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行教案例1

二、省教研室根据高中各科目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充分考虑不同层次学校的教学需求，围绕模块教学目标、教学设计、高效课堂的创建、课程资源开发等方面，确定部分研究课题，提交各学科教学联系学校和省级骨干教师团队，明确各联系学校和骨干教师侧重研究的课题，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研究成果或案例，以便于网络研讨活动的开展。

三、各科目联系学校要根据研究课题的任务分工，积极组织有关科目教师开展研究活动，按时提交研究成果或案例，供在线研讨活动中参考和借鉴。联系学校提交成果或案例时，凭学校账号（另行公布）登录到“2009年山东省高中学科教学跟进式指导”窗口，在“联系学校提交资源”栏目提交。各联系学校由一名学校领导负责此项工作，确定一名联系人，与省教研室和骨干教师团队保持密切联系。

山行教案例2

中图分类号:K25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1)04-19-24

山东是近代教案的多发省份，教案数量居于全国首位，［1］(P247)特别是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根据义和团运动的发展状态，本文以1898年10月赵三多起义作为义和团运动的开端，以1901年9月《辛丑条约》的签订作为义和团运动的终结。 该地民教冲突异常激烈，教案频发不已。此间，共有三位督抚在山东任职，即张汝梅、毓贤、袁世凯。作为山东省级行政首脑，他们对教案的不同认识，必然左右着其处理教案的方式、策略，影响着教案的发展趋向。从个案研究来看，学界对张汝梅论述较少，对毓贤与袁世凯学界则多有论及，但将人物与教案结合研究的论述并不多。［2］本文拟从三位督抚对教案起因认识的异同，其处理教案的不同策略、剿抚之策对教案产生的影响以及造成他们不同认知背后的心理因素等几个方面作初步探讨。

一、教案起因认识的异同

晚清教案持续时间长、数量多，涉及区域和影响的阶层非常广泛，人们对其认识也莫衷一是。同样，三位督抚对教案起因的认识也不尽相同。

首先，三位督抚皆认为，基督教的扩张和强横是造成教案的直接原因。

“巨野教案”对基督教的影响是巨大的，其在山东的直接后果是外国教会加强了各种形式的传教工作。根据研究，巨野教案后，天主教信仰的影响极大地扩展，更多的民众信从天主教，以取得各种形式的“帮助”，主要是因为天主教拥有比新教教士更多的“权能”。［3］(P153)教徒在天主教“权能”的庇护下，气焰更加嚣张，以致教案叠生。对此，张汝梅有比较深刻的分析：教民“一经入教，遂以教士为护符，凌轹乡党，欺侮平民，睚眦之仇辄寻报复。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毁谤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遂欲怵以兵威。不知教士之势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4］(P13)继任者毓贤亦认为，“自西教传入中国，习其教者率皆无业莠民，借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欺凌乡里，又或犯案罪，藉为逋逃之薮，而教士倚为心腹，恃作爪牙。”［4］(P6)袁世凯也指出，教案的产生与教民的强横有莫大的关系。［4］(P28)基督教的扩张打破了晚清山东社会空间、资源既有的分配格局，必然与山东民众产生激烈冲突，教案的发生也就不可避免。

其次，山东督抚对教案起因的认识存在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与张汝梅不同，毓贤和袁世凯认为，山东部分官员的不作为是诱发教案的重要原因。

毓贤认为：“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已多方恫吓；地方官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遏抑太甚，既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4］(P6) 据此，他将教案发生的部分原因归结为地方官吏处理教案时委曲求全、偏袒外人和教会的强烈惧外性。袁世凯对山东部分官员对教会的态度的刻画更入木三分：“近闻东省官员，非视夷如仇，即畏夷如虎，其仇视者尤足倡民生事，而畏夷者尤足府怨激变。”［4］(P28)可见，在二人看来，由于官员缺乏对夷情的了解，对外人或惧或仇的态度为教案的发生再次埋下了祸根。

第二、袁世凯认为德国入侵山东是引发教案的根本原因。

袁世凯认为，列强特别是德国对山东的侵略是引发教案的总根源。而在此过程中，传教士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成为德国入侵山东的急先锋，激化了民教矛盾。他指出：“窃维德人窥伺山东，蓄志已久，分布教士，散处各邑，名为传教，实勘形势，而构衅之由亦即阴伏于此。”［5］ (P31)事实也恰恰如此。德国圣言会主教安治泰就曾积极怂恿德国侵占胶州，故鲁民对德国侵略者的仇恨，首先对准了德国天主教会。薛田资曾说：“统计表明，几乎每个天主教士都受到过以此袭击、抢掠和殴打。”［6］(P81)1898年5月26日马泽轩神甫在其一封信中说：“不祥的谣言不断传来，外教的帮会分子甚至议定了屠杀全体传教士和教徒的日期，因为他们把传教士和教徒视之为德国人侵占胶州的原因。”［7］(P211)连《柏林民报》也刊文说：查闹事之由自德国占据胶州始。德国首先并吞中国地方，俄、美随之……。中国有中国之教，何以必欲使从西教。欧人所传之教名为耶稣，而所为之事，与国家劝善本意大相径庭。为何分人之国，为甚强使华人购买西人之物。中国虽与檀人不同，而其保护本国之心则一也。［8］(P239-P240) 可见，袁世凯对基督教与列强之间的紧密关系的判断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并以此作为处理相关事件的依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事件处理的准确合理性。

二 、教案处理的不同对策

三位督抚任职时，山东客观环境的差异及其对教案认识的不同，导致他们在教案处理方针和具体作法上的差异。

张汝梅对已发生教案曲意弥缝，以和为主。

李秉衡因巨野教案被罢黜，对山东、直隶两省的官员震动很大。此后，官员们似乎对任何与外国人有关的纠纷都胆战心惊，［3］(P152)以致唯恐与外国人发生纠葛。教案一旦发生，地方官员极力向后退缩，一味袒护教民，“所谓持平办理四字，已经行不去，只好曲意弥缝。即地方百姓，亦皆知彼势大难犯，敢怒而不敢言，皆含垢忍辱，降心相从。所以委曲求全者，实已不遗余力。”［9］(P107)张汝梅督政后期，山东义和团运动刚刚兴起，并没有掀起大的风浪，引发的教案为数不多，但张汝梅及其下属都小心翼翼地进行处理。1898年11月的红桃园与威县第三口村教案，以拳首姚洛奇被斩首并赔款3000吊而结案；同月发生的的日照教案，张汝梅虽表示强烈不满，但还是两次派人与教会议结。因此，这个时期传教士们基本满意，认为“张汝梅继山东巡抚任，大致平顺。”［10］(P193)

与张汝梅不同，毓贤、袁世凯皆主张“持平办理”。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两点：

第一、“持平办理”必须排除来自教会、公使方面的干预，由中国官方自主秉公断案。

巨野教案后，教民“动辄以微嫌隙故凌砾于乡党之间。偶不遂其餍求，即以抢夺攻击等情以耸教士之听。教士不查虚实，率然达于公使”，［11］(P12-P13)给山东官方造成巨大压力。1899年夏，德国主教德华盛具名指控嘉祥教民被抢案多起，并谓教民四散，有家难归，情况十分严重。毓贤派员彻查，“检齐卷宗，勒传人证到案，会同逐一确切研讯。或因教民先前曾罚乡民钱文、酒席，欲向索还；或被将妇女诱令改嫁，得钱私肥；或教民自与亲属争产；或因家务争执，迁怒排解之人；或被藉以打点使用为名，乘机讹索多赃，后经查知往追，因而教民词曲理穷，捏诬乡民欲行捆打、抢割麦禾暨勾结大刀会匪滋扰等词，赴城内教堂避匿，并向教士诉述，请县传究，以图挟制而冀拖累泄忿。其实皆系谎词虚架，毫无影响。乡民委无平空向教民罚钱、寻衅之事。”从而得知所控各案之实情，“类皆教民恃入教为护符，平日横行乡里，鱼肉良民。偶有稍与理较，动辄故意张大其词，意图使人莫可谁何”。［9］(P477)但控案所涉及之乡民“均因事后希图将被罚、被诈钱文索还，致被藉口，亦不免略有是非”。既弄清了所控各案之原委，处理起来也就有了事实依据。经过反复驳辩，德华盛无言答对，“始自言实为教民所激，惟天良不可昧，事如可了，决不好为其难”，并同意将控案累累之华牧师高会堂“任凭拿办”。［9］(P477-P478)因此，毓贤总结道，“查民教生衅，总因教士偏听教民，教民依仗教士，往往借细故以诬平民。而主教又不察虚实，动辄张大其词，电陈贵署，肆口恫喝。本部院惟有督饬地方官，遇事速了，不分民教，持平办理而已。”［9］(P419-P420)毓贤在办理教案过程中，有力地顶住了来自教会方面的巨大压力，制止了教士、教民的讹诈，维护了平民的利益。

在肥城教案交涉中，英领事提出了诸多苛刻的要求，使谈判进行得异常艰难。袁世凯对此据理驳斥，如对“建堂立碑”一事，袁答复此事“均易商办，但占地不能过大，需费不能过万。此外亦不得再索赔恤。”［5］(P107)英领事还欲援引巨野教案、日照教案之成例，索取利益，袁世凯严正指出，“洋人失物，照约只可拿贼追赃，亦无官代赔偿之例。况教民皆我赤子，只可由地方官查明抚恤，断难照前案议赔。……该领事复以肥城教民所设孝里铺教堂被焚，称为西人产业，请予赔款。当经索阅契据，竟未交出，因亦不能议赔。”［12］( P899) 袁世凯多方否决了外国公使的无理要求，有效地维护了清廷利益。

第二、“持平办理”，必须整饬吏治。

教案办理主要依赖地方各级官吏，要做到“持平办理”，必须要对“仇教”和“畏教”的官吏予以制裁，达到以儆效尤之目的。

兰山知县陈公亮刚愎自用，“审理词讼，擅用非刑；听断不公，民哭一路”，［9］(P436)制造兰山冤案四起，其中包括三起教案。毓贤认为，该员“为见好教民之计，至激成戕害巨案”［9］(P436)因而将其参革。在当时袒教成风的山东官场，毓贤此举无疑是对官员敲响了警钟。对其政策理解并执行的最好的是茌平知县豫咸。他对教案以尽量持平为原则，竭其所能解决争端。他最有名的一次是调解张官屯拳教之间的矛盾，豫咸不但亲自去了张官庄，而且还“看戏贺神拳呢！那时候神拳正兴，各庄都去，豫官还给神拳开了赏。” ［13］(P856)

针对山东官吏对基督教会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袁世凯严加申饬、批评畏事者“遇有交涉案件，但凭教民一诉，或教士一言，即签派传人，纵役勒索。到案后又不分曲直，往往抑制良民，希图易结。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4］(P56)也指斥仇教者对人民的反教行为“不但不肯查禁，或对众讥煽，不啻潜导而阴驱之。迨教案既成，强邻执约以相诘责，则又张皇失措，听容所为。”［4］(P56)袁世凯“通饬各属，遇案不分民、教，但论曲直。毋许教士干预词讼。严禁胥役藉案需索。并选择简明条约，刊刻颁发，今地方各官讲习遵守，知所依据。复面告各国洋教士等，知会各堂，谨守教规，断不准违背约章，横生枝节。”［5］(P43)

“持平办理”教案虽然是毓贤与袁世凯的共同主张，但毓贤的“持平办理”是特殊背景下做出的反应。德国占领胶州湾之后，经常以此为基地四出杀掠，在兰山、日照、即墨、高密等处屠杀了不少中国人。对此，毓贤提出了严正交涉，但德国对毓贤的请求置之不理，因而是中国官吏及广大民众都非常气愤。［14］(P463-P466)与此同时，德国对在山东境内发生的教案则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厉制裁拳民。针对德国政府的无理要求，毓贤及一批官吏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如果对犯有小规模骚扰教民罪的拳民坚持严厉制裁的话，那么，德国按理也得赔偿他们的军队行动所造成的损失。［14］(P348-P349, P403-P407)。毓贤对德国所犯暴行的控告自然全部落了空。

三、抚剿之策对教案的影响

山东督抚对义和团抚剿之策的差异，直接影响了山东教案的走向。

首先，张汝梅和毓贤均主张“抚团”，即借助团会的力量和教会抗争，以维持民教双方相对的“和局”，而此后事态的发展，远远不是他们当初所企望的情况。

甲午战后，清政府为解决国家财政危机，大量裁减军队，造成地方防御脆弱，盗匪因之猖獗。因此，国家大力提倡地方组建民团，维持社会治安。为此，张汝梅非常重视民团建设，并因此得到清政府的嘉奖。张汝梅组建民团除维持社会治安外，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藉以调和民教”。［15］(P174)由于列强及基督教势力的扩张，民众为自保身家，团会纷起。因此，张汝梅认为，“如任其自立私会，官不为理，不但外人有所借口，并恐日久别酿事端。查北方民俗刚强、好勇斗狠是其固习。此项拳民所习各种技勇，互有师承，以之捍卫乡闾，缉治盗匪，颇著成效。应请地方官，谕饬绅众，化私会为公举，该拳勇为民团，既顺舆情亦易钤束，似于民教两有裨益。”［4］(P14-P15)张试图将山东反基督教势力纳入团练之列，既便于政府控制范围，又可最大限度地消除教会对这些组织的迫害及藉口，最大限度地减少教案发生的可能，从而达到“调和民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朝野对此举争议很大，“抚团”计划的进行并不顺利。而这一安抚政策，给了拳民一定的发展空间，为以后教案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毓贤在职期间，德国步步紧逼，教徒“以护符密迩，日益鸱张，鱼肉乡邻，无所不至”。［4］(P42)为了抵制教会势力的嚣张气焰，毓贤确立了自己的“民教势力均衡”政策，即允许民众在官府控制的范围内对教会进行适当的抵制。在这一政策的诱导之下，1899年夏秋，在鲁西北和鲁西南地区发生了众多的针对教民的财物抢劫案件。对此，毓贤基本不屑一顾，因为他认为拳民对教民的打击，是教民咎由自取。教民常擅自妄为，借端讹诈，不仅强索罚金，甚至抓走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将其关押在教堂，直到收到罚金为止。［14］(P348-P349)因此拳民们往往私设公堂或向教民收回其强索的罚金，在他看来，这是拳民的正常反应，他还认为，团民“从未取人一物。偶有一二无知少年负气而取物做质者，亦必请人送还”。［14］(P479)至于拳民为炫耀一下武力，在教堂附近练拳，甚至将教堂做拳厂。只要拳民们将自己限于这些防卫性活动范围之内，即仅作为天主教会自治权力的制衡，毓贤就对其采取宽容态度，进行一定程度的包庇。面对朝廷的责问，毓贤还称，“委无虐待教民情事。此奴才服官事省二十年，耳闻目睹，知之甚确者。”［9］(P24)

毓贤“抚团”的民教势力均衡政策是模糊的，它的执行也是有弹性的。它的具体操作以不能导致列强的强烈不满和维持自身在山东的统治为前提，如果超越了这个前提，则必须给予一定的镇压。为此，他曾说：“敝处防闻既确，凡安分者自保身家，原不禁止，若真有捉人勒赎抢掠无忌情事，亦即派队查拿”。［16］(P22-P23)1899年8月红拳首领陈兆举的被捕和处决就是明证。由此可见，毓贤对反教斗争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当反教斗争的烈度过大遭到外国公使的强烈干预时，他亦采取一定措施，避免给列强以口实。但对民众反教的镇压，毓贤有自己的策略，那就是“惩首解从”，这是他的一贯主张。“惩首解从”策略实际上对义和团运动起了纵容作用，因为义和团这种特殊的组织形式，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再造自己的领袖，从而极易召集自己的随从。斗争既然还会继续，教案也就不可能消失。

袁世凯则是特立独行，以理性的态度否认了教案的“合理性”，对破坏社会稳定、蓄意制造教案的拳教双方痛下杀手。袁世凯认为，“民间多一教案，即公家多一亏损，该夷又得一进步，是良民之欲报复乎教民者，反足以贻累于公家，而挑衅于强敌”，［5］(P32)“无益于民，徒病于国”，［5］(P42)从而否定了教案存在的“合理性”。

据笔者统计，袁世凯上任前的一年间（1898.10~1899.11），山东共发生教案235起。为了消弭教案，袁采取了铁血手段，对拳民进行了清剿。首先，他派防营将领“于各州县冲要之地，不分殄域，扼为防范。”［11］(P56)在此基础上，“选派公正绅士，分投开导。一面恳赏购线，缉拿案犯首要”，［5］(P44)并“激励乡团，督率庄兵练勇，合力兜拿”“匪首就获，所从自散”。［11］(P61,53)通过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经过两个多月的镇压，山东“匪势日衰，地方一律安靖”。［17］(P305)因山东义和团力量大大削弱，1900年春发生的教案寥寥无几。

1900年夏，山东义和团运动复起并进入高潮，教案进入高发期。为调和民教矛盾，朝廷上谕，饬令教民反教，但此举并不成功。袁世凯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教案，实行了两手策略：一方面，继续竭力清剿拳民；另一方面，竭力保护教堂，礼送教士出境。因 “中国毙一洋人，必抵偿数命，抚恤巨万”，［17］(P201)为减少动荡和不必要的损失，袁世凯派兵将境内洋教士保护出境，教堂“分别封存，派人看守。”［11］(P658)如恩县“护送西人十七名平安出境”，“庞庄大教堂赖以始终保全。”［9］(P1019)由于袁世凯保护重点的转移，一些据点的教民遂受到拳民的攻击。1900年夏，义和团攻打小芦教堂，山东第四路统领戴守礼率兵将神甫抢出送到济南，忽略了对教民的保护，以致教民受到拳民的杀戮，因此有教民说戴统领故意将军队撤出，让团民杀教民。［13］(P66-P67, P510-P511)

当然，蓄意制造教案者除了义和团之外，还有少部分教民。为稳定政局，袁世凯对他们也进行了无情的镇压。1900年7月平度二十里堡教民为非作歹，袁世凯批示“正凶即须按照土匪章程，就地正法，以昭炯戒，不问其教不教也。”［11］(P370)据此，二十里堡教案中教民孙明显被正法。此外，在1900年8月聊城南关教案、茌平教民投毒案等案件中都对涉案教民进行严惩。此类教案数量虽然不多，但在局势动荡的非常时期，足以彰显袁世凯的“坚强、有魄力”［18］(P85)

四、认识及态度的心理分析

义和团运动期间，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山东三任督抚对教案的认知、处理以及对义和团的态度呢？本文拟从社会和心理学的角度对此有所解释。

首先，既定的文化背景，使三位督抚对基督教形成了相同的社会印象，从而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社会判断。

我们知道，文化是凝聚在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的人的身上和全部财富中的生活方式之总体，因而是形成民族性格的东西。生活方式包括了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同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大致是相同的，在重大事件的认识上也往往能够得出相同的结论，即形成较为一致的社会判断。［19］(P63,132)三位督抚所属的具体民族虽然不同，但在清代民族大融合趋势下，他们早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传承了相同的文明因子。也就是说，他们所积淀的文化基础是相同的。影响社会判断的因素有两个：一是社会规范，二是社会信息。社会规范属于文化的范畴，这一点三位督抚有共同的基础。所以，只要他们能取得相同的社会信息就能得出共同的社会判断，而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背景下，这一社会信息是不难取得的。他们在督政的过程中都感受到了追随军旗而来的基督教这一异域文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使他们面临着无休止的麻烦。由此可见，在共同的文化基础之上，面对大致相同的社会信息，他们得出“基督教的扩张和强横是造成教案的重要原因”的结论是不难理解的。

其次，不同的个人动机，偶然促成了毓贤和袁世凯对教案的“持平办理”。

动机，在心理学上一般被认为涉及行为的发端、方向、强度和持续性。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它是指由特定需要引起的，要满足各种需要的特殊心理状态和意愿。如前所述，毓贤和袁世凯在处理教案过程中都极力主张“持平办理”，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他们的个人动机即意愿，却大相径庭。有学者认为，毓贤在教案处理上坚持“持平办理”，是出于政治投机，目的是为了迎合京城顽固派以获得载漪等人的青睐，从而达到仕途上平步青云之目的。［20］对此，笔者深以为然。19世纪末，清政府对外政策表面虽未做大的调整，但因引渡康梁失败和己亥建储遭到列强干涉，在最高层中涌动着一股排外的暗流。在己亥建储过程中，载漪集团迅速崛起，“刚毅……力引载漪居要职，宠眷在诸王上。”［21］(P35)当时，载漪集团炙手可热，“朝中视线均集于该邸”，［22］(P679)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封疆大吏的毓贤难免不去逢迎。而据史料记载，毓贤与载漪等关系密切。1899年11月21日，清廷曾密电各督抚，在列强干预慈禧“训政”或己亥建储的情况下，不惜与列强一战。在此背景下，列强越是痛恨毓贤，他就越容易获得载漪集团的青睐。出于这种目的，曾以擅长“治盗”著称的毓贤，却执行了前任巡抚张汝梅的“抚团”计划，对教会、教民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压制，但仍信誓旦旦的宣称“委无虐待教民情事”。“持平办理”在道理上无可非议，但在中外不存在平等关系的情况下，持平办理不仅做不到，其结果只能招来更多的纠纷。况且，从巡抚的言行举止，地方官都能读懂“持平办理”的真意。

对于袁世凯在山东的所作所为，传统观点认为他是要用义和团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但此说是站在政治革命立场上的主观臆断。笔者以为，袁世凯在山东的举动是基于中外条约格局考虑下为维护山东政局稳定的必然举措，并不是之举，更不是为了自己的仕途。如果说袁氏，那么很多事情很难解释得清楚。如，早在朝鲜时期，他同日本不仅进行了艰巨的外交舌战，而且展开了保卫王宫的生死战。1900年后，日本在我国东北虎视眈眈，妄图使东北与朝鲜连成一片，对此，袁曾表示“不管是对日本、俄国或某个其他列强，凡是有关领土完整的事情，我们都不应该做任何让步”，“尤其是对日本，我们一定要怀有较大的戒心”。［23］八国联军在天津设立都统衙门，在袁世凯的严令交涉下，1902年被迫“将都统衙门裁撤，所有地方一切事宜交与中国地方官（袁）办理。”［24］如果说袁世凯是为了仕途着想，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在清廷对外宣战后他还竭力绞杀义和团和冒天下之大不韪参与“东南互保”。因此，笔者判断，袁世凯的举动才是在条约格局下较为真正意义上的“持平办理”，是为维护山东政局稳定坚持的一项方针，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正是因为这样，他不仅对蓄意制造教案的义和团进行了无情绞杀，而且对故意制造事端的教民也按“土匪章程”就地正法。

再次，社会文化环境（即生活空间）的差异，形成了个人不同的素养，这也是督抚们对教案认识形成差异的重要因素。

社会文化环境是指个人所处的社会结构、社会风俗和习惯、信仰和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人口规模与地理分布等因素的形成和变动，它对人的成长影响很大。三位督抚虽然都受过封建文化的熏陶，但因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其接受异文化的机遇实有很大的差别。毓贤生活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北中国，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和对古老文明的自诩使他对异文化不屑一顾。在这种社会文化氛围中积淀起来的旧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时刻在他的心理世界中起作用，使他对异域文化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自觉不自觉地带着“文化眼睛”去观察外来事物，并作出相应的心理反应。毓贤“偏而且乱，又甚恶洋操”，［25］(P24)在这种心理引导下，“抚团”抗教、抗洋之举就是自然的反应了。

袁世凯虽然生在北中国，但其生活阅历丰富，尤其早年出兵朝鲜，做过“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在与列强交涉的过程中接触并认识到世界大势；其与李鸿章等洋务官员过从甚密。因此，从袁的经历来看，他直接或间接经受过欧美风雨的洗礼，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文化，视野比较开阔，思维比较理性，具有一定的近代意识。面对山东动荡的局势，袁世凯冷静地将道义上的正义性和实践上的可行性截然分开。对于义和团的闹教，袁世凯不是不能理解，但是他看到在敌强我弱的中外条约格局下，这些举动“无异于民，途病于国”，只能授人以口实，招致列强的干涉，因此他对义和团进行了坚决镇压。袁世凯采用铁血手腕，稳固了山东政局，没有给列强留下过多的把柄。而且在议和过程中，经过袁世凯的积极争取，在列强开单处分的官员中，山东占的比例极小，教案赔款数目也大大减少。［9］(P1129-P1136, P1151)另外，袁世凯熟悉国际惯例，能够利用相关法律、法规为中国最大化地争取权益。如在肥城教案中，他“利用现代的方法和工具，与外人做理性竞争”，［26］(P257)使案件按照我方意图进行办理，最大限度地排除了英领事的干扰，维护了国家利益。

参考文献：

［1］赵树好：《教案与晚清社会》，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

［2］喻大华：《东直督抚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戚其章：《关于毓贤评价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3期；张华腾：《庚子战前袁世凯对教案的态度》，《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3〗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58年版。

［5］廖一中：《袁世凯奏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 ］青岛市博物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德国侵略胶州湾史略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7］ 路遥主编：《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8］ 翦伯赞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9］ 第一历史档案馆：《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中华书局1990年版。

［10］刘准：《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献县胜世堂排印1923年版。

［11］朱金甫 荣孟源：《筹笔偶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12］朱金甫主编：《清末教案》（2），中华书局1996年版。

［13］路遥主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务教案档》（6），［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0年版。

［15］廉立之 王守中：《山东教案史料》，齐鲁书社1980年版。

［16］林学：《直东剿匪电存》，沈云龙主编，近代史资料丛刊，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

［17］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1），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

［18］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1），中华书局，1982年版。

［19］沙莲香：《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0］喻大华：《东直督抚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

［21］罗：《拳变余闻》，载《庚子国变记》，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

［22］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义和团史料》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23］《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3期。

［24〗《南开史学》，1987年第2期。

［25〗《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

［26］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版。

A Contrasting Research to Mass-versus-Church Cases

山行教案例3

2012年，山西省煤矿发生伤亡事故39起，死亡83人，原煤产量9.13亿t，煤矿百万吨死亡率0.091，连续两年控制在0.1以下。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相对平稳，保持了稳定好转的势头。山西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在取得较好成绩的同时，没有忘却事故带来的伤痛，用新近发生的事故去警示、鞭策、激励自己继续前行。

追责与治理并重

2012年底，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从全年本省发生的瓦斯、水害等煤矿事故中，选取了4起典型案例，制作成《前车之鉴——山西省煤矿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教育片，详细介绍了事故矿井基本情况、事故经过、直接原因、间接原因、防范措施等，希望能够起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作用。

2012年4月12日20时40分，山西襄垣七一善福煤业有限公司由于未进行探放水，作业过程中发现水患后未及时撤人，造成11人死亡。事故发生后，该矿被追究的责任人多达50个，责任追究的范围广、力度大、方式多前所未有。

2012年7月26日15时25分，山西阳泉盂县玉泉煤业有限公司矿井停电，地面主扇停风，导致硐底复采区对检工作面瓦斯积聚，工人违章放炮引起瓦斯爆炸，造成9人死亡。这起事故是由于该矿通风设施不完善，违规串联通风，不按规定检查和排放瓦斯造成的。事故发生后矿方隐瞒未报。该起事故共处理责任人36人，其中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人员16人，给予党政纪处分或作出其他处理人员20人。

2012年8月1日3时许，山西陆合集团基安达煤业有限公司1002综采工作面透水点下部11号煤层小窑采空区在水压增大的情况下，对顶板的压力超过10号煤层隔水层所能承受的最大压力，发生透水。透水通过1002综采工作面运输顺槽，涌入10062掘进巷，造成8人死亡。这起事故是由于该矿在水文地质情况不清、采空区及其积水情况不明的情况下，违法违规组织生产造成的。该事故共处理责任人41人，其中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人员7人，给予党政纪处分或作出其他处理人员34人。

2012年6月19日凌晨3时左右， 山西省阳泉市阳煤集团新景矿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巷道掘进遇到正断层，断层处煤体未完全断开，松散破碎，现场采取的打钻卸压防突措施，未能打入断层上盘煤体，也就未能释放瓦斯和压力，掘进切割附近煤岩体时，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造成3人死亡。

新景矿较大煤与瓦斯突出事故发生后，山西省煤炭工业厅组织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等单位，共计10名国内瓦斯治理领域的产学研专业人员，组成专家组到阳煤集团帮助瓦斯治理工作。专家组通过调研、分析，制订了阳煤集团煤与瓦斯突出治理方案。2012年8月22日，山西省政府召开了防突研讨会，对方案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后，由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印发了《阳煤集团煤与瓦斯突出治理方案》。

在此基础上，针对山西省煤与瓦斯突出危害的严重性，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又专门组织制定了《山西省煤矿煤与瓦斯突出治理总体方案》，印发到全省所有煤炭企业，指导全省的煤与瓦斯突出治理工作。

让警钟在心中长鸣

2012年“安全生产月”期间，山西省在全省开展了“煤矿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教育活动”，主题为“安全与我有责、安全从我做起、安全让我幸福”。 教育活动采取案例分析、现身说法等方式，增强警示教育的威慑力和说服力。同时，组织了一些具体而实际的活动，如：开展员工自我大反思、举办安全生产大讨论、组织岗位技术大测试等。

2012年6月20日，山西省政府在太原市召开了事故案例警示教育启动仪式。在启动仪式上，播放了山西省煤炭工业厅以2011年朔州元宝湾煤矿“9·16”重大透水事故、2012年临汾市蒲县北峪煤矿“2·19”较大顶板事故、2012年吕梁中阳坤龙煤业有限公司“4·2”瓦斯燃烧事故、2012年长治市襄垣县善福联营煤矿“4·12”重大透水事故为典型案例的《警钟长鸣》警示教育片。同煤集团轩岗煤电、山西焦煤集团西山煤电和中煤集团华晋能源公司的总工程师，分别对2006年焦家寨矿“11·5”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2009年屯兰矿“2·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2010年王家岭煤矿“3·28”特别重大透水事故进行了现场剖析，山西省内权威的瓦斯、水害专家进行了现场点评。在启动仪式上，还宣读了《关于山西襄垣七一善福煤业有限公司“4·13”重大透水事故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使参会人员受到警示、受到震动、受到教育。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的政府网站“山西煤炭信息网”专门开辟了“山西省煤矿重大事故案例警示教育专栏”，提供了15起重特大事故的警示教育视频。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也在其政府网站“山西煤矿安全监察网”专门开辟了“警示通报”频道，对近期发生的煤矿事故情况进行及时通报，并提出整改措施。

为了更好地吸取事故教训，2012年11月12日，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完成了《2012年1—10月全省煤矿安全生产事故盘点及下一步的工作措施》，对全省煤矿生产安全事故情况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坚持做到“五真”（真“盯”、真“管”、真“打”、真“关”、真“改”）等措施与要求。2013年1月，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完成了《山西省2012年煤矿事故分析报告》，对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基本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2012年，山西省煤炭工业厅还为各市煤炭局、煤炭集团公司和煤矿企业发放了《警钟长鸣》《全省煤矿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教育片》《全国煤矿典型事故警示教育》光盘，要求全省煤炭系统进行全覆盖观看，力争起到“一矿出事故、千矿受教育、人人得警示”的教育效果。

各煤矿企业也积极开展了警示教育活动。2012年7月份到2012年底，阳煤集团公司开展了事故案例警示教育活动，通过观看《警钟长鸣》警示教育片和阳煤集团公司录制的《现场救护培训教学视频》《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教育片》，开展事故案例培训或宣讲，组织职工反思事故教训。同时，把开展事故案例警示教育活动与个人安全技能账户的考核结合起来。在班组进行警示教育的基础上，以队组、井区、矿为单位进行安全警示教育大讨论。

“百日行动”让隐患无所遁形

2012年，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和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在全省煤矿开展了以整合改造、瓦斯治理、水害防治等为重点内容的“集中整治”“集中清理”“集中整改”3个百日专项行动，确保了重点时段和节庆日的安全生产。

2012年2月13—5月15日，为“煤矿安全集中整治百日专项行动”。山西省组成11个督查组，对所有参与整合重组的煤矿进行全覆盖督查。2012年8月10—11月20日，为“煤矿安全集中清理整顿百日专项行动”，集中清理整顿的重点对象为持证改造生产矿井、整合改造建设矿井等。2012年12月5日至2013年3月份，为“煤矿安全隐患集中整改百日专项行动”，各煤矿主要对2012年两次专项行动中查出的各类隐患，严格“五落实”（落实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案）；继续抓住“治瓦斯、摸清水”两大重点，实现防治机构、技术人员、设备“三专化”管理等。

用事故教训推动安全生产

2012年2月19日12时40分，山西临汾市蒲县宏源集团北峪煤业有限公司发生1起较大顶板事故，造成7人遇难。这时，山西省煤矿安全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刚刚启动，临汾市的煤矿安全集中整治专项行动还在部署阶段，惨痛的事故教训再次给全省煤矿安全生产严峻形势敲响了警钟。事故发生后，临汾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全市煤矿停工停产的通知》和《关于在全市煤矿开展大反思、大检查、大整治活动的通知》，全市所有矿井停下来，着力解决思想麻痹、管理不力、技术应用不切合实际等问题。2012年4月5日，临汾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在全市煤矿企业开展“学规程抓安全、学标准保质量”活动的通知》，从基层基础入手，加强煤矿安全现场管理。

2012年4月2日11时10分，山西坤龙煤业有限公司副立井底水仓进水口处发生一起瓦斯燃烧事故，造成1人死亡。2012年4月6日，山西省省级督查第八组深入吕梁市中阳县山西坤龙煤业有限公司，责令大土河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立即全面停工整顿，并对事故进行初步调查。2012年4月7日，第八督查组在中阳县召开煤矿安全集中整治专项行动会议，提出了汲取山西坤龙煤业有限公司“4·2”瓦斯燃烧事故教训、突出“防瓦斯”和“防治水”两个重点等7个方面的要求。在督查过程中，中阳县已经对全县煤矿企业停工停建，开展安全整顿。

2012年4月12日20时40分，山西襄垣县善福联营煤矿发生透水事故，11名被困矿工全部遇难。该事故暴露出煤炭企业主体变更尚未到位的问题。在煤矿安全集中整治专项行动中，晋中市政府针对这一问题明确要求，对地方主体企业主体到位情况进行专项检查。要求市、县两级专项检查组把对煤矿主体企业的检查，作为本次“打非治违”和煤矿安全集中整治专项行动的一项重要内容，重点检查主体企业的班子配备是否到位等，从多方位作出主体企业是否真正到位的结论。对主体实质不到位的企业，所属煤矿绝对不允许复工复产，已经复工复产的，一律停工停产整顿。

预防“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山行教案例4

所谓巨野教案，就是德国传教士能方济、韩理两人于1897年11月1日在山东曹州府巨野县被杀害。在这个案件中，能方济、韩理两位传教士或许是冤枉的，然而事出有因，是当地民教冲突多年累积的后果。

能方济、韩理都是来自德国天主教圣言会的神甫，他们分别在山东阳谷和郓城一带传教，只是因为要去兖州天主教总堂参加活动，于1897年11月1日路经巨野磨盘张庄教堂借宿。据事后调查，能方济两人在巨野确实没有什么民愤，当地民众根本就不认识他们。他们的不幸在于张庄教堂神甫薛田资太热情好客了，如果不是薛田资一念之差，能方济、韩理不会丧命，胶州湾事件或许不会这样爆发。

薛田资神甫同样来自德国圣言会，1894年来到张庄教堂传教。对于圣言会来说，薛田资是一个负责任敢开拓的传教士，但对于当时山东而言，薛田资就是“麻烦制造者”。他在张庄教堂周边不断开拓新据点，建教堂，发展教徒。更严重的是，根据事后指控，薛田资利用传教士身份作护符，挟制官府，包揽词讼，为所欲为。由他发展的教民恃强凌弱，无事生非，欺压平民，极端恶劣的教民已到了无恶不作的程度。

对于薛田资的恶行，当地百姓非常痛恨。百姓的痛恨，薛田资自然很清楚，因此他的传教生涯就没有那么滋润，总是显得很紧张很无奈。他在那年6月曾向公使馆报告说有人威胁要杀死他，因为他参与了多起民教冲突。中国方面的报告也说薛田资不是一个好东西，好财好色，涉嫌妇女。

惊恐的薛田资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现在不太清楚了，但我们知道，当能方济、韩理表示要在张庄教堂住一晚上时，薛田资将自己的卧室让给了两位客人，自己转移到了守夜人的小屋。

夜半时分，据说有三十多名村民打进教堂，指名道姓要找那位“大胡子”神甫薛田资算账。黑夜中，村民或许本来就不认识薛田资，或许因为匆忙因为慌张，竟然将睡在薛田资卧室的能方济、韩理一起掳走，弄到郊外残忍杀死。

村民抓捕能方济、韩理的时候，薛田资一清二楚，但他无意出面说明，而是利用夜幕掩饰逃之夭夭。

巨野教案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德国公使和中国政府对此都高度重视，山东按察使毓贤迅即派员进行排查，很快抓捕相关案犯四十多人。不到一周，就从这四十多人中确认了三名主犯。

根据毓贤的报告，巨野教案并不涉及民教冲突，只是一起简单的刑事犯罪。这些案犯以为教堂里藏有钱物，临时起意行窃。只是能方济、韩理两人闻讯不从，甚至开枪射击。不幸的是，能方济、韩理势单力薄，寡不敌众，一番争斗后还是被村民抓住杀害。

传教士的“小阳春”

巨野教案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刑事犯罪，但因为涉及传教士，涉及中外关系，清廷和山东地方当局当然格外重视，中国政府希望德国人就事论事，不要节外生枝，因为清廷早就对德国人觊觎胶州湾有预感，一直担心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清廷的担心与小心并不能阻止德国人利用巨野教案强占胶州湾。德国舰队占领胶州湾之后，中国政府非常被动，经过艰难谈判，至1898年3月达成协议，中国政府同意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九十九年，同意德国享有在胶州湾及其周围地区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资源的权力。中国政府还被迫接受德国人的要挟，将山东巡抚李秉衡解职，以示惩罚，以此警告山东官员不得煽动民众排外。

对于德国人来说，巨野教案因胶州湾事件而获得圆满解决，德国天主教圣言会毫不隐讳他们的两位传教士以生命为代价换来了“最伟大的赔偿”。中国政府同意用三千两银子赔偿圣言会在巨野教案中的直接损失，同意在兖州、曹州和济宁三个地方各建一所用于“赎罪”的教堂，总造价大约为六万两。

德国人针对教案而开出的惩罚措施应该说是有效果的，至少在那之后很长时间，山东地面呈现出比较安静的时光，特别是李秉衡和那些比较激进排外官员被查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地方官员在与外国人、传教士打交道的时候更加谨慎，甚至对于中国教民，中国官员也不再像原来那样动辄骄横。

接替李秉衡出任山东巡抚的是张汝梅。鉴于李秉衡的教训，张汝梅当然不愿步其后尘强硬排外，而是按照朝廷的要求，尽量与外国人和平相处，维持山东境内安宁。张汝梅上任伊始就与天主教在山东的领袖人物热情会面，畅叙友谊；通过各种手段向民众灌输传教士在山东的贡献和意义，希望山东各级官员和民众都知道外国传教士受到朝廷保护，是尊贵的客人，希望传教士和平传教，希望中外和平相处。

胶州湾事件和巨野教案给中国人的刺激太大了，山东官府压制民众排外的动能也太大了，以致外国人都显得不好意思。根据德国学者狄德满《华北的暴力和恐慌》（235页）引证，一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很羞涩地描述了直隶南部地区在胶州湾事件之后的变化：

如果说官员们全心照顾中国本土教民，那么他们对那些“欧洲鬼子”更为关爱有加。他们一直没完没了地前来拜访，所流露出的友情使你感动得痛哭流涕。他们向民众下发公告，颂扬这些来自法国等伟大国度的巨人们的美德。

山行教案例5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5-0161-02

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促进省政兴革，国民政府于1938年9月26日公布《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同年12月22日又公布《省临时参议会秘书处组织规则》及《省临时参议会议事规则》，要求各省遵照执行，成立省临时参议会。但山西省却因战争环境恶劣，在抗战期间没能成立省临时参议会。直到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要求成立正式参议会，山西省才匆忙着手成立山西省临时参议会，以为省正式参议会之成立做准备。

一、山西省临时参议会概况

国防最高委员会于1946年3月15日公布参议员名单后，山西省临时参议会秘书处，即于3月21日正式开始办公。1946年4月10日如期开会。各参议员除张如九因病请假外，余均出席，共计三十四人。大会前，曾召集到省参议员举行谈话会一次，预备会一次。共举行正式会议十五次：计施政报告会五次，提案讨论会九次，选举驻会委员会一次。提案审查委员会分三类，民政保安类为第一审查委员会，由李参议员培德召集，杨怀等十参议员参加审查，开会八次，审查议案四十九件；财政经济建设类为第二审查委员会，由刘参议员杰召集，郭文周等十参议员参加审查，开会八次，审查议案十四件；教育文化类为第三审查委员会，由胡参议员作砺召集，赵宗等九参议员参加审查，开会七次，审查议案十六件。共计经大会决议通过五十七案，其中关于民政保安类案二十六案，财政经济建设类九案，教育文化类十四案，书面动议八案。关于施政报告部分，省府分民政、财政、建设、教育、警务、社会、卫生、合作事业、军粮筹购、兵农合一等十部门，依次提出报告，分类交审，提出意见，经大会决议，送请省府采择施行。4月22日，依规定选举本届驻会委员，以连记名无记名选举法票选结果：常国、李培德、赵宗、杨怀、郭文周、赵壁全、胡作砺等七参议员当选。会议于4月23日闭幕[1]。

二、议案处理

根据《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的规定，省临时参议会具有提案权、审议权、建议权，听取省政府报告和询问权。山西省临时参议会据此规定，对参议员所提案件和政府交议案件进行审议提出决议案，对省政府的施政报告提出审查意见及决议。议案内容分为民政保安类、财政经济建设类和教育文化类三类。

民政保安类提案的内容主要涉及对政府“免赋期间军粮筹够办法”的意见、关于和平统一和对中共态度的意见、申请省政府向中央及善后救济总署呼吁对本省特施救济、对抗战干部和汉奸分别奖惩、澄清吏治严惩贪污、改善公教人员待遇、改善部队官兵生活、整饬军纪加强地方部队警察之政治文化教育、保障人权和人民生命财产等。政府“免赋期间军粮筹够办法”与山西省实际情形不符，所定价格过低，拨款迟缓，所欠款项均散布在山西省商民身上，民怨纷起。为解除军民之困，审查委员会议定建议政府停止低价筹够军粮，所欠拨粮款应尽早拨发，今后购粮应按市价发款，每月购粮价款须提前一月拨到。山西省各地在战后灾情严重，审查委员会请求省府统计难民之确实数字和救济物资数量，向中央及善后救济总署请求救济，分区设所收容难民。对抗战殉难之军政干部及其家属，依法确实优待褒扬，适当分配抗战人员之工作。而对汉奸请求政府依法严惩，发动人民检举，没收财产以做救济及教育专款。

财政经济建设类提案则重点关注了地方财政、稳定物价、申请农贷、兴修水利和积极推进合作事业等事项。战后，山西省人民交困，地方财政混乱，审查委员会建议确定地方财政预算、裁并不必要之骈枝机关，严禁滥支苛派。县市国税及地方自治税捐，应按照税率标准，限期派员实行开征，并由本会吁请中央充分迅速补助地方财政之不足。针对省内交通不通，物价不稳定的情况，委员会建议申请省府迅速恢复交通，有计划地发展生产，严禁囤积居奇，提倡消费合作，降低人民日用品之税捐及运费。拟请省政府大量筹措生产基金贷给人民，从事工业生产；或认购提倡股，以充裕工厂资金或代建厂址，以解除建厂困难；或贷给机具，以改良生产技术，使民营生产事业得以发展。

而教育文化类提案则不仅关注了正规学校教育这一方面，还对社会民众教育提出了可行性的方案。受战争破坏，山西省教育状态极差，失学青年和儿童甚多。为改变此状态尽早恢复战前省县教育状态，审查委员会建议制定本省复兴教育之详细计划，恢复战前各级学校，查明省市县失学儿童数目，增加公私立学校及班次，兴办民众夜校，鼓励私人兴学，凡部队机关占用学校地址者一律腾出，由学校占用。关于过渡期间中学学生之公费供给办法建议已享受公给粮服待遇者，继续照发至中学毕业时为止，省政府应遵照部颁公费留学办法，及有关章则，制定本省派遣出国留学生办法，省政府预算内应追列留学经费一项。成立妇女职业学校并附设实习工厂以提倡妇女职业提高妇女经济地位。而关于民众教育方面，审查委员会建议充实省立民众教育馆，县立民众教育馆，及村教育机构，编印民众教育教材，充实无线电广播事业改良节目，各县民教馆负责会同当地党政机关，发动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利用闲暇及夜间，进行成人及失学青年与妇女补修教育。由省府筹拨经费成立省立剧院，指派对文化工作有认识有经验者主办，供话剧团公演、放映电影、讲演座谈、室内运动等。

三、对省政府施政报告的审查

关于施政报告部分，省府分民政、财政、建设、教育、警务、社会、卫生、合作事业、军粮筹购、兵农合一等十部门，依次提出报告，分类交审，提出意见，经大会决议，送请省府采择施行。民政施政报告，大会提出肃清盗匪，安定民生，为今后当务之急，需拟具计划，确实执行。收复工作，事前计划不够，政府应做总的检讨，分别予以惩戒。财政施政报告，大会提出应集中军政力量，开展政权，以拓财政来源。按照行政开展情形，调整县村编制人数，至开展上需要之干部，其开支应由省统筹拨发。教育施政报告，大会指出省府对自抗战胜利以来教育工作之设施与计划，取得了相当成就。报告中未涉及教育目标和教育方法；忽视大专教育，中等教育计划中，缺少对省立中学、县立中学、私立中学等的改进计划，对各种教育，均欠周密，无具体办法和实施进度，针对困难，也没有提出解决办法。建设施政报告，大会认为报告中所提计划考虑事项健全，需贯彻实施。大会认为，合作事业施政报告中推进计划尚显简略，应注意在收复县村，分期建立合作社，以期普遍发展农村经济。警务施政报告，大会指出今后警察教育之根本问题，在加强政治教育，武装革命头脑，加强接触教育，养成民主作风。警官应为终生职务，关于其升迁调补及考核奖惩应详定具体实施办法。社会施政报告，大会认为报告内容仅有简略计划，而缺乏实际工作。今后应加强人民团体之组训与调整，加紧实施社会福利事业，从速成立本省新生活劳动促进会，开展新生活运动。卫生施政报告，大会指出卫生处成立五个月以来，建立省县卫生机构，并对防疫保健医学教育等，擘画周详。应特别注意防疫保健工作，兼顾城市及乡村；严禁省县公立医院医师及接收人员盗卖贵重物品；利用接收敌伪医务机构人才及设备；在本省各大城市，增设医校及训练班，培养医务人才；严格甄别与管理省县中西药房之司药人员；编印家庭及公共卫生常识小册。筹够军粮施政报告，本军食民困兼顾原则，请中央按需发给，按实际情况规定大户标准。兵农合一施政报告，兵农合一之好处甚多，实行地区应积极加强，未实行地区应迅速推行。以后工作应加强宣传，加强干部训练。

参考文献：

[1]山西省临时参议会秘书处，编.山西省临时参议会实录[M].太原：复兴日报社，1946.

[2]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3][美]唐纳德・G・季林.阎锡山研究――一个美国人笔下的阎锡山[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

[4]顾敦.中国议会史[M]//《民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民国丛书・第三编，上海：上海书店，1991.

[5]沈晓敏：处常与求变：清末民初的浙江咨议局和省议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山行教案例6

北京政治变动的凉风很快吹遍全国。由于这场变动的主旨被说成是反对新法，因而各地的排外主义情绪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消停后又悄悄酝酿。这种情形尤以山东最严重。

山东是德国重点投资近乎承包式开发的利益独占区。在山东，不仅有大量工程技术人员负责铁路、矿山、城市设计和施工，而且有大量来自德国的传教士。当然，为了维护德国资本安全和德国人的利益，德国政府也在那里驻扎有军队，负责开发区内的治安及突发事件处置。

在巨野教案特别是胶州湾事件之后，在山东的中德关系由于大环境的变化确实迎来一个“小阳春”，中德双方都在尽力维护着社会平稳，防止再度发生类似于巨野教案这样的恶性事故。

然而现在，由于中国大环境变了，换了一批比较守旧的官僚主持朝政，先前具有国际视野、知道世界大势的被排斥出局。山东形势在这个时候出现微妙变化，排外思潮在一些地方开始出现。

巨野教案中被中国民众打死的两个传教士为能方济和韩理。这两位其实只是替死鬼，在本专栏上期稿件中我曾分析过，中国民众趁着夜色潜入巨野磨盘张庄教堂并不是对着能方济和韩理有目的作案，而是要找在这个教区主事的薛田资神父。只是薛田资当晚太好客，将自己的卧房让给了能方济和韩理，自己住到了仆人的房间。

薛田资换房间使自己躲过了一劫，却为中国惹来了大麻烦，后来的胶州湾事件因此而来，俄国人强租旅顺、大连湾，英国人强租威海卫，法国人强租广州湾等，实际上都是因为薛田资一念之差而发生。薛田资就是引发1897年之后几年大事的那只“小蝴蝶”。

在巨野教案发生当晚，薛田资安全逃走了。但正如俗话所说，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随后一年时间里，由于中德关系趋暖，薛田资在山东继续传教，并没有引发新的问题。但当后来政治气氛变化，薛田资再次成为“麻烦制造者”。

1898年11月9日，薛田资在山东日照被中国民众捉住。当地老百姓不知从哪儿知道薛田资是一个不太本分、不太地道的传教士，知道薛田资利用教会特权，袒护教民，欺压民众，横行乡里，作恶多端，鱼肉百姓。现在狭路相逢，老百姓愤恨至极，不由分说将薛田资堵在一所寺庙里面评理。

我们现在当然可以相信围堵薛田资是有心人的策动、煽动和运动，肯定不会是一般百姓的自发行动。如果没有人领头，中国老百姓不会就这些事情发表看法，更不会行动。这是肯定的。只是一旦这些老百姓被“运动”起来，后面的事情谁都无法控制。愤怒的民众大骂薛田资，推搡中不知哪一位上前揪住薛田资的胡须，用力拔下来一大把。

第二天，日照县令闻讯赶来弹压，救出了被围困的薛田资，但由此却使山东境内的中德关系遇到了新问题。

薛田资被围堵事件后来被称为“日照教案”，德国人不依不饶从严惩处杀一儆百，强硬要求日照老百姓出资为教会修建五间教室和四间厢房，另外还要赔偿两万五千两银子。

处罚如果仅仅到此为止，或许还可以理解。然而，山东局面日趋紧张，德国人又照会清廷，要求严厉处罚日照、莒州等地民众，要求中国政府加强对德国人的保护。转过年，1899年2月19日，圣言会山东主教安治泰竟然不顾传教士身份，引导德国驻山东海军陆战队百余人攻打日照县城，占据县衙好多天，直接参与对中国民众的镇压。日照教案愈演愈烈。

日照教案是义和团运动触发点，其意义就是当教案发生不久，原山东巡抚张汝梅因故被开缺，任命江宁将军毓贤接任，为山东巡抚。张汝梅对外国人、传教士比较温和，对中国民众也相当关照，尽量从两个方面进行疏导，尽量维持中德友谊。而毓贤的情形就不一样了，他素以清廉自居，以酷吏自任，镇压中国民众毫不手软，对付外国人也从来吃软不吃硬，山东境内中德关系因毓贤而大幅调整。

纵容排外酿苦果

清廷任命毓贤接任山东巡抚的时间为1899年3月14日。从这一天开始，山东境内的危情越来越严重，中国老百姓与德国人的冲突在毓贤诱导下，不仅没有消停，反而越来越紧张，德国人渐渐背开中国政府单独行事，直接介入对民众的镇压。

在毓贤接任第二天（3月15日），清廷一项通知，规范地方官与传教士往来应该注意的几项事情，规定传教士主教其品位既与中国督抚相同，应准其请见总督、巡抚。倘若主教有事回国，或因病出缺，护理主教印务的司铎，亦准其请见督抚。至于传教士中的下一个品级如司铎、大司铎，准其请见司道；其余司铎，准其请见府厅。州县各官亦可按照品秩以礼相待。清廷的这个规定，很显然是希望加强中国地方官府与教会之间的沟通，最大限度减少冲突。山东是传教士最多的地区之一，也是教案频发的地区，这个规定在毓贤就职第二天出台，应该有训示的意思。

然而，当时的困难在于，德国人在日照教案发生后不依不饶，也使中国人的情绪渐渐失控，朝廷在训示毓贤“不得稍涉孟浪，衅自我开”的同时，也不能不提醒毓贤不能一让再让连三让，“固不得事事忍让，无所底止”。但是究竟在什么问题上能够让，在什么问题上不能让，朝廷当然不会随时训示，这就要靠毓贤自己领悟自己把握了。

山行教案例7

第一阶段：“明理、创新”

（1960年—1993年）

在第一阶段的校训中，学校提出了“明理、创新”的校训，明确提出“明理”的含义是：明“三个面向”之理，明改革开放之理，明热爱祖国之理，明勤勉学习之理，明艰苦奋斗之理，明实事求是之理，明尊师爱生之理，明团结合作之理，明诚实信义之理，明遵纪守法之理。总之，要明为中国和世界作贡献之理，要为真理而斗争。显然，学校把思想品德教育以明理的方式告诉学生，让学生从小就能明道理、重品德、立大志、学做人。景山学校始终把育人放在第一位，把思想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先做人，再做学问，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断提高思想素质和道德情操是景山学校育人的首要任务，这是景山学校提出“明理”的深刻内涵。

“创新”是景山学校的灵魂，作为一所教改实验学校，景山学校在教改中诞生，在教改中发展，改革创新是景山学校的生命力所在。建校52年来，特别是小平同志“三个面向”题词以来，景山学校始终走在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最前沿，成为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为了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中小学办学道路，几代景山人以教改为己任，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痴心教改、矢志不渝。他们不计时间、不计报酬、不计名利，一心扑在教改事业中，一心扑在学生身上，任岁月染白了两鬓，任疲劳威胁着健康，他们也无怨无悔，改革创新已经成为景山人的一种自觉、一种品格、一份情怀。这种锐意改革、敢于创新的精神是景山学校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种创新的眼界、胆识和胸怀，滋养着、召唤着、激励着每一代景山人奋勇向前、永不停歇。

景山学校进行的教改实验，是一项综合性的整体改革，涉及学制、课程、教材、教法、德育、管理、评价等基础教育的方方面面。景山学校诞生过许多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这些第一都是景山学校创新的成果。如：中国首批特级教师诞生在景山学校，分别是小学语文马淑珍老师，小学数学郑俊选老师，小学英语方碧辉老师；中国第一套由学校独立主编的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数学校本实验教材；中国第一个开展计算机教育的学校；中国第一个成立少年军校和少年三军仪仗队的学校；中国第一个与美国学校建立友好关系、定期派师生互访的学校……这样的第一还有很多，每一项教育改革的举措都是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健康成长，都浸透着景山学校老师的智慧和心血。

现以我校的计算机教育为例，来进一步阐述景山学校“创新”的内涵。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同志敏锐地意识到世界将要进入个人计算机普及和应用的信息化时代，特意从美国带回来一台IBM的PC机，并将它送给了景山学校。景山学校立即利用这台宝贵的PC机，开始了艰难的计算机教育。电压不匹配，就买变压器，显示器没有，就用九寸黑白电视机代替。条件虽然简陋，但挡不住同学们学习计算机知识的热情。学校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小学计算机教研组，成立了“景山学校计算机兴趣小组”，又率先在全国开设了中小学计算机课程，编写了第一本计算机教材。不久，景山学校的余晨同学就在全国中小学计算机应用大赛中脱颖而出，获编程组一等奖，并有机会到美国参观硅谷和IBM总部。1993年，景山学校搬进新校舍，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光纤校园网络。2009年，景山学校又率先成立了带有公益性质的面向全国教育界的“数字景山网络联盟”，将景山学校优质教育资源无偿地放在网上，供兄弟学校分享、借鉴，推进教育的优质均衡。2012年，景山学校在建立新一代数字校园的时候，又提出了“智慧景山”的设计理念和方案，这一方案是基于“景山云计算中心”的最新数字校园理念和技术，将使景山学校的办学质量再上新台阶。

在学校“创新”氛围的熏陶和带动下，景山学校的学生眼界开阔、思维活跃、敢于创新、敢于表达，在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方面表现突出。在三次面向全国中小学生的太空搭载实验方案征集活动中，景山学校学生的搭载方案因设计新颖、简便易行而成功入选，带着景山学子的好奇与梦想，飞向深邃的宇宙。2003年2月，景山学校小学生李桃桃同学设计的搭载实验方案“蚕在太空吐丝结茧”入选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搭载实验，并被授予“超新星方案”。后来，由于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返回时失事，这个实验又随中国第22颗返回式卫星遨游太空。2009年12月，景山学校小学生刘重华设计的“天圆地方五色土搭载实验”成功入选中国首颗科技小卫星——“希望一号”并升入太空。2011年9月，景山学校初中生赵双月设计的“不同的语言，同一种声音；不同的民族，同一个根”搭载方案成功入选“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实验方案，目前，正在伴随“天宫一号”漫游太空。

第二阶段：“明理、勤奋、严谨、创新”

（1994年至今）

山行教案例8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全国和上海教育大会精神，以2021年金山教育工作要点为指导，以务实、规范、高效为宗旨，以增强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为中心，认真履行服务、参谋、协调、督办的工作职能，确保年度各项工作顺利完成，为办好人民满意的金山教育作出努力和贡献。

二、主要工作

（一）提高办公室服务水平

规范日常事务管理。规范使用局公章和领导签章，认真落实有关会议制度，做好文稿起草、收发打印、会务组织、合同归档等工作，确保各项事务工作规范有序推进。

做好统筹协调工作。协调与各科室、学校、上级部门之间的交流合作，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工作。提高办公室人员工作素质，明确服务者身份，服务好金山教育工作。

强化督查督办实效。严格执行督查工作要求，落实会议决定、交办事项、领导批示事项等各项督查督办工作，进一步保持与各部门的长效沟通，有的放矢开展重点督查，及时准确反馈督办情况，确保教育局决策和各部门工作能精准高效完成。

提升信息化办公水平。加快推进企业微信项目，对局机关行政事务、总务事务等实行无纸移动终端化管理。推进电子公章使用规范。辅助各科室做好信息化项目的审核工作。推进信息化建设，促进日常办公标准化、节约化、高效化。为机关、学校等提供技术指导。

（二）提升办公室工作品质

1.信息公开

完善门户网站升级改造工作。按照区政府“一区一网”工作要求，进一步健全改善迁移后上海金山门户网站“区教育局”专题频道的栏目布局和内容管理，通过门户网站构建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有效、合理整合我区教育教学服务资源，深化政务公开和“互联网+政务服务”。

深化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公开区教育局政务公开标准化目录、义务教育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并以超链接等方式归集目录中对应公开信息，加强栏目内容更新维护、优化内容展示形式和方式，以标准为引领，规范公开行为，提升公开质量。

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利用上海金山门户网、上海金山教育公众号、上海金山教育微博等信息公开渠道，公开标准目录中教育概况、政策文件、教育人事等具体事项，增强信息公开针对性、时效性，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对教育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2.信访工作

进一步压实责任，有效推进三升一降。着力提升信访基础业务办理质量、初次信访事项解决率、重点疑难矛盾化解率，努力降低群众到区集访频次，争取不发生到市集访和进京访，有效提高信访工作水平，维护信访秩序稳定。

健全应急处理机制，有序处理突发事件。定人定责定流程，通过提前分析研判，针对可能发生的事件做好应急响应的准备。

探索心理关怀机制，多元化解突出矛盾。探索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工作者参与，尝试化解一些信访老户或非理性信访矛盾。探索对有关窗口业务人员和信访干部及突发事件处置人员开展心理关怀，帮助他们顺利开展工作。

3.档案工作

加强档案日常管理工作。重视文件材料的归档、立卷和移交工作。组织档案工作人员学习培训，提高档案法治意识和专业技能水平。切实做好档案室的安全消防工作，确保档案实体和档案信息安全。严格执行档案借阅制度和保密制度，健全档案管理制度，制订《金山区中、小学文书档案归档范围及保管期限表》。

做好档案信息化建设和先进评选表彰工作。在2020年新文书档案推广使用软件基础上，今年在数码照片、科技档案、实物档案等方面推广使用《金山区基层事业单位档案管理系统》。组织系统内基层单位档案检查，评选档案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

4.其他工作

做好市民热线工作，公平公正地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努力提升热线的处理能力。通过多渠道、多平台、多形式进行宣传，增加工作透明度，加大治本力度，超前预防，及早妥善化解矛盾，帮忙解决实际问题。认真落实由管理向服务职能的切实转变，创新服务举措，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满足百姓对教育更高的期望。

山行教案例9

中图分类号：G633.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6）36-0069-02

地表事物纷繁复杂，若只用文字来描述不能准确、直观地表述，而图像则可让人一目了然，并且通过不同地域事物对照，可以找出其中的异同和规律。另一方面，七、八年级《地理》教材中有地图172幅，示意图130幅，景观图166幅，统计图55幅，共523幅。可见图像教学在初中地理中的重要性。在以生为主、以师为辅的地理探究课堂中，地理图像的教学成为一大难题。

一、学案引导，抓关键层层引导

地理学案是用于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优化发展的学习方案。其实质是教师用来帮助学生掌握课程内容、沟通学与教的桥梁，也是学生自主学习和建构知识方法的一种重要媒介与抓手，它是教师站在学生已有知识水平、生活经验的角度对教学内容思考的文字表现，具有导阅读、导任务、导学法、导思维的作用。在利用学案进行图像教学时，我们应该抓住图像的关键层层递进引导，破解难题。

例如“经线和经度”的探究学习中，教材设计了两幅图：“经线和经度”“东西半球的划分”。新课程标准对此节内容的要求表述很简单，“运用地球仪，说出经线、经度的划分”。但在教学中我们知道本节有三大重难点：经线的基本特征；经度的变化规律及东西经的辨别；东西半球的划分。为了突破这些难题，我们可以借助学案“内容上基础性和拓展性相结合、方式上自主探究、合作学习与学法指导相结合”的特点，层层推进，化难为易。为此设计如下的学案内容，并在课堂上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果。

阅读教材第7页“经线和经度”及“图1.9经线和经度”探讨并完成下列问题：

1. 经线的定义：______。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经线的形状是______；经线指示的方向______；在地球表面可以画出______条经线。

2. 在“图1.9经线和经度”中用红笔描出0°和180°经线，并仔细观察：在0°经线东面是______经，并向东逐渐 ______；西面是______经，并向西逐渐______。180°经线东面是______经，并向东逐渐______ ；西面是______经，并向西逐渐______。并请总结如何判读东、西经。

3. 观察“图1.9经线和经度”中标注可知：经度的度数范围是______；东经的书写是___+___，西经的书写是___+___。

4. 完成教材第8页“活动2”，后观察“1.11东西半球的划分”可知：20°W的东部是___半球，西部是___半球；160°E的东部是___半球，西部是___半球。请选择东半球的范围是（ ），西半球的范围是（ ）。

A、20°W 向东至160°E

B、20°W 向西至160°E

C、0°经线向东至180°经线

D、0°经线向西至180°经线

5. 在“图1.9经线和经度”中用红笔描出20°W经线与160°E经线，并说出图中各条经线所处的半球位置。总结判别东西半球的方法。

在学案引导教学中，潜移默化地教会学生读图：一描二读三分析，由浅入深逐步发展读图的各项技巧。描，要根据图的标题，先在图中描出关键的信息，可以迅速把握主次，抓住问题的关键。读，利用学案，让学生知道在图中找出“在哪里”“是什么”“怎么样”。这样有步骤地看图，学生就能形成比较完整的知识和发展读图技巧。分析，能通过学案引导加上教师的点拨，归纳出所需的地理规律，如上面的“经度变化规律”“东西半球判别方法”等。

学案引导的图像教学，是把维果茨基最近发展区理论运用实际的一种体现。但在教学中教师首先要把握图片所要的地理现象和规律，再结合读图的方法，最后利用学案逐步引导探索地理规律。

二、实验疏导，重体验化难为易

地球上的地理事物和现象分布具有复杂性、综合性和区域性等特征，还有一些实际存在且很抽象，难以用语言进行描述的地理事物、现象，教材为凸显这些地理事物和现象，就以D像加上简要的文字来说明。这些地理事物和现象，学生难以进行广泛的观察和亲身体验，而这些抽象的地理现象超出了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就形成了学生学习上的难点。地理实验教学，以其独特的手段和方法展示地理事物和地理现象的形成、分布、发展与变化，变静态的地理事物为动态的，变抽象的地理规律为形象的，不仅突破了学生学习的障碍，而且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人教版地理七年级上册“等高线地形图”，教材中出现了两幅图：“图1.35等高线示意”，“图1.36等高线地形图上不同的山体部位”。两幅图占了教材篇幅的一半，且出现了彩色的山体图、等高线图、山体不同部位的分解图。教材是想尽可能地把直观的实物图和抽象的等高线图结合起来，易于学生理解。可实际是大部分学生缺乏体验，很难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以对等高线的判读成为学习的一个难点。此时教师设计了一个小实验――橡皮泥制作四方山的模型。不仅破解了这一学习难点，同时凸显了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发展了学生的学科能力，培养了学生的科学素质，促进了学生对地理知识的理解，可谓一举多得。

实验目的：

（1）认识山体不同部位的等高线特征。

（2）学会等高线地形图的判读。

实验材料：橡皮泥、白纸、直尺、小刀、铅笔、水彩笔、竹签

实验步骤：

（1）将橡皮泥做成类似于四棱锥状的山体。（四方山，根据不同的倾斜度可以展示出山峰、山脊、陡崖、陡坡、缓坡等部位，并且制作简单，节约时间）

（2）用两竹签从山峰的顶部穿孔至底部。

（3）将山体模型放于桌面上，用尺量出山体的“海拔”，选取合适的等高距，按照等高距在山体模型上，用水彩笔描绘出等高线，再沿等高线用小刀对山体进行水平切割。

（4）将切割好的模型，从最底层开始，分层放到白纸上，用铅笔沿橡皮泥轮廓绘制出等高线，标注相应的高度，绘制完成后，将其取走，对上一层进行绘制。每次绘等高线时，孔要对齐，以此类推，直到所有等高线绘制完成。

实验完成后，学生根据自己实验所得再来学习教材的图片，彩色图、等高线图、山体部位分解图都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能很快地理解各山体部位等高线的特征，对于实验中没有出现的山谷也能推导出其特征。

利用实验课来进行图像教学，是美国教育家杜威“做中学”理论的实际运用。实验课的类型多种多样，有制作类、演示类、观测类、考察类等，不同的实验类型适合不同的图像教学，如：制作类――地球仪、地图等，演示类――地球自转、公转等，观测类――气温和降水等，考察类――水资源、土地资源等。但并不是所有的图像教学都可以利用实验教学，所以教师在教学中首先要考虑哪些图像教学需要实验来辅助学习，并且该用何种实验类型才能更好地帮助学生探究各种地理现象，否则会得不偿失。

图像教学是地理教学重中之重，对于探究课堂中的图像教学，还有待于大家去寻求更好的解决办法。

参考文献：

山行教案例10

“学寨助学”教学法的教学理念是“助生自助”。它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学生自己能解决的教师绝对不能包办代替。使用“学案助学”教学法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教师不仅要写教案，还要根据学生的实际编写“学案”。教师只有在充分研究课程标准、研究教材、研究学生的基础上。才能编写出高质量的、适合学生实际情况的学案。要求教师要时刻关注学生的学以洞察学情。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和科研能力。

1　学案助学教学法

学案助学是课前学生根据教师设计的学案。认真阅读教材进行自学，了解教材内容，然后，根据学案要求完成相关的自助内容；上课时，师生共同使用学案，学生可先根据自学部分的内容提出自己的疑惑或见解，师生共同研究解决。但仍然以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建构为主。教师视情况进行相应的补助。课后，学生用学案进行练习，进行续助。这种教学模式打破了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为学习服务、为学习者服务。这种教学模式一方面满足了学生思维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能满足学生自我意识发展需要，对学生的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的体现有十分积极的作用。而教师则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自学习惯，教会他们怎样学习、怎样思考，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一种使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发现，学会创造的新型高效的教学方法及教学模式。学案助学教学法一些理念最主要的来源是“学案导学”教学法。学案导学法是以学生学会学习为宗旨，以学案为依托。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以创新性、发展性为目标。实现学生自学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和整体素质共同提高的一种教育方法。

“学案助学”与“学案导学”一字之差，它们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教师在两种教学法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假如把学生的学习比做爬山的话，那么在“学案导学”教学法中老师是披荆斩棘走在最前面的，学生只需要在后面跟随老师。具体走哪条路无需学生动脑筋去选择，老师已经为大家选好了最直接的爬山路径，在爬山的过程中也不会碰到太大的障碍。而“学案助学”教学法中，教师给了学生一根拐杖，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才智和体力爬山，在学生爬山过程中遇有困难时。首先同伴互助解决，在学生确实无力爬升或身处疑路之时。教师再提供必要的帮助。事实上。学生的“爬山”能力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越是多放手、多引导学生自己爬山，学生爬山的能力越强，学生的“自助度”也越大。反之，教师如果总没有信心，没有策略引导学生自己提高爬山的能力，学生只会越来越懒，越学越被动。这是实实在在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做法。学生有了更多的时间思考、交流、练习。本文认为这是课堂教学的本义，课堂是学生的“学堂”，而不是教师的“讲堂”。

2　教学实施

(1)依案导学，据案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