱离了本土文化土壤，而是我们的本土文化土壤中的传统成分已大量丧失或流失，现代的或西方的科学及人文文化已经占据了主体地位。有些学者喜欢以汉唐时期，汉族文化对外来文化吸收融合为例，来论证今天中国古文论包容西方文论的可能性。这种类比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即历史上的中外文化交流是以本土文化为主体，且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一个文化知识谱系（东方文化）中进行的（这是佛教迅速中国化的重要原因）。而今天，中西方文化的冲撞，则是在本土文化传统已经被社会变革所中断、异“时”、异“质”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进行的。当然，自“五四”以来所发生的这种文化变化是否完全合理，那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承认这种变化已经发生，却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处于这样的“现代”的、“西化”的客观社会文化环境中，古文论如果不“失语”，反倒是会令人奇怪的。让我们作些具体分析。 

    文论，或文学理论，顾名思义就是以文学为言说阐释批评对象的理论，它的生存，一方面要依赖一定哲学美学理论，为之提供思想营养或武器，另一方面要依赖一定的文学创作，作为其提炼并操练理论的对象。任何文论一旦失去特定的哲学美学灵魂，脱离所寄生或依存的文学现象，则只能是一种僵死的学问体系，而不是鲜活的理论话语。中国古文论在当代，并不是因它失去与西方文论对话的能力而“失语”，而首先是因它脱离中国当代哲学、美学失去与中国当代文学对话的能力而“失语”，是因其自身的“失聪”而“失语”。我们知道，中国古文论是依存于“儒、道、释”传统哲学传统美学的。党圣元先生指出，“先秦诸子之哲学方法论为中国传统的理论思辨和分析方法奠定了基础”，历代文论家“始终以明性与天道、究天人之际为认知之最高境界，同样将自己的学思目标定位于思辨、冥悟天──地──人关系这一作为传统学术思想价值之宗的范围之内。” 他还探寻出传统文论的逻辑起点为“道”。但恰恰是这体现传统文化和文论灵魂的“道”，在中国当代哲学和美学中早已没有立锥之地。当代哲学和美学中，要么是科学主义或唯物主义的“规律”、“真理”和“本质力量”“对象化”，要么是形形色色所谓唯心主义的“理念”、“理式”及其“显现”，惟独没有这种“天人合一”之“道”。“道”之不存，“论”将焉附？自然要“失语”了。我们知道，中国古文论以诗论为主体，以古典诗词为主要认知和感应对象（其余“文论”所论之“文”，有一大部分是“文章”而并非是“文学”），而诗词的昌盛又是与中国古代生活方式、生活节奏甚至政治规范（譬如把“诗”上升到“经”的高度，或以诗歌取士等等）直接相关的。古典诗词的艺术，借“兴”、“象”、“意”、“味”、“神”、“韵”、“趣”等“传统文论的理论范畴”去欣赏、解读，的确“有助于传达会心之妙” 。但今天，不仅古文论所依附的古典文学样式被彻底扬弃了，而且中国传统文学营造意象追求意境的创作方法和观念也被“革新”了。诗歌，衰败了；依然顽强生存的新诗，又以下决心让人读不懂而著称。作为当代文学主体的小说，又在年年推出新的“主义”；这些“主义”相互竞争，但有二点却是共同的：其一，它们自身都要派生出一批新的理论话语；其二，反传统，如果你用“文以载道”、“虚实相生”等等“话语”去解读，就根本无法理喻。“中国古代最反对文艺创作‘意尽言内’”、“最看不起赤裸裸地写尽说尽的作品” 。这很对。但遗憾的是，当代作?易庞氪硕宰鸥桑非笏健傲愣冉槿搿保健按直苫保ㄐ葱耙坏丶γ钡淖髌罚桃庹估浪鏊檎故酒接梗一勾笫芏琳呋队J晕剩娑哉庋拇醋鳎绾谓残槭迪嗌颉靶恕薄跋蟆薄吧瘛薄霸稀保看澄穆勰懿患昕谑в锫穑?nbsp;

    这一问题的反面便揭示出了西方文论大畅其行的原因。尽管在对待西方哲学及西方文论的态度上，有盲目崇拜、数典忘祖的现象，但具体到文学领域中，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西方文论畅行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它适用、自由。有论者提出，不妨让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杂语共生”：“人们会既讲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讲形、神、情、理；既讲存在之蔽亮，也讲虚实相生；既讲内容与形式统一或者结构、原型、张力，也讲言象意道，以少总多，讲神韵、风骨、情采。” 但遗憾的是，这种良好愿望在目前也只能是一厢情愿。原因很简单，面对当代令人眼花僚乱的文学对象，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恰如同十八般武器一样，使当代批评家可以有多种切入作品的路径、多样批评创作的方法。这使中国文论家在八十年代所领先获得的理论自由度，为其它学科学者所望尘莫及。相比之下，古文论好比是已被历史风干的硬牛肉干，虽然慢慢咀爵其味无穷，也很有营养，但当代学者已经少有这样的耐心了。而那些所谓后现代西方文论，由于其理论形态本身不再要求概念逻辑的严密性，恰恰像快餐食品一样使文论家能获得极大的言说自由，享受随意阐释的快感。因此，即使从技术角度，古文论“失语”的命运也在所难免；在“杂语喧哗”声中，有着西方各种古典、现代、后现代文论的声音，而惟独少有中国古文论的声音。 

   三、当代文化建设基点；科学区分与对待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古文论的“失语”只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几乎全面“失语”这一事实的一部分。但既定条件下的客观必然性，并不等于现实合理性，笔者决不是笼统否定传统文化及古文论在当代“复语”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文论界是完全可以能动地作出自己的努力的。只是对这种“复语”努力的方向及具体任务在理论上应当搞清楚。某些出自民粹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的“复语”努力，对当代中国文化和文论建设只能是无益而有害的。因此，有必要将问题还原，从当代文化建设的“根”“本”上，寻求大家可以共同认同的讨论基础和努力方向。 

        其实，很多先生已经指出，今天所提出的古文论“复语”问题，本质上是当代文论建设要以谁为“基础”、“本体”、“中心”或“母体”的问题。如张海明先生所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以何为体”，是以西方文论的“洋为中用”为主呢？还是以古文论的“古为今用”为主呢 ？而这实际上涉及到中国文化建设“根”、“本”的老问题、大问题。大家知道，十九世纪末以来，国人围绕“中”、“西”文化之间的“体”、“用”之争几乎从未停止过，这使得同一种外来文化现象，换一种说法便会获得完全不同的价值评价：或者是“思想开放”、“拿来主义”；或者是“崇洋媚外”、“虚无主义”。因此，如有的先生所指出的：“现在来讨论‘西体中用’还是‘中体西用’，也很难统一认识。” 但我想，如果继续回避这个问题，我们的认识将难以深入，这已为一年多的讨论所证实。因此，有必要对此多说几句。 

    笔者认为，提出“中、西”文化之“体、用”这种概念本身，便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大而化之的思维方式，缺少科学分析。如果说放到十九世纪末，这种论争难以避免的话，那么，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则应当彻底扬弃这种抽象的“中、西”“体、用”之争了。我们应立足于当代中国，以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建设为标准，对西方文化进行分析，区别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性质，具体处理“体、用”关系。 

当地文化论文例6

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稳定的精神基座，这个精神基座大致是由集体的生活方式、审美习惯、哲学理念等方面构成，但我们更为强调的是从哲学、艺术层面来谈论文化传统。如今，尽管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被西方文化所影响，但是我们的哲学精神、审美精神依然保留着自身的独立性和自足性。文化传统的承传和积淀又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中形成的，因此具有一种稳固的集体认同的精神力量。正因为文化传统的稳固与强大，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都会面临如何对待文化传统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古今之争”“中西之争”一直是知识界争议不休的问题。这个问题背后，牵涉到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不断经受着西方文化的强势渗透和冲击以及人们对古典文化传统的不断反思和质疑，以往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原道”“宗经”“征圣”的文化传统不断地被瓦解。即便这样，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一直都没有抛弃文化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化传统之间并不是排斥对立的关系，而更多的是一种批判性继承关系。在不同时期的社会转型中，我们总会看到两种相互对峙的力量——保守与变革，这两者既形成一种张力关系，又具有双面性。从保守角度看，保守者往往相信文化传统背后的稳定性与超越性，他们相信文化传统一定存在着不因时间而改变与褪色的价值，因此会有意识地去坚持并维护文化传统的价值，可是一旦文化传统的保守力量走到极端，则容易转变成一种不顾时代与现实变化而盲目固守的狭隘态度，从而阻碍文化的革新。从变革的角度看，永远会有一批人走在时代前沿，去发现文化传统自身的弊病，并自觉地努力推动文化传统的更新与再造，但是变革一旦走向激进和极端，就容易导致全面否定文化传统，从而滑向文化虚无主义。因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中国文化传统既有“万变不离其宗”“原道”“宗经”等对文化的永恒价值的固守，但同时也有“道通为一”“惟变所适”“相反相成”等注重不同事物之间的变化关系的把握。文化传统不是一个凝固的实体，它一直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着的时空序列之中，我们既要看到文化传统的传承性，又要看到其在不同时代的变异性。

当地文化论文例7

那么，解决问题的路径在哪里，是从本土化的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构成文学理论中国特色的元素，还是继续在西化的理论思维中搬用现成的外来话语扩展理论领地?这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二、在文学日趋多元多样发展的今天，将文学的地域意义和民族意义放大，以审思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及由来已久的观念规约，已经成为十分必要的行为。中国是幅员辽阔地域广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的文学形态应远远超过现代以来的主流文学范畴，更不是单纯的精英文学意识所能涵容。在现代性进程中，与民族国家一道成长的，是56个民族汇聚的伟大阵容，民族文学的丰富意义正在于书写了共同目标下的不同心路。它们的审美选择和价值追求，它们的讲述方式和话语内涵，犹如它们所依傍并根植的美丽山水一样，魅力无限又意味迥然，并不服从于单一的欣赏兴趣和理解思维。在这里，需要的是“换一种方式”，甚至“换一种观念”，这样，另一种新的文学景致将会改变我们由来已久的视野，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也必将得到业已存在的多民族多区域的多样化写作的佐证与支撑。在理论层面，关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在两者的关系中发现可资运用的理论元素和规律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或可说，对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将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纳入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之中，是寻求当代文学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实际五“文化发展各具特点的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学在与汉族文学的接触和交流中，并不是仅仅体现为被动地接受汉族文学对自己的单向影响和给予，少数民族文学同样也曾经向汉族文学输送了若干有益的成分，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始终清晰地表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与情状。可以说，中华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互动，早已形成了固有的传统。”因如果说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已经体现出积极意义，那么，从多民族多区域文学角度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尝试通过文学观念和实践姿态的调整来加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的联系，在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理论的本土特色与原创资源，以期拓宽文学理论中国化、民族化建设路径，必然要成为一个巨大的现实诉求和理论空间。

三、从理论走向看，重视多民族(或各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建设、创新，是当前世界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和实践策略。人们置身于后现代文化大背景之下，传统思维方式正在发生着变化，贝斯特和凯尔纳“把这个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与理论方面的剧烈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后现代转向包括从现代到后现代众多领域理论的一种变化，此变化指向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 具体而言，这是一个注重文化多元多样的时代，在《多元文化主义》中沃特森写道“‘多元文化’的这个词语和提及的其它词语的区别是什么呢?在于它不仅仅是造成一种差异感，而且认识到这些差异源于对一种文化普遍共有的忠诚和固有的对所有文化一律平等的理念的认可。”困与此相关的是“文化相对主义”，在后现代全球化背景下，这个旨在强调西方文化优越性的概念被杜威·佛克马重新阐释，其基本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它旨在说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初生期、发展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没有哪种文化可以永远独占鳌头。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趋同性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全球化在文化上带来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后果就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存。; 时代的这一总体文化背景为我们思考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设置了一个必须尊重的前提，在这里有众多的理论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从国外看，雅克·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沃特森的《多元文化主义》等着在哲学观念和总体思维层面上突出了当代多民族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联和价值;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与族群散居》、《多元文化问题》，乔纳森·弗里德曼的《文化认同与全球过程》，安东尼·D·史密斯的栓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乔治·拉伦的臆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的《文化认同性的变形》等着作从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入手，彰显了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和理解方式。美国学者洛德创立的比较口头诗学研究，则以口头史诗创造力量为起点，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把口头史诗提升为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领域。普里查德、利奇、道格拉斯和科恩等学者的象征人类学理论，使多民族的不同区域的文学意义得到有力突出。在美国，族裔和种族批评正是研究少数族裔文学的方法。边缘化文学批评理论从西方主流文论中逐渐浮现，使当代趋同、合流的文学理论研究不断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也为我们思考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思路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关于文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思路，我们在特里·伊格尔顿的}}o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马克·柯里的垢现代叙事理论》，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怎样做理论》等着作中，可以明显看到多元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所具有的价值。

在国内，人们越来越多意识到多民族文学的重要性，这是中国作为地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决定的。因此，对多民族文学的研究与理论缺陷的反思越来越多，形成十分丰富的状态。像关纪新的忆。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曹顺庆的《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关纪新、朝戈金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刘大先的幻立缘的崛起》、《从想象的异域到多元的地图》、《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徐新建的《全球语境与本土认同》，李晓峰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中国文学史之结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的思考》，姚新勇的《萎靡的民族文学批评》，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姚新建的《文化身份建构的欲求与审思》，赵汀阳的《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杨志明的《全球化、现代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前景》，宋炳辉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汤晓青主编的《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究》，田泥的;佳在边缘地吟唱》等等，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为深入的探讨提供了前提。

四、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的创新是一个开阔的学术领域，可以作为的空间十分巨大。在当代中国，几乎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作品。自20世纪以来，我们发现，就整体构成而言，民族文学创作的成就与困惑共生，边缘化与主流化交织……每一种选择取向中似乎都包含着与之悖反的价值因素。也正因此，在我们反思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观念之时，中国多民族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我们深信，通过不断展开的意义追寻与审思，在其粗糙的硬度下面，必能发现精华与原创意味，一种本土化的理论成分，这将有补于过分西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使之展现出某些中国特色和本土意义。

以历史眼光考察，中国少数民族有丰富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较为突出的有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枪世纪》、彝族支系阿细人的《阿细的先基》、布依族的《开天辟地》等等，中国56个民族中有近30个民族有创世史诗。它们发生于中国的自然山川，最为形象地保存了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忆。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具有宏阔而神奇的民族色彩，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铭〔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以及维吾尔族的坞古斯传》、傣族的目》 ,《兰嘎西贺》等几乎都是影响深远的宏大巨制，它们在绵延的传唱中不断吸纳时代意义而日臻丰美。

少数民族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众多抒情与叙事作品，长期以来被界定为“民间文学”而少有论者问津，但这些作品大多保留着特定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情趣和审美倾向，它们与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视野迥然相异，可以为理论提供少数族群甚至个人化的生存诉求、价值追索和艺术理想的多样性文学佐证。实际上这类作品中的精粹之作，如彝族支系撒尼人的《阿诗玛》、蒙古族的螟达梅林》、傣族的《娥并与桑洛》与《召树屯》、维吾尔族的《阿凡提的故事》、苗族的《张秀眉之歌》、《仰阿莎》、回族的绿豆妹与马五哥》、壮族的《特华之歌》、纳西族的《人与龙》等等，无不以鲜活的民间想象展示了独特的生存与反抗、向往与回忆，其中艰辛与美好交织、朴素与浪漫共存，景象独特意蕴丰厚，历史演进的多样化方式在这些作品中得以保存，这绝非主流意识与西方视点所能简单囊括或随意改写的。在现当代，多民族多区域文学更为丰富多彩，有许多主流化优秀作品如《白毛女》、《刘三姐》等也来自乡土民间传说。中国广阔的民间以原生态养分滋育了作家的灵感、想象与激情，使之找到民族化的写作之路。

现代性历程中成长期起来的一代代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写作虽然以不同方式体现了对主流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趋同倾向，但其作品中依然流动着少数民族的意识与激情，其独特的感觉、领悟与表达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艺术风格如群星闪烁，使我们得以领略到时代之歌的不同魅力。维吾尔族诗人铁衣布江、藏族诗人饶介巴桑、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和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彝族作家李乔、仇族作家董秀英、傣族诗人康郎英等等就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今天，新的民族作家不断涌现，这个阵营在迅速扩大。

当地文化论文例8

任何一个时代，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每个民族的社会结构、意识结构和文化结构同样呈着多元、多极、多维、多向度和多层次的格局。这种多元化的格局又总会不同程度地这样那地表现出主元、主导、主流、主脉、主调、主旋和主潮。尽管各种文化和文论之间存在着差异、矛盾、冲突，乃至可能酿成激烈的文化纷争，但各种文化和文论的多元并存、多元共生、多元相激、多元互补和多元发展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不争的事实。思想领域中的问题必须也应当通过特殊的精神途径去解决。各种文化和文论的兴衰浮沉，只能通过对话、交流和竞赛的方式来实现。

现当代的文化和文论思想必然是多元的。从社会形态看，同一时代的多元社会形态必然引发出多元的文化形态和文论形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个别地域里带有浓郁的原始公社痕迹的这些不同的社会形态，一定会产生判然有别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从民族来说，每个民族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都会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从地域来说，不同地域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总会表现出多样的民间风情和地域色彩。即便是同一时代、同一历史条件、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同一地域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也会大异其趣，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的交流、撞击和激荡，势必会打破某种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所固守的防线，面临着通过竞争求生存、求发展的冲击和挑战。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应当正视全球背景下和全球范围内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的选择、融合、改制和重塑。面对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之间的对峙和渗透，使正确理解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的多元和主元的关系，成为一个不能躲避的冷峻而又重大的课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和文论结构同样是多维、多极和多元的。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多种经济成分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必然反映到文化和文论中来；社会主义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相混杂；不同阶层的文化需求、文化选择和价值观念不尽相同；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共生并存；“国学”、“西学”和“马学”的冲突和纷争越演越烈。所有这些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意识结构的格局中的成分还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多元并存和多元共生的文化结构和文论结构将成为事实上不可改变的精神存在。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既是多元的，又是有主元的。文化和文论的多元和主元是相对相融、相辅相成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二）对多样文论的鉴别与分析。

应当说，各式各样的文论思想都是有道理的，而各种文论道理所蕴涵的道理的质态和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却是很不相同的。

关于文论的大道理和小道理。人们对艺术真理的认识总是从局部开绐的，往往通过观察和抽取艺术真理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从而形成片面的甚至是十分深刻的真理。这些局部性的文艺观念不可能对艺术真理作出总体性的把握，往往显得偏执和模糊。但真理终归是对事物的全方面和全过程的规律性体认。“片面的深刻的真理”虽然只具有相对真理的意义，但作为发掘艺术真理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的宝贵的学术成果，同样应当得到尊重和珍惜。既没有理由拒斥这些“片面的深刻的真理”，又要防止把这些“片面的深刻的真理”随意提升为涵盖一切的文艺观念的总的文艺观念。这样做可能会以小充大，以偏概全，难免和甚至产生“一叶障目”、“坐井观天”和“瞎子摸象”的迷误。

关于文论的新道理和旧道理。凡是揭示艺术真理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的新的文艺观念都是有价值的学术成果。阻碍文艺发展的陈腐的背时的旧道理，是必须舍弃的。但传统意义上的旧道理不能一概认为是旧的，其中一些传统的，诸如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和审美学意义上的文艺观念和批评模式仍然具有蓬勃的生气和活力。同理，推进和激发文艺发展的特别是那些带有原创性的新道理是应当大力倡导和弘扬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凡是时兴的东西都是一定是“新”的。那些打着“新”的旗号出现的艺术也可能是迷乱、颓废而又腐朽的。最近出现的某些“行为艺术”作品，如在流血的胳膊刀口上栽树，让把被缝在牛肚子里的男性的裸体再重新钻出来，吞吃烤焦了的女婴的肉等等，都只不过是以花样翻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旧。旧者有旧，但旧者不全旧；新者有新，但新者不全新。对新道理和旧道理，应当从性质和功能上进行认真的审视。

不管是文论的大道理、小道理，还是文论的真道理、实道理和新道理都必须确立一个判断和衡量的标准，即应当以是否具有先进性、科学性或真理性作为权威性尺度。

为此，应当正确理解“诗”与“思”的关系，即诗学与科学的关系。海德格尔强调通过审美和艺术手段实现对人生的诗化和美化，达到和融入“诗意地栖居”。这种浪漫的诗学幻想以特殊的魅力，征服了不少学者的心灵。当代西方兴起的语言诗学、文化诗学和政治诗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称为“文化诗学”或“政治诗学”的新历史主义已和传统的历史主义很不相同。这实际上是一种文本学和解释学意义上的历史主义。理解和处理历史与人文的关系时，与其说是回归历史，倒不如说是注重和强调解释主体向历史的介入与扩张，通过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和解构，达到改写和重塑历史的目的，以便使历史更加适合于解释主体的意志和愿望。读者从中国当代历史题材的小说和影视作品的虚写和戏说中，可以比较强烈的感受到随意把历史人文化、主体化、意志化、情感化的倾向。尽管机械的历史观念是偏狭而又错误的。历史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对历史的客体性、实在性、规律性和真理性可以进行诗化，但不能够从根本上加以改变。非人文的历史固然不可理喻，非历史的人文同样无法体察。因为既不存在无人的史，也不存在无史的人。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既悖立又互补。“诗”与“思”是人们感受和掌握世界的两种互渗互融的思维互方式。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倡导无“诗”的“思”或无“思”的“诗”的实际效果都是通过否定对方来否定自己。“诗”的激情往往是“思”的动力和先导，“思”又往往是“诗”的基础和诱因。两者的矛直、冲突和对立只是暂时的、局部的，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机制引发的。如果“诗学”是完全反科学、反理性、反真理和反规律的，那么，势必使这种“诗学”的人文价值受到局限。诗学精神应当尊重人的科学精神并有助于人的科学精神的培育和发扬。即便是现代解释学中最有影响的伽达默尔也对他的老师海德格尔的“诗学”观念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他尽管提出了“视野融合”的理论，但毕竟肯定“艺术真理”的存在，同时认为“历史是真理的源泉”。伽达默尔的见解是值得引起重视的。

必须正确理解信仰与真理的关系。信仰是自由的。真理是对客观的对象世界的规律的反映。信仰是各式各样的，有明智的，有昏味的。真理尽管是相对的，但相对中包含着绝对的因子。人们可以从各种视域观察事物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取得对真理的多方面的认识和感悟。绝对的相对主义会造成虚无主义和蒙昧主义。信仰是可以选择的，而对真理的选择带有必须认同的服从性质。只有信仰真理或只有选择对真理的信仰才能获得人的真正的自觉和自由。文艺和文论对信仰的追求和阐释应当有益于对真理的发现和弘扬。

应当正确理解文化与规律的关系。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不一定都能把握对事物的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某些精英文化，如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文化和带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某些特性的创作和作品意在解构所谓的“伪理想”、“伪崇高”、“伪真理”、“伪权威”的时候，连同理想、崇高、真理、规律、主导、中心、权威和秩序也一并抛弃和后掉了。这些学者和作者强调文化的批判精神的同时，也确乎批判了不应该批判的东西。还有一些以娱乐功能取胜、可以批量生产的大众文化，淡化了文艺的理想精神，消解了文艺的批判功能，削弱了大众的自觉意识，隐去了变革现实的启蒙思想，遮避了对不合理的社会体制和机制的理性审视。如果一种文化不能体现人们对客观规律的真理性把握，那么这种文化很难被称为先进文化，也不可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转贴于 这里，我们应当有意识地重提、倡导和呼唤实践理性的概念。

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都属于精神话动。这种社会的精神实践话动，既不能等同也不能直接地作用于一般的社会实践。但社会实践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文论的思想和观念也是从文艺实践中抽取、提升和概括出来的。社会实践是历史和人生的舞台。文艺只有表现社会实践，才能集中地反映社会、历史和人生。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改变社会环境，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历史转折，才能相应地获得人的自由、幸福和解放，求得人自身的全面的自由发展．因此，文艺家和文论家必须强化和优化实践理性的自觉意识，通过审美手段和对文本语言的解释途径，启示和诱导人们感悟和体认只有依靠社会实践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态和命运的伟大真理。现当代的西学文论中颇有影响的诗学、语言学、解释学、文化学等等学科都在自身所属的学科领域内，取得了突出的实绩和可喜的成果，但似乎也存在着一个带有根本属性的缺欠，即一定程度上转向语言王国来躲避和疏离社会实践的倾向。文艺虽然是一种精神话动，但不能把文艺所反映出来的关涉社会和人生的重大问题完全转移到并停留在精神领域。企图通过对语言形式符号和文本的阐释和解构来介入和批判历史，这可能从舆论层面上对改变社会环境和人生状态有所助益，但文化批判、语言批判、诗学批判都不能取代对现实的实践批判。企图通过解构和颠覆文本的语言结构和叙述程序来达到解构和颠覆社会历史结构的目的，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这些崇拜语言的解构和批判的学说和观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和人生的根本问题，势必都带有假定、空幻的迷彩和乌托邦性质。因此，应当高举实践的旗帜，树立实践的权威。实践是发现真理的重要途径，同时又是捡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通过社会实践，包括精神实践和文艺实践，不仅有助于解决社会和人生的根本问题，而且能够切实有效地揭示文论的大道理、小道理、真道理、实道理和新道理；鉴别文论的真道理和假道理、实道理和虚道理、新道理和旧道理；有助于协调和解决“诗学”与“思学”的关系，信仰与真理的关系，文化与规律的关系；尽可能地涵盖以审美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认知理性、人文理性和社会理性，才能整合和包容人文价值、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才能完整地体现文艺的人文精神、历史精神和美学精神。因为，所有这些理性价值和价值理性都是依靠实践来发现和实现的。

人们所面对的客观对象可以划分为自然物和人造物两个世界。对自然物而言，实践本体沦的观点未必妥当，但对人造物来说，实践无疑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人的劳动改变了世界，创造了美，同时不断相应地完善自身。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概念和意志主义、存在主义所理解的实践理性的根本区别在于不是脱离事物的客观规律性来单纯孤立地强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而是在尊重对象世界的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更加有效地最大限度地发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对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来说，实践拥有至高无尚的权威，实际上扮演着造物主的角色。人所改变和创造的一切实际上都是通过各种方式，其中包括审美方式呈现出来的新的实践理性的物化形态。这种被物化了的新的实践理性既蕴涵着新的认知理性、社会历史理性和人文理性，同时又往往是人文价值、社会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感性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实践理性是一个带有母元意义的观念范畴。马克思主义者们所理解的“新人”实际上是指能够掌握和实施新的实践理性的新人、即能够自觉地从事变革现实的伟大的社会实践的新人。这种“新人”，无产阶级革命时期被称为“叱咤风云的革命的无产者”，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被称为“改革者”、“创业者”或“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马克思把这种新人形象誉为“有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2页）即能够比较自觉地掌握和实施新的实践理性的人。马克思、恩格斯曾把能否能通过掌握和实施实践理性去“改变旧境环”和推动社会进步，视为区分“新人”和“旧人”的重要标志。不愿改变和安于旧环境，不管声称自己“多么不愿再作‘旧人’以及他们是多么不愿人们再作‘旧人’”，但这种人“依然是旧人”；“只有改变了环境”，并“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自己”的人“才会不再是旧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4页），才配称成为能够凭借“使用实践力量”“改变旧环境”的“新人”。新时代的文艺应当为培养和造就能够掌握实践理性、拥有实践力量的新人做出更大的努力。增强与新时代的现代化的伟大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自觉意识，不仅关系到文学家的艺术生命，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艺术道路。新时代呼唤、感召和期待着塑造千千万万能够掌握新的实践理性和具有实践力量的新人形象。这种新人形象既以解放全人类作为伟大的历史使命，又能逐步地实现自身的全面的自由发展

尼采悲叹：“上帝死了！”罗兰·巴尔特惊呼：“作者死了！”弗洛姆喊叫：“所有的人都死了！”加缪宣称：理想和理性的人死了，而“一批非理性的人站起来了！”实际上“非理性的人”是站不起来的，团为这种“非理性的人”缺乏理性的神经和脊梁。旧理性已经陈腐，非理性软弱无力，新理性催人觉醒，而只有掌握新的实践理性才能使人获得新生。

（三）对主导文论的鉴别与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始地位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确认一种文论是否应当占据指导和主导的地位，主要考察其是否具有学理上的先进性、真理性和科学性。

实事上，不管什么时代，都有一个建设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和主流文论的问题。所谓无主元、无主潮、无主导的观点不仅从学理上说不过去，而且不符合一定历史条下的思想存在的实际情况，究竟什么样的文论作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文论，实际上是有争议的。归纳起来，无非有三种意见：西学文论中心论，国学文论中心论和马学文论中心论。从这三种文论的实际上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来看，现当代的西学文论爆热走红，较而言之，国学文论和马学文论处于冷寂状态。国学文论中的一些核心范畴，甚至像形神、风骨和意境这样的概念也很少被运用。

文论是科学。科学是真理的理论形态。文论学者们同样要靠真理吃饭。追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应当成为一切文论学者的良心和天职。凡是包含着真理因子的思想和观念，作为理论的资源库和学术的生长点，都应当得到尊重。真理是相通的，沿着真理的道路，学者们必然会走到一起。只有当一些人把自己所掌握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中的真理上升为文艺的总观念，想统摄、压倒和吃掉相关的或者本来是互补的学术观点时，才发生文论方面的交战。文论方面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对话同样应当以追求、发现和服从真理为前提为目的。要推动和激励西学文论、国学文论和马学文论的平等的对话与竞赛。允许和提倡西学文论中心论者、国学文论中心论者和马学文论中心论者，从自己所熟悉和擅长的学术领域进行新的拓展，取得新的实绩。

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理应不断从回答严峻的挑战中求得发展的机遇，随着历史变革、社会转型和人民群众创造新生活的伟大实践而不断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只有通过交流和对话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主元性和主导性。处于社会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交流和对话成为解决国际范围内的政治纷争和学术竞赛的重要手段。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应当通过学术对话求得自身的充实、丰富、深化和发展。(1)通过与当代西学文论特别是当代西学文论尤其是西方的马学文论的对话，吸取批判精神和关于审美经验和审美形式的理论营养，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人类性和世界性；(2)通过与国学文论的对话，选择有价值的文论范畴和文论思想进行现代阐释，促使中国古代文论的观念话化和当代生成，以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民族性；(3)通过与中国当代文艺实践的对话，对有时代感的文艺现象作出理论提升和学术总括，以显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性；(4)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用现代眼光，发掘和阐释蕴藏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那些富有人类性、世界性、民族性和当代性的理论资源，建构和重铸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面貌和新质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只有通过交流和对话，发挥自己的学理优势，才能取得主元和主导的地位。交流和对话理所当然地应当坚持“为我所需”和“以我为主”的原则。以开放的心态和“拿来主义”的眼光，从人类的一切精神财富中吸取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东西，用来丰富和充实自己，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集中体现当今世界文论思想的精华，靠自身的学理的先进性和系统而又严谨的科学性，显示出强健和蓬勃的生命力。

当地文化论文例9

前言

《中共中央宣传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提出“要加强实践教学，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节。建立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而笔者提出的高校思想理论课教育教学与地域性文化相结合的教学理念无疑是符合当下时局的能够改善思想理论课教学效果的行之有效的办法。

一、提出高校思想理论课教育教学与地域性文化相结合的背景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的提出

《中共中央宣传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有这样一句话“要通过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深化教育教学效果。”若只由教育者直接向学生输送理论知识就结束的教学工作并不完整，还应当有后续就是实践的部分。如果将人视为树，那么理论教育就是灌溉，实践教育就是疏导和转化。教育者将理论以灌溉的方式灌输给受教育者，只是将理论变为了受教育者的工具而通过实践以后这些工具会被疏导并转化为受教育者的思想，习惯，行为。唯有这样，教学内容才能是真正意义上的被接受，教学过程才是完整的，有意义的。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也应与世界接轨

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也应该学习国外优秀的德育理念，取其精华应用于国内的德育教育中，有利于实现自身的改革提高。如美国，英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虽然德育教育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在一点上都是相通的，即重视实践。美国注重德育氛围的营造，会投入较多的资金去修建各种纪念馆、展览馆、公园等，以这些为依托让学生在无意识中感受到美德，并且重视实践活动的开展，在美国高校志愿者随处可见。英国的德育重视“行为矫正”。新加坡也在不断完善德育教学的过程中提出“六顺七结合”的理念。

（三）我国历史悠久，地域文化独特

我国历史悠久，各地也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这些优秀的地域文化共同组成优秀的中华文明。这些在历史时期形成的优秀文化早已和地域的环境融为一体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思想观念。这些独特的优秀地区文化氛围对高校思想理论的教学十分有利。

二、目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现状

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要采取在课堂上由教师讲授，学生坐在讲台下听的方式进行，这样讲授的效果就使理论和实践存在着差距，学生极易丧失学习兴趣，假如再有老师语言表述方式不当等情况的出现，极易出现教学敌对情绪。

（一）较多的高校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缺乏学习兴趣和动力

据调查显示，许多学生消极应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原因是意识不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性，在激烈的市场经济中，追求利益才是立足社会的机会，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的再好也改变不了工作岗位重利的局势，在这样实用主义思想的支配下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成了学生休息或者学习其他课程的课。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任课教师教学方式陈旧，缺乏创新意识

当今社会发展过快，许多思想内容的更新速度也快，但是我国许多思想理论教育老师的教学理念不能跟上时展的步伐，即使他们工作努力也很难得到学生的认同，而且有的老师只是追求安稳的教师生活，对教学工作得过且过，并没有当初进校的热情，他们的教案是几年前的，数据资料没换，讲课方式没变，这样的讲课教学效果从何而来。

（三）课程设计重复，课程内容陈旧

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主要教材就是那几样：《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概论》、《中国近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等，这些课程对于高中是文科的学生来说没有新意，教材上大多重复高中的内容，而对于高中学理科的同学来说，这些枯燥的理论相对乏味，缺乏兴趣。再者这几门课程在内容上又有相互交叉重复的地方，学习起来就会显得单调无趣。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地域性文化结合的意义

在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缺点多的情况下，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必然更为容易被学生接受，而将地域性文化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这种教学方式就是满足理论与实践结合并且对当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有创新有突破的新方式。

（一）有利于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

各地的高校学生来自于五湖四海，将地域性文化融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一方面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另一方面也符合当代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推动文化传承。并且高校学生群体素质较高，有较为强烈的创新意识，有能力对传统文化取精华，去糟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并对当地文化进行创新，为当地文化增添活力。

（二）有利于丰富高校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内容，提升高校学生品德素养

优秀独特的地域文化都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往往留有建筑、遗址、史实资料等载体，在课堂上老师对这些奇闻轶事、风景遗址等联系理论知识细致进行讲解，一方面可以增添学生的见闻，丰富理论教学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可借由载体让学生感受到先辈们的优秀品德，激发心中的敬仰之情，从而提升学生的思想品德素养。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讲到第二章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时，可以结合老师自己的经历，将自己去过的地方以图片的形式展示出来，既形象又生动。

（三）有利于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增进现代化进程

高校的人才培养不仅应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也要重视精神和品德的塑造，用优秀而独特的地方性文化去影响高校学生，可以增加大学生对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感，加深高校学生心中的自豪感，培养学生与地区间的情感，吸引学生投身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中，培养出愿意、乐于为地方服务的人才，从而推动地区发展，造福社会，利国利民。

四、怎样将思想理论课教育教学与地域性文化结合起来

本文在前面的行文中论述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与地域性文化结合的目的、背景及意义，既然这种方式这么有需求，这么有效果，各高校理当尝试，但是怎样去做，如何做好仍需要探索。笔者就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与地域性文化相结合提出几点思考以供参考。

（一）科学技术进课堂

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出现了许多新的教学设备，学校要定期对教师进行培训，要求教师人人会用，课堂上积极使用新设备、新仪器。在教学中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第二章‘爱祖国的灿烂文化’时，红色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教师可以通过视频、三维立体动画、音乐、图片等载体将当地的优秀文化展示出来，放一些红军浴血奋斗的影视作品，唱一些激情澎湃的革命歌曲，如此既丰富了课堂教学也开阔学生视野，引发学生思考的兴趣，带动学生上课的积极性。又如《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门课讲到改革开放的相关内容时，可以让学生做一些PPT演示，展示一下自己家乡的变化，既能活跃课堂气氛，又能促进师生交流。

（二）业余时间充分利用，实践活动多开展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不光只在课堂上进行，课外业余时间也应当利用起来，不仅要透过图片、视频看看当地的文化底蕴，更应该实地访查看看当地的民风民俗、景点遗址，查阅资料看看人民生活的变迁，结合学生所学专业进行实践活动，比如美术生，去高校所在地的名人故居或者纪念馆去采风，完成本门课的作业。也可以组织一些辩论和演讲比赛，鼓励学生主动思考，引导学生谈谈时事，短期来看，这可以帮助学生加深理论的理解，长远来说，有利于传播真理和先进理念，启发学生的思想。当然，这些辩论和演讲都要有前提，就是结合地方文化资源进行，将身边的历史名人、身边的历史故事以及身边的文化传统融合进去，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丰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科书

前文中也提到过有关思想理论方面的教科书，数量少，内容乏味，面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放宽选书的政策，一些古籍如《大学》、《中庸》以及颇具地方特色的人物志等书籍供学生选择。还可以开设一些选修课，如我校所开科目《历史文化名人略说》作为选修科目，用以培养学生的兴趣，这些历史文化名人重点放在广东省的名人，这样就将地域性文化中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相关的部分拓展到教科书中，以例证的形式帮助学生理解体会理论知识。

（四）建立思想理论课教学的评价奖惩制度

有竞争才会有进步，制度的建立可以规范教师的教学行为，增强教师的创新意识。如让学生填写老师满意度调查，对教师的教案进行实时检查保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与地域性文化相结合的策略的实施。

五、结束语

我国各地也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这些在历史时期形成的优秀文化早已和地域的环境融为一体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思想观念。如此独特优秀的地区文化氛围对高校思想理论的教学也十分有利。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与地域性文化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能够实现在当地文化氛围中，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质量，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当地文化论文例10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4-0176-02

文化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质规定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生活样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的文化概念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相同，都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层面上理解为经济基础上纯粹的精神意识形式，广义上是与人类社会发展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文明形态。从概念界定上来讲，它包含文化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深刻认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奠定了厚实的理论基础。

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根本与核心是实践

毫无疑问，从文化的根本与核心来看，它就是人为主体的实践对象化活动，是人从文化方面认识和改造世界自觉行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文化认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概念以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为中心，就由主体实践，客体认知后以及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发展而来的文化总体概念。但文化又并不能完全与实践的自觉及文化认识画等号，只有主体对课题正确、客观、能动的反映才是正确的文化实践，相反，它只能被摒弃，不能被保留。所以说，文化的根本与核心就是主体对客体、能动、正确的反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根本，准确揭示了文化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伴随着强烈的现实感和批判性推动着中国文化的发展。革命胜利后，以同志为代表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者，都高度重视发挥先进文化，并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根本的文化理论的深刻理解，把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主体的文化培育和新文化建设视为社会主义重要的建设任务之一。

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和历史进程上

同志曾经指出，文化本身集中反映了某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并对某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产生一定的作用。一定的文化理论是这个社会在政治和经济观念上的极大升华，他的这个观念深刻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相关理论，是对马克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所以，认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另一个基点在于不能孤立地研究和把握文化现象，要把文化放到人类社会历史运行中加以理解。一方面，应当在经济基础的决定和制约中把握文化的历史地位、作用和特点；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文化的独立性和能动反作用，不能孤立、片面地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命题来生搬硬套，不能单纯地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下的作用和表现形式不同，只有在以物的依赖关系为主的社会形态中，这种“决定”才会强制性发挥，而文化的概念是随着人类自觉活动的提升和知识的积累，逐步来引领社会的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虽遵循历史唯物史观，但它又有其特殊性。

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是适应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思想指导下的文化制度

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形成了以人为本的心得科学发展主题，产生了新的发展需求，明确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文化理论的发展也理所当然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基本原则，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体制建设。要认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就要充分认识一系列的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针和政策，打造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可持续发展体系。还要把握“文化制度”与“文化体制”的关系，最大程度地探索出一条文化体制的道路。同志指出：“要一手抓管理，一手抓繁荣。”他提出，繁荣必定是文化发展亘古不变的主题，而管理是文化健康发展的有效保障。这一席话突出了形势，新发展下文化制度在文化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每一个成体系的理论都有其物质载体，文化的物质载体是文化产业，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管理和繁荣都要同时抓的新态势下，发展文化产业也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效手段。要发展文化产业就要重视文化的根本属性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更要在认识同志指出的市场管理与繁荣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有效地发展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坚持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同时也要发展公益性文化产业。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制及指导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针和原则，是认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理论又一个重要基点。

四、充分认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意义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思想指导下的文化制度是它最现实，最真实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反映。深刻理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建设当代先进文化的必行之路，它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当代先进文化发展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文化理论界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基本观点之上建立起来的、适应历史社会发展的文化思想。同志的文化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它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是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所产生的文化思想，对现代历史的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而由新时代的领导人建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和文化理论的再一次继承和发展，他们共同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使命。它们的形成及建立让当代的社会文化问题得以解决，从而实现当代社会的和谐文化建构，并培育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让先进文化建设有章可循。

（二）给当代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理论界具有极强的丰富性及多样性，它主张多样化文化并存。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指导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围绕中国近年来的历史事实、历史主题，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创新和实践探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社会文化指导思想的经验，如冲破长期“左”倾错误的束缚，以“拿来主义”学习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具有正确的指引方向的文化指导思想等，极大地丰富了历史文化领域的建设。同志曾经提倡，艺术的不同形式和风格是可以自由发展的，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要反对强制一种风格，禁止另一种学派的说法及做法。可以看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对未来我们在发展多样文化和当今社会创新文化方面提供了新的建设可能性。

（三）为当代文化的文明发展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同时曾指出并强调，新时代文化建设要以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核心。“文化”与“文明”是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可分割的两个概念。当代文化建设的关键是创新，文明的发展关键则是文化的长期积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发展的总方向。同志曾经指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各国“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筑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2014年的五四青年节，考察北京大学，与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先生促膝长谈，了解《儒藏》编纂情况，并发表主题为“尊重文明多样性 守护文化民族性”的讲话，指出：“作为民族之根、民族之魂，中华文明是华夏子孙必须继承、守护、光大的瑰宝。”可见，文化和文明是紧密相连的，中华的历史悠久文化推进着中华文明发展，而中华文明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

（四）对当代文化事业及文化产业具有非常重大的经济意义

不论在哪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文化产业及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产业及事业是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文化的物质载体是文化产业，而文化又是上层建筑意志力的体现。所以，文化对经济具有重大影响也可以理解为政治对经济的重大影响。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是提高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2015年11月，“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基本理念中明确指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同时指出：“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对于地方来说，“十三五”期间山西省也了《山西省“十三五”服务业发展规划》，在肯定了近些年山西省在文化产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果的同时，为未来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行动纲领，纲领中明确指出到2020年，山西省要基本实现由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跨越，文化产业将成为山西省最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之一。文化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程度，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

充分认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必须在文化本质上强调其本源性，即实践和认识的理论；必须结合其发展的社会历程，分析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还需正确认识并坚持社会发展的指导政策方针。还要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当前社会所带来的重大意义，才能够真正地推动当代社会文化发展进步，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