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基础论文例1

1953年朝鲜停战之后，中国第一次有可能在较稳定的环境中全力从事经济建设，当时工业部门的研究力量几乎等于零，中国科学院的许多研究所为工业部门解决过大量实际问题，以物理研究所（50年代初曾经称为应用物理研究所）为例，它承担过的任务包括：为黑龙江阿城仪表厂解决铝镍钴永磁合金浇铸余料的再利用问题，为鞍山钢铁公司解决延长耐火材料寿命问题，为建筑部门研究加速水泥凝固的方法，为飞机制造工业研究铝合金相图，为电机业研制单取向和双取向硅钢片等等，这些工作多数都没有总结成学术论文，留下来的完整记录很少。前辈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为冶金提出的连续轧钢中的钢锭冷却速度，专门解决了一个热传导问题。这篇文章30多年以后才发表在庆祝周培源先生80寿辰的文集中，可算是一个特例。总之，当时科学工作者们投身思想改造和经济建设，并没有十分强调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意义。1956年制定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也没有把基础研究置于特别地位。这是符合当时的国情、国力的。

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说：“在过去几年中间，我国的各种工作都在开始，我们在目前需要和技术工作方面多投一些力量，而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方面注意得比较少，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但是理论力量的生长，总是要比技术力量的生长慢一些，而理论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间接的，不容易一下就看出来。正因为这样，有许多同志现在还有一种近视的倾向，他们不肯在科学研究方面拿出必要的力量，并且经常要求科学家给他们解决比较简单的技术应用和生产操作方面的问题。当然，理论决不可脱离实际，但是目前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曾是何等清醒啊！然而，此后46年间，近视的倾向、简单的要求，何曾稍减。从积极的方面回顾，三年（1957～1960年）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在外国人和后人看来，近乎荒唐，却也反映着我们对于工业化、现代化的强烈愿望。毕竟中国科学院的规模是在那些年代奠定的，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机的发展是从那时开始的。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历了支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我国自然科学，确实到了应当作加大纵深的战备调整的时刻。然而，十年“”（1966～1976年）不仅耽误了时机，还对本来就很薄弱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进行了全面冲击。看一看这后面的“社会舆论”，是颇富教益的。我国理论物理研究在“”期间的经历，正好用以典型地说明传统的理论实践观的作用。理论物理研究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四个领域，粒子和场、原子核理论、凝聚态和统计物理、天体和引力。粒子物理研究由于主席1964年同坂田昌一谈话中所表现的重视以及与“一分为二”哲学命题的关系，得以保存队伍，并以70年代初杨振宁、李政道相继访华和1973年高能物理代表团访美为契机，有所复苏。核物理因为有国际背景和“核参数”任务的要求，基本维持原状，还得以在“工农兵大学生”中要求一定的培养数目。凝聚态和统计物理是四个领域中最接近实际的，却从哈尔滨到广州，全部解散改行。正是因为接近实际，自认为有发言权的批评家也多。中国科学院军代表向越南科委主任介绍物理所情况时说，“从前有一个理论研究室，理论脱离实际的典型，解散了！”与此成为鲜明对照，最为“好高骛远”、“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体和引力理论，在此期间有所壮大。那原因却也是理论联系实际。我国一些优秀的数学家转入这一领域，对“军宣队”这是联系物理实际，他们仍然可以作一点现代微分几何，同时训练了一些年轻人。工厂技术员到车间当工人，实验物理工作者下厂做技术员，理论物理人员去做实验，数学家来搞理论物理。这发生在“弯曲时空”中的“平移”，使许多人联系了“实际”。

我国目前经济繁荣的背后，存在着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其中一部分就涉及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完成人类基因组1%和水稻全基因组的测序，确是值得称道的成绩；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所用的自动测序机器全系舶来，还不必提及所用原理。研制出每秒万亿次以上浮点运算的大型并行处理系统，当然是重大科研成果；然而，也不要忘记关键芯片仍靠进口。技术引进，可以加速起步；然而，邯郸学步、履人后尘，总难以真正技超群雄，“领导世界新潮流”。只有浓厚、广泛而持续的基础研究才能孕育出异军突起的技术革命，建立起自己的支柱产业。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更不能靠别人的基础研究来实现自己的技术创新。

“基础研究要有国家目标”是堂皇而正确的提法，问题在于由谁来规定这个“国家目标”。一位年轻的管理干部曾对我说，你现在从事理论生命科学研究就是符合“国家目标”的。他不知道，我早在1985年在非线性科学和复杂性问题中干得正欢时，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关于生物学发展战略的常委扩大会，此后就开始思考和准备向更为非线性、更为复杂的生命系统作战备进军。从1991年以来，我所在的研究组就不断学习生物学基本知识，全力以赴做生物问题，现在其实还没有入门。怎么能做到一旦“国家目标”下达，三年之内就出成果呢？

“管理出效益”是搬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领域的另一种错误概念。生产企业、工程项目、技术攻关，理应加强管理。而不恰当的“管理”，正在妨碍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根本进步。应当撤销一批管理和评估机构，解放生产力。特别要让大批年轻有为的学者“沉”下去做事，而不是“浮”起来当“官”，去妨碍别人安心钻研。

科学管理部门忙于改组机构、评议课题，却很少对科学研究的支撑体系下功夫。仅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为例，它的读者范围远远超出基础研究。1980年订阅原版期刊5377种，买原版书7245种。到1991年，原版期刊数量砍到1277种，购入原版书降到642种，几年间期刊平均订阅价上涨8.6倍，平均书价上涨14.4倍，而该馆图书经费只增加了82%。多少高等学校图书馆停书保刊，还越保越少。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影印书刊全面停止，究竟增加了多少图书拨款以兹补偿？有些领导强调国际互联网上有大量在线期刊资料，却不提大多数有用信息乃有偿服务。全球同行中，很少有人像不少中国教授那样，不敢放手让学生上网，就是因为计算机网络收费不在高处统一解决，而是往下层层加码。学界多次呼吁，陋规至今未改。目前广泛存在于学术界中的浮躁情绪、泡沫科学乃至学术风气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急功近利的政策所引发的。一些管理科学技术事业的负责人士，总希望在自己的任期之内见到成绩；掌管经济预算的部门要听见金元宝落水的“响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要有队伍、有物质条件，还要有时间积累，才能“于无声处听惊雷”。共和国成立50多年了，从生孩子、抓教育做起，足以培育出两三代基础研究人才。提法不断更新，实质上总不敢在基础研究领域旗帜鲜明地放开步伐的科学政策，已经使我们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还应当指出，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许多方面，还未能摆脱一种半殖民地的心理状态。某些已经作了大教授的人士，开口闭口“我的老板”如何如何；还没有跳出原来所学课题，却学会了美国“老板”作风，经费多了花钱雇人为自己出文章。有些研究情况对内保密、对外开放，国内同行只能偶尔从国外访问者中了解一二。许多课题论证实际上也是引用外国已有的论据和“权威”言论。

自然科学基础论文例2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structure）指的是“Y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

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

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

自然科学基础论文例3

1　特殊教育的语词理解

一般认为，特殊教育包含两个概念：一是特殊教育科学，二是特殊教育活动。前者是研究特殊教育现象及其规律、原则和方法，以指导特殊教育活动；后者是社会与学校的工作。美英等国多用“special educa－fion”(即特殊教育)表示这门学科和活动，我国台湾地区对特殊教育的理解：一是专业或教育工作；二是学问。

将“特殊教育”作为学科与活动两种理解思路的现象存在于相关著作中，如刘全礼教授在《特殊教育导论》中将特殊教育作为活动，如将特殊教育定义为“对特殊儿童开展的、有目的的、旨在满足他们的一切教育需要的活动，这些活动既可能是增进特殊儿童的知识技能、影响特殊儿童的思想品德、增强特殊儿童的体质的活动，也可能是改变或矫正他们的缺陷或行为的活动”；同时，又作为学科来认识，如“特殊教育是一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综合学科，它要依赖医学、工程学和心理学等自然学科的研究成果，同时，它还依赖社会学、普通教育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但它不是这些学科的大杂烩，而是有机地按照自己的系统和规律来组织相应的内容，从而形成自己的体系。它本身就是科学”。

将“特殊教育”、“特殊教育学”分别作为活动、学科来理解的情况在朴永馨先生主编的《特殊教育辞典》中有所体现，可以说，这为我们的言辩提供了术语的规范。该词典将“特殊教育”解释为是“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使用一般的或经过特别设计的课程、教材、教法和教学组织形式及教学设备，对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进行的旨在达到一般和特殊培养目标的教育”；“特殊教育学”是“教育学的一个分支。研究特殊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为此，特殊教育理论基础之探讨可从三种不同的路向来进行，一是从学科的角度来谈理论基础，亦即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钱志亮从学科的视角提出特殊教育学科的理论基础包括哲学基础、心理学基础、社会学基础、康复学基础、教育学基础五大理论基础。二是从作为特殊教育活动的角度来谈理论基础。卢子洲从特殊教育活动的角度认为，特殊教育培养目标的理论基础包括人道主义基础、科学基础、经济学基础。三是将从学科与活动的双重视角来谈理论基础。朴永馨从学科与活动的角度探讨了特殊教育的理论基础。他指出，特殊教育作为教育学科的一个分支和作为教育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也有其两个方面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的理论和唯物辩证法、补偿理论。

2　从活动的视角来审视特殊教育的理论基础

从特殊教育活动来谈理论基础有两个角度，一个是谈特殊教育活动开展所关涉的具体理论是什么(图1)，这些理论既有可能单独支撑着特殊教育活动，也可能两两联合或多者融合共同作用于特殊教育活动，例如：特殊教育活动从过去单纯的医学模式或教学训练模式走向医教结合的模式就可说明这一问题。二是谈特殊教育活动开展所关涉的学科是什么(图2)，严格意义上说，这里实际上谈的是特殊教育活动的学科基础，即特殊教育活动关涉到哪些学科，当然学科内部可能有些理论在支持着特殊教育活动。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特殊教育的理论基础在谈具体的理论或观点，有的特殊教育活动的理论基础在谈具体的学科，后者跨越了具体理论、观点直接来谈学科，甚或将学科先列出，再在学科中来谈具体的理论及其基本观点。

注：其中t是“理论”的英文(theory)缩写，t1代表的是第一个理论基础，tn代表的是第n个理论基础，下同。

注：d是“学科”的英文(discipline)缩写，d1代表的是第一个学科理论基础，dn代表的是第n个学科理论基础，下同；t11。代表的是第一个学科的第一个理论基础，t1。代表的是第一个学科的第n个理论基础，如此类推，下同。

从活动的视角来审视特殊教育的理论基础可从特殊教育活动组织的程度以及发展的特性来看，组织程度低且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特殊教育活动可主要从特殊教育对象发展的影响因素来谈其理论基础，组织程度高且处于高级发展阶段的特殊教育活动则可从特殊教育模式的视角来阐述其理论基础。

2.1　从特殊教育对象发展的影响因素来看特殊教育的理论基础

转贴于 http://

从特殊教育对象发展影响因素的角度来看特殊教育活动的理论基础，可直接利用图1中所示的方式来谈具体的理论支持系统或理论依据，也可根据图2呈现的方式来先谈所涉及的相关学科，再阐述特殊教育活动的具体支持理论，因为只有把握了影响特殊儿童身心发展影响因素的特点，才有可能在特殊教育过程中通过科学调控http://外在的影响因素以作用于特殊儿童个体的发展。按照特殊儿童影响因素的一般理解，一般认为，影响因素主要有遗传、环境、教育和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其中遗传关涉到生物学、医学；环境关涉到生态学、社会学等；教育关涉到教育学、心理学等，个体主观能动性关涉到心理学、哲学等。雷江华组织编写的《学前特殊儿童教育》以及与方俊明先生合编的《特殊教育学》主要从影响特殊儿童身心发展的四大因素(可将图2中下方的d1到dn之n理解为4)分别阐述了生物学、发展生态学、心理学、教育学的学科基础，以及各自学科内部对应的理论与所衍生出的具体教育教学训练模式等。其中，关于特殊教育活动的理论基础推演之逻辑是：从特殊教育活动出发来寻找其中比较具有特色的特殊教育教学(训练)模式，进而找到模式所支持的不同理论或观点，最后发掘这些理论所关涉的不同学科，但上述2本编写的教材在介绍时则从不同学科理论体系出发阐述学科的理论观点，进而阐述具体的模式。

特殊教育活动的理论基础为特殊教育实践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正如常说的“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一样，理论只有与实践紧密结合，才能导致理论的丰富与实践的拓展。从特殊教育活动来看，其理论基础往往先关涉的是具体的理论或某一理论的某个方面，或多个理论，而这一个理论或多个理论又涉及到相关的学科，因此，有的特殊教育活动的理论基础介绍直接将该学科作为理论基础，出现了明显中间理论断层与模式缺失的现象，甚至出现理论基础的泛化与扩大化的倾向。

2.2　从特殊教育模式出发来寻找特殊教育活动的理论基础

特殊教育活动如果不能通过模式来进行阐述，说明该活动仅仅停留在简单的实践操作水平，而不是自成系统的特殊教育活动，如果用简单实践操作状态之特殊教育活动来寻找其理论的依据，就可能出现所有的学科中的相关理论都有可能成为特殊教育的理论基础，极易使特殊教育失去自身的独特性，进而追求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共性，最终导致特殊教育活动的存否显得元足轻重。因此，特殊教育活动需要上升到特殊教育模式的层面来寻找其理论基础(该理论基础可称为特殊教育模式的理论基础，见图3)并将特殊教育模式作为特殊教育活动成熟度的标志以及特殊教育独特性的体现。当然，每一种特殊教育模式不一定就只有一种理论的支持，同样可能有多种理论的支持，根据图3推而广之则同样可从特殊教育活动的学科基础中来考察模式在中间的过渡环节。

注：m是“模式”的英文(model)缩写，m1代表的是第一个模式，mn代表的是第n个模式。

3　从学科的视角来审视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

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需要根据学科的划分从不同的层面探讨。一般认为，哲学是所有学科的学科，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概括，因此，所有的学科都可以将最高层次的哲学作为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第二转贴于 http://

层次的学科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特殊教育学同样也关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第三层次的学科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分别分化出现的具体学科，如自然科学中的医学、生理学、工程技术学等，社会科学中的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特殊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的子学科，谈其学科基础似乎只要从其母学科作为社会科学的出发点来探讨其理论基础，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现分别从学科归属与独立特性两个角度来阐述其理论基础。

3.1 从学科归属来http://看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

特殊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已成共识，但过去特殊教育作为一门专业在高等师范院校的附属地位也给特殊教育学的发展带来了很多问题。例如，有的高校将特殊教育专业设置在教育系(现在的教育学院)中，有的高校将特殊教育专业设置在心理系(现在的心理学院)，这样特殊教育专业课程的设置就分别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构建出自身独特的课程体系。因此，在探讨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时，有人从特殊教育学所从属的教育学来看其理论基础，甚至将教育学的理论基础移植过来作为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这样恰恰导致了很多人认为，既然特殊教育学与教育学有同样的理论基础，特殊教育专业也就与教育学原理专业可以合并了，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来探讨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极有可能重视特殊教育学与教育学的共性而忽略了特殊教育学的特殊性，进而在实践领域将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抑或其它教育)混淆起来。就目前我国特殊教育专业的设置情况来看，大体设置在教育学或心理学的下面作为子学科存在，因此，将教育学、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图4)搬过来作为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最后导致了很多人认为特殊教育学没有自己的理论基础，作为一门学科难以扎根生存。这从目前教育学子学科在院系中的设置及其地位中可窥见一斑。在二级学科纷纷成为独立的系或学院的情况下，特殊教育仍然大多作为附属学科附属在其它学科门下，或与其它二级学科联合成立独立的系，其实仍然没有摆脱依附的状况，有的院校特殊教育专业无奈只好存留于特殊教育研究所。

注：图中的s是“自然科学”的英文(science)缩写，s1代表的是自然科学中的第一个学科，sn代表的是自然科学中的第n个学科，下同；ss是“社会科学”的英文(social science)缩写，ss1代表的是社会科学中的第一个学科，ssn代表的是社会科学中的第n个学科，下同。

3.2　从独立属性来看特殊教育的理论基础

从独立属性来看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需要借鉴教育学(或心理学)比较成熟的子学科的经验，发现属于特殊教育学自身的理论基础(见图5)，摆脱特殊教育学作为依附地位的状态，既明确自身的学科归属，又能构建属于自身具有特色的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特殊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要探讨其理论基础，必须从过去的附属状态走向独立的状态，吸引更多的专家学者来从事特殊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学科充分有效的发展。

独立属性的特殊教育学理论基础与从属属性的特殊教育学理论基础两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从属属性的特殊教育学理论基础极有可能将母学科的所有理论基础移植过来作为自身的理论基础，包括学科中的理论，这样会使用特殊教育学不“特”而“普”；独立属性的特殊教育学理论基础则从特殊教育学的具体实际出发来发现与特殊教育学紧密联系的学科基础，两者的学科基础既可能有共同的学科，甚至是同一学科中的同一理论，也有不同的学科(如医学、康复学等)，也会有同一学科中的不同理论。

4　特殊教育活动理论基础与学科理论基础之间关系的综合分析

根据上述的分析，其实特殊教育的理论基础中根据语词所推演出的特殊教育活动的理论基础与特殊教育学科的理论基础两者之间并非存在截然对立的关系，而是彼此可以组织成自恰(self-consistent，即内在一致性)的体系图(即特殊教育活动理论基础所包含的理论可在特殊教育学科理论基础中找到所对应的学科，进而将特殊教育活动的理论基础与特殊教育学科的理论基础联系起来形成自洽的体系图，如图6、图7)。图6说明了特殊教育活动作为一种从属的活动进而推演到学科作为从属学科的逻辑思维过程。图7说明了特殊教育活动作为独立属性的活动进而推演到学科作为独立学科的逻辑推演过程。图6和图7如果考虑到特殊教育模式在中间的中介作用，可从根据图3的思路在理论与活动之间加上模式，以进一步理顺彼此之间的简单逻辑关系。当然，特殊教育活动发展所形成的一种特殊教育模式可能来源多个理论的支持，这些理论既可来自于一个学科，也可来自于多个学科，因此，可由图6、图7推演出众多的分图，以说明特殊教育的理论基础，包括特殊教育活动与特殊教育学科理论基础之间的关系，且两者之间不是单向的被动作用关系，而是彼此之间双向的相互作用关系。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一个理论来源于多个学科，这样就将多个学科作为其理论基础。例如，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既是心理学中的理论，是社会学中的理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既是心理学中的理论，也是管理学中的理论等。当然，同一个学科同样也有多个理论(图2)，例如，心理学中有联结理论、认知理转贴于 http://

自然科学基础论文例4

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是档案学理论的两个方面，两种形态的理论相互联系，融为一体，共同筑就了档案学的理论体系。相应的，档案学理论研究也就可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两大部分。不可否认，自档案学诞生以来，众多的档案学者以及档案实践工作者，辛勤耕耘，努力探索，建构了一个较为独立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并仍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档案学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由于科研环境的改善，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力量投身档案学研究，档案学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都有了一定的进展，研究成果斐然。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96年年至今。仅被收录到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有关档案的论文就69276篇，在此期间．出版的档案学著作达四十多本，十年间，仅国家社科基金档案类项目就达二十九项。①“据不完全统计，近5年来，我国出版档案专著30余部，出版档案系列教材2套和单科教材多种，《档案学通讯》和《档案学研究》796篇。"②这些数据自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近年来档案学界的研究热情与投入情况，也是很多学者证明档案学理论研究繁荣与发展的依据。然而，成果的数量并不是衡量研究水平的唯一标准，质量才是关键性的因素。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数量的巨大，也许反而能向我们透露出另一种信息：档案学理论研究中存在浮躁风气，理论研究成果质量不高。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看到成绩与进步的同时，揭开成果数量众多的面纱．理性冷静地分析档案学理论研究与档案学学科发展的现状。

其实，档案学界并不乏理性的分析者与评价者，当前，学界就有一些学者如胡鸿杰教授、管先海先生、宗培岭教授等都对我国档案学理论与理论研究的情况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中的种种问题。笔者也认为，当前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情况并不容乐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前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问题多多，呈现出的是一种与现实不符的繁荣局面。归纳起来，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深"度不够。学科是理论的体系，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基于实践而产生的，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最终要指导实践，这是一个根本的法则。理论都是抽象的，都是基于现象而对事物规律与本质的总结，但有层次之分。因此，学科的理论体系一般都会有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之分，两者的层次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基础理论研究是对学科的基本问题进行高度的分析、概括，是普遍性、规律性的总结和归纳，而不是对实践和现象的简单描述或复制。基础理论以高度的抽象性、超前性与概括性为特点，对实践与学科的其它分支学科的发展起着根本性的、深层次的和普遍性的指导作用。因此，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根本的取向就在于努力超越实践与现象，以最高层次的理论概括，揭示学科的研究对象的本质与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讲，学科基础理论的深度体现着学科的成熟度，任何学科要想真正跻身于科学之林，获得社会的承认，就必须要有坚实而深刻的基础理论体系。我国的档案学发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场“行政效率改革”运动，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经验科学的色彩。因而，建构一个完善成熟的基础理论体系，追求理论的深刻一直是档案学学科建设的重点问题，虽然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但当前档案学基础理论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深刻性也远远没有达到成熟科学的标准。和其他学科相比，档案学还有大量的基础工作要做：包括基本的学科范式建设、学科独具的理论归纳和充满理性自觉的学科发展史认知等等。③虽然，当前档案学界对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存在着弱化的趋势，重视程度日渐下降，但也还是有一部分学者在关注这一问题，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以《档案学研究》为例，*～*年共载有学术论文204篇，其中档案理论与历史方面的论文达63篇，占论文总数30.9%。④然而，值得遗憾的是，在这些数量众多的成果中，真正以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务实探索档案学基本理论的视觉宽广、思想深刻、实事求是的档案学论著和研究成果的数量不容乐观，而那些脱离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和档案工作实际、盲目引用其他学科和国外档案学理论的论著和所谓“研究成果”俯拾即是。⑤又如胡鸿杰教授所言，“从表面上看，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档案学界的新观点、新方法不断涌现，但是，如果认真将这些‘学术成果’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只有很短的‘保鲜期’。”⑥基础理论研究的浅薄，主要表现在简单移植和引入其它学科的时髦概念与理论．或是针对某一问题的无意义的浅层次的争论，或是对现有理论与观点的反复炒作以及对国外理论的盲目套用。这些现象大量出现在当前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以致于有学者曾慨叹，当前档案学界真正做基础理论研究的人太少，有深度有影响力的成果太少，有个性有创见的观点太少。基础理论研究不“深”的倾向，只会更加淡化档案学的学术色彩，无法增强其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严密性与阐释力，从而进一步削弱档案学的学术地位与尊严。

第二，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不够务“实”。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彼此分工，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学科的健康成长，需要两者的协调统一发展。如果只重视应用研究，而忽视基础研究，那么该学科将永远留在“经验科学’’的层次上，其学科地位也很难得以社会的承认。反之，如果只重视基础理论研究，而忽视应用理论研究，那么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就不会在实际工作中获得普遍的应用．其理论以学科体系也将始终处于畸形状态。

档案学应用理论具有鲜明的实践品质，主要是为档案馆和档案事业建设提供具体的理论支持与指导。因此，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的根本取向在于在基础理论的指导下，尊重档案工作实践的客观发展情况及其实际需要．着力于解决档案工作实践中所出现的较具体的各种理论和认识问题。档案学是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不但需要一部分人深入地开展基础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化和夯实学科的理论基础，也需要一部分人能够切实地关注应用理论的研究．力求使学科的理论能够真正转化为可行的实践方案与方法，最大限度地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可以这样说，注重对实践问题的关注和应用理论研究一直是档案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传统，在当前的档案学界更加盛行。不但有一部分档案实践工作者一直在思考与总结自身实践工作中的各种问题．还有一大批高校的研究者投人其中。特别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在档案管理领域的应用与推广，一系列新的实践问题如电子文件管理、数字档案馆、档案网站建设、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等大量涌现，从而引起了很多的学者的关注，学术界出现了大量的相关文章。然而，纵观发表在各种期刊杂志上的有关档案应用理论研究的成果，笔者发现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有些文章仅仅对个别地方或某一具体问题的简单经验总结，或是停留于表面现象的简单描述，根本不具备普遍的借鉴与指导意义，也谈不上理论总结；二是有一部分文章并不是针对于解决某一实际问题而作，严重脱离实践，大而空，所提出的观点或是过于超前，或是不具备现实的可行性，都不能对实践问题的解决有实质性的启发与指导。就以电子文件的管理为例，近十年来，相关的文章可谓不少，但真正对电子文件管理实践起到实质性作用的成果却不多见。再以数字档案馆为例，早几年，随着图书馆界数字图书馆研究之后，档案理论界也掀起了数字档案馆讨论的热潮，然而，当近年数字档案馆建设真正进人实质性的建设阶段之后，档案理论界却鲜有探讨，一时万马齐喑。再如．有关文件中心的建立与否的争论不知为多少人写文章提供了素材，而实践中却根本不存在这一问题的困惑。总之，当前档案学界对应用理论的研究不务实的风气比较盛行，所谓的研究成果也就成为了飘浮于实践表面的几滴浮油，根本无益于档案工作的实践。以至于很多档案实践工作者对我们的成果都报以嗤之以鼻的态度，根本不予关注，而所谓的研究，也就成为了一种浪费资源和制造“学术泡沫”的庸俗活动，极大地损害了档案学学科与档案学研究者的社会形象。

二、改进当前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思路

实事上，正是由于以上两个问题的存在，从而造成了当前档案学的“里外不是人”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窘境。档案学既不能凭借自身完整成熟的理论体系与结构而树立自身的学术尊严．独立存在于学科体系之林，从而获得整个学界的承认．又不能够为档案实践工作者提供先进有效的理论指导，真正解决档案管理实践中的种种问题，而被档案实践工作者所尊重。因此，对于当前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存在的这两个问题，笔者表示深深的忧虑。如果不能正确地面对这些问题，不能改变基础理论研究不“深”与应用理论研究不“实”的研究趋势与倾向，档案学理论研究就不可能达到一定的高度而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与成绩，也就不能够改变档案学学科所面临的尬尴局面，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也将进一步走向弱化与边缘化。所以，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必须牢牢把握这样两点：一是基础理论研究要向“深”处走，努力向“上”看，二是应用理论研究要向“实”处走，真正向“下”看。

(一)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要往“深”处走。

造成当前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不“深”的原因很多，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影响，既与学科自身性质有关，也和档案学理论研究主体的状况分不开。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要往“深”处走，笔者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首先。创造良好的基础理论研究环境。长期以来，对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档案学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研究环境比较恶劣。一方面是由于有一部分人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缺乏了解和认识甚至抱有某种偏见，从而导致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无辜地背上了“玄”、“虚”、“空”的恶名，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者也得不到学界的尊重与承认，所做的工作也被认为是一种“务虚”和“无用”的浪费行为。另一方面，开展基础理论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具备长期的理论积淀与丰厚的学术涵养，同时也需要研究者能够坚守僻静的领地，真正作深入持久的潜心研究。因此，做基础理论的研究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要想真正做出成果，非常不易。由于受高校简单以数量多少评价人才、评价业绩的做法的引导。学界浮躁风气盛行，大量学者为了谋取个人利益，一味追求多出成果，快出成果。这就使得很多学者对基础理论研究望而却步，也有一部分人投机取巧，为了多出成果，不断地转换研究视点，而不专注于某一问题作深入的研究，甚至还有一部分人追求易出成果的时髦领域，从而退出基础理论研究的队伍。基于以上原因，当前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缺乏一个健康的环境，从而失去了应有的凝聚力，造成了基础理论研究人员匮乏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因此，当前基础理论环境亟待改善，基础理论研究需要吸引和聚集一批固定的研究者，对其作深入专一的探索。

其次，倡导批评与反思精神。学术研究的进步需要争鸣，需要在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基础上开展学术批评。学术批评实际上是学者应当具有的自觉的批判意识和自省意识在学术活动中的体现。“揭露已经作出的观察中的错误与瑕疵，更精确地观察同样或类似的事实．研究不同种类的材料以便进行比较，更充分地诠释事实，批判或改进归纳推理的办法”，⑦不但是学者做出学术贡献的一种途径与使命，也是学术进步的推进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已明确指出：应大力提倡学术批评，积极推进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自由讨论、相互交流与学术争鸣。基础理论是对学科基本问题的总结，是对学科研究对象最高层次的理论概括，需要不同的研究主体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地探究与思考，才能够逐渐走向深刻，真正揭示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当前我国档案学理论框架还不完善，很多概念与理论都值得重新审视，倡导批评与反思精神，张扬学术个性，对于当前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来说，更为迫切。正如覃兆刿先生所言，“这一阶段的档案学呼唤深入的个性研究，需要更多的针对‘档案’这一事物的不同诠注，哪怕表现出众说纷纭，彼此批评，但我认为这种纷呈和这种也许不够平正的作品恰是贡献的本身。因为，只有丰富多彩的个性探索，才能促使档案学共同范式的形成．才能推进学科的成熟。同时，也只有内在学术个性的彰显，才能保持档案学总体上比肩于相关学科的独立个性。”⑨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档案学界学术争鸣的风气不够浓重，档案学者普遍缺乏批评与反思精神，习惯于固守思维定势与原有理论，从而使得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鲜有开拓性、超越性的成果出现。因此，要使当前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获得实质性的突破．就必须大力倡导批评与反思精神，培养学派，鼓励学术争鸣：

最后，培养集成者与原创者。倡导批评与反思精神，鼓励学术争鸣，是为了能够通过多视角，多层面的探讨．深化我们对某一问题的认识，使我们的理论更接近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而当我们对某一问题作了充分的不同角度的探讨之后，则需要有人能够从更高的层次归纳与集成现有的观点与认识，建构新的理论体系框架。只有通过这一环节，才能够真正达到深化与提升基础理论的目的。遗憾的是，当前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探讨中虽然也产生了一些新观点、新理论，但由于缺少较有功力的集成者，使得很多问题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结论。就以档案定义为例，对档案定义的探讨不乏其人，但却没有达到“越辩越明”的效果，现有的档案定义少说也有数十种，以致于我们对这一学科的基本问题无法有明确统一的认识。在当前我国档案学的基础理论体系中，类似的“元问题”混乱的例子还有很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档案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此外，近几年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对某一现有概念与理论反复炒作的现象比较严重，往往是某些学者从外国引入一些概念或理论，国内便掀起讨论的热潮，却少有立足实践与国情，立足我国档案学发展历史而有所创见的原创者。因此，在提倡学术批评与反思的基础上，还须培养一批集成者与原创者，这是确保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向“深”处走的关键所在。

(二)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要往“实”处走。

档案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应该重视应用理论研究，关注实践的问题。但是，单纯的关注还不够，还要向“实"处走，要使应用理论能够真正地发挥启发与指导实践的作用和功能．不能只停留于单纯的“应该这样那样”的指手划脚的价值研究。目前，要改善当前我国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使之向“实”处走，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自然科学基础论文例5

一、旅游学术研究轨迹

一种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的出现，通常会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之加以研究，通过研究发现问题，探讨规律，提出假说，形成理论以至创建学科。旅游现象也不例外。旅游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自19世纪中期在欧洲出现以来，也引起了各科学者的广泛兴趣，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范围、不同深度和广度研究旅游问题。既然科学研究是创建学科的开始，因此，我们似应首先追踪国内外旅游学术研究的轨迹，了解学者们的工作和成果。

1．国外旅游学术研究毫无疑问，国外旅游学术研究早于中国，因为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旅游，本身就是舶来品。国外整个旅游研究进程大体上分为三个时期，即认知时期、确立时期和发展时期。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国内学者始终十分关注国外旅游研究动向，试图从国外研究中吸取有用的成分。例如，南开大学申葆嘉教授1996年在《旅游学刊》发表系列综述《国外旅游研究进展》。申葆嘉教授认为，国外旅游研究的重要问题包括旅游经济学研究、旅游社会学研究、旅游人类学研究、旅游的环境和生态学研究、发展中国家旅游研究以及旅游研究方法和方法论［1］。华东师范大学学者张立升以AnnalsofTourismResearch1995～2004年10年内的382篇文献作为样本，从研究热点、研究新视角和研究的薄弱环节三个方面综述了国外旅游研究动向［2］。文献资料表明，国外旅游学术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学者们从自身研究兴趣，从不同学科背景、不同角度进行旅游研究，并非出于一个统一的组织，为了特定的目的而进行，因此，其研究成果是一个自发形成过程。尽管从表面上看显得较为松散，但是如果用心去观察，依然能够对研究范围、研究热点、学术研究活动的规律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

2．国内旅游学术研究国内旅游学术研究如果用如火如荼来形容，丝毫没有夸张之嫌。应当说，国内的旅游学术研究几乎和旅游事业同时起步。经过30年的努力耕耘，用成果卓著来形容也不过分。2010年，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旅游研究论文集》，包括“30年研究评论”和“旅游科学年会论文”两个部分，共收录了154篇论文，计106万字，第一部分分为旅游综合研究、旅游产业经济、区域旅游发展与规划、其他旅游研究等四个栏目，第二部分内容主要涉及旅游教育、旅游产业、旅游经济与管理、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地方旅游实践等五个领域。论文作者所代表的学科包括旅游经济学、旅游地理学、旅游管理学、旅游人类学、旅游社会学、旅游市场学、旅游公共管理学和城市旅游等［3］。从国内旅游研究总的情况看，旅游产业研究、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旅游教育、旅游基础理论和旅游经济管理等方面的论文所占比例较大，反映出国内学者研究领域的集聚程度。相对而言，应用性研究较多而基础理论性研究较少。但是，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这就是基础理论性研究的数量和研究质量都在提高。其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逐渐意识到，不能长期停留在就事论事的研究层次上，应用研究需要基础理论的指导，需要从理论研究中找到根据。此外，中国的旅游研究还有一个与国情相关的特点，这就是由于中国当下实施的是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因此，包括旅游研究内的各项旅游工作都是在政府的规划和管理机制下进行，遂使旅游研究中有相当部分是为政府的旅游发展政策服务的，而且政策导向和相关的激励措施十分明显，例如研究课题经费方面的支持、研究成果评奖以至研究人员的职称晋升等各个方面。毋庸讳言，会有一些功利主义现象存在和发展，会有一些研究工作及其成果事实上未必建立在科学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上而成为政府旅游发展政策的注解。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一些区域性旅游产业发展规划中，不顾实际情况，千方百计地论证旅游可以成为当地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3．旅游学术研究与旅游学科的建立在旅游学术研究中，特别是在国内的旅游学术研究中，都在探讨旅游学科的建立问题。其关键性内容有:旅游究竟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框架结构如何?旅游学科在整个学科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关于这些问题，笔者首先注意到，国内外研究的关注点似乎有较大区别:国外学者更多地是出于自身研究兴趣，更多地关注其所研究问题本身，而国内学者则更多地关注旅游学科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这种现象可能与中国文化中更重视整体而非局部、更重视综合而非分析的倾向有关。已有多名学者在其论文或著作中提出了明确的观点。例如，石培华等在《旅游学科的自省与超越》一文中认为，“旅游学科在不断的反思中自我超越，逐渐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学科支撑的综合性旅游学科群，并逐渐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一个不断成长、潜力无限的新兴学科”。“针对独特的研究领域，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并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研究模式和方法体系”［4］。胡善风等在《关于加强旅游学一级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认为，“设立旅游学一级学科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件大事”，并且将建立旅游学一级学科的客观根据总结为政府对旅游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重视、旅游学科和专业建设取得的成就、旅游学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水平的提高以及学术交流的增强等［5］。曹诗图在《试论旅游学科的构建》一文中认为，“旅游学科这一综合性的社会人文科学应是独立的一级学科，不应该从属于管理学科或经济学科”。“在旅游学科体系构建上可以分为基础层次、应用层次和哲理层次等三个层次”，并且认为，“旅游学科要想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和独立的学科，必须在组织机构、概念体系、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规范等几个方面都达到学科所要求的标准”［6］。杜江、张凌云等在《解构与重构:旅游学学科发展的新思维》一文中认为，“改变现有的将旅游学科设置在工商管理项目下的不合理格局，构建一个面向未来的、前瞻性的、跨学科、多维度、多层面的旅游学研究体系框架已日趋成熟”［7］。上述学者的研究及其结论有几个共同点:第一，对旅游学科的前景充满信心，这种信心行将成为鼓励学者继续从事旅游研究的较强动力;第二，看到了旅游现象运行固有的自身特点，并将其认同为旅游学科从逻辑上得以成立的重要基础;第三，清醒地认识到旅游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完善尚有许多工作待学者们继续努力。笔者以为，从旅游学术研究的开始到旅游学科的建立是一个受其内在规律性制约的、水到渠成的，并且很可能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往日经济学、社会学、史学和法学等学科上百年的建立和发展历程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对一门学科发展的信心能够促进但不能代替其发展过程。我们需要以科学的态度，以理性思维构建旅游学科。这就需要我们科学地确认其建立基础和客观地评价其发展现状，学科的理论框架更多的是遵循科研规律的形成过程，而不是刻意设计策划的过程。在百家争鸣和大浪淘沙的过程中，有一些具有事实根据和科学根据的学说和学派逐渐得到公认从而被确立，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修正和发展。殊途同归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不同国家的学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研究条件下，会得出相同或十分类似的研究结论或研究成果，这是由于他们遵循了共同的旅游运行和旅游研究的客观规律。在学术研究上不能人为地、刻意地追求共识和统一，更不能借助行政手段将旅游理论统一到某一名或某几名学者的学说上，否则必然是树立学霸。方法论也是在研究过程中逐渐总结和提炼出来的，能够从本质上反映出该学科的自身规律。最后，学科建设者的科学素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而这一科学素养的成就过程也只有在学术研究中才能实现。

二、旅游学科建立的三大基础

学术发展规律表明，一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需要具备三大基础，这就是文献基础、理论基础和人才基础。在这一点上，旅游学科和其他许多学科在本质上没有明显区别，这是各学科的共性。但是，某一学科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学科而独立存在，一定有其个性，而且这一个性经常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由此看来，我们需要紧紧围绕旅游学科的个性，讨论其文献基础、理论基础和人才基础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旅游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旅游现象及其运行的形态、结构和规律，因此，旅游现象运行的个性从根本上决定着旅游学科及其存在基础的个性。

1．文献基础作为旅游学科建立基础的文献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学术研究文献。这是最重要的一类，因为建立学科主要依靠学术和理论方面研究。学术研究文献有两个突出特点。首先是文献的积累和积淀从数量和质量上看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成长过程，这个过程是受旅游现象运行和发展进程及规律制约的，因此很难人为地扩张和拔高。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中国的旅游业是从1978年正式开始的。假设政府当年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要求科研机构研究理论问题，一年必须产生3000项研究成果。这种要求即使从形式上有可能做到，所谓研究成果的质量却是可想而知的。除了口号、空谈和脱离实际的“研究结论”之外，不会有任何有意义的东西。其次是文献之间有一个传承、继承和不断深化发展的关系。新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总是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之上，根据事实的发展变化提出，这里所称基础可以涉及数据、思路、假说、研究方法以至研究灵感各方面。新理论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形成的过程，从哲学上看，经常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第二大类是旅游实业界的经营管理运作文献。这类文献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旅游学科并非是一个纯理论学科，它与旅游业务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而且，从事研究和建立学科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有效地促进旅游业务发展。实业界的文献涉及范围会很广，可包括统计数据、经营管理流程设计方案、业务运作情况记录、典型案例描述和分析等。这些业界的文献为旅游学术研究提出要解决的问题，提供素材，启发思路。第三大类是政府的相关法律政策文献。各国政府通常都会对通过法律和政策手段对旅游事业发展实施宏观调控。因此，这类文献对旅游事业本身和与此密切相关的旅游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尤其在中国这样实施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的国家，政策法律文献对旅游研究的重要影响更是不容忽视。

2．理论基础旅游学术研究和旅游学科的建立是以一定的科学理论为基础、科学学说为指导进行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旅游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现象，因此作为旅游研究和旅游学科建立的理论基础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多种学科的理论。至于旅游学科的理论基础具体会涉及多少学科，目前尚难以最后确定，随着旅游研究的不断深入总会有新的发现。但是笔者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认为，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其一是哲学基础。这不仅因为哲学是众多学科之母，不仅因为旅游研究需要哲学思维的总体指导，也由于在旅游研究和旅游学科建立的过程中的确有一系列属于哲学层面的问题，例如，旅游发展中各要素、各变量之间的逻辑和辩证关系、旅游发展规律。其二是社会学基础。鉴于旅游是一种综合性社会现象，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和规律的发现，需要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作为基础和指导。根据笔者的理解，社会学中的社会交换理论、冲突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等对旅游现象的分析和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三是经济学基础。在旅游运行中会出现大量经济现象，而旅游产业问题本身就是经济学问题。因此，相关经济学理论应作为旅游经济问题研究的重要基础。例如，市场供需理论、产业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其四是人类学理论，特别是文化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理论。这主要是由于旅游运行中会出现不同文化类型和作为其核心的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接触、碰撞、冲突和交融。人类学理论正是研究和解决这类问题的主要理论。其五是环境科学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作用就是用以指导旅游发展中必然会出现的环境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最后是美学和艺术方面的理论。人们的旅游需求属于一种高层次的文化需求。随着人们旅游经验的不断积累，旅游质量的不断提高，必然会有一系列审美问题和艺术问题被提到日程，除了引起旅游学者新的兴趣之外，也会引起旅游学者的研究和探讨。笔者之所以将上述几个学科的理论作为旅游学研究和旅游学科建立的理论基础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根据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旅游的研究和认识水平推测，上述问题是旅游运行所涉及的几个关键性、实质性问题;二是从国内外旅游学术研究的现状看，也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对旅游现象展开研究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笔者以为有两种情况值得特别注意。其一，关于哪些学科是作为或应当作为旅游研究的理论基础问题，这里有一个不断深入的认识过程。例如，申葆嘉教授最初在旅游研究中主要以逻辑实证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逐渐进入所谓后现代主义时期，一些社会现象，尤其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单纯用逻辑实证主义很难得到有效的解释。因此，他注意研究和吸收西方社会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成果，例如结构功能主义、新实用主义、现象学、符号互动等方面的理论学说，用于其旅游学术研究，后来发现许多问题从这些成果中找到了理论依据和较为满意的答案［8］。其二，在旅游学科自身的理论建立之前，学者们主要是从其他有关或可能有关的学科出发，利用这些学科的理论研究旅游问题并作为旅游研究的理论基础，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作为旅游学研究和旅游学科建立的各学科理论之间会围绕着旅游现象的规律发生整合，形成能够更为有效地分析、解释和说明问题的新理论。走完从借用到直接应用的过程，类似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等理论在生物研究中的形成过程。

3．人才基础

以理性思维从事旅游研究和建立旅游学科还必须有坚实的人才基础，对人才基础有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旅游学术研究和旅游学科的建立需要有一支稳定的队伍。这不仅指从形式上有足够的人员，更重要的是这些人能够坚持不懈地从事旅游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这些人应当有合理的分工，例如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分工、专职研究人员和兼职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人才质量问题当然更是实质性问题。旅游研究的多学科性、综合性、复杂性，对研究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高尚的学术道德和为学术研究工作热诚奉献的职业精神。其中，学术道德是一个合格的学术研究工作者必须始终坚持的第一要务。第二是科学素养。旅游学术研究工作的性质和特点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必须受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系统训练，具有坚实的社会科学理论基础和与此密切相关的研究方法论基础。能够始终如一地做到从事实本身出发研究问题和思考问题，尽量坚持价值中立，较少受个人主观臆断或个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坚持逻辑思维。第三是文化素养。此包括旅游科学研究工作者的个人文明素养和对旅游研究所涉及的文学、艺术等相关学科的兴趣、知识和能力。最后是悟性潜质。悟性潜质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知识面和理论功底的基础上，并经常与之呈正相关关系。此外，还包括对旅游中异文化事物和因素的好奇心、兴趣和分析理解能力，而这一能力对旅游研究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三、旅游学科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论

旅游学科要成为真正科学意义上的一门学科，不仅要有体现自身特点的理论，而且这些理论之间不应是各自独立，相互无关的学说单体，必须构成从某些共同规律和原则出发，相互之间有着内在逻辑关系的理论框架。目前，国内已有部分学者在尝试研究和提出旅游学科的理论框架。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是笔者以为，旅游学科毕竟尚未正式形成，毕竟是一个发展中的新学科，因此，不宜过早地做出结论。较为妥当的做法是学者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一些观点和假说，经过一个百家争鸣，大浪淘沙的过程，最终使符合科学规律的结论自然形成并被公认和接受。根据笔者的理解，旅游学科的理论框架可以分为基础理论、专业理论和应用理论三个层次。

1．基础理论基础理论是旅游学科的核心性、根本性理论，其研究对象是整个旅游现象运行的结构、形态和基本规律，其适用范围为整个旅游学科。旅游学基础理论为本学科中各个分支性专业理论提供依据、原则和指导思想。首先是旅游学基本原理。需要说明的是，旅游学基本原理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目前在各旅游院校使用的教科书《旅游概论》，后者从总体上看只是对旅游或旅游业的一般性介绍，并未在学科意义上成为系统理论。迄今为止，国内严格的学科意义上的旅游学基础理论有三部著作:其一是谢彦君教授1999年所著《基础旅游学》，其二是申葆嘉教授1999年所著《旅游学原理》，其三是申葆嘉教授2010年的新作《旅游学原理》。两位学者在理论体系、方法论等方面有较为明显的不同，而申葆嘉教授1999年和2010年的两部《旅游学原理》尽管同属于旅游学基础理论范围内的著作，但2010年的新作与1999年的作品相比，有了很大的进展。它是作者十余年来对旅游现象及其运行规律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所称，是旅游现象运行及其规律的系统理论陈述。第二是旅游发展史。旅游发展史之所以列入旅游学基础理论范围，在于它并不是旅游发展过程的简单描述，而是运用经济史、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等方法论对旅游现象产生和发展演变过程进行纵向研究，并且从这一研究过程中探索旅游发展规律，预测旅游发展趋势，从而对各国和全球的旅游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指明方向，提供指导性理论。第三是旅游学说史。旅游学说史的作用在于对学者和学术界关于旅游问题的各种理论学说进行梳理。从这一梳理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学术界是如何对旅游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各种学说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在当时起到了什么作用，特别是如何有效地指导了当时的旅游发展实践;各种学说又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了修正、完善，或者是在什么背景下失去作用而被摈弃。在旅游学说史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旅游学术活动自身的规律，指导学者科学地从事旅游学术研究和旅游学科的建立。

2.专业理论

自然科学基础论文例6

关键词： 军事装备学；研究方法；事理方法

Key words: military equipment science；research method；reason method

中图分类号：E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25-0001-03

0 引言

军事装备科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军事问题本质上属于社会问题和人文问题。军事装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任务，旨在揭示满足军事行动对军事装备需求的装备活动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它研究军事装备学“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注重理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逻辑性，为应用理论研究提供理论支撑[1]。目前对军事装备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在方法论上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事理是介于哲学与具体科学之间的科学，站在当今社会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的基础上来研究把事做好的道理的综合性科学，既能够提供哲学方法论层次上的指导，又能够提供具体的理论和方法支撑[2]。采用事理研究方法研究军事装备学基础理论问题，能够充分吸收和借鉴相关科学的研究成果，跳出“就军事装备而研究军事装备学”的困境，将给军事装备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带来从方法论到理论体系的革命性变革。

1 事理研究方法的意义

自然科学基础论文例7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

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自然科学基础论文例8

陈述彭（1920.2—2008.11）曾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后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及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任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名誉所长，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名誉主任。他还曾担任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副主席兼地球信息科学学部主任，国际地理联合会地理数据地理模型委员会委员，国际空间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委员，IGBP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国际减灾委员会科技顾问，国家遥感中心顾问以及中巴资源卫星应用分系统总设计师等。陈述彭创办了《地球信息科学(学报)》和《遥感信息》等刊物并长期担任主编，著有《地学的探索》六卷、《石坚文存》三卷，联合撰写《遥感地学分析》、《地理信息系统导论》、《地球信息科学》、《遥感信息机理研究》、《地学信息图谱》等专著，主编《遥感大词典》及《地球系统科学》等大型工具书，主持设计编辑和印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图集—自然地图集》、《中国陆地卫星遥感分析图集》等大型图集，发表中、英、俄文论文300多篇。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三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何梁何利奖，陈嘉庚地球科学奖，国际欧亚科学院一级勋章，美国地理学会0.Miller金质奖章等奖项。

二、陈述彭的地学思想

1.陈述彭地学思想的启蒙

陈述彭从小兴趣广泛，5岁起跟着父亲学习识字。在长沙高级中学时刊登的《南岳游记》受到校长的赞赏，成为了引导陈述彭走上地学的第一个无声信号。1927年陈述彭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竺可桢先生大力倡导着徐霞客的毅力和精神，热爱自然，热爱祖国，推崇科学、民主的求实精神，浙大史地系更是名家云集，老师们讲授地球演化的历史、自然演化的过程、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严格的野外基本训练和系统的地学基础知识令陈述彭大开眼界。浙大的学术空气异常浓郁：涂长望教授的大气物理、气象观测，叶良辅教授的历史低值和演示抗污分析，任美锷教授的地形发育旋回和经济地理区位理论，谭其骧教授的沿革地理，张其昀教授的地缘政治天上地下，自然人文，展现出了地球科学的大千世界，这些积累为他后来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第一的精神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思维打下了初步基础，这里也成为树立陈述彭地学科学大有可为这一坚定信念的发源地。

2.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研究地学历史的发展规律

陈述彭十分注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他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我国地图学发展过程，发表了《地图的故事》、《地图史话》等论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历史背景和社会发展对地学的需求分析其发展的历史过程，剖析社会效益和历史作用。他凭借丰富的历史和人文基础知识及理论，阐述了地学作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在与人类社会共同进步过程中的普遍发展规律。陈述彭科学的分析评价了中国和世界古代地图科学的先驱希腊的托勒密和中国的裴秀，指出：“在世界地图科学史上，希腊的托勒密和中国的裴秀，好像两颗璀璨的明星，东西辉映。他们的著作标志着山谷时代地图学的总结性成就，反映了东方和西方不同的发展特点，奠定了地图学的基石，对后来地图制图产生过长期的、深远的影响。”陈述彭还分析了中世纪西方和中国地学研究停滞不前的原因，肯定了中国罗盘、齿轮、造纸、印刷术对世界测绘发展的贡献，对于近代地形图测绘和专题地图的出现与发展也有着深入的思索，并以此为基础系统地总结了地图学几个主要历史阶段的时代体征，并提出了以史为鉴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

3.以实践为基础的区域论地学思想

地学研究往往都是通过环境论与人地关系论视角、区域—空间论的视角、综合的视角或地理学的空间表述完成的。在传统的地学思想中，系统论和区域论是二元对立的，但现代地学研究中却大量运用了系统科学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要素作为方法依据。现代地学既注重对实体性、具体性区域的综合性和独特性分析，同时也采用区位分析和空间分析手段强调空间模式化、理论化研究。陈述彭明确指出地理建设、规划、实践中应坚持“因地制宜”，任何空间政策的实施都不应做概括性处理，而是根据地理环境的差异做适当的调整。陈述彭以大量科学考察和野外观测为基础，在1947《螳螂川流域之地文与人生》的硕士论文中，通过大量的基础数据和绘图，阐述了对区域地文与人生综合、逻辑研究的趋势。文章从分析该区域的自然背景、地形发育和人地关系方面入手，探究区域内各种地理因素间的相互影响，指出地理现象之整合性与综合性:“如具有生命之机体，不容分割且具个性”，通过分析个别地理因素为区域地理研究打下基础。他还先后赴遵义、沁河流域、桂林七星岩、南岭山地等一系列对于地理典型区域具有代表意义的人地景观开展地貌、自然基础、地文与人生的研究，注重通过挖掘各区域的演变与历史发展过程，恰当的运用注重空间分布和空间差异性的区域论地理学思想，诠释被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在早年的《桂林七星岩喀斯特洞穴地貌图》中，陈述彭以现有的地形—地质平面图和综合剖面图为基础，提出关于洞穴地貌演进过程的假设和推断。在论述了洞穴地貌图的六种类型后，归纳总结出了一般地貌制图的基本步骤。陈述彭还在《遵义附近之相对地势》一文中对地文分析方法中有关“相对地势”的计算方法开展过比较研究，在《遵义附近之聚落》中对“估计人口之方法”给予了论述，这些都不失为区域论地学研究的典型实例。随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陈述彭以任务带科研组织开展大地图集编制时，将地理学研究和地图制图相结合，明确了制图综合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对制图区域整体认识基础上的系统论的整体观。在地图学研究过程中，陈述彭重视区域各种地理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空间差异性，分析当地地文与人文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综合制图要以自然综合体与经济体综合体为依据，注重“自然综合体的内在联系与自然地带规律性的体现”和“区域各种地理要素之相互影响，与当地的地文与人生之深切关系”的研究思路，指出制图实践“能具体揭示自然综合体的类型和分布规律，反应地域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为进行主导因素分析，地理相关研究和叠置法的运用提供可靠地地图资料”的论述，形成的基于系统性区域论地理学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地图制图理论，这一系列在地图制图理论与方法上的示范和影响，启发了当时一代的地理与地图工作及爱好者，随后的十余年全国出现了综合制图和综合地图集的编制高潮期。

自然科学基础论文例9

    2中医基础理论发展规律与态势研究

    2.1中医基础理论发展及其必要性我国的中医理论源于先秦医学,其基本理论体系发展成熟于汉代之前,是中国现代中医学的基础,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对古中医学的继承与创新。中医主要关注人类活动,并对人类发展的身体技能与规律进行探讨总结,并在反复总结、论证、概括的基础上进行理论体系的构建。在中医基础理论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众多医学大家的医学理论探讨,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意义突出,也决定了我国中医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中医基础理论作为中医发展与创新的核心,其中的认知思维与理论特点对中国现代中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医的发展不能脱离中医基础理论框架,也不能进行中医基础理论的片面取舍,导致中医研究精髓缺失。2.2中医基础理论发展的规律研究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具有必然性与不可逆转性,现阶段的社会需求与疾病演变都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大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并基于中医基础理论发展规律不断在实践中创新应用,对推进中医基础理论的突破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现阶段,中医基础理论在发展与研究中已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中医基础理论发展规律性不断强化。中医学从产生之初便与其它学科相结合,并注重对生命与自然的整体性、能动性及发展性的研究总结,近年来更多的是与西方现代科学的结合。现阶段,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不断进行整理、吸收与改造活动,还充分运用各种创新思维方法进行理论研究与诊治技术创新。中医基础理论发展基于传统医学学术思想与临床应用的基础不变,又加入了现代科技因素,发展更具有能动性。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以临床应用为基础,但其对临床的依附性呈弱化态势。传统中医的发展都以临床需求为推动力,可以说中医理论是在临床应用中完善发展的,由此看来,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对临床需求过于依赖。中医基础仍与中医临床学科相结合,但发展已呈现出临床依附弱化的趋势。中医基础理论开始注重假说临床验证,这是中医的进步与创新。中医基础理论发展中假说量不断增加,迎来了新的发展高潮。近年来,中医不断与西方学说理论相结合,各种假说应运而生,如中医着重脏象学说中脏象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并就传统中医经典学说进行论证,这是对中医科学化水平的创新探索,意义重大。中医基础理论发展还进行语言创新与规范。中医发展历史悠久,其中含有众多古言词汇,以致在使用过程中术语混乱,规范性缺失,且由于语言障碍,众多的中医理论不能被广泛解读与传播,影响了中医的可持续发展。中医基础理论的语言创新极大地提升了中医基础理论的严密性、准确性与严肃性。此外,中医基础理论语言规范过程中还进行了新的理论补充创新,剔除了中医基础理论中比较含混的理论词汇,推进了中医理论的系统发展。

    3中医基础理论创新发展途径

自然科学基础论文例10

天主教与东正教、新教被称为基督教三大派别，现在约有15亿到21亿人信仰基督教，占世界总人口的25%-30%。在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中，天主教又被称为公教会、罗马正教，在基督教中拥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其他两大教派都是从其中分离出的。在基督教历史发展形成了诸多派别，它们与科学的关系在具有共性的基础上也存在着具体的差别，不能一概而论，所以专注于研究分析天主教与科学的关系，并且将时间定位于20世纪两者关系的演变，这既可以提高分析的准确性，同时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天主教在整个现代西方社会与人的内心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保持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在产生与发展过程中，与东方宗教最大的不同是，基督教是建立在一定的理性与现实基础之上，这与古希腊罗马所形成的西方人理性、质疑精神与思辨的思维方式有关。同时即使在中世纪发展过程中，神学也走过了从粗陋的教父神学到经院哲学的阶段。理性论证信仰，信仰因理性而深化，这使得天主教信仰不仅具有超验的特性，而且有可能为人的智识和内心体验所感受，这将能够更好的搭建基督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也使得信仰本身不仅具有神的属性，亦潜含人的属性，这为天主教在走向现代社会过程中，能够不断发展，展现理性化、世俗化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天主教具有现代转向的内在潜质，所以在其发展过程中，天主教或者说整个基督教具有其他宗教所无法具备的时代特色。

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以来，科学对天主教的发展施加了极为强大的影响。就作为思想意识形式的神学来说，文艺复兴前，天主教即已具有较为稳定的文化思想基础和理性基础，作为现实表现形式的教会实体，天主教还具有政治、经济基础，神学及其在这一历史基础上表现出一种极其稳定的秩序。近现代社会的变革、文艺复兴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动摇了天主教借以存在的这些历史基础，使得天主教自身甚至西方社会处在某种秩序失衡所带来的社会与人内心世界的"动荡"之中，如果说西方现代国家的兴起与政教分离的国策，意大利的统一，教皇国的覆灭动摇与瓦解的是教会实体建制化政治、经济统治秩序，而宗教改革则是对天主教传统文化思想秩序的冲击与动摇，新教与清教是对文艺复兴新兴人文主义文化思想的适应，而与之相对性的同时期的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则是试图对旧秩序的坚持与维护。中世纪建立在古希腊新柏拉图主义、新斯多葛主义等唯心主义哲学并经教父神学、经院哲学发展完善的理性基础遭受了近代自然科学兴起所导致的最为猛烈的冲击。自近代自然科学兴起到现在几百年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教会还是天主教神学都处于一种传统理性秩序备受冲击而新秩序不断形成的现代嬗变过程中。因此全面分析近现代，尤其是20世纪天主教与科学的关系，既是对天主教，对科学的现展进行较为清晰的定位与分析，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对西方现代文明某一角度的较为准确分析。

20世纪以来，教会世俗权力丧失与教俗分离，使天主教逐步走向了世俗化、理性化的发展道路，天主教思想从传统走向现代，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也并非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深厚的思想基础与渊源之上，天主教现代转向的思想渊源的其中一些思想派别表现为：自然神论的护教思想、克尔凯戈尔信仰主义新正统神学的先声、实证主义与自然主义科学的宗教解释尝试等等，这些思想的发展为20世纪天主教的现代转向做好了铺垫。在某种意义上，天主教在现代社会发展的道路就是世俗化、理性化的道路，先后主要经历了现代派神学主观主义宗教观对教廷权威的挑战，回归传统的基要主义合一梦想的破灭以及新正统神学的出现，天主教必须结束自我囚禁的“罗马囚徒”，走出城堡思维才能适应现代社会。而在与科学的关系上，天主教与科学关系冲突模式基本结束，传统体制冲突模式基本被现代积极主动、参与建设性制衡所代替。

2.基于对科学与天主教关系模式的分析

就天主教与科学的关系来说，天主教从产生开始就与科学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如果采用一种较为宽泛的科学定义，科学则与人类的产生同步，从这个意义上，科学比天主教的产生要早得多。同时，天主教的教义与思想是建立在古希腊罗马哲学和当时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的，由于哲学与科学的在其后历史中各自的发展，使得这一基础不可避免存在着与后世现实无法适应的问题。在天主教与科学关系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依据两者关系在不同时期的具体特点，可以将两者关系史大体分为几个阶段：中世纪之前的相互独立与平行发展时期，中世纪的稳定发展时期，文艺复兴后近代自然科学产生到20世纪之前的冲突时期，20世纪以来的对话时期。当然对上述不同时期的两者关系的概括对应每个时期并非只有上述一种模式，天主教与科学的关系在每一个时期都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存在，只不过在每一时期都有着不同的主色调而已。

首先对于基督教产生后到文艺复兴之前这一段时期，尽管这一时期基督教自身在初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变化与动荡是极其剧烈的，从古罗马下层被统治阶级的宗教思想经过几百年的动荡与冲突逐步成为为统治阶级所信奉和利用的宗教。但由于古希腊罗马哲学体现出较强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加上当时自然科学进展的相对缓慢，与此同时，宗教思想还处于弱小的萌芽发展时期，基督教对当时哲学与科学理论知识还在不断吸收运用，所以这一时期西方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应该是相互独立、平行发展和缺少冲突的。对于中世纪，传统观点一般称之为"千年黑夜"时期，对于黑夜的定义，似乎有相当一部分是说科学沦为宗教的婢女 ，科学为论证基督教服务，从而导致中世纪科学发展的缓慢。的确在中世纪，天主教或者说整个基督教建制化逐步形成，成为一种极其强大的思想与社会统治力量，对科学起到了限制、约束和阻碍的作用，但是这一时期天主教与科学关系的稳固与平静，天主教对科学的压抑并非是唯一的原因，具体来说还包括科学自身发展机制所导致科学发展缓慢，整个社会文明演进、社会经济进展对科学的需求缺乏。与此同时，教会在对科学制约的同时，教会或者整个社会其他方面仍然存在对科学发展促进的一面。如从天主教教父神学到经院哲学的发展也锤炼了人的理性思维与思辨能力，锻炼了人的心智，为后来科学的发展奠定了思维基础；中世纪将阿拉伯科学著作翻译成西欧的通用语言拉丁文并在欧洲流传也对当时和未来的科学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再有中世纪西欧大学的产生、兴起与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科学发展进行了思维训练与人才的储备。另一方面，在中世纪对于自然世界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定自由的空间，在中世纪，“出现了一个‘神学家——自然哲学家’阶层。这通常是在大学内，这些人相信，研究自然世界在神学上是合法的。尽管普遍认为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异教徒哲学家（所以对基督教的价值也有限），但他仍然被视为是进一步理解自然世界的一种资源，这样也就能够更多的理解创造了世界的上帝。所以，注意到下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中世纪自然科学界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如罗伯特·格罗斯泰特、尼古拉斯·奥雷姆和朗格斯廷·亨利，他们全都是活跃的神学家，但并不认为自己的信仰与对自然秩序的研究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冲突。”[1]

3.天主教与科学关系的冲突与缓和

从文艺复兴后近代自然科学产生到20世纪之前，天主教与科学的关系进入了冲突时期，冲突模式作为天主教与科学的时代主色调与关系模式并非伴随两者关系的始终，而只是阶段性的表现，这一时期西方科学与宗教的冲突的最根本原因在于近代自然科学建立在经验基础上，改变了过去思辨的形而上的特性，这就使得近代自然科学带有极强的dylw.net机械性与自我更新的特性，近代自然科学无论是研究基础还是结论都体现为对天主教传统理性与现实基础的一种颠覆，因此必然会导致天主教与科学的冲突，如16、17世纪的天文学进展，17、18世纪经典物理学体系的建立，19世纪达尔文生物进化论都曾带给天主教以轩然大波，使天主教与科学的冲突上升到世纪论战烈度。之所以双方冲突如此激烈，除了上述内在逻辑冲突外，还在于双方外在的社会性建制冲突，近代社会科学的日渐强大并不仅在于科学知识与思想的爆炸式的增长，还在于科学被整个社会文明所需要，被世俗政权、工厂企业、航海运输以及军事战争所需要，科学可以带来革新与进步，因此科学获得了超越国界全球化的支持，自身的体制力量与建制化也在发展中羽翼渐丰，这使得天主教在冲突中充满焦虑，而科学体制在充当坚持真理的角色而被迫害的同时不断前进，在冲突中似乎节节胜利的同时也逐渐远离了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