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规划论文例1

2项目简介

2.1项目背景

山清水秀的从化位于广州市东北部，是广州“北优”发展战略的重要板块，休闲旅游业是“温泉之乡”从化主要的支柱产业。广州富力地产集团旗下广州德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的富力泉天下住宅项目则位于广州著名的从化温泉旅游度假区内，东侧紧靠105国道，距离从化市温泉镇约1公里，距广州仅75公里，距京珠高速公路从化出口仅10多公里。项目西望“妙境”风景区，天湖公园、流溪河森林公园、流溪河温泉度假区、天湖瀑布、流溪香雪、仙沐园、三桠塘幽谷探险、钱岗古村落、温泉村等众星拱月环绕周边，是名副其实“核心度假区的度假核心”；基地北临流溪河，沿河风景秀丽；南依18洞高尔夫球场、休闲运动气氛浓厚；东揽森林海，地块中部还保留一原生态山林，将被打造为项目的生态山顶公园，成为名副其实的天然大“氧吧”，为本地块打造成为度假休闲居住小区赋予先天条件。项目总占地面积642017.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94939平方米，项目早于2008年开发建设。

2.2规划设计构思

基于项目所在地块的城市区域位置及自然环境条件，我们设想将城市化建筑空间与自然环境因素有机整合，打造“离尘不离城”的家居生活，提出“打造自然闲逸的原生态山地社区”这一理念。和谐、纯净、韵律是我们描绘的叠嶂山峦的社区生活的理想图景，高绿化率、低密度、良好的通风系统和无敌的景观视野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项目保留地块中央原生态较好的山体作为规划小区的绿心，精心打造作为服务全区的“绿肺”山顶公园。居住组团总体布局尊重地形，以扇形布局为主，组团之间通过景观绿化休闲带进行分隔。最后，设置通过一条12米宽的东西走向主干道依次串联各个住宅组团、休闲绿带及中央山顶公园，主干道两侧布置层次丰富、富有趣味的沿线绿化，构成横穿小区的绿轴。项目规划建设以双拼、联排、叠加住宅、11层小高层及18层高层为主的产品类型，户型面积从90-410㎡，多样化的产品为不同需求人士提供选择可能。项目容积率0.729，建筑密度20.9%，绿地率达到40.3%。同时，项目中部集中设置了充足的配套服务设施，使其提供最佳的服务半径，以满足休闲度假旅游人士的各种需求：规划设置5000㎡商业服务设施，SPA会所，文化活动站，老年人服务站，9班幼儿园、托儿所，肉菜市场，医务室等。便利的交通、完善的配套、纯自然生态的大环境，它将以从化温泉镇的温泉品牌为依托，充分发掘青山绿水的天然景观资源，打造一个适宜休闲度假同时生活配套完善的低密度住宅社区。

2.3项目创新点

2.3.1尊重自然，对场地透切分析，打造原生态的山地住宅区在项目前期从山地建筑与山地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出发，分析山地景观的环境原生性、视景独特性、生态脆弱性和情感认同性，归纳山地交通的特点，寻求车行交通、步行交通与山地环境，山地建筑结合的可能。同时在山地工程技术方面，从防灾、结构稳定、土方平衡等要求出发，研讨绿化、水文组织、边坡稳定及建筑防水的一些具体应对措施。力求创造一个“自然闲逸的原生态山地社区”。2.3.2灵活创新的设计手法，建筑与自然的有机融合规划设计结合基地不同的坡度起伏特征及地质条件，自由灵活进行布局：以中央“绿肺”山体为核心，以扇形形式布局组团，组团之间利用景观绿化休闲带进行分割，有效分配景观资源，绿化率达到40%，实现了“屋在林中，屋在山中”的意境。建筑设计上充分利用原始地形的具体条件，减少对场地大填大挖，降低工程造价，采用错层、跌落、筑台、退台、爬坡、吊脚、架空等多种手法设计建筑单体，使建筑与原有自然地形紧密结合，融为一体。2.3.3依山就势布置路网系统，创造独特的道路景观。由于地势落差较大，小区次干道结合地形及建筑组群，在满足消防环道的坡度，宽度及转弯半径的前提下灵活运用“之字路”、“爬山路”等多种形式体现山地住宅特色，形成多层次、活泼、有机的道路网络结构，使道路既是交通的动脉，又形成不断延伸的观景线，使视线层层变化又串联一体，呈现多种类型的景色。

2.4项目科学技术含量

2.4.1新材料为了营造简约、现代、自然的建筑风格，建筑设计及景观设计时，使用了新材料并尽可能多地使用当地材料：加气混凝土砌块、埃特板、镀膜玻璃、原地开采的岩石等。一方面节能材料经济环保，另一方面体现本地特色，与环境和谐统一增加归属感，使建筑处处彰显出自然，朴素，高品位的特质。2.4.2新技术区内住宅入口处均统一安装先进的豪华可视对讲系统，以及防盗门禁系统。2.4.3节地控制较低的建筑密度（20.9%），赢得大面积集中绿地，与组团绿地、道路沿线绿地一起“点-线-面”形成绿网，绿地率高达40.3%。停车系统尽量采用架空层停车或户内停车方式，同时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减少车位占用用地面积，节约城市用地；地面临时停车位采用绿化式停车位，通过植草砖的运用减少热岛效应增加小区绿量。2.4.4节水为了有效地利用水资源，减少水的浪费，特别安装了“雨水加收系统”。同时景观铺地材质上采用透水材料，充分收集雨水作为景观用水，减少市政用水的比例，大大节约水资源。2.4.5节能建筑设计上采用镀膜玻璃以实现建筑节能目的。公共区域均采用节能灯具，既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又美观耐用和环保。

2.5项目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2.5.1项目的社会效益位于“核心度假区的度假核心”的富力泉天下项目，建成后必将成为从化市流溪河沿线一个高端优质的休闲度假住宅小区。整个小区居住环境质朴、清新、与自然有机融合，将带动周边生态人居生活形象的提升，是创造多功能的休闲度假式住宅小区和健康住宅典范，体现“自然闲逸的原生态山地社区生活”的设计理念。2.5.2项目的经济效益项目构筑的望山、亲水、环林的养生式度假居住环境，以及区内完善的公共配套设施，它将进一步强化从化温泉及康体养生休闲度假产业的优势，进一步拉动和活化周边以“温泉”文化为度假品牌的旅游经济，顺应了从化市加快经济转型，打造温泉之都和产业绿谷的重要发展战略的需求！2.5.3项目的环境效益项目尊重地形，通过错层、跌落、筑台、退台、爬坡、吊脚、架空等多种建筑设计手法及灵活布置的山地路网，减少对原始植被的破坏，与从化“山清水秀”的特质所融合；景观设计上尽可能减少硬质铺装，营造微地形，创造更多的绿化面积；同时，项目设计处处体现节地、节水、节能的理念，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前瞻性，生态环境效益进一步体现。

3与当前国内外同类项目的综合评价比较

本项目立足于“温泉之乡”从化温泉旅游度假区的大背景，通过深入了解分析使用人群对度假居所的需求，配套丰富的以休闲度假、康体养生为主题的公共服务设施，同时在规划设计阶段非常注重周边独特环境的调研和场地分析，以现状原生态环境保护为原则，场地改造为辅。与当前国内外同类项目相比，本项目更注重与周边温泉镇区的配合，业态和服务配套上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将更有利于提升整个从化温泉生态旅游度假区的整体形象；在场地设计上更吃通吃透，依山就势因地制宜与自然和谐统一，在满足了人们“回归自然”的心灵追求的同时，还考虑综合效益等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富力泉天下项目，必将成为一个“自然闲逸的原生态高端山地社区”的典范。

作者:梁影君 单位:广州市住宅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社区规划论文例2

关键词:社区规划 社区 邻里单元

问题提出

人类自诞生以来,一直都是以群居的方式在地球上生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群落与城市。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改变,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使城市原有设施出现不足,居民的生活环境受到影响,如何规划好社区,为居民营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成为了许多学者研究的问题,由此便产生了许多社区规划理论。

综合已有的相关研究,社区规划理论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社区”一词来自于国外,英文里称之为“community”,英国思想家威廉姆斯(Williams)认为社区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泛指实质的社会团体或组织,另一方面是指一种抽象的关系性质;自19世纪开始,社区的概念得到了不断的延伸,进入21世纪后,社区被定义为,由不同特性的人所组成的团体,它通过社会关系将不同人格特质互相连结,并分享共同的观点,甚至是活动的参与;我国大陆地区的学者则认为“社区”是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是以住宅区为依托的、以社区居民委员会所辖地域为界的城市居民社会生活的共同体单元(陈眉舞等,2004)。

社区规划的基本单位

霍华德(Howard)的花园城市。1898年,英国人霍华德提出花园城市的构想,标志着社区规划理论的发端(郑凯仁,2000)。后人把社区规划的基本单位称为“Howard”,一个Howard包括160英亩的土地和大约5000的人口,六个Howard组成一个城市,通过对农业、工业、居住、公共空间的分区规划,一个较小的计划性社区组织可以被创造出来,各项生活功能都能在这一社区组织内独立运行。

Perry的邻里单元。邻里单元(Neighborhood Unit)概念是Perry于1929年提出的,他认为社区规划的基本单位应该是邻里单元,邻里单元具备以下特征:人口规模应能足以维持一所小学(约为5000人);面积大小约160英亩,居住密度每英亩约为10户,学生上学的徒步距离不超过0.5英里;主要干道和通过通道路不会穿越邻里单元内部;内部街道系统采用囊底路、弯曲设计以及明亮的表面来提升邻里单元的安全性及舒适性,减少邻里单元内部的交通活动;学校是邻里单元的中心;邻里单元设施如图书馆和社区服务中心等靠近小学,公园及其他休闲区域应适当的分配在整个邻里单元内。 Perry的邻里单元模式认为未来的人们应该以教育设施及邻里单元中心组织作为新的生活中心。邻里单元理论是后来许多相关理论的主要依据。

Stein的邻里单元。Stein在他的邻里单元理论中主要加入了超大街区的观念,他主张,邻里单元的中心除了学校外,还应有小型购物中心,三个这样的邻里单元组成一个超大街区,它里面再设置高中和一到两个主要的商业中心。而这些设施的步行半径由Perry所提的0.5英里增加到1英里。这样的一个超大街区才是社区规划的基本单位。

Jose Sert的邻里单元。Jose Sert同样主张邻里单元应当是社区规划的基本单位6,但他认为的邻里单元与前人研究不尽一致:小学应该是邻里单元的中心,6到8个邻里单元组成一个城镇,人口约为5.6万到8万人;由家里到小学的最大步行距离应该降到0.25英里。

新都市主义下的邻里单元。二战以后, “新都市主义”规划理论便应运而生。新都市主义较突出的思想在于以下两点:邻里单元的混合多样使用。邻里单元内要包括住宅、商业、工作、娱乐等不同性质的建筑物,提供不同的住宅形式使不同收入的人也能混合居住在一个邻里单元之中;以公共空间和公共建筑为优先。运用公共空间及公共建筑特有的公共性,来加强社区识别,配合有等级的街道、街廓、广场,加强社区中心的角色,成为社区地标。

相比以往的邻里单元理论而言,新都市主义的邻里单元更强调邻里单元中心与边缘的空间结构,并考虑到区域成长的概念,解决过去随着郊区发展而衍生出的边缘城市;其次,新都市主义缩小了邻里单元的范围;此外,新都市主义更重视私人领域与开放空间的边界,鼓励以公共领域引导居民互动来形成城市生活的模式。

社区规划的基本原则

自霍华德提出花园城市的构想以来,社区规划领域产生了许多的理论,每一种社区规划理论都提到了社区规划时的基本原则,有些基本原则也被很多理论所共有。综合来看,这些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 群聚发展

群聚发展原则最早来自于霍华德所提出的花园城市构想,他的这一构想始于如何构建一座城市,但最终的落脚点就在于如何让居民住宅群聚发展,从而释放出更多的公共空间用于城市绿化。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在于,土地开发如果能群聚式的发展住宅,使得人们更为密集的住在一起,缩小住宅本身所占的土地面积,就能节约土地开发,从而提供出更多的公共空间,保留更多的自然环境,或做其他的用途。

(二)郊区扩散

1960年,美国开始有私人到郊区去兴建新的市镇,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开始资助郊区新市镇的建设,大量新市镇的开发使得郊区生活成为美国人主要的生活方式;美国宾州大学葛拉尼(Golany Gideon)教授将新市镇定义为:“结合城市与乡村环境,新建或扩大城市集居地,成为一个有计划的社区,绕以绿地或农地等开放空间,共同形成新市镇的整体,新市镇具备足够的独立性,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自足性、自持性及自制性。往郊区兴建新市镇的目的在于缓和大城市人口、住宅,交通的压力,促进区域之社会与经济均衡发展,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创造有创意且舒适的生活。这种将人潮往郊区扩散,依靠汽车联系城市与郊区的作法虽解决了城市中心人口增长的压力,但也使城市无限扩张,市中心不断衰败,造成了大量的治安问题,交通问题,税收及污染问题;此外,驾驶汽车虽然改变了日常生活中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但也使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机会减少,人与朋友、社区的互动减少,人情冷漠、社区关系淡薄等问题也开始凸显;最后,开发者往往热衷于独栋住宅的建设,很少考虑到使用大众交通工具,这就使得年长者、青少年及小孩等不会开车的居民失去了行动自由,而形成了年龄和族群上的隔离。

(三)计划单元整体开发

计划单元整体开发原则最早由美国学者Babcock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主要是为了应对当时的美国政府在土地使用分区管制上所施行的僵化的规章制度,这一原则使得开发商在开发社区时,可以在面积大小、房屋形式,房屋密度等政府有所限制的领域更加富有弹性;计划单元整体开发原则的应用比群聚发展原则更为广泛,除了住宅区之外,也可应用于商业区,工业区等,它的特点在于:计划单元整体开发通常包括大面积社区的开发,有时甚至可以为一个新市镇进行开发;计划单元整体一般包括建筑形式和混合的使用,而非单纯的发展;计划单元整体开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般采用阶段式开发的模式。

(四) 邻里单元为先

除了霍华德的花园城市构想外,其他的主要社区规划理论都以邻里单元作为规划的基本单位。以上3条原则所代表的相关理论也是如此,但它们在具体的规划操作中更加强调“从社区到邻里单元“的由外而内的顺序,而Andres Duany(1998)提出的传统邻里单元规划理论(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 TND)则以邻里单元为先,强调首先应当进行小尺度的规划,然后再向外扩展去进行整个社区乃至城市的规划。

(五)大众运输导向

采用大众运输导向的社区规划被称为大众运输导向规划(TOD),由Calthorpe(1993)提出,他主张社区的土地配置应该采用混合使用形式(mix use),社区的中心应为大众运输场所及核心商业区,混合了住宅、零售、办公、开放空间及公共使用等各种使用类型,采用开放空间的形式,它鼓励人与人在这个开放空间相遇,共同组成一个紧凑、健全的社区结构,并力图营造一种适合步行的居住环境,使居民与上班族能方便的在地铁、公共汽车及自行车之间进行选择。

此外,Calthorpe还认为,大众运输导向规划包括两个层次上的规划:都市层次和邻里单元层次,都市层次强调社区应当在运输干道上,以轻轨、地铁、铁路或快速公交路线为主要交通方式,社区中有高强度的商业使用区,并适当提高住宅密度;邻里单元层次则是沿着次要的公车支线发展,提供住宅及地方服务性商店。不管是哪一个层次上的社区,都有着四种主要的土地使用类型:核心商业区、住宅区、公共用地及次要地区。小型核心商业区提供日常生活所需的便利零售及地区业,大型核心商业区则综合了超级市场、餐厅、商业服务、娱乐、就业及轻工业,二楼以上可以作为住宅使用;住宅区必须设置在与社区中心便利可及的步行距离内,住宅形式多样化,主要有独户式住宅、单人式住宅及公寓等;公共用地用来服务当地居民及上班族,包括公园、广场、绿地和公共建筑等,主要在于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居民的需要;次要地区为规划步行距离半径外的区域。

结论

社区规划理论的落脚点都在于如何提高社区居民的居住品质。近代社区规划理论始于霍华德的花园城市构想,之后伴随着由“美国梦”带来的郊区扩散,最后回归到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都市主义”。纵观所有的社区规划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学者们已经意识到居民在社区内的生活构成了紧凑、多样的生活环境,应当是未来城市规划的方向,而以“家”为出发点的生活路径,是影响社区环境最重要的因素,以往按照平面的土地使用分区来规划社区的做法稍显不够。可以预见,今后的社区规划理论,应当会在邻里单元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更侧重于把个体家庭作为社区规划的基本单位,更加注重人文主义在社区规划中的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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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眉舞,张京祥,曹荣林.我国城市社区规划的理论构架及其实践机制研究[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4

3.郑凯仁.以新都市主义观点进行住宅社区规划之研究[M].(台湾)成功大学,2000

4.Owen, S.H. and M. S. Daskin.Strategic facility location: A review[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 Research,1998(111)

5.David, A. Models implementation:A state of the art[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 Research,200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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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uany Andres.Our Urbnism[J]. Architecture,1998,87(12)

9.Peter Calthorpe.Next American Metropolis:Ecology,Community,and the American Dream[M].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1993

社区规划论文例3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374(2010)04-0167-02

一、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的概念

1.城市规划(Urban Planning)研究城市的未来发展、城市的合理布局和综合安排。城市各项工程建设的综合部署,是一定时期内城市发展的蓝图,是城市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依据,也是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运行三个阶段管理的龙头。“城市规划设计”一词则反映了我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历程,规划和设计相结合,反映了我国城市规划工作的特点和实际。

2.城市设计又称都市设计(Urban Design),很多设计师和理论家对这一名词的定义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现在普遍接受的定义是“城市设计是一种关注城市规划布局、城市面貌、城镇功能,并且尤其关注城市公共空间的一门学科”。相对于城市规划的抽象性和数据化,城市设计更具有具体性和图形化。其研究范畴与工作对象过去仅局限于建筑和城市相关的狭义层面。但是,与城市规划、景观建筑、建筑学等较有历史传统的范畴类似点,城市设计这一范畴在20世纪中叶已经开始变化,除了城市规划、景观建筑、建筑学等范畴的关系日趋复杂,也逐渐与城市工程学、城市经济学、社会组织理论、城市社会学、环境心理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城市史、市政学、公共管理、可持续发展等知识与实务范畴产生密切关系,因而是一门复杂的综合性跨领域学科。

二、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各自的功能作用

谈到功能作用,两者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城市规划所处理的空间范围较城市设计为大,两者在处理空间的层面上也存在差别,具体的差异如下:

1.城市规划是以发展眼光、科学论证、专家决策为前提,对城市经济结构、空间结构、社会结构发展进行规划。具有指导和规范城市建设的重要作用,是城市综合管理的前期工作,是城市管理的龙头。城市的复杂巨大系统特性决定了城市规划是随城市发展与运行状况长期调整、不断修订,持续改进和完善的复杂的连续决策过程。住宅及其环境问题是城市的基本问题之一。美国社会学家佩里通过研究邻里社区问题,在20年代提出居住区内要有绿地、小学、公共中心和商店,并应安排好区内的交通系统。他最先提出“邻里单位”概念,被称为社区规划理论的先驱。后来建筑师斯坦因根据邻里单位理论设计纽约附近雷德布恩居住街坊,取得重大成功。雷德布恩式的街坊被视为汽车时代城市结构的“基层细胞”。邻里单位理论本是社会学和建筑学结合的产物。从60年代开始,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它不尽符合现实社会生活的要求,因为城市生活是多样化的,人们的活动不限于邻里。邻里单位理论又逐渐发展成为社区规划理论。城市规划理论则是在这样的思路下一步一步演变过来的。

2.与城市规划不同,当代城市设计的主要处理对象是“城市的一部分”。非常常见的情形则是,城市设计工作被镶嵌在更大范围、更长期的城市规划工作之中。当城市计划将城市区域中的各种主要机能区域(商业区、住宅区、文教区、自然或历史保存区等)予以选址之后,城市设计专业便得以接手城市规划未来更为详细处理的工作――在各个特定区块之中,建立其空间组织与其所属建筑量体的整体形构。

3.综其所述,城市规划所处理的空间范围较城市设计为大。城市计划工作的空间尺度,不仅超越城市中的分区,还涉及整个城市的整体构成、城市与周边其他都市乡村的关连。城市计划工作经常需要考虑都市在更大范围中的定位,此处所指更大范围,可以指涉都市群、“区域”(以区域计划专业角度所认定的区域)、省、邦、国家,甚至国际政经网络,而这些往往是都市设计较少着墨的问题。举例而言,在处理城市交通系统时,城市设计所面对的问题经常是公交车站或轨道与社区的关系,例如社区居民如何便利安全地往返于住家与公交车站、公交车站在社区生活中的服务功能与其他社会意涵,轻轨轨道与社区景观如何和谐地共构、公交车辆行驶对社区生活的妨碍与防范等;相对的,城市规划专业经常需要考虑大众运输路线所延伸服务的其他城市、郊区或乡村,以及这些地区透过大众运输路线与城市所串连而产生的整体社会现象。

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还在其他几个方面有所差异:城市设计不需要在互相冲突的城市机能之间决定城市内各分区的土地使用问题,这是城市规划的核心工作。城市设计专业则比城市规划专业者较少涉入城市政策制定的政治过程。城市规划专业者与城市设计专业者,都需要面对相当广泛的社会、文化、实质空间规划设计议题,其差别主要是在于对象、尺度、程度等的差异。

三、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的交叉关系

城市平面布局是一种互为条件、相互制约的关系。城市规划在涉及城市的用地布局、路网结构、市政设施等诸方面的同时,必然包含了对城市空间特征塑造的思考,没有“纯二维”的规划,而且规划的思想观念和意图也必须最终投映在土地和空间中才能得以实现。城市设计和城市规划所要研究的对象都是人们所处的城市,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它们都以创造一种良好的、有序的生产、生活环境为目的,都要综合协调各项城市功能,安排城市各项用地,组织好交通和安排好各类工程设施,都要研究城市的社会发展,考虑城市的历史文脉等。

可见,它们之间交叉、重叠的领域涵盖了城市建设系统各个方面,两者统一于一个完整的规划过程之中。规划的平面布局图,也是城市设计进行城市三维空间环境塑造的基础依据和前提;另一方面,对城市空问的塑造与安排,又可反馈回来对平面布局进行完善、补充和调整,从而使两者都趋于更加合理化。反之,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脱节,其交叉的部分必不能取得统一,出现设计和规划之间改动很大的现象,造成时间、人力、物力、财力多方面的浪费;如果不进行改动,两个不同的方案对于同一城市或同一地块而言在实际中根本无法操作实施,规划设计的方案只能落个“图上画画、墙上挂挂”的结果。当前很多地方都是在还没有进行规划之前,就委托进行“城市设计”,这种没有规划原则指导的“城市设计”最终也只能停留在漂亮的模型和图纸上,很难说有多少现实意义。

四、结论

协调好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在两个尺度平台上各自发挥各自的最大作用,才是未来学科整合的方向。城市设计只有与城市规划相结合,走一体化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设计价值观从以规划师为主体向以使用者为主体的转变。

参考文献

[1]吴迪.浅谈城市规划管理心得体会[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7,(24).

[2]刘四青.浅谈城市规划与管理的地位及其作用[J].当代建设,2003,(6).

社区规划论文例4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6)07―0063―06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最初的旅游开发往往忽视社区参与，大多是一种自上而下推行的政府或企业行为，这使得旅游发展与社区、与地方民众相脱离，产生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在后来的旅游相关研究中对于社区参与也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社区参与既是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介入社区发展的过程、方式和手段，更是社区居民参加社区发展计划、项目等各类公共事务与公益活动的行为及其过程，体现了居民对社区发展之责任的分担和对社区发展之成果的分享(徐永祥，2000：227)。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把社区作为旅游发展的主体进入旅游规划、旅游开发等涉及旅游发展重大事宜的决策、执行体系中(刘纬华，2000：48)。这种阐述看重的依然是旅游的发展而非社区的发展，真正的社区参与应该是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在外界指导下寻找适宜的发展道路。本文认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在旅游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等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社区的意见和需要，并将其作为主要的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以便在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实现社区的全面发展。政府“自上而下”的推行和社区“自下而上”的参与是现代化的双向互动进程，社会的整体发展和进步有赖于基层社区发展的推动。社区居民的主动性参与是社区旅游发展的内在动力，社区参与的主体是社区居民，客体是社区旅游中的各种事务。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社区参与不仅能实现社区价值的整合，还能成为当地社区发展新的驱动力和增长点。因此，梳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脉络并分析国内外研究进程的差异实为必要。

一、国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及脉络分析

在西方社会，“公众参与”的理念是与其民主制度的形成相伴而生的，在政治学层面上来看是由来已久的事情。在社会发展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发展的主流思想是“社区发展”，主要是支持发展中国家建设城乡社区的基础设施。当时的“参与”主要是动员和鼓励当地居民参与建设并管理这些设施，支持开发当地居民的能力，鼓励他们在社区事务中发挥作用。社区参与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逐渐得以倡导和实施。旅游业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欠发达社区的开发，因此，对社区参与的认识也不可避免带有这种倾向。

对社区与旅游关系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渐进过程的。许多社区和地区把旅游看做是一个简单叠加在社区上的分离层。以这种观点从事旅游就一直是令人失望的，因为它在把旅游整合进社区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时失败了(Gunn，1994：16)。近年来，对旅游潜在的消极影响(社会的、环境的、经济的)的认识增加了(Gunn，1994：18)，并进一步认识到旅游规划的重要目标是把社区和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与旅游整合到一起，而社区是影响旅游发展越来越重要的因素。此类相关研究的内容主要是旅游发展与社区的相互关系、社区在旅游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等(Tayl。r，1995；Joppe，1996)。

公众参与作为一项政治行动已经修正了影响社会变迁、环境保护的现存制度和规划程序(Murphy，1985：172)。相对于传统的规划方法而言，赛肯斯(Seekings，1980)提醒大家要记住整个社区并考虑到公众的利益。同时，墨菲觉察到更一致的意见超出一般想象地存在于参与者群体中(Murphy，1985：172)。这是两位专家早在1980年就形成的看法。墨菲1985年进一步深化了这种观点，其写成的《旅游：社区方法》具有先导意义。他在该书中阐述了旅游业对社区的影响、社区的旅游参与，探讨了如何从社区角度开发和规划旅游。他认为旅游是一个社区产业，是旅游产品的重要成分，该产业把社区作为一种资源，把它当作产品出售，并且在此过程中影响了每个人的生活。他的社区方法强调社区居民参与规划和决策制定过程，目的在于通过当地居民的参与规划，使当地居民的想法和对旅游的态度反映在规划中，以减少居民对旅游的反感情绪和冲突，以便规划实施。

自墨菲始，西方背景的学者最先是将社区及其旅游参与当作一种旅游规划方法纳入研究视野的。在东道社区中所做的大量旅游影响和居民态度的研究“已经成为增加公共参与的一个要求，尤其是，一个带有更多社区导向的旅游规划(Keoeh，1990)”。社区旅游作为一种发展旅游的方法，意味着受益人被鼓励参与自身的发展，通过动员他们自己的资源，明确自己的需要，并作出他们自己如何参与的决定(Stone，1989：207)。西方学者们认为社区方法指的是当地社区最大限度地参与旅游规划和旅游决策过程，并达到一定的可行性和合意度，最大限度地参与到实际发展和旅游管理中，并实现社区的社会经济利益最大化(1nskeep，1991：29)。进而认识到社区是目的地增长管理有的重要因素(Simmons，1994)，把社区导向看做旅游规划的发展阶段(WallC，1997：42)，并从社区参与的视角研究合作理论在旅游目的地规划和发展中的应用(Tazim，et a1，1995)。至此，社区参与作为一种规划方法已经深入人心。

国外社区参与研究是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同步进行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也符合许多旅游研究所强调的社区和参与理念(WallG1997：43)。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区对于旅游作为经济发展和增长工具的观念发生了转换，对旅游所带来的增长方面的认同是因为认识到更负责任的、全面协调的旅游发展是社区共同分享的收益。评估社区对于旅游发展的敏感性是朝向可持续性的旅游规划的第一步(Pigram，Wahab，1997a：4)。在规划过程中，如果没有受其影响的居民的直接支持和参与，可持续的旅游将不能成功实现。设计出有效的手段来允许居民参与旅游规划过程并鼓励其踊跃参与这一过程对可持续的旅游发展是首位重要的(Pigram，Wahab，1997a：5)。在旅游发展中社区担当的一个更伟大的角色是对于旅游方案进行彻底的仔细审查，帮助完成可持续性的目标(Pigram，Wahab，1997b：23)。

要使旅游持续发展，社区持续受益，还必须考虑旅游者的利益。一个确定的难题是当变迁持续来临时，目的地社区如何能够保护和增强未来的旅游者的机会。这也是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面对和克服的挑战，这种挑战本身也在旅游者行为模式和类型 的进化、当地社区对于旅游的态度的进步和技术及营销机会的变化上显示出来。旅游必须能够提供与当地环境、社区态度和文化相协调的产品，由此社区将成为旅游发展永久的受益人，而非受害者(Wahab，Pigram，1997：279)。因此，社区支持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要素(Butler，1997：122)。

国外对社区及公众参与旅游规划的实际操作层面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提出了市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各种技巧，如管理者导向的技巧，包括信息交流、教育和支持的培养；市民导向的技巧，包括补充决策、代表性的输入(主动的过程)、代表性的输出(被动的过程)(Mafien，Pizam，1997)。还具体到了参与项目评估的反馈机制，如史密斯提出了评估公众参与的程式(Smith，1984：257)，如表1所示。

人们越来越关心社区怎样回应旅游、怎样与旅游共处，好的长远旅游规划必须更深刻地理解在蓬勃的旅游现象面前社区怎样做出反应，并以此为指导。《旅游社区关系》(Pearce，Moseardo，Ross，1996)一书旨在发展一种对社区旅游反应的理解，作为未来旅游规划、旅游项目发展和源于旅游增长的地区经济方面的应用文献。作者在社会表象法的研究中格外强调主位(emic)研究方法，并研究了社区冲突管理的方法。还认为理解社区旅游关系的重要性也是生态可持续发展(ecologically sustainabledevelopment)的核心目标，并对生态的可持续的旅游目标及其特性进行了分析(Pearce，Moscardo，Ross，1996：7)。其在分析社区表象法的过程中，对社区参与的关键成分从几个维度进行了建构(见表2)，这表明对社区参与的研究已经进入实际应用阶段。

但在社区参与愈来愈受重视的时候，也受到了来自学者们(尤其是旅游学者)的质疑，尤其自20世纪末期，这种反思的声音多了起来。发展中国家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存在着操作上的、结构上的和文化上的局限性，虽然并不平均地出现在每一个旅游目的地(Tosun，2000：613)。图逊(Tosun)指出：明确地叙述和执行参与旅游发展方法要求许多发展中国家要有一个同时涉及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结构的整体变迁，因为以完备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平衡为基础的政治选择和合理决策是以周密的救助、大型国际捐赠结构的协作、NGO组织、国际旅游经营者和跨国公司为要素的。

对发展中国家的社区参与的提倡多停留在字面上，而非落实在行动上。1994年世界旅游组织(WTO)在做了25个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旅游规划的案例研究后，发现其中只有一例――斯里兰卡的旅游规划，考虑了社区磋商(间接的或象征式的参与)，成立了由当地利益群体和中央政府在当地的商共同组成的旅游委员会(Tosun，2000：614)。可见，社区参与没有落到实处，大部分是一种建议性的。社区旅游作为一个可持续的旅游规划方法，它只能建立在个人拥有公民权的机会和责任的现代公民社会中(Potts，Harrill，1998)。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离真正的公民社会的距离还很遥远，这也是社区参与难以落实，并因之受到质疑的深层原因。

正是因为社区参与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还不强，人们开始反问：社区方法，真正起作用吗(Taylor，1995)?为谋求旅游的可持续性发展，学者们更加寄希望于社区参与发展方法。但旅游继续被政府而不是社区利益所控制，应亟需评估这种称作社区驱动旅游发展计划的可操作性，以确定当地居民在何种程度上真正分享了游客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因为他们显然承受了与旅游相关的大部分代价(Joppe，1996)。彼特(Petty，1995)对社区参与划分成了象征式参与、被动式参与、咨询式参与、因物质激励而参与、功能性参与、交互式参与、自我激励式参与7个层次(黎洁，赵西萍，2001)，在实际参与中，大多只是停留在象征式参与和咨询式参与两个层次上。社区冲突的存在，也减弱了参与实现的效度。表面上软弱的社区却拥有与生俱来的力量，拥有来自本土的知晓自身资源及其潜力的能力。在对于资源的处置中，社区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因为它拥有旅游要求和利益目标，希望能够得到和游客等同甚至更高的待遇(Boniface，1999：295)。

对于社区参与旅游方面的研究，国外学者研究的内容丰富，外延广泛，既有理论探索，又有实践经验。研究的地域多限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发达国家的讨论也有，但一般仅是辟远之地。研究内容主要有旅游发展与社区的相互关系、社区在旅游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等(Taylor，1995)，还涉及参与的机制、模式、类型、意义，并上升到对社区参与理论的反思。梳理国外社区参与旅游的有关研究，整体而言存在这样的发展脉络：

旅游业发端之初，社区及其居民并没有进人人们的视野，这方面的研究是缺失的；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社区开始被当做旅游规划的要素、旅游规划的方法加以考虑；

伴随可持续旅游发展的推进，社区参与作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加以考虑；

当更主位(Emic)的视角出现时，社区参与开始作为社区发展的需要纳入进来，并出现了对于社区参与的有效性的反思和质疑。

二、国内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历程及特点

《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实现与环境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中译本(张广瑞，1998)的发表表明，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已经意识到旅游增长不能仅仅依靠资源开发和牺牲环境来维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寻找可持续的旅游发展途径，中国学者开始研究旅游和目的地社区间的动态关系。从社区角度来思考旅游开发问题有可能为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找到可行的途径(唐顺铁，1998)，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就是旅游可持续发展宏观系统中不可或缺的机制(刘纬华，2000)。在生态旅游研究中，总结和介绍了国外许多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开发的研究和例证(万绪才，朱应皋，丁敏，2002)，认为社区居民对生态旅游开发要进行全方位参与，才能分享旅游带来的各种利益，才能有助于生态旅游的成功。

在理论分析方面，有的研究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动力、社区参与如何形成最终意见、社区参与如何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等理论问题进行了质疑(黎洁，赵西萍，2001)。在多理论探索和多学科渗透研究原则的指导下，提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范式，并在此范式指导下，对社区参与的动力、社区参与机制以及社区参与的公平分配等问题提出尝试性的解决方案(刘纬华，2002)。为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防止旅游地衰落和旅游地社区解体，社区应该全面参与到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当前，社区参与需要在旅游规划、旅游地环境保护、旅游地社区文化维护等三个方面得到加强(胡志毅，张兆干，2002)。

在实践中，我国的社区参与远未实现，不仅社区参与程度较低，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被动参与状态，缺少一种激励机制来引导群众自觉参与保护(诸葛仁，陈挺舫，特里・德拉西，2000)。

研究者对社区重要性的认识，主要以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发展获得经济利益，是促进社区居民保护旅游景区环境的前提。但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发展的经济利益冲突，对环境保护会造成负面影。向，故要拓展多渠道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杨桂红，2001)。有的研究在介绍国外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开发例证时，进一步指出社区居民对生态旅游开发要进行全方位参与，才能分享旅游带来的各种利益，才能有助于生态旅游的成功(万绪才，朱应皋，丁敏，2002：70―71)。正因为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和旅游者的积极态度可以减少旅游交往过程中旅游者心理的不确定性，所以学者们积极推动社区参与本地的旅游发展。当然，学者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当地居民只有在享受到旅游发展给其带来的利益的前提下，才有主动与旅游者交往的动机(张宏胜，2002：22―23)。在大部分研究出于关注旅游业才进而重视社区时，也有的研究把目光投向社区发展，并结合实际案例深入阐明了社区力量的重要性(文彤，2001)。

规划学者也开始关注居民，倡导社区参与(保继刚，2002；张建萍，2001；吴必虎，2001；刘明，2001)，并开始注重社区参与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保继刚，2002；张伟，吴必虎，2002)。2000年，在由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主持的《桂林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1―2020)中，首次通过系统动力学的方法，分析并确认了桂林旅游发展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主要有5类：游客，外地旅行社，商业部门(包括景点开发商、正规的旅游服务企业、非法商业行为)，当地的居民，政府管理部门。规划中明确指出当地居民是桂林旅游发展的主体，他们不仅是旅游业的最终受益人，也是旅游资源的一部分。当地居民参与管理、得到利益，才能消除居民、发展商、游客的潜在冲突，消除旅游业发展的潜在阻碍(保继刚，钟新民，2002)。另外，张伟和吴必虎尝试将利益主体理论应用到四川省乐山市旅游发展战略规划过程中，讨论了我国不同利益主体参与区域旅游发展规划中的应用途径(张伟，吴必虎，2002)。

目前国内关于旅游社区参与方面的研究偏重于理论和宏观的研究，缺乏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同时，有关的研究大多沿袭西方的思路，仅限于西方理论的分析框架。真正原创性的、得源于中国现实特点的理论探讨相当欠缺。加上我国在实际规划过程中一直未能很好地体现社区参与的精神，因而对西方理论和本国理论的探讨既不够深入又难以与现实接轨。在看待社区旅游的观念上，东西方学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国内学者更看重它对旅游发展的实用性。从这种意义上而言，社区是为旅游服务的。或者，这是因为中国的社区参与旅游的理论认识还处在西方的某个发展阶段上。

三、结论与讨论

从以上对国外社区参与研究脉络和国内社区参与研究进展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一)国内外社区参与研究的共同点为：从缺失到凸显

社区参与都是旅游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旅游业发展的最初阶段，社区的主体地位是被忽略的，社区参与是缺失的。旅游规划和旅游管理学科的研究目光往往集中于景区、旅游企业的规划和管理。以往的旅游区规划主要侧重对景观、景点的物质规划，而对社区居民考虑不够。这样的规划也缺少了当地居民和社区支持，致使规划的总体目标难以达成，规划也难以落到实处。同样，对旅游目的地或风景旅游区管理的研究，对社区及其居民的管理很少涉及，他们大多处于被忽略状态。

而在实践中，大部分景区都牵涉到当地居民，处理好景区与社区居民的关系，成了开发商在旅游管理中不容回避的问题。以往的研究认为旅游开发对当地社会一文化环境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旅游者与居民的交流(交融)程度，而旅游者与社区相互作用的形态、领域和持续时间是决定当地文化变迁的关键指标(崔凤军，2001)。但对于社区旅游目的地而言，景区的管理、居民参与旅游的程度和方式才是最关键的因素。至此，社区及其居民成为旅游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对社区参与的分析和探讨开始重视起来，社区的主体地位也得以凸显。

这种研究视角的转换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文关怀的理念，但更是社区与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事实上，没有人天生愿意关注到弱势群体，除非有用，要么是有正向作用，要么是有反向阻力。当社区意识到自己社区生活本身是一道展示给游客看的重要景观，而社区的需求却被长久忽略时，社区的反抗和抵制心理便油然而生，这是社区参与产生的诱因之一。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强势群体开始给予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机会。研究者出于对关怀弱者和保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双重思考，开始深入研究社区参与。

(二)中国与国外研究所处的阶段和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存在一定距离

西方的社区参与旅游研究由来已久，而我国的大多研究处于初始阶段，二者之间存在一定距离。我国社区参与研究一般是在西方的基础上作出反应性的分析，囿于西方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思路，真正从中国社会文化特点出发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缺乏。

这方面的研究有待于深人中国旅游社区内部探索其自身社会文化系统与旅游参与之间的逻辑关系。研究者应从居民的地方性知识出发，寻找居民对自身生活的表述和解释，逐渐接近社区居民的旅游参与真相，探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参与的理论框架及其有效模式。这是本土学者为国际理论界提供的中国的经验研究和理论解释。在研究过程中，要和以往从西方社会背景中发展起来的理论保持一定的距离，从中国的旅游实践中得出一些结论，少做理论预设，也就预防了资料选取上的目标指向性和解释中的倾向性。如果得出的一般性的结论日后能够应用于非中国的社会，这将是中国旅游学界为国际旅游研究做出贡献的一种尝试，是对国际旅游学的丰富和发展，并能拓展中国学者的世界发展空间，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进步有所贡献。

(三)只有协调好旅游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凸显社区的主体地位

社区规划论文例5

[5] 罗家德.社区营造搞活农村经济？如何作到的[EB/OL]http：///blog/static/786187382013425402628/

[6] 高鹏.关注社区及社区发展的城市规划理念[J].规划师，2002，（8）：13-16.

社区规划论文例6

通过编制城市地名规划，加强城市地名管理的计划性和科学性，提高地名标准化水平，优化城市地名环境。其主要任务是结合城市建设现状和发展规划，依据国家地名管理法规和规范，对城市未来需要的新地名进行规划论证，编制地名规划，从源头上把好地名命名更名关。

二、编制依据和原则

我市城市地名规划编制的主要依据是：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民发〔20*〕65号和浙民区〔20*〕84号；《*省城市地名规划编制导则》浙民区〔20*〕69号；*市城市总体规划；*市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保护规划等专题规划。

编制城市地名规划要从有利于提高我市地名命名、更名及相关管理工作的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水平的总体要求出发，具体应遵循下列原则：

1、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健全完善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地名管理服务机制，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2、按照地名管理和城市规划，总结我市城市地名分布规律，结合城市建设现状和分期发展规划构建城市地名空间布局网络，使*市地名规划达到特色鲜明、点线面层次清晰、区块主题明确、相互联系规律、空间覆盖完整的要求。

3、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运用地名学原理，挖掘城市历史文化，贴近城市人文背景，彰显城市精神风貌，规范通名与优化专名相协调，实现地名的指称功能、文化功能，使地名名副其实、规范有序、雅俗共赏、彰显文化、好找易记，为多种形式的地名公共服务奠定基础。

三、城市地名规划的范围、对象、期限

1、规划范围

*市城市地名规划与*市城市总体规划相一致。

2、规划对象

除行政区划名称外的人文地理实体名称，未标准化的自然地理实体名称。

3、规划期限

*市城市地名规划期限与*市城市总体规划同步。

四、城市地名规划编制的内容

1、总则

说明规划任务的由来，明确规划编制的依据、目的、指导思想、原则、对象、范围、期限和分期目标等。

2、历史与现状分析

（1）回顾城市发展历程，勾勒历史分期城市轮廓；

（2）归纳现状地名分布特点，提炼*各类现有地名主要特色；

（3）考察自然、社会、制度等地名生长环境，分析各种因素在地名生存周期中的作用和影响。

3、相关环境分析

（1）城市定位；

（2）城市发展方向和功能分区；

（3）建设时序与近期建设；

（4）历史、文化保护措施。

4、城区地名规划

（1）空间布局：根据城区规划范围内历史分期形成的地名特点，划分地名布局片区；片区较大时再根据当地特点划分地名区块。

（2）区块命名规划：根据地名规划要求和区块特点，提炼区块命名主题，对地名采词提出引导性、控制性要求。

（3）道路命名规划：根据地名规划要求，提出城区城市道路命（更）名规划。

（4）地名标志规划：设计地名导向系统，规划地名标志的标示内容、设置密度、分期目标。

（5）地名优化规划：明确优化对象范围、采词原则、分期目标。

（6）地名文化保护规划：就历史文化地名的使用原则、使用范围、保护措施、派生（移植）规则等提出规划。

（7）政策建议与保障措施：实现规划的制度环境建设要求。

（8）附则

（9）相关图表

①片区地名布局图

与城市结构分析图相衔接。表示与城区地名规划一致的地名区块的划分范围和命名主题。可以城市结构分析图为基础编制，必要时可按片区划分为多张。

②道路命名规划图

以城市地名布局图为背景，表示与城市地名规划相一致的道路命名规划，主要表示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的命名规划。

5、规划成果

①规划文本

规划文本是对规划的各项目标和内容提出规定性要求的文件，是规划调研的结论性表述，其文字表达应规范、准确、简要，避免论述性、说明性。

②图件

图件是规划文本的图示表述，与规范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图件应标示图名、图例、编制单位、编制时间。比例尺与城市总体规划中相应图件相同，或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③规划说明

规划说明是文本的解释性文件，介绍理论和现实背景，论述确定规划指标、规划目标的依据，说明与相关规划的衔接情况，分析配套措施的必要性、可行性。

④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是规划结论的专题性支撑文件，侧重于基础情况研究，如地名文化的研究整理、地名片区（区块）的划分基础、地名导向系统的现状结构等。其中地名文化的研究整理是必要件。

⑤编制说明

编制说明应叙述规划编制的目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思路，着重说明规划文本的主要内容和重点、特点；说明规划编制的过程及与当地政府、部门的协调情况；说明与相关规划的衔接情况；说明履行规划编制程序的情况；说明征求意见和编制领导机构审议的情况；说明其他重要问题。

五、编制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城市地名规划编制工作由市地名委员会统一领导，市民政局具体负责组织实施。

2、精心组织实施。编制城市地名规划是地名公共服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市民政部门作为具体实施部门，要精心谋划，加强沟通协调，及时委托相关部门编制技术文本，按时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市地名委员会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齐心协力推进城市地名规划编制工作。

3、加大宣传力度。要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城市地名规划编制工作的重要性，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为城市地名规划编制工作的顺利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社区规划论文例7

The emerge，development and effection of Neighborhood Unit Theory and Radburn Principle

Yao Sima Ping Yao Siwei Cao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d the emerge， development and effection of Neighborhood Unit Theory and Radburn Principle.

【Key words】Neighborhood City planning Society Residential areas

一、社会背景

进入20世纪后，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现代工业和交通业的发展，使原有居住区的组织形式很难适应现代生活和交通发展的需要，如面积很小的街坊内很难设置较齐全的公共服务设施，儿童上学和居民采购日常生活必需品往往不得不穿越交通频繁的城市干道，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给居民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同时由于道路交叉口过多也大大影响了车辆的通行能和速度。另外汽车交通带来的噪声、废气严重的影响着那些沿街周边布置的住宅的安宁和卫生，使居住环境质量明显地下降。

二、理论背景

20世纪初是现代建筑运动的高潮时期，美国人在“田园城市”理论的影响下正在进行建设“郊区花园城市”的尝试，实践中认识到不仅要设计一个美丽的环境，还必须创造更适合于人们居住的生活社区（Community）。1920年代初，在纽约进行了社区问题的讨论并与1923年成立了美国地区协会，对美国当时的社区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查并产生了许多理论。

“邻里”思想是伴随着人们对城市美化运动的批判而产生的。1893年，以美国芝加哥举办世界博览会为契机，一场唯美主义为特征的城市美化运动席卷美国，比较有影响的是《华盛顿中心区规划》以及《芝加哥规划》，但城市美化运动不久便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在1909年的美国首届城市规划会议上，城市美化运动被认为是用巨大的成本带来城市的虚荣和外部装饰。这些装饰并不能粉饰城市的污秽、城市空气的恶臭、城市的贫穷以及疾病和犯罪；哥伦比亚大学规划教员福特认为：“城市美化运动以及伯纳乌的追随者是在居住、工作和休憩等基本问题还未解决之前，去追求一些表面性的东西和虚蚀以及用纳税人的钱去满足政治家和富豪的欲望是任何改革者和进步人士所不能容忍的”。随后，以批判城市美化运动为契机，城市规划学者从新审视过去的城市形态理论以及当时的城市运行状况——城市机动交通日益增长，车祸频繁发生，过小的路格及交叉口，建筑过于密集，沿街居住非常不安宁等。不久就在美国，后来又在欧洲，出现了“邻里单位”（Neighborhood Unit）的规划思想。

三、前期的规划思想的影响

早在“田园城市”的理论性图解中，霍华德就把城市划分为五千居民左右的“区”（Wards），每个区包括了地方性的商店、学校和其他服务设施，可以认为这是产生社区、邻里单位思想的萌芽。1920年代纽约通过完全志愿者的形式编制完成了“纽约区域规划”（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盖迪斯思想的影响）。规划中，房屋和道路围聚与服务中心，而且与外界环境之间有明显的分界线，因此使居住在其中的居民容易产生一种明确的地域归属感。佩里在上述思想的影响下，借用社会学中的“社区”理论发展了这种“社会空间”规划思想，于1929年明确提出“Neighborhood Unit”的概念，使得它不仅是一种实用的规划设计概念，而且成为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

四、发展与实践活动

佩里于1929年在纽约区域规划文件中首先提出该理论，然后再1939年发表专著对此进行全面的阐述。邻里单位理论的目的是要在汽车交通开始发达的条件下，创造一个适合于居民生活、舒适安全和设施完善的居住社区环境。他认为，邻里单位是“一个组织家庭生活的社区计划”（a scheme of arrangement for the family-life community），这个计划不仅要包括住房，而且要包括它们的环境和相应的公共设施，这些设施至少要包括一所小学、零售商店和娱乐设施等。他同时认为在汽车交通时代，环境中的最重要问题在于街道安全，因此，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建设道路系统来减少行人和汽车的交织和冲突，并且将汽车交通完全安排在居住区之外。

几乎与佩里同时，且也是在纽约区域规划委员会内部出现了一个与邻里建立在共同出发点和理论基础上的规划实践，即著名的新城雷德朋（radburn）的建设。这一新城的建设是由Alexander M. Bing领导的纽约城市住宅公司（City Housing Corporation）进行的。目的就是要在美国实践田园城市理想。该公司于1928年在新泽西州的Fair Lawn购买了大块土地，这个地点位于当时的曼哈顿的通勤范围之内，属于是纽约的一个郊区。该新城的规划由区域规划委员会的核心成员斯泰因和亨利？赖特设计，规划面积500ha，规划人口25000。该项设计继承了田园城市的传统并运用了近郊居住区规划的技术手段，对邻里单位进行了总结并进行了适当的改进，其最大的改进和发展在于针对1920年代不断上升的汽车拥有量和行人、汽车交通事故数量，提出了“大街坊（superblock

）”的概念。所谓superblock就是以城市中的主要交通干道为边界来划定生活居住区的范围，从而希望形成一个安全、有序、宽敞和拥有较多花园用地的居住环境。根据这项规划，由若干栋住宅围成一个花园，住宅面对着这个花园和步行道，背对着尽端式的车行道，这些车行道连接着居住区外的交通性干道。这个居住区运用了邻里单位相类似的组织原则，在每一个大街坊中都有一个小学校和游戏场地，且有完整的与汽车交通完全分离步行系统，并通过人行地道穿越交通干道而与相邻的邻里相联系。在居住区内设立了车辆禁行区，在内部由公园和人行道来创造开放的公共绿地，大量节省了土地和基础设施开发的成本。除了在规划设计上的独具匠心之外，雷德朋还通过严格的综合行为规范以及让活跃的受到较多资助的业主协会来建立独特的自治社区。该计划虽然实现了霍华德关于田园城市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治性社区的想法（这与英国已经实施的田园城市完全不同），但也放弃了关于土地升值集体共享的原则。由于1930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该新城差不多只建成一半左右的住宅，城市住宅公司遇到了严重的资金问题并最终破产。而后该居住社区被二战后大规模的郊区开发所包围，但已经完成的部分仍被认为是一个精致的居住区。内部有大量开敞空间的巨大街区，内部车道系统以及防止汽车干扰的街道模式，造就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生活环境。

雷德朋规划从提出的一开始就在全球范围获得了非常高的知名度，并且成为此后欧美各国城市居住区和郊区建设的典范，其所创立的人行与汽车交通完全分离的做法被抽象提炼为“雷德朋原则”（Radburn Principle），而在居住区建设中被广泛采用。

在二战后， 首先是在伦敦的卫星城中。著名的哈罗新城由4个居住区组成， 每个居住区划分为2-4个邻里单位，全城共有13个邻里单位，以后世界各地相继仿效。巴黎周围的5个新城都是吸收邻里单位的基本原则发展起来的。

70年代美国兴建的哥伦比亚新城仍然遵循这些原则， 各个社区下分成若干邻里。该新城有城、村、邻里单位三级组成，围绕城中心布置有7个村和23个邻里单位。每个村平均拥有1-1.5万人，村中心设有银行、超市、药房、理发店等生活服务设施。每个村划分3-4个邻里单位，每个邻里单位设有小学、公园、游戏场、小型公共活动室等；有的邻里中心还设有便利店。

建国初期，在居住区规划中也曾应用了邻里单位的经验， 如上海的曹杨新村等。当时正全面学习苏联，生活区多设计为“街坊”形式， 1959年苏联组织了一次莫斯科西南区的住宅区规划的国际竞赛。正是这次竞赛对居住区规划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孕育了被称为居住小区的城市居住区布局的原理。此后，小区规划的原则和手法在我国被普遍采用，并得到不断发展。居住小区的规模大于邻里单位，其组织更强调向心性，即主要的公共设施倾向于布置在居住小区的中心部分。若干个居住小区构成居住区，城市就是有若干个居住区组成。

五、“邻里单位”理论的规划实践的正反面影响

“邻里单位”理论提出后， 对的住宅区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该理论第一次将城市居住区从城市规划系统中独立出来进行研究，并深入考虑了居民的安全与居住区的合理规模，这个理论的诞生为现代城市的住宅区规划奠定了基础，从技术上保证了住宅区规划的合理性，该理论因为适应了现代城市由于机动交通发展带来的规划结构上的变化，把居住的安静、朝向、卫生、安全放在重要的地位，因此对以后居住区规划影响很大。在欧洲一些城市的重建和卫星城市的规划建设中，“邻里单位”的理论得到应用、推广，并在它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小区规划”的理论。邻里单位又逐渐发展成为“社区”规划理论。佩里最先提出了“邻里单位”的概念，因此他被称为社区规划理论的“先驱”。今天我国的城市住宅区规划的技术基础仍然沿袭该理论。

然而回顾20世纪以来的城市规划评论，可以发现对邻里概念并不全是赞扬之声，针对邻里概念应用的批判以两个阶段为代表。第一阶段以1960年代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针对超级街区的规划模式的批判为代表。对盛行的邻里规划模式的盲目应用提出了批评，认为超级街区的空间与功能组织强化了城市匿名性，传统城市空间被消解，超级街区的普遍应用降低了城市活力。邻里规划模式成为继功能分区后的又一规划教条，对这一教条的盲目崇拜阻碍了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探索。第二阶段以21世纪初阿里·迈达尼普尔（Ali Mada

nipour）针对19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流行的片面夸大邻里基本模式与环境、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显性联系的批判为代表。他总结了邻里概念近20年频频在西方国家被应用的五条支撑理由。并就这五条理由一一提出了反驳，即邻里并不一定是达到这些目的的最佳选择或唯一选择。

纵观这些批判之声，可以发现批判并不是对邻里本身的否定。所有的批判实际上针对的是实践中邻里模式的固化以及那种理所当然的态度。但在应对当前城市复杂的交通需求、可持续发展诉求以及满足精神追求方面，邻里模式可以提供的解决方法过于有限。尼古拉斯（Nicholas N.Patricios）总结了邻里概念在实践中被运用时的三种设计态度，认为因地制宜的态度是最适宜的，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地域环境下应用才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邻里模式可以作为极有价值的重要参考，但并不是唯一答案。对于某一特定地域的居住空间的发展，应从更宽广的视角去推动。

参考文献

[1] 李德华 城市规划原理[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年第三版

[2] 张京祥 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纲要[M].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5年第一版

社区规划论文例8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 A

1 弹性与弹性城市空间

1.1弹性

弹性一词源于物理学，指物体受外力作用发生形变后的自我恢复能力。后被推广至诸多研究领域：经济学中，弹性成为计量一变量对另一变量变化敏感度的数值；弹性指“系统遭受意外干扰并经历变化后依旧基本保持其原有功能、结构及反馈的能力”……虽定义不同，但内涵相近，即指事物易于抵抗变化的特性，是事物面对变化保持长久生命力的核心能力。

1.2弹性的城市空间

弹性对于城市是一个重要概念。城市是“社会一空间”辩证统一体，即城市是物质空间与社会经济发展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物质空间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可以推进城市的综合发展，反之则起阻碍作用。市场经济环境下，一切社会经济活动都因市场影响而不断调整与改变，城市也呈现出复合、复杂的发展特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比，城市空间发展变化则相对缓慢。因此在时间维度上，如何将具有较长生命周期的城市空间与快速变化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相匹配，增强良性互动，那么创造具有弹性的城市空间就非常重要。

弹性城市空间是对于外在社会经济环境变化有一定抵抗力的城市空间。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弹性城市空间可高效支撑社会经济发展，减少物质环境损耗，因此对我国城市规划建设活动尤为重要。

2 我国“流行”的弹性规划

在中国知网中检索 “弹性规划”这一关键词，可得到数量可观的论文搜索结果。由此看出“弹性规划”这一概念已被运用到城市规划的诸多方面，甚至在城市规划相近专业中使用。虽然弹性规划在理论建构上仍不成熟，但其核心理念契合现实城市发展需求，在以下方面已进行了大量实践：

比如，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相关论文数量最多，且年份最早）；历史文化遗产及遗址保护；建设用地扩张需求预测；生态工业园区规划；城市居住区停车容量；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体系的确定；传统农村弹性规划研究等。

以上研究共同点在于弹性规划译为flexible planning，而“flexible”一词也十分贴切地反映了上述论文核心思想，即根据不同项目特征灵活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Flexible在牛精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意为“适应新情况的，可变通的，灵活的”。我国的弹性规划理论与实践现状，则围绕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根据不同的规划背景、项目特征、实践措施等，以“万变应万变”，摒弃“一刀切”的规划模式，强调柔性地规划。比如在深圳城市弹性规划的实践中，依据规划深度可以分为四类：总体规划弹性、详细规划弹性、规划法规与标准的弹性以及项目组织与管理中的弹性。其中，总体规划层面的弹性表现在城市空间结构承带状组团式布局。详细规划层面的弹性表现在工业区规划中通过划定均质的方格网络及工业建筑群的标准化，使得空间结构可以适应多样工业生产门类的需求。在规划法规与标准层面的弹性表现为：为适应不同土地利用与建设行为，深圳市1999年颁布的《法规图则编制技术规定》改变了以往规定土地利用单一性质的方式，而是通过土地性质的相容性来实现弹性控制，提供建设开发的其他可能。在项目组织与管理层面，弹性主要是通过频繁的滚动的修编来调整规划决策。比如从1979年到2011年，深圳市共进行了9次全市层面的总体规划修编工作[ 刘垄；李贵才；尹小玲；徐丽；走向多维弹性：深圳市弹性规划演进脉络研究[期刊论文]-城市规划 2012（01）]。

总体上看，深圳市总体规划从编制、审批到实施都只是在寻求多样的规划手段。故称之为“弹性规划”，或者说是“弹性地进行规划”，更确切地说，是“灵活地进行规划”。相比“弹性”，“灵活”要笼统的多。这是违背“弹性”一词的本来含义的。同时，这类弹性规划与近两年国外流行的弹性规划（resilience planning，国内又译为韧性规划）存在很大的区别。

3 国外近两年流行的韧性规划

韧性规划理论的立足点也是为了提高城市应对外界各种经济、社会、自然环境变化的承受-消化能力、调整-抵抗能力以及再造-自我恢复能力，从而奠定一个耐久的空间结构。韧性规划中的韧性（resilience）――在牛精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指（人或性格）能迅速恢复或重新振作的，达观的，适应性强的，这与“弹性”本意相异。具有韧性的城市空间是可以通过稳定的结构与形态支撑外在环境变化。

目前，韧性规划所强调的城市弹性正逐步替代众所周知的可持续性发展。其深层次原因城市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改变了，而非简单地更名。

3.1提出背景

众所周知，有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这次危机导致很多地区的经济波动与社会矛盾加剧。2012年北京的特大暴雨袭击导致全市交通几乎频临瘫痪。 2007年的雪灾使得中国南部19个省市区被低温雨雪天气所覆盖，……这些只是当下城市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一个小侧面。

源于城市经济要素、政治环境、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城市发展也具有不确定性。经济上的不确定性表现在从基本依靠服务业向多元化经济的转变，（有人提出重（chóng）工业化）。环境保护方面的不确定性源于不同利益团体的利益诉求与环保、环境修复的成本代价之间的博弈。政治上的不确定性表现为国际环境中政党的理念相异难达共识。城市规划同样有不确定性。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环境下的不确定的城市规划。如何来提高城市这一人造空间系统的安全性，以及城市自我维稳和自我恢复的能力，提出可操作性强的措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3.2理论概括

从影响因素及影响范畴的角度，针对不确定性，城市韧性主要从三方面来衡量：城市经济、社会、环境：

城市经济――城市应对外部动荡能力。这意味着多元的城市结构并寻求新发展目标。

社会――城市应对社会变化的能力，在小尺度上表现为社区归属感的营造，社区整合及自我振兴的能力。

环境――城市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城市基础设施和空间留应有余地；城市环境能够自我复苏。

从发展阶段的角度，衡量城市韧性强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承受阶段――城市或区域能够承受一定程度的变化并内部消化；其次，调整阶段――城市或区域能够自我调整并最终适应外界变化；最后，再造阶段――城市或区域能够结合条件变化进行再造并最终恢复稳定。

3.3衡量城市韧性的方法

衡量方法是对与一个城市或地区韧性的三方面进行量化，形成地方性或者地区性的指标体系。并通过这些量化指标的统计计算找出不同地区的相对优势和劣势。指标体系的确定需要研究者通过实践与反思来探究指标量化的方法并提高指标的科学性，同时，各项目因所处背景与地方特色的不同也各具特点。

经济方面 平均收入、企业经营环境、生活成本可负担程度、经济多元化程度等；

社会方面 以各项人口指标来衡量――居民受教育程度、有工作能力人口所占比例、脱贫程度、健康保险普及率等；

社会环境方面 公民社会发育程度、区域稳定性、住房拥有率、居民投票率等。

4 比较评价

在我国，城市规划会经常遇到被称为“伪科学”的现象。由于我国规划学科起步较晚，技术性较弱，其更多地是一种经验科学。因此，其科学性就被淹没在“综合的、系统的、统筹的”这一类笼统的形容词中。

我国的弹性规划与国外的韧性规划初衷相同。但前者意是通过非刚性的规划技术和经验弹性地分析、解决问题。其关于弹性规划的真正含义是从工作方法的角度来阐释，即弹性地去规划。

韧性规划是从规划目的的角度来阐释内涵，且已形成综合理论体系。即提高城市应对外界各种经济、社会、自然环境变化的承受-消化能力、调整-抵抗能力以及再造-自我恢复能力，从而奠定一个耐久的空间结构。韧性规划可以理解为“为实现韧性而规划”。

城市发展本身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是综合的而非机械的，故我们追求弹性而非刚性的规划。弹性一词可用于对各类城市规划工作方法的概括。然而，“弹性”本就是一个概念维度较大的词语。弹性更多意味着定性而非定量。而定量的研究最终将回归到定性的应用上，定量是为了更好地定性。因此，一方面我国当下的弹性规划应注重规划工作中对空间数字技术的应运，借鉴韧性规划原则中的“建立信息反馈系统”，依托大量数据统计与定量分析，增加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为弹性规划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弹性规划应加强在系统性理论层面的研究，形成从编制、审批、实施、管理的完整理论体系。

5小结

我国的弹性规划符合城市规划工作的价值观，城市系统的动态性要求规划工作不能“一刀切”，只是在实践的过程中科学性有待验证，否则无法避免“伪科学”的评价。同时，城市规划过程分为编制、审批、实施、管理。在这些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增强城市体系的稳定性，体现韧性规划的核心林，仍需大量研究和实践工作。另外，我国的城市发展明显滞后于国外发达国家的城市，国家整体机制也不尽相同。韧性规划的实用价值与新兴理念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作为一种舶来品，它于我国的可操作实践有哪些，这些将是我们日后有待探讨的问题。

6 参考文献

1.刘垄；李贵才；尹小玲；徐丽；走向多维弹性：深圳市弹性规划演进脉络研究[期刊论文]-城市规划 2012（01）

2.刘堑；仝德；金珊；李贵才；韧性规划・区间控制・动态组织――深圳市弹性规划经验总结与方法提炼[期刊论文]-规划师 2012（05）

3.魏伟；王琴；河南郑州现代科学化背景下的城市规划弹性工作方法分析；[期刊论文]-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2.（08）

4.杨培峰；姜文超；胡上春；叶林；弹性理念下的生态工业区规划实践探索――以广州镇龙生态工业区概念规划为例；[期刊论文]-城市规划学刊 2007（05）

社区规划论文例9

二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面临的困境

(一)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相关政策指导

不到位、实践相对落后长株潭获批两型社会建设以来，小到地方政府，大到国家政策层面，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但与两型社会建设的整体步伐相比，体育经费投放、场地建设、人才保障等远远落后于两型社会建设的其它领域，且缺乏相关的政策指导。笔者于2013年底查阅了两型社会获批以来长沙市体育局、株洲市体育局、湘潭市体育局、湖南省体育局、湖南省两型办等主管部门以及湖南省政府信息公布平台的相关政策和文件，结果显示:从2008年1月至2013年12月，湖南省政府颁布的1005个文件中，涉及有关两型社会的政府文件为20个，体育方面的文件为1个。2008年1月至2012年12月，湖南省体育局及长株潭地方体育局颁布的文件14个，其中有关体育方面的文件8个。从高校科研来看，有关两型社会的研究为9081(个/篇)，其中论文6753篇，硕博论文1358篇，课题970个;有关两型社会建设过程中体育方面的研究为1093(个/篇)，其中论文476篇，硕博论文476篇，课题141个(见表1)。由此可见，体育在两型社会建设中，依然停留在高校体育教师的科研中，而与两型社会对接的相关理论与实践还没有得到湖南省政府相关部门的相对重视，其生态化建设没有与两型建设的总体目标同步推进。这与笔者2011年初所检索的结果基本一致。调查同时显示:长株潭高校体育教师参与两型社会建设相关的体育论文、有关体育生态化发展的立项课题，在数量上居高不下，说明高校体育教师对两型社会建设中的体育及体育文化的生态化，态度是积极的和有信心的。

(二)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欠缺整体规划、无借鉴经验

根据湖南省“规划引导，基础设施先行，重大项目跟进”的两型社会建设实施方案，长株潭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建设首先应当列入两型社会建设的总体规划，在总体规划中根据两型社会建设的特征，长株潭的人文、自然、体育发展等因素去规划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建设。以长株潭的总体规划为切入点，对长株潭建设过程中已经编制且审批通过的14个规划和已经编制但在待审的4个规划进行分析，得出的结果显示:18个规划中，只有4个规划涉及到有关体育方面的内容，且都语焉不详。例如《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建设管治规划》中只涉及“运动”“体育场地建设预留用地”和“奥林匹克运动”等简单的词语;《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总体规划》中笼统提到了把洞井－跳马作为体育休闲区，并承办大型体育赛事和承接体育培训，把昭山打造成体育休闲公园，把湘江列入体育休闲区域等;《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空间开发与布局规划》有简短两句话涉及把长沙的圭塘规划为体育中心、株洲河西打造成文化体育基地、湘潭酝酿体育休闲等;《湖南省“十二五”环长株潭城市群发展规划纲要》也只有寥寥数语要求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城乡文化体育均等化。由此可见，长株潭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建设既无具体规划，也没有列入两型社会建设的总体规划中。同时，两型社会建设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前期的经验借鉴，其范围内的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建设的探索性和曲折性很明显。可见，长株潭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建设，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具体的实践操作，都缺乏整体规划和经验借鉴。

(三)农村社区居民环境意识差、生态观念淡薄

湖南素有“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和“二八月乱穿衣”的俗语，长株潭处于湖南省南高北低马鞍型的中、北低地势地带，成“品”字形排开，其广泛的农村居住范围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促使长株潭农村社区居民，在体育习俗的养成和体育锻炼项目的选择、体育文化的形成等方面，与城市居民存在很大的差距。农村的体育陋习根深蒂固、体育生态意识贫乏、体育生态规范或缺、体育生态教育贫瘠等状况，促使农村居民对体育器材的保护、体育场地的维护、体育行为的约束、体育活动的组织等缺乏必要的了解与认同，从而出现体育场地的随意占用、体育器材的恶意损害、体育广告牌的任意涂改以及乱扔垃圾、烟蒂、随意吐痰、破坏周边绿化等情况。调查显示，长株潭农村社区体育场地被占用情况较为严峻，有87%的体育场地被部分或全部占用，略低于湖南全省农村体育场地全部或部分占用92%的水平。同时，长株潭范围内有湘江、洞庭湖、仙女山、九郎山、岳麓山等名山名水，给农村社区体育运动项目的开展带来了一定的约束性和选择性。长株潭农村社区居民长期分散的生活环境导致其在体育生态观念、体育生态意识、体育生态项目选择等方面也有不尽人意之外。

三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的发展策略

(一)强化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的政策指导，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政府在两型社会建设的进程中，应重视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建设，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文件，如有关加强长株潭农村居民体质监控工作和开展“全民健身示范乡镇”工作的政策和文件，以保证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有序推进。从运动场地建设、运动器材配置、运动环境维护，到村落、社区、乡镇的体育生态运动场所的配备，都应当指示到位、政策到位，保证其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同时，乡镇文体办要在政策文件指导下，制定相关的具体实施方案，如《ⅹⅹ乡关于体育文化周开展工作实施方案》《ⅹⅹ村关于成立“健身秧歌队”“腰鼓队”的通知》等，并报政府相关部门备案，以保证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建设的循序渐进，也保证其与两型社会建设的同步并行。

(二)加快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发展规划，加强试验区建设

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要列入两型社会建设的整体规划，与两型社会建设同步推进。要通过对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试验区建设和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体育运动项目实践两个方面来加快整体规划。从农村社区体育设施的配置、经费的投放、运动场馆的建设、体育从业人员的配备等进行整体规划和宏观布局。尽快出台相应的规划，如《长株潭城市群体育资源共享规划》，以保证长株潭农村社区体育文化在其生态化及发展方面有章可循。试验区建设，首先要围绕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以大河西、天易、昭山、云龙、滨湖等先导示范区建设为契机，将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建设列入绿心地区和示范区的实施方案中。出台相应的如《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体育文化、体育产业发展规划》，来加快和规范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的生态化建设，再根据实施方案进行规划、布局、实施。其次，通过对绿心地区及先导区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生态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将试验区经验向周边农村社区辐射，编制出台《长株潭3+5城市群体育发展规划》，以点带面，全面推进。生态体育运动项目，要以长株潭农村社区地理位置为切入点，以洞庭湖、湘江为经线，仙女山、九郎山、岳麓山为纬线，公共自行车项目为网状覆盖面，力求打造一个集赛龙舟、登山、自行车于一体的原生态体育运动项目。

社区规划论文例10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前言

随着国内环境问题的持续发生与人们对城市生活的理想追求，生态、可持续发展、低碳，等等词语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城市规划作为一门预测与把握城市发展不确定性的理论及其实践，实际已经处于相当尴尬的位置，面对如此之多尚待解决的城市问题，而今又增添解决环境问题迫切性，在未充分认知与讨论的情况下，又需要刻不容缓的找到与现实相契合的解决方法。

面对如此情况，规划理论似乎已早有答案，即生态城市的理念（与之相接近的概念有低碳城市、智慧城市、绿色城市等）。对于生态城市规划，众多学者已有相当充分与精彩的阐述。但在一个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问题难有自我合法化的解决方式。本文试图以此为契机，主要浅析影响生态城市规划效益的问题。

1由生态城市规划技术引发的思考

已有的生态城市规划，存在较为成熟的技术工作路径。首先是以自然资源承载能力和生态适宜度评价为依据，分析地方环境容量，确定地方发展的生态位，在此基础上制定一套严密的空间规划体系与指标体系。或者在一套目标的指导下，建立地方的生态空间规划体系与指标体系。这种工作方法，确立了关于生态城市的空间框架与效益报表，增加了规划的确定性。

然而，这种依靠前期分析来建立理性模型的方式，看似有坚实的理论支撑，其结果却常常修改变动。这种修改有时看似为模型自我的合理与调整，但更多时候却是由于现有知识不足以构建一种囊括一切情况的模型，使得模型成为可以随意调整的参数游戏，其存在的任意性将伤害规划本身的科学性。

受现有知识与自身能力所限，一个粗糙的理性模型不能单独依靠自身技术理论作为支撑，在实践层面，当一个成熟合理的理论-技术体系建立起来后，还需要来自政治社会经济等其他层面的支撑。而缺乏其他层面的支撑，那么或许生态城市规划的实施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其他层面的影响，最为直接的是来自各层面可能的利益博弈，以及人与自然的发展的内在矛盾，思考这一层面的影响将有益于思考规划在社会层面的效益，以及寻求来自社会层面的支撑可能。

2生态城市规划的范围与利益思考

从规划理论的发展脉络来看，生态城市理念是在城市无序蔓延、自然环境恶化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些理念是对之前人、城市相对自然关系的反思，因此更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和谐也是生态城市规划的目标，即平衡生态环境。就这种目标而言，更广的范围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与以往的规划相比，生态城市对更高层次的需求更为明显。而各个层面的利益博弈，使传统全球政治社会结构看起来似乎难以满足如此问题引发的需求。

2.1全球层面的合作僵局与地区发展的矛盾

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范围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合作。今天部分发达国家与地区已在对以往城市发展模式的反思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生态城市框架。但这种现代生态城市实际上并未具有普遍意义，其框架的构建并非在所有地区都具有压倒性需求。

生态城市及其延伸的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实践，存在两种矛盾，一个是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矛盾，一个是效益与公平的矛盾，这两个矛盾或许又是一个矛盾，因为不发达地区存在把环境作为资本，降低自身发展的成本，加快城市化趋势的需求；发达地区自身也有对于环境效益的矛盾，但它们更有实力将环境的成本，转化为增加吸引人才资本的集聚的利好，来平衡财政支出。不发达地区哪怕有意愿构建生态型的发展模式，也会因为制度、资金、技术等方面的缺失而难以落实生态城市的理念。这种矛盾实际上削弱了全球层面的各方努力。

生态问题与地区发展问题纠缠在一起，使得问题成为了鸡生蛋蛋生鸡式的悖论。对环境的讨论与全球性的制约，有被认为包含有发达地区限制不发达地区发展的目的。不少学者认为问题的解决需要建立一个合理协调与补偿的框架，也有学者认为依靠经济利益驱动与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可以使全球生态问题迎刃而解。

2.2区域层面的博弈与公平困局

相比

球层面的生态问题，区域的环境问题看起来较为积极，因为区域拥有相近的政治社会文化与经济利益。现有的已实施案例也增强了人们对区域层面解决生态问题的信心。

在近来的多方论述中，我们已经看到区域，以及更高级别的地域形式正在取得发展的支配性地位。看起来这些新的城市格局将逐渐成为全球和地区发展的新引擎，也使得区域的命运休戚与共。

但实际的情况不容乐观，理想构想与趋势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地方指导的先导原则。区域虽然被假设有着较为一致的利益，但博弈的情况因历史与社会不同而异。区域兴衰与生态的关系，从理论角度来看更多是长期复杂变化的结果。如果单靠理论框架的支撑，区域间的差异，以及来自效益公平的矛盾与压力，区域与城市，城市与城市之间很难建立起稳固的长期合作关系，而这种自由的多向选择，将有可能使区域的环境博弈演变成一场零和游戏。

所以问题不在于我们能不能界定地方发展的合理范围，以及将地方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特定化。问题在于如果我们需要在问题得到完全的证明并已经积重难返之前采取行动的话，如果我们还自信规划所坚持的预测未来不确定的话，我们就应该在区域间的生态合作问题上需求新的支撑。

成功的区域合作案例，揭示了在生态合作关系并非区域唯一的选择的情况下，需要更多区域间的社会机制来协调，生态城市的理论生产于社会内部需求，而不是由理论来形成至上而下的外部动力。因此为实现区域生态规划目标的实现，规划更需要依靠社会动员的能力以及区域企业的参与。

2.3社区的合作与邻避效应

邻避效应现象，折射社区层面的合作问题。邻避效应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城市设施布局规划不合理问题；一方面是由于人趋利避害的天性，对城市设施本身存在消极与积极影响的矛盾，人们既希望有便捷的服务，同时又不想忍受服务带来的负面影响。

对于前者，生态规划需要更好的帮助企业绿色转型，帮助政府提供合理布局、绿色便捷的公共产品。它考验一个地区的转型与应对环境变化能力。

后者需要通过社区间的沟通与妥协，如果规划师帮助社区建立一个友好的合作框架，就可能从这个框架的需求中，提供可选择的新型生活方式，以及此种生活方式相适应的空间布局，也有可能帮助社区建立一个正确对待设施消极影响的态度。这方面更多是考验地区社会组织的健全程度。

生态城市规划在社区层面，需要反思各种社会现象，规划不能落后于社会趋势，而是需要在社会变化中寻求坚实的立足点，作为自身创造美好愿景的支撑。

2.4 时间的矛盾

生态城市规划面对社会层面的利益博弈问题，解决思路大体是需要至下而上寻求社会支持，构建健全的沟通渠道，提供讨论方案。同时为了规划目标的更好实现，则需要更高层面的社会支撑，并在理论并未完善的情况下，得到广泛的支持，避免生态问题积重难返。这两者解决时间上的矛盾，是生态城市规划的现今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3 结语

生态城市规划的理论与技术已逐步完善，并接受现实的考验。但规划不是一种只能自我证明与重复论证的独白，不是一种技术的自我合理化游戏。现今的规划不只需要知识技术层面的合理性论证，还需要通过政治社会经济要素，来提供一个可以不断被回溯，被援引的坚实的合法性基础。

只有在一个妥协、合作、共生的社会支撑下，生态城市规划的目标才不至于被城市竞争的诉求所淹没。规划需要关注公平跟效益，它的合法性是来自于政府调节市场失灵的工具，是我们对公平的思考，由此引申出的路径应该是注重规划过程中的社会层面与难以代表自己的自然层面，在对利益的思考上不能而非单独是技术层面的解释。

同时，规划需要至下而上的社会需求来支持，但规划最激动人心的一面是在预测未来与把握不确定性的美好追求，这种美好追求不能沦为令人生厌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见。环境与社会问题的集中出现，说明时间的紧迫性，所以我们应该在尊重社会需求的基础上，积极引导与参与到这场生态城市的合作框架构建中，而不能任由社会自然缓慢的产生生态合作的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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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洁；吴仁海.城市生态规划的回顾与展望[j]；生态学杂志；2003年05期

[3]傅博.城市生态规划的研究范围

探讨[j]；城市规划汇刊；2002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