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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社会论文模板(10篇)

时间:2023-03-17 18:11:20

人口与社会论文

人口与社会论文例1

旅游人口在构建和谐旅游目的地中的社会文化作用

旅游人口是指购买旅游产品并具有流动性质的消费人口,是旅游业发展的三大要素之一(另两个要素为吸引物和媒介)。旅游人口是旅游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点与发展趋势对旅游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旅游人口就是指购买中国旅游产品的消费人口,或者说是以中国为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者,按照其来源地可分为国际旅游人口和国内旅游人口。研究旅游人口是为了揭示旅游人口内在运行机制,为旅游企业发展和旅游行业的发展提供市场决策依据。一般而言,旅游人口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重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有利于发展旅游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以往旅游人口的流动总是比较单一,认为其仅仅是一种人员流动,其实,旅游人口流还涵盖旅游物流、旅游资金流和旅游信息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旅游物流是指由于旅游活动的开展,在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之间产生的物质流动。旅客出游,要随身携带物品;返回时,一般会买回大量纪念品和土特产品,这些都是旅游物流。我国近几年国际旅游创汇中,大约有20%来源于旅游产品销售,在旅游产品发达地区,该值则可增加一倍。因此,加强旅游物流的开发研究十分必要。旅游资金流是指伴随着旅游活动产生的资金流动,它除了包括旅游者的消费支出外,还包括旅游活动中的招商引资、吸引外资进入。旅游信息流是指与旅游活动有关的并伴随旅游活动而产生的信息传递及交流。现在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新信息技术的应用必将使旅游业发生更深刻的变化。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伴随着旅游活动产生的信息流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它是旅游目的地与客源地之间开展合作的向导。

有助于提高民族素质并培养爱国主义情感。旅游目的地的居民无论是听到外国游客对其国家和民族的称赞,还是在国内旅游中目睹祖国的壮丽河山、历史古迹和国家建设新貌,都会启迪、激发和增加民族自豪感,增强对祖国的热爱。我国历史悠久,古今文明享誉中外,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对这些国情的发展变化,人们除了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和出版物得到了解之外,如果能通过旅游目睹和亲身体验,就更能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和才干,陶冶情操,增强爱国主义精神。

有利于促进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资源,随着旅游活动的开展,为适应游客的需要,一些几乎被人们遗忘的传统风俗和文化活动得到了恢复利用、延续和发展;传统的民间艺术得到重视和开发;濒临毁灭的历史文物得到修复和维护;一些不复存在的古迹得到复制。

促进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的现代化。首先,旅游人口能促进目的地社会文化在物质层面上的现代化。为了适应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吸引游客前来游览观光,接待地会不断改进自己的物质条件,新的文化设施会有所增加,文化环境不断优化。其次,旅游能促进目的地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旅游发展过程中,不断对目的地科学技术提出新的要求,要求与旅游有关的交通运输工具、通讯工具以及旅游服务设施和设备等更加快速、便利、舒适和安全。再次,在旅游活动的影响下,目的地的社会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会发生演变,这种演变在总体上会更趋向开放,更趋向国际化和现代化。

有利于推动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发展。旅游人口对目的地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游客中不乏各行业的专家、学者,他们在出访目的地时,往往要求参观目的地有关单位和设施,并同相关单位的人员进行交流,这样一来旅游目的地也可从中增加对有关科技领域的了解,还能获得重要信息、技术和管理经验;为适应游客需求,目的地的旅游发展也常常对科学技术提出新的要求,要求相关领域的先进技术应用于旅游设施和设备的改造和建设之中。例如饭店电脑预订和管理系统自动化、磁悬浮列车等。

旅游人口可能引发的社会文化问题及其原因

(一)旅游人口将可能引发社会文化问题

不良游客的“示范效应”。在旅游过程中,游客会不自觉地将其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习俗与生活方式带到旅游接待地,对当地居民,特别是旅游从业人员会产生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游客某些不良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会对当地人产生“示范效应”,会影响旅游目的地社会治安,危及当地社会稳定。

干扰居民生活,诱发主客矛盾。大量游客的到来,若处理不好,有可能诱发旅游接待地居民同游客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在旅游目的地接待客量有限的情况下,大量游客的涌入,会造成交通堵塞、景区拥挤、公用设施紧张,干扰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引起居民对游客的不满和抱怨;在目的地物资供应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各种物资优先供应外来游客,使当地居民的供应数量减少或质量降低,给当地居民带来不便,招致居民的不满;某些游客的傲慢自大和对当地居民的不尊重会激发当地居民的怨恨和愤怒,从而引发主客之间的关系紧张。

接待地固有文化被不正当地商品化、庸俗化。随着旅游的发展,为迎合游客的需要,传统文化常常被商品化,随时被搬上“舞台”,向游客演示,并对其在程序、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压缩删改,使其失去了民族传统的价值和意义。一些代表地方特色的东西被任意改头换面或大肆仿造,似乎其存在的基础不再是当地的社会生活,而是旅游者的需求;受旅游活动的影响,接待地的宗教文化也极易失去其本来的神圣性和象征意义。所有这一切,不是使旅游者全面有效地接触和发现接待地活生生的文化,而是接受了一种经过“包装”的“伪文化”,而且接待地固有的文化也会因此而逐渐失去特色。

接待地历史文化遗产遭受不同程度的人为破坏。游客对接待地历史文化遗产的损害,一类是由于游客们不检点的行为造成的,另一类则是旅游发展的必然结果。现实中有很多这样的现象:一些旅游者每到一处,常常为了满足某些幼稚的私欲而有意无意地毁坏他们不辞辛苦,甚至千里迢迢地特地去观赏的“宝物”,例如我国甘肃境内的阳关古堡屡遭践踏。我国万里长城、北京故宫等著名人文旅游景点也有类似问题存在。除了来自旅游者直接或间接的破坏之外,接待地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有可能因开发和保护不当,造成“建设性破坏”。因规划不当、管理不力或者片面追求短期经济效益,一些古都、古城的历史风貌被削弱,一些古建筑被毁坏或被改造得面目全非。

(二)产生上述社会文化问题的原因

旅游人口规划发展不当。旅游业属于第三产业,是第三产业中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产业,它涉及面广,对相关产业的渗透力极强。旅游业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广泛吸纳就业,强劲拉动内需,促进旅游目的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因此,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各旅游景区景点往往只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忽视了旅游发展的容量限制,大量旅游人口无限制地涌入,景区超负荷运转,造成资源环境破坏,旅游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目前,接待地社会文化问题的产生大多与旅游人口发展不当有关,因此加强旅游人口规划刻不容缓。

旅游人口素质低下。旅游人口的素质影响着环境,就目前而言,我国旅游人口素质低下,环境意识淡薄。高质量的旅游产品吸引高质量的游客,提升旅游人口素质,高素质的旅游人口产生高质量的旅游。当前,我国旅游产品由于基础差,发展较快,出现了不少问题,如交通还较落后,游客观光不便;旅游设备档次较低,宾馆分布不合理,高、中、低档配置不够合理;旅游品种单一,旅游商品开发不够,旅游购物比重太少;旅游管理落后,景点开发保护不够;旅游服务人员素质不高,专业结构不协调,服务态度和质量比较差等等,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旅游人口素质的提高。

构建和谐旅游目的地的总体思路

(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总的指导思想

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其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性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具有重大意义。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总的指导思想,抵制和清除旅游人口的消极弊病,促进旅游人口的健康发展,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二)积极采取措施促进旅游人口健康发展

加强旅游人口规划。必须对旅游接待量进行适度控制:在制定旅游规划时,对旅游产业的发展进行合理布局;在实施旅游规划时,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情况的变化,对旅游产业的发展进行有效控制;力避旅游产业超负荷发展而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地减少或消除旅游活动可能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

向旅游人口提供健康的旅游产品。旅游接待地应向旅游人口提供满足人类正常需求的旅游产品,其活动内容应该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一切违主义精神文明的、有碍积极健康的东西,必须加以抵制。这不仅符合游客的需要和利益,而且也符合旅游目的地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当地居民的利益。这是旅游接待地发展的正确方向,也是从根本上减少和消除旅游活动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的重要途径之一。

提高当地居民社会心理容量。旅游接待地的政府部门可通过舆论传媒引导当地居民,不断提高他们在心理上对当地旅游业发展的承受力,使其充分意识到发展旅游业给自己带来的实际利益,以便为发展旅游业尽心尽力。这也是解决主客矛盾的途径之一。

健全法制以加强监督。旅游接待地的政府部门应不断建立和健全旅游发展的法律和法规,将游客、旅游企业和旅游从业人员的行为置于法律、法规的监督之下,对其违法行为依法惩处,以保证旅游活动的健康发展,从法律、法规上消除和杜绝旅游人口可能引起的负面影响。

重视对旅游人口和当地居民的宣传教育。旅游接待地的政府部门应利用国家的各种规章制度和政策法规,对旅游产业的社会弊病予以强化控制和治理。建立和强化专门负责控制和治理的执行、监督和管理机构,严厉惩罚那些违法犯罪的社会群体或个体,把旅游产业可能带来的社会弊病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和范围内。与此同时,还要重视宣传教育,既要对外来旅游人口进行宣传,让其了解旅游接待地的有关注意事项和政策法规,以便预防由于无知而发生违法违规行为;更要对旅游从业者和当地居民进行教育,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思想免疫力。

参考文献:

人口与社会论文例2

2.呼唤学术自觉:人口社会学本土化思考

3.人口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再探讨

4.人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初探

5.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大陆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6.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的社会学思考 

7.人口社会学浅谈

8.人口社会学因素对老年糖调节受损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9.人口社会学的理论特点及其实践功用

10.外出务工人员人口社会学特征和艾滋病KAB调查

11.人口社会学的课题

12.新疆高校大学生“五观”的人口社会学差异分析

13.SARS对人口社会学的挑战

14.关于人口社会学发展的思考

15.人口社会学浅谈

16.人口社会学因素对护士离职意愿的影响

17.面向现代化的人口社会学

18.人口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和理论体系初探

19.农村光棍的类型研究——一种人口社会学的分析

20.对《人口社会学》构成体系的初步设想

21.流动人口犯罪的社会学思考 

22.网络社会的群体参与——以人口社会学为视角

23.城乡老年人生活质量与人口社会学特征关联初探

24.高职护理专业不同人口社会学特征学生人际容纳状况的差异性研究

25.中国人口社会学的兴起与发展前景

26.人口社会学的研究范围

27.人口社会学的个理论问题

28.第三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29.流动人口犯罪原因的社会学分析及对策 

30.“人口社会学”探究式学习教学法的应用

31.试论人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结构

32.深入探讨人口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全国第四届人口社会学年会综述

33.第三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34.全国第二届人口社会学讨论会述评

35.县城不同职业流动人口社会学特征及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调查

36.第二届全国人口社会学研讨会综述

37.流动人口规模、结构及特征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38.人口社会学的基本框架结构初探

39.老年人生活质量与人口社会学特征

40.第一讲:人口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

41.当前人口社会学研究中的热点与难点——全国第三届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42.不同人口社会学特征的老年糖调节受损者应对方式分析

43.第二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述评

44.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委员会驻华顾问默顿斯在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讲授人口社会学

45.理论联系实际,探索深化创新——第二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46.探讨·开拓·创新——全国首届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47.农村流动人口研究的再思考——以身体社会学为视角

48.英国穆斯林移民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49.老年人生活质量与人口社会学特征

51.人口社会学的对象和方法50.人口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52.上海外来流动人口犯罪现状的社会学分析与控制对策

53.创建幸福家庭——人口社会学的一个视角 

54.流动人口规模、结构及特征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55.创建幸福家庭——人口社会学的一个视角

56.全面认识社会与发展中的人口——评《人口社会学》

57.不同等级医院门诊患者就医原因及其人口社会学特征

58.全国首届人口社会学研讨会在杭州举行

59.老年人口养老意愿的社会学分析

60.农村体育人口“二元性”分化趋势的社会学研究

61.自愿不育的人口社会学视角

62.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63.春运问题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64.一部有创见的《人口社会学》

65.人口社会学研究内容探析

66.全国第二届人口社会学讨论会述评

67.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的界定

68.一部有创见的《人口社会学》

69.对加入WTO后流动人口犯罪的社会学分析

70.民族宗教流动人口社会学调查——广州市化隆拉面从业群体的基本特征调查报告

71.第二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侧记

72.对“溺婴”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73.辽宁流动人口犯罪社会学分析及控制对策

74.基于社会学视角的人口就业理论探讨

75.我国体育人口性别结构的社会学分析

76.试论人口社会学的研究

77.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法律社会学思考

78.知识社会学与1950年代中国人口控制论间的竞争

79.农村流动人口的文化社会学研究 

80.公安机关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研究的知识社会学分析

81.中国人口与中国体育人口比较的社会学分析

82.影响大学生体育人口形成的多因素社会学分析

83.当代中国体育人口结构的社会学分析

84.农村人口控制的社会学思考

85.中国人口社会学的定向历程

86.社会学与人口问题

87.海宁市外来务工人员人口社会学特征及麻风病认知情况调查

88.中国人口社会学的定向历程(续)

89.我国当代人口流动的教育社会学分析

90.外国人在德国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91.从民族社会学视角看中国人口文化素质中的性别因素——兼论提高女性文化素质对和谐社会构建的意义

92.流动妇女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93.我国老龄人口健康评价指标的社会学初步研究

94.2015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95.流动人口犯罪的犯罪社会学分析及其社会性防治对策

96.试论社会学研究人口问题的内容和方法

97.流动人口聚居区形成过程的社会学考察——一个城市空间转型的个案研究

98.“义庄”:创建现代农村家族邻里互助养老模式的重要参鉴——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99.湖北地区革命伤残军人健康状况抽样研究Ⅰ.伤残及人口社会学特征

100.人口控制与社会学  

101.中国社会学2013学术年会“流动人口与城市融合”分论坛成功举办

102.影响体育人口因素的社会学分析

103.山东省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健身观念的社会学分析

104.论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对“生男偏好”的影响

105.农村流动人口“回流”动因的社会学分析

106.人口控制与社会学

107.大型社区的人口、住房、活力与公平 上海大型社区规划理念与策略的社会学思考

108.论人口、贫困与幸福——从《人口原理》谈起

109.人口结构与生育意愿变迁的社会学分析——以改革开放为背景

110.试从社会学角度谈人口增长

111.劳动就业和社会学——讨论人口普查中“在业人口划分标准”的一些想法

112.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系——基于社会学的视角

人口与社会论文例3

关于中国近代人口的著作很多,像东北经济区统治年鉴:我国历代人口之二――我国近代人口,金毓服的《东北通史》一书中也提及到了东北近代人口的现状问题,范立君主编的《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以及胡焕庸先生所著《中国人口地理(上下册)》(上海:华东师范人学出版社,1986)等,还有关于流民的专著池子华所著《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流民,作为一个人口组成的一个部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古代近代和现代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作者在依据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总结了多年的研究成果,探讨了中国近代流民的发生机制近代流民的流向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种种影响,通过对流民问题的透视,有助于读者全景式地了解中国近代社会。

人口史方面研究的著名专家葛剑雄先生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此书三十余万字,不仅有中国二千多年以来人口数量变化及其原因和特点分析,而且还包括人口构成、人口再生产、人口分布和人口迁移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对中国人口调查制度的起源和演变过程、现有人口资料的评价和运用等均作了论述。在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研究上,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是姜涛,其相关著作有:《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11)、《中国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以及发表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几篇文章“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其中,《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一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中国人口流变的历史进程,并从时间和地域等方面着重对清朝前中后三期、南北方人口的发展变化作了细致的描述,深挖每一次变动的具体成因,为今后我国人口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姜涛同志所著《中国近代人口史》,作为“中国社会史丛书”之一种,包含了清初至新中国成立前人口增减、地域分布、人口流动态势、农村与城市人口的构成、统治阶级的人口政策等等,不失为一本系统且详尽的人口性著作,可以说揭启了近代人口历史的面纱。

此外,还有行龙所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和一些文献类“中国人口”丛书著作:《中国人口(辽宁分册)》(中国政治经济出版社1987.12)、《中国人口(吉林分册)》(中国政治经济出版社.1988.10)、《中国人口(黑龙江分册)》(中国则政治经济出版社1989.4),其中行龙所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一书第一次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中国近代人口史进行了探讨。这是一部以中国近代人口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关系等一系列历史问题的学术专著。

二、报纸论文类

对于社会史中人口史的研究除了以上提到过的著作外,还有一些文章论文对这一问题做了比较详尽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东北近现代人口史的研究,如:胡焕庸的“东北地区人口发展的回顾与前瞻”、刘含若的“东北人口史再探―兼评中国人口东北三省历史人口部分”、王晓峰(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刘金福(吉林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近代东北俄侨人口状况的历史考察”等,其中“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一文讲述了近代,特别是东北开始大规模开发后,东北人口的迅速增加。文中强调了大规模移民是近代东北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对于东北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人口组成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相关的学位论文,如:论文集“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陈彩章所著.民国丛书:第三编第16册.上海:上海书店,1930)、浙江大学范立君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860-1931)”、吉林大学人口学硕士田步伟的学位论文“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研究”、吉大刘新荣的博士论文“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任启平,陈才“东北地区人地关系百年变迁研究一人口、城市与交通发展”等等。其中,“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文结合人口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从多个角度对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分析。探讨了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及变动趋势、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空间分布结构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本文对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剖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三、期刊类

人口与社会论文例4

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与环境资源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制定与实施、人口与社会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人口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对人口的社会特征、经济特征的深刻认识,已成为制定和调整人口与社会经济政策的先决条件。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第一人口大国,开展对人口现象的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即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为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是政府和学术界一项长期的任务。为此,必须拥有一支具有一定学历层次,尤其是硕士层次及以上的人口学专业人才队伍,以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口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但由于我国大学本科阶段未设置人口学专业,因此人口学专业硕士生大都来自于相近专业或专科层次的其他专业。他们知识面相对狭窄,人口专业基础薄弱,科研实践能力欠缺。将他们培养成高素质的人口学专业高级人才,关键是科学合理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学课程体系,通过严格、优化、系统的课程教学来弥补知识上、能力上的结构性缺失,奠定好人口学及相关专业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加强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本文就此谈几点看法。

一、围绕着培养人口学专业高素质人才的目标设置课程

人口学硕士专业旨在培养能够从事人口学及相关学科的科研、教学、管理等工作的高级专业人才。本专业的学生要掌握人口学的基础理论,我国人口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能够正确认识人口现象和人口规律,树立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的意识,并熟练应用人口学理论与方法分析和认识人口问题,提出解决人口问题的对策建议。本专业的学生要德、智、体、能全面发展,既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人口学专业知识,又具有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和管理学相关学科的知识,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和汉语写作能力。本专业毕业的学生应该具有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从事人口科学研究与教学的能力,也具有在统计、计划生育、公安户籍、规划、保险、市场调查、人力资源管理等相关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从事实际工作的知识和能力。为此,人口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必须满足培养目标。

首先,要明确人口学硕士研究生的专业方向。人口学旨在研究人口过程及其与社会、经济、环境等相互关系,它集人口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人口理论研究与现实研究、政策研究和现实人口问题研究于一身,是一门涉及多个学科的综合性、应用性学科。本专业重点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内容包括人口理论、人口政策与人口管理、人口统计与分析技术、人口迁移与分布、人口与社会、人口与健康等。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人口迁移流动与城市化、人口素质、人口老龄化、人口与劳动力资源问题、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人口文化与生育文化、人口调查与分析、人口与市场研究等。明确了研究方向使课程的设置更具导向性、整体性和应用性,使学生在全面了解人口学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系统掌握人口学的工作的理论、方法、技术,具备对人口现状的分析,科学地预测人口的未来动态实际技能,从而胜任相关工作岗位的工作。

其次,对人口学专业课程进行分类设置。人口学是一个综合性的新兴学科,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具有交叉关系。同时,人口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也需要借鉴和运用其他比较成熟学科的相关理论与方法,所以在课程设置时,应该将人口学专业的课程分为基础课程、核心课程和应用课程三个版块。基础课程包括:社会学原理、经济学原理、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社会统计方法――SPSS应用等。专业基础课主要是使学生了解人口学相关资料的理论与方法,并借用这些理论与方法从事人口研究。核心课程包括:人口理论(包括西方人口理论)、中外人口思想史、人口发展史、人口分析技术、人口迁移与分布、人口与发展、人才资源开发、人口管理与人口政策、计划生育、人口文化等。专业核心课的设置要涵盖人口学科的主要方面,包括人口理论、人口研究方法、人口思想史与发展史。应用课程主要开设人口调查与研究、人口社会学、人口经济学、人口管理学、人口环境资源经济学、工商人口学等人口学分支学科。应用课程的教师和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应以人口研究课题为重心,将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带领学生深入人口社会实际,开展调查与研究活动。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通过三年的学习与实践,较扎实地掌握人口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其进行人口问题、社会问题研究,并提出解决的对策与建议。

二、注重人口理论与人口研究方法在人口实践中的有机结合

人口理论是解释人口变量之间及人口变量与非人口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①。它研究人口变动过程的重要内容,通过对人口现象的分析,探讨人类社会共有的和各个社会形态特有的人口规律,包括有关人口、人口过程、人口变量的基本概念,确定人口研究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为其他人口学科提供一般人口理论支撑。人口理论在人口学科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人口学和人口各分支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但人口科学作为一门以数量为特征的科学,决定了人口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数量科学的特点,即注重人口总特征的数量关系,同时还具有实证科学的特点,即具体性、实践性和应用性。这些特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是其他社会科学所不能代替的。因此,人口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必须注意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结合,这种结合不是一般形式的结合,是体现在课程设置和实践教学两个方面。一是在课程设置上,理论方面开设中西方人口理论、马列主义人口原理、中国人口思想史、西方人口思想史、中国人口发展史等核心课程,使学生了解人口学的思想渊源,人口发展的历史和人口学的科学体系及其特点,学会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论及评价事物、判断事物的标准来分析研究人口问题和人口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方法方面开设人口统计学、人口调查方法、人口分析技术与应用、人口资料评估与研究、人口专业英语,使学生较熟练地掌握人口学研究的方法与技术,去分析和研究人口问题,同时能够阅读人口学专业英文资料,以开拓研究视野。二是在实践教学上,以开设人口调查与研究、人口社会学、人口经济学、人口管理学等人口学分支学科为基础,加大实践教学内容,包括开展人口问题专题研究,研究人口与社会、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环境资源等人口变量与非人口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将学生分为若干个课题组,就一个人口专题深入社会、民间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使学生在研究过程中,学会运用所学的人口学理论与方法,去探讨我国现实的人口问题,比如人口总量和人口各个变量的发展等人口现象都具有人类发展的普遍性,像人口的出生率、人口的死亡率、人口出生的性别比、人口死亡的性别比、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等在无干预的自然状态下,是相似的或相近的,但任何人口现象都会受到一个社会经济条件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使得这些人口现象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呈现不同的特点,出现不同的人口问题,需要人口研究者分析不同区域、不同条件下的人口特征,寻求破解人口问题的对策。注重人口理论与人口研究方法在人口实践中的有机结合,这是提高人口学专业研究生独立的科研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三、注重人口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承接

人口学科具有完整的学科体系,不仅包括人口理论、分析方法、分支学科,而且包括对人口过程作历史考察的各门学科,即人口发展史、人口思想史、人口学与考古学相结合而产生的古人口学等。了解不同生产方式下人口现象与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人口的变动状况和规律,掌握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历史演变,以及先贤们对人口现象与问题的观点、理论与学说,这对于认识人口发展的现状,预测人口发展的未来,总结人口发展的成功经验,吸取人口发展失败的教训,判断人口思想的发展趋势,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理论,制定符合国情的人口政策,都具有十分积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因此,在设置人口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时,应开设人口发展史,使学生了解历史人口的数量变化,人口的再生产过程和人口的流动和迁移,人口的结构和人口的分布;开设人口思想史,旨在研究有关人口现象的观点、理论、学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人口思想史的发展线索,各个历史时期人口问题与人口思想的关系,掌握人口状况决定人口思想和人口思想反作用于人口状况的原理,掌握先贤们在人口问题上正反两方面的观点,为探索现实人口问题提供思想材料,为正确认识和解决当前人口问题提供历史借鉴,并从中汲取有益的思想营养,包括解决人口问题的积极正确的观点,为我们解决现实人口问题服务。正如恩格斯所说:“问题不在于简单地抛弃这两千年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批判它,要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取那在错误的、但为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②对现实人口问题的研究,对人口理论的创新都离不开对历史人口发展的把握,离不开对人口思想发展历史的深刻认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构建人口学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只有把握好人口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承接,才能使这一课程体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发挥人口学科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

注 释:

①邬沧萍.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1.61页

②马克思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7-528页,人民出版1972年版.

参考文献:

[1]邬沧萍.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1.

人口与社会论文例5

一、问题的背景及视角

“新四化”作为未来战略部署,又会促进人口流动,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在其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中为建设与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他们一直处于“边缘化”。而促进他们社区参与却能体现以人为本,促进“市民化”和创造社区和谐局面的重要意义。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其理论中指出“场域”为一种冲突的社会空间和网络关系,里部存在着资本与权力,其中的行动者利用它们交换与竞争,并形成各种支配关系以从中获利。美国学者帕特南在其理论中强调,“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他们能够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并只有在实际参与中才能构建社会性组织、网络与信任等资本,且在其中获取资源与维护公共利益。

二、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区参与的因素分析

笔者在兰州市典型的多民族聚居社区通过问卷和访谈收取了116份有效问卷,样本以回族和东乡族、男性、青壮年、已婚与文化程度较低为主要特征。

(一)接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区参与的因素

1.参与空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于流入地居民来说,则是一个“外来群体”。因此,要让他们进行社区参与,则需要流入地社区创造“参与空间”。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考量流入地社区,流入地社区实际为一个小场域,其最重要的资本为“权力”。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参与空间也是个小场域,而“权利”是这个场域中最重要资本。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实质为权力与权利的统一,即如何构建参与空间则是流入地社区行使“权力”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利”的本质出发点。

为了了解社区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参与权利的具体因素及问题,则对社区负责流动人口的人员进行了访谈。并根据访谈内容总结了如下因素及问题:一是社区是政府的行政“附属物”以及工作人员的管控观念与思维;二是社区参与相关组织系统缺位;三是组织与服务人才缺乏;四是社会组织赋能缺失;五是财力保障不足。上述这些因素与问题是不利于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参与社区事务与活动的。此外,“义务”也是“特殊资本”,是流入地社区需要提供空间的,而在本文不予重点论述。

2.资格接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区进行社区参与,也需要一定的资格接纳。通过调查发现主要有两大方面资格要求:一是制度接纳;二是文化接纳。

在制度接纳上,主要是户籍制度。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受户籍限制,则制约了在社区各方面的参与。为了打破二元体制,社区里已经开始实施“居住证”制度。可虽然已经实行,但在其中仍然有很多具体问题使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居住证申请就很困难。

在文化接纳上,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传统民族文化的适应问题。笔者了解社区居住很多信仰伊斯兰文化的居民,并且有清真寺等宗教文化活动设施,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很大部分是信仰伊斯兰的民族,且在调查中94%的人口表示能够“适应流入地的语言和习俗文化”。二是现代城市社区文化的接纳问题。为此,笔者访谈了一位社区负责文化宣传的工作人员,她说:

“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适应现代城市社区的文明规范、市民精神与先进网络文化很难,原因主要是他们的文化素质不高以及观念和思想认识不到位,形成的习惯难改啊;再就是社区宣传教育不够;和缺乏必需的条件以及问题的复杂性造成的。”

(二)发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区参与的因素

在发展因素方面,主要考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状况,并从下列变量进行研究。

1.社区认同。“社区认同”主要是指社区成员的归属感;并觉得能够对社区事务有控制和参与感以及影响力,是一种很强的感情联系状态。[1]

在分析中则以“参与意愿”为因变量,并进行相关分析。通过萨默斯dy系数分析法得出结果:社区认同与参与意愿的相关系数为0.286,显著性水平sig为0.004,则分析是有意义的。可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区认同与参与意愿是正相关,但为弱相关。从调查中显示,他们的社区认同度较高的占86.2%,并且参与意愿较高的占94.8%,可见绝大多数人是认同社区并愿意参与的。

2.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主要是指通过投资而建构起来的并能从中获取有价值信息或实质性利益的社会关系。[2]同样以“参与意愿”为因变量,用萨默斯dy系数分析法进行相关分析并得出结果:两者相关系数为0.178,sig为0.033,分析有意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与参与意愿也是正相关,但也为弱相关。从调查中显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网络较大的占了68.1%,可知多半人社会网络是较大的。

3.参与能力和参与认知

在参与能力方面,主要结合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社区的实际情况从“政治能力”、“思维能力”、“互动能力”、“关注能力”等四个维度进行了量表测量。通过统计,政治能力较强的占了调查总人数的53.4%,思维能力占了93.1%,互动能力占了60.3%,而关注能力只占了43.1%。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关注能力和政治能力较弱;其次为互动能力,而这些是妨碍社区参与的具体因素。

从中得知三点:一是他们缺乏“参与时间”,这是个重要因素及问题,尤其对全天工作的人;二是文化水平的限制;三是“参与动力”,即参与价值的问题,可以说这是促使他们社区参与的重要推动力。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调查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实质为流入地社区“权力”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利”两种场域中最重要资本的优化结合问题。在接纳因素上,社区传统行政体制的束缚和现代社区建设能力的不足是致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参与空间不足的主要因素。在资格接纳上,化解居住证实施的具体问题和促进适应现代城市社区文化为重要方面。在发展因素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区认同和社会网络等因素对参与意愿具有影响作用。但在参与能力上,他们缺乏专门的社区参与能力,并在认知上表示缺乏价值导向和合理的时间供给。

为此建议:第一、增加制度文化供给,加强社区参与的引导。第二、搭建参与平台,并合理赋予价值与参与时间。第三、健全相关组织系统,多方保障财力、人才和社会组织等能力要素。第四、创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教育平台。第五、建立自治组织,培育社会资本,探索与流入地居民的共同参与。

注释:研究由“西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研究生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ycx13051。

参考文献:

人口与社会论文例6

二战以后,面对世界人口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的人口学者指出了不同的解决理论与方法。美国刘易斯(W•A•Lewis)提出人口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理论;前苏联人口学家乌尔拉尼斯(B•IS•YpnaHuc)也提出人口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美国斯坦福大学保罗•埃里希教授提出“人口零增长理论”,在美掀起了一场“人口零增长”运动。后来的梅多斯也持这一观点法国的人口学家朗德里(A•Landry)提出人口转变理论;法国人口学家索维(Sauvy)提出了著名的“适度人口论”,为后期的人口可持续发展理论提供了理论前提。上世纪70 年代以后,西方国家人口生产普遍下降,各国学者在寻找人们生育行为动因时提出了各种解释理论,赫茨勒认为:“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家庭经济”理论,索维等人的“生育率因素论”则从多种因素分析人们的生育行为及人口增长。

就国外的研究来看,他们很关注人口对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的相互关系,在探讨人口生产行为时,许多学者注意到了经济因素对人口生产的影响。但除人类学家之外他们都很少谈及文化对人口生产的影响,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生育文化。他们的研究对分析我国人口生产的动因,控制人口,实施可持续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二、生育文化

生育文化是一个内容广泛的概念,它是在家庭中,在特定的人口生产关系下,围绕人口的生育行为所形成的文化,它具有广泛而丰富的内涵:

张纯元在《走计划生育的治本之路》中界定:生育文化就是人类关于生育活动的思想、观念、理论、传统、习俗、道德以及与其相关的法规、制度的总和,也就是与生育活动有关的意识形态及其凝结物。生育文化属精神范畴,而不属物质范畴。

赵文深在《论生育文化》一文中提出:所谓生育文化就是建立在一定经济、社会条件之上的生育观念文化与建立在一定科技发展水平之上的生育科学文化的合称。

三、生育文化的历史类型及产生背景

人类自产生以来,经历了古代社会、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三个发展时代.与时展相适应,人类的生育文化也大体经历了三种类型的变迁,即:经历了古代型(或原始型)生育文化、传统型生育文化和现代型生育文化的变革。

古代型或原始型生育文化,其特征就是属于接近原始的本能状态的生育文化。当时,对两性结合、怀孕和生育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生育子女的数量完全受自然的生理运动规律支配,对子女的养和教也处于一种原始的蒙昧状态。另一方面,生殖崇拜是这一时期生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原始人类的一项重要的意识活动。古代先民的生殖崇拜现象,应视为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起源。生殖崇拜作为人类自我肯定的努力和种族缔造欲望的展现,对古代人口繁衍、物质生产和社会发展都曾具有深远的影响。原始社会的生育状况及后人们所谓的原始型的生育文化,是由当时极其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原始社会的人们之所以崇拜生育,就是因为生育对每个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的生存尤为重要,它是生产力的象征,是生存和血脉延续的需要。

传统型生育文化是早生、多生和“粗放式”养教的生育文化。其经济基础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经济,以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为了增加劳动力,每个家庭都具有增殖人口的欲望和内在动力,加之奴隶主和封建统治者出于军事、政治和赋税等的需要,也极力主张增殖人口。因此,在整个传统社会,生育文化的特征就具体地表现为早婚、早育、多育、重男轻女及粗放式养教后代这样一种模式,目前,我国在一些落后的农村地区,人们的生育文化仍表现出较强的传统生育文化的特色。

四、生育文化的发展现状

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要求“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生育文化”,作为人口文化核心的生育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自此逐渐被肯定,随之其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也逐渐被认知。目前,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新型生育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计划生育的基础、整合以及中介作用不容忽视,同时对于推动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亦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概念进行详细的阐释之后,新时期新农村建设问题日渐提到议事日程,作为人口文化核心的生育文化建设同时也将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人口与社会论文例7

一、专著

 

    近十年来,国内出版魏晋隋唐社会史研究专著达30余部,可分为综合性和专题性两类。在综合研究方面,共有4部多卷本社会史(包括社会生活史、风俗史)通史著作出版,其中有关魏晋隋唐方面的著作有8部。一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习俗史”丛书(1994年),其中梁满仓撰著的《中国魏晋南北朝习俗史》采用分类叙述的方法,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节令、衣食居住、婚姻、丧葬、鬼神崇拜与宗教、娱乐等习俗,并着重探讨这些习俗的时代特征。臧嵘等撰著的《中国隋唐五代习俗史》从节日、服饰、饮食、居住、行旅、婚姻、丧葬、民族等方面,全面多层次地叙述了隋唐五代的社会生活,并力图从若干史实中钩沉出这一时期习俗的特色。二为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社会通史”丛书(1996年),其中曹文柱主编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和徐庭云主编的隋唐五代卷,展示了魏晋隋唐时期的社会发展全貌。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丛书,其中朱大渭等著《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展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生活的轮廓和特征。内容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宗教信仰及鬼神崇拜、节日、娱乐、教育、医药、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等。李斌城等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全面展示了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风貌,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社会风俗与精神生活等方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近4个世纪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四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多卷本“中国风俗通史”丛书(2001年),其中张承宗等撰著的魏晋南北朝卷和吴玉贵撰著的隋唐五代卷,深入探讨了魏晋隋唐时期的社会风貌,并揭示这一时期风俗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规律。

更多的学者则把视角放在专题研究方面,并取得丰硕成果。高世瑜《唐代妇女》(三秦出版社,1988年)详细考察了唐代各阶层妇女的生活与心理,以及妇女在文学、艺术、政治、科技、学术、宗教上的业绩。刘希为《隋唐交通》(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地叙述了隋唐内外交通干线、交通工具、交通制度、效能、作用、特点、地位等问题。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柔然、高车、突厥等)的社会习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宗教信仰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等。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从乡村社会变迁的角度探讨了魏晋隋唐时期的乡村社区,内容涵盖乡村组织、乡村管理、乡村建设、乡村商业活动诸方面。费省《唐代人口地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对唐代人口数量、各地人口增长差异与人口分布及迁移等问题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书全面研究了唐代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基本状况与变动。黄新亚《消失的太阳》(湖南出版社,1996年)详细论述了唐代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情、风俗各方面的情况。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主要利用敦煌文书,对僧尼的生活方式如宗教活动、收入、遗产、丧葬等诸多方面进行探讨,改变了过去人们将僧尼生活简单化的看法。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探讨了佛教流行北方社会的历史背景、造像记所见民众信仰、民众佛教修持方式的特点与佛教信仰的社会影响。黎虎《汉唐饮食文化史》(北师大出版社,1998年)揭示了汉唐时期饮食文化发展变化的轨迹和内在规律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间的关系。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通过对华北地区生存环境、人口承载能力、饮食生活的内容和质量的考察,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广泛运用社会学、妇女学、史学及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唐代妇女地位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深层次的系统分析与研究。孙若风《高蹈人间——六朝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运用心态史的研究方法,研究了六朝文人的放达与超拔。王赛时《唐代饮食》(齐鲁书社,2003年)按照饮食结构的框架而进行分类考论。

 

二、论文

 

    人口、家庭、婚姻和宗族研究。此时期人口的研究倍受学界的重视,从研究成果看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深入研究了魏晋隋唐各时期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的发展趋势。袁祖亮、尚新丽《三国两晋人口蠡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认为,由于政局动荡,从桓帝永寿年间到献帝年间,是我国人口数量急剧下降时期,三国前期人口数量趋于稳定,三国后期到西晋太康年间是人口快速增长时期。王育民《西晋人口蠡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对西晋人口总量进行探讨,集中考察了以往大量不入县编户而被人们所忽略的人口,包括荫附户、官私奴婢、兵户、吏户、百工、鼓吹、流散户及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王育民还对十六国北朝的人口作了研究,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人口的发展是前降后升,北魏正光年间的北方户口数已恢复到东汉水平(《十六国北朝人口考察》,《历史研究》l987年第2期;《十六国北朝人口再探》,《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期)。袁祖亮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十六国时期的户口变化不是前期耗减,后期回升;而是前期锐减,前秦盛时人口增至高峰,淝水之战后再次减少,人口变化状况呈马鞍形,即经历了减少——增长——减少三个阶段。他还提出北魏盛期的户口数尚未恢复到东汉水平(《十六国北朝人口蠡测——与王育民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朱大渭《魏晋南北朝南北户口的消长及其原因》(《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该时期南北户口的消长变化上,指出魏晋、前燕、北朝时期北方户口呈增长趋势,而吴蜀、东晋和南朝时期南方户口呈递减趋势。胡阿祥《东晋南朝人口迁移及其影响述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东晋南朝时期,人口迁移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时之久,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王育民《唐代人口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认为,有唐一代人口发展呈马鞍形态势,即隋唐之际户口锐减,到贞观中期以后户口数量开始直线上升,安史之乱后复又下降,唐后期人口发展十分迟缓。相关论文还有李向军《三国人口考》(《辽宁大学学报》1988第3期)、陶文牛《隋代人口的南北分布》(《晋阳学刊》1993年第2期)、刘进宝《隋末唐初户口锐减原因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王育民《论唐代南北方户口比重的消长》(《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等。

    另一方面,区域人口的研究也受到关注。薛平栓的《隋代陕西人口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利用“户口平均密度法”对隋代陕西的人口数量作了研究。崔明德《唐代西北少数民族人口初探》(《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分析了唐代西北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结构、特点、人口移动的主要走向及唐帝国与少数民族争夺人口的斗争、降户反叛的原因等问题。陈勇《唐后期淮南道户口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l996年第3期)详细考证了唐后期淮南道的户口数量。吴松弟《唐后期五代江南地区的北方移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认为唐后期至五代北方人民不断南迁,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北方人民的南迁浪潮,其中以江南地区吸纳的移民人数最多。陈勇、刘秀兰《唐后期长江下游户口考》(《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认为元和时当地官方统计户数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本地区实际人口的真正减少,这与当时人民流亡频繁、朝廷诏令不行、地方行政废弛有关。相关文章还有艾冲《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等。

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伦常及家庭变迁等内容。赵建国《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具有尊长卑幼、夫主妻从、嫡贵庶贱的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受到当时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冻国栋《北朝时期的家庭规模结构及相关问题论述》(《北朝研究》1990年上半年刊)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家庭规模结构呈现出聚族而居、数代共爨、兄弟不异财的特点,这与南方兄弟异财分居大相径庭,这种差异的产生,除不同的历史因素与自然地理因素外,还与不同的时代背景与文化传统大有关系。葛建中《东晋南朝社会中的家庭伦常》(《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指出,东晋南朝时期的家庭伦常在全社会范围内被强化了,名教重心已由代表政治秩序的君臣一伦转移到代表家庭秩序的父子一伦上。随着敦煌文书的出土,敦煌地区的家庭研究也受到重视。刘永华《唐中后期敦煌的家庭变迁和社邑》(《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认为,家庭结构的残破化是唐中后期敦煌地区家庭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导致家庭功能变迁的主要动因。

婚姻研究方面,庄华峰《两晋南北朝等级婚姻初探》(《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认为,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婚姻十分讲究门当户对,以保持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殊地位,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薛瑞泽《北朝婚姻简论》(《北朝研究》1990年下半年刊)探讨了北朝门阀等级内婚制和民族通婚等问题。施光明也对北朝民族通婚的形式、特点及影响作了深入研究(《北朝民族通婚研究》,《民族研究》1993年第4期)。薛瑞泽《魏晋南北朝的财婚问题》(《文史哲》2000年第6期)和魏向东《论魏晋南北朝财婚风气及其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则重点探讨财婚问题。李肖《论隋唐时期的婚姻习俗》(《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2期)认为,隋唐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引起了婚姻习俗的变化。段塔丽《从唐墓志看唐代的婚姻习俗》(《文博》1998年第5期)详细考察了唐人的婚姻年龄、选妻标准、离婚改嫁和冥婚习俗等。姚平《论唐代的冥婚及其形成的原因》(《学术月刊》2003年第7期)指出唐代冥婚的骤兴是与唐代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唐前期经济的繁荣为冥婚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唐代对死后世界观的更新及性方面的开放态度为冥婚提供了极好的精神和生理条件。此外,李聪、赵志坚《魏晋南北朝妇女婚姻散论》(《齐鲁学刊》1997年第5期)、易图强《两晋南朝士族子弟婚姻的量化分析》(《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李志生《唐代工商业者婚姻状况初探》(《人文杂志》1997年第3期)、杜文玉《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学术月刊》2000年第6期)等文章还对部分社会群体的婚姻状况进行了探讨。

    宗族问题的研究也是关注的重点。张承宗、魏向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族组织的主要形式有士族地主经营的封建庄园,以宗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及由族长控制的武装坞壁。宗族观念有三种主要倾向:重门第轻才德,重宗族轻个人,重孝悌尚复仇。此外,宗族问题的研究更多的集中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大族的个案研究上,内容涉及家族的源流、婚媾、仕宦、特征及兴衰原因等方面。如曹文柱《东晋时期陈郡谢氏琐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张灿辉《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晋阳学刊》1995年第6期),孟繁治《魏晋南北朝时期江东顾氏考论》(《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郭锋《北朝隋唐源氏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谢文学《颍川长社钟氏家族研究》(《许昌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高诗敏《北朝赵郡李氏的起家与仕宦》(《北朝研究》1991年下半年刊)、《范阳卢氏的兴衰与历史地位》(《北朝研究》l997年第1期),晓红、周征松《河东裴氏及其族源》(《山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1期),朱绍侯《济阳蔡氏郡望的历史追溯》(《许昌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刘志安《唐朝吐番占领沙州时期的敦煌大族》(《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李卿、杨际平《汉魏晋南北朝的家族、宗族与所谓的“庄园制”关系辨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等。

    社区研究。侯旭东《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认为,北朝时期,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乡村社会依然存在广泛的乡里编制,但在实际生活中似乎未受到村民的积极认同,相反,他们对世代生活其中的村落表现出更强的归属感。田昌五、马志冰《论十六国时代坞堡垒壁组织的构成》(《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韩昇《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田梅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壁及其内部机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l998年第4期)等文对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坞壁进行了探讨。

    城市社区的研究也颇受重视。陈尚胜《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探讨了唐代新罗侨民社区的形成原因、类型及其与唐朝政府的关系,认为新罗侨民社区在唐朝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但唐朝政府对侨民社区也行使行政司法权。黄煌《唐代的城市居民生活与城市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探讨了唐代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及文化精神生活,再现了商品生产发展和城市经济的进步。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通过对唐代各城市的考察,指出一个拥有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体制在隋唐时期业已出现。王维坤《试论隋唐长安城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布局》(《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根据考古新发现的遗迹,结合文献记载,对都城建制和总体设计思想进行了新的探讨。雍际春《隋唐都城建设与六朝都城之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通过考察六朝时期曹魏邺城、前后凉姑臧、南朝建康、北魏平城和洛阳五个都城在规划建设上的各自风格和共性特征,揭示了六朝都城对隋唐都城建设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社会群体研究。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内容涉及社会各阶层的不同群体。何德章《论梁陈之际的江南土豪》(《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简修炜《论汉唐间豪族地主的两重性》(《学术月刊》1993年第1期)两文考察了豪强地主阶层。田昌五《对魏晋士族制度的历史考察——兼评陈寅恪的士族说》(《学术研究》2001年第1期)认为学界讨论魏晋士族制度时凭据的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标准,即门第和婚宦,是值得商榷的。而其后学申论其说就更是错误的。蒋福亚《南朝寺院地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论述了南朝寺院地主的形成过程。王永平《隋代江南士人的浮沉》(《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对隋朝文帝、炀帝两代君主对江南士人的政策与江南士人命运的升降浮沉进行了考述。张广达《论唐代的吏》(《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认为唐代官员与吏员之间存在着明显区别,表现出官多吏少的特点。相关文章还有杨煜达《试论汉魏时期南中地区大姓的形成和汉族社会的嬗变》(《民族研究》2003年第5期)、王大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族与游侠》(《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等。

社会下层群体的研究也受到重视。刘汉东《论魏晋南北朝的雇佣劳动者》(《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认为当时的雇佣劳动者一般人身并不依附雇主,他们佣金低微,受剥削重,但一般可以自给甚至养亲。他还探讨了魏晋南北朝刑徒的来源及犯罪前的身份、犯罪判决、执行及刑徒的服役等法律问题(《论魏晋南北朝的刑徒》,《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吴枫、郑显文《唐代庶民阶层的文化素质初探》(《社会科学战线》l993年第1期)对唐代庶民阶层的知识水准、思想意识、行为观念等因素进行剖析,探寻其与治世的关系。此外,李鸿宾考述了为官府服役或主要服役于官府的四类工匠:短蕃匠、长上匠、明资匠、和雇匠(《唐代四种官类工匠考实》,《文史》第42辑)。李靖莉分析了唐代西部部曲的来源,认为它是从作人或由奴婢放良转变而来(《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部部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戴显群则研究了唐五代时期优伶的社会地位,指出他们一方面由于社会地位的卑贱而遭歧视,另一方面又因行业的性质和艺术魅力而受捧场(《唐代优伶的社会地位及其相关问题》,《福建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关于隐士和流民等群体的论述有孙立群《魏晋隐士及其品格》(《南开学报》2001年第5期),刘雅君《论流民与两晋之际的政治格局》(《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3期)等。    妇女群体也是研究的重点。庄华峰《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个性解放》(《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的时代,妇女以反传统的姿态登上了社会舞台,率性而动,自由表现自己的个性。周兆望、侯永惠《魏晋南北朝妇女的服饰风貌与个性解放》(《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则从妇女服饰变化方面来考察当时妇女的个性解放。刘振华《六朝时期南北妇女风貌之比较》(《学海》1993年第2期)认为,六朝时南方多才女,而北方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对要高些。庄华峰《北朝时代鲜卑妇女的生活风气》(《民族研究》1994年第6期)用文史互证的方法探讨了北朝鲜卑妇女的生活风气,认为北朝妇女的地位较高,其生活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自由、豪放特点。周兆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兵》(《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研究了当时女子从军的情况。宁可、郝春文《北朝至隋唐五代间的女人结社》(《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5期)认为北朝至隋唐间女人结社现象的出现与这一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有关。庄华峰、王先进《唐代妇女与体育》(《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探讨了唐代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方式、特点、原因。相关文章还有杨小敏《<女论语>与唐代后期知识女性的家庭伦理思想初探》(《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等。

    社会控制和保障研究。李丙寅《略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从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利设施的开发保护、宫廷园林的修建、植树造林、森林保护以及国家环保机构的设置、环保法令的制定等方面论述了当时的环境保护情况。胡阿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干旱,动植物资源虽不及先秦秦汉丰富,其间的自然灾害频繁而且严重。刘华《我国唐代的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则从植树造林、生物资源和水利资源利用与开发诸方面探讨了唐代环境保护所取得的成就。社会保障方面主要是对各朝荒政及社会救济的研究。张敏的《魏晋南朝抚恤制度述论》(《文史哲》2001年第5期)认为魏晋南朝政权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抚恤制度,主要包括哀死和优抚亡属两方面。但抚恤作为社会保障的色彩极淡,往往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王亚利《论儒家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救灾理念的主导作用》(《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4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应对自然灾害,主要以儒家荒政学说的理论为指导,灾荒救治政策措施具有明显的儒学化色彩。张学峰《唐代水旱赈恤、蠲免的实效与实质》(《中国农史》1993年第1期)认为,在唐代无论是赈恤还是蠲免,其效果都是极差的。赈恤、蠲免的实质不是为了解救灾民的生活,而是为封建王朝本身的存在保留劳动力。张有棠、徐银梅《唐朝水旱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宁夏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指出,唐前期由于政治清明,救灾治灾措施较多且效果明显,从而较好地维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唐后期的战乱等致使救灾措施往往大打折扣。潘孝伟系列文章《唐代救荒措施总体特征》(《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唐代减灾与当时经济政治之关系》(同上1995年第4期)、《唐朝减灾行政管理体制初探》(同上l996年第3期)对唐代备荒救荒措施的实施、减灾的行政管理及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王亚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灾害思想初探》(《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盛促使人们对天人关系重新理解,由此形成了天道自然观下的进步灾害思想。但就总体而言,神秘主义的阴阳灾异说在当时仍占据主流地位。社会保障的另一方面是养老及侍老制度。张承宗《魏晋南北朝养老与敬老风俗》(《史林》2001年第4期)认为,虽然魏晋南北朝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以孝治天下”,但是仍难以在全社会蔚然成风。门阀士族的养老待遇与庶民百姓的养老境况有天壤之别。

    社会生活和社会习俗研究。社会生活史一直是社会史研究的重点,内容包括衣食住行诸多方面。服饰方面,陈昌珠《外来文化对魏晋隋唐服饰民俗的影响》(《民俗研究》1997年第3期)论述了外来文化对当时服饰民俗的影响。李蓉《唐代前期妇女服饰开放风气》(《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1期)、张庆《唐代妇女的流行服装》(《文史知识》1997年第3期)、祁嘉华《唐代女性服装的美学风格》(《洛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6期)等文都对唐代妇女的服饰进行了深入研究。饮食方面,姚伟钧《三国魏晋南北朝饮食文化》(《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唐代的饮食文化》(《华中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分别对这两个时期的饮食文化作了全面论述。徐连达《隋唐的酒事、酒宴与酒令》(《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论述了隋唐饮酒的时代风尚、酒宴中的豪华场面和民间宴会,以及名目繁多的酒令等。王赛时《唐朝人的主食结构》(《人文杂志》1999年第2期)具体考述了作为唐人主食的饼类、米类及花样面食。黎虎《汉唐时期的食肆行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指出,汉、唐时期的饮食原料和饮食成品市场均得到了同步的发展和繁荣,而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两种饮食市场则呈现盛衰不一的情形。居住方面,雷巧铃《唐人的居住方式与孝悌之道》(《陕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8期)、《试论唐代的住宅文化》(《人文杂志》1997年第4期)对唐人的居住方式、住宅文化作了探讨。交通方面,黄正建《唐代的“传”与“递”》(《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研究了唐代“传”与“递”的内涵与发展变化情况。相关文章还有:拜根兴《饮食与唐代官场》(《人文杂志》1994年第1期)、张萍《唐代饮食文化中的道教色彩》(《兰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朱大渭《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王赛时《唐代的夜生活》(《东岳论丛》2000年第4期)、党焕英《唐代男女服饰及女妆概述》(《文博》1996年第2期)等。

    社会风气研究。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认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曾有一个由“轻悍”、“好勇”逐渐向“怯懦”、“敦庞”的演变过程,并对隐藏在风气表象背后的各种社会动因加以诠释。韩东育《关于汉末魏晋世风的历史考察》(《天津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认为,汉末魏晋时代人生价值尺度发生大转变,导致逐利慕势风潮甚嚣尘上。统治阶级上层奢侈腐败之风成为近年来学者考察的重点。张庆来、宋洪德《西晋奢风盛行原因及影响》(《大庆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刘精诚《腐败之风与西晋短期而亡》(《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3期),王永平《论东晋上流社会的享乐风尚》(《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论北魏后期的奢侈风气——从一个侧面看北魏衰亡的原因》(《学术月刊》1996年第6期),梁满仓《北魏后期的贪污之风与治贪之举》(《探索与争鸣》1991年第3期),王雪玲《唐代的奢侈之风》(《唐都学刊》l995年第5期),陈衍德《试述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社会影响》(同上,1991年,第2期)等文章都对这一时期奢侈腐败的表现、特点及其不良影响作了深入的论述。

人口与社会论文例8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4-0037-04

一、国外口述史学回顾

20世纪40年代,一门新兴学科悄然兴起,“口述史”在史学学科范畴崭露头角,历经1/4个世纪后,这门学科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各国流行开来。时光铭刻于1948年,@一年,阿兰・内文斯作为“口述史”灵魂的赋予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砥砺前行。随后,阿兰・内文斯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口述史研究中心,这是现代意义上口述史诞生的标志,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最独特的风景之一,这座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口述史研究中心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阿兰・内文斯提出“口述史”并非偶然,而是一名学者磨砺十年时光甚至更久得出的智慧成果。早在1938年,在《通往历史之路》一书中,阿兰・内文斯就写道“希望创立一个组织,系统地搜集和记录口头传说和近60年内参加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著名人士的回忆”,从最初的灵感乍现到最后的概念成型,三千余个日夜无时无刻不在记录学者治学的严谨与理论追求之路的艰辛。

20世纪60年代,仅美国一国口述史学研究机构就达近百个,《口述史学评论》(曾用名为《口述史学通讯》)专门用于研究成果的交流与。到20世纪80年代,口述史学已在美国大部分领域普遍应用,而协会会员也高达一千五百余人。21世纪后,美国的口述史研究开始转向普通底层人民,使得该研究最大限度地反应人们在历史上的社会生活情况。在美国影响下,欧洲许多国家如英、法、德等国也建立了相应机构和团体,相关书籍和期刊也陆续出版。关于口述史实践及理论研究,英美两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出版的著作数量巨大,内容涵盖了方方面面,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普通百姓都成为口述史的研究对象。

英国保尔・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是口述史理论研究方面的代表作。这本书体现了早期英国口述史的特色,集中反映了口述史学的特征、立场与口述的对象。因该著作具有极高的口述史学理论水平,因此也成为口述史学科的入门之作。美国口述史学著作繁多,内容不仅包括了显赫人物和军政要事,还包括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英国口述史学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是1973年英国口述历史学会的成立。该学会的刊物是《口述历史》,其宗旨是记录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地区人们的感悟和记忆。他们在关于普通人的口述记录调查方面有显著的成果,如乔治・伊文特・埃文斯的《犁沟上的马》《农场和农村》,杰里・怀特的《罗思柴尔德大厦:东区廉价住宅区的生活,1887―1920》、罗纳德・布莱恩的《阿肯菲尔德:一个英国村庄的肖像》、拉斐尔・塞谬尔的《乡村生活与劳动》、克里斯托弗・斯托姆―克拉克的《矿工,1870―1970,检验口述史的一个实例》[1]等都是采用口述的调查方法以普通劳动者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日常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是普通人物的真实写照。

其他国家和地区口述史学“也有不同程度发展,且有自身的发展特点……但在研究对象与主题上,与当代口述史学仍有趋同之势,即越来越多地关注对下层人民生活的研究。这一特点与早期的口述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第三世界国家例如非洲、拉丁美洲等也开始对口头传说进行分析研究。1965年,国际非洲史学家大会通过了决议,承认口头传说是研究非洲历史的主要史料之一。[3]首位将口头传说资料运用到非洲历史研究中的史学家是西非历史学家肯・温迪克,他的《1830―1885尼日尔三角洲的贸易与政治》大量地运用当地的口头传说资料,该书在研究非洲史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1974年和1987年分别在加拿大和英国牛津成立口述历史协会。

二、中国口述史学回顾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口述史历史悠久,最初主要以收集资料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有关于用口述调查的方法收集人物和事件的记载,大体上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70年代,主要集中对国家重大政治事件和党政要人口述资料的调查和收集,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像《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当时规模最大的要属在总理指示下,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持的关于60岁以上政协委员写自传的号召。全国各地相继成立文史资料馆收集资料,涉及范围很广,有关军事、政治和外交的资料;有关经济、文化、社会和华侨的资料;其他有关的历史资料和文物。[4]

唐德刚教授是这一时期做中国口述历史的典型代表,他以现代口述历史研究闻名于史学界,是最早对国内重要人物口述史进行研究的史学家。20世纪50年代,唐德刚教授与胡适先生一起做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二人共同完成了《胡适口述自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留下了唐德刚教授的工作痕迹。1964年,唐德刚教授协助顾维钧先生撰写完成了《顾维钧回忆录》,并出版了《李宗仁回忆录》,这些口述历史的典范佳作无疑至今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唐德刚教授认为:“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慢慢谈,慢慢问,可以加以补充改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5]然而,在那风雨交加的十年“”中,众多学科的理论和实践都受到了影响,停步不前,口述史学也未能幸免。

第二阶段:20世纪70―80年代,这一时期的口述史学逐渐向国际口述史学靠拢,发展成向文化取向过渡的一种方法和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的口述史学,各专家学者也纷纷提出了自己对口述历史的认识。钟少华先生认为“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的录音都是口述史料,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6]J・福克斯在《面向过去之窗:口述历史入门》中简要论述了口述史学相关问题,并指出“自从美国独立200周年以来,口述历史确已成为记录‘人民的历史’的工具。”[7]

“翻译+述评”成为80年代中国史学的一大特征。“口碑史学”曾是“口述史学”的另一种称呼。在《美国口碑史料学三十年》(《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中侯成德先生梳理了美国口述史学三十年间从诞生到成长的渐变历程,能够掌握国外口述史学的最新研究进展,无疑对于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有所裨益,也使我国的专家学者的眼界得到了极大的开阔。1986年,《西北大学学报》第三期发表了箐舜所著的《口碑史学方法评析》,这篇文章论述了口碑史学的重要价值“口碑史学除具有搜集史料、研究历史的功能外,还是一种新的历史教育方法”[8],并指出口碑史学方法在应用过程中需经历“搜集口述资料――对资料进行加工――口述资料的运用”三个步骤,以及口碑史学未来面临的困境,这是国内史学界较早介绍现代口碑史学的文章,达到了当时人们对口述史学认识的全新高度。在《口碑史学略述》(《国外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中孟庆顺对口述资料的可信度给予了肯定,并对现代西方口述史学进行介绍。《史学理论》于1987年刊登了《口述的历史》,这是英国口述史学家约翰・托什的理论成果,西方口述史学最新、最前延的理论研究在中国出现。《口述的历史》一文对口述史的特质进行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分析,并明确地阐述了西方口述史的发展现状,并对于其前景展开了论述。20世纪80年代末,钟少华的论文《中国口述史学刍议》充分地论证了研究口述史学的必要性极其对于史学的重大意义,提出“发展中国口述史学,已经势在必行了”,指出要重视口述史学的实践,并提出新见解“口述史重视重现历史,而不是解释历史,口述历史不是历史学中一门分支,而是一种新方法”。口述史学理论开始受到部分历史研究者的关注,而口述史学也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新兴学科。

该时期的口述史学研究虽然多是对西方口述史学理论和方法引进、借鉴居多,但为90年代及其以后国内口述史学发展打下了基础。80年代的学者在这一方面无疑起了关键性作用,他们的多数观点也被后来学者采纳,促进中国口述史学研究开始走向深化。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国口述史学研究从简单的翻译介绍和将西方口述史学理论方法引进,转变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关注中国口述史学自身发展,并开始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王庆祥研究员关于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口述记录课题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他先后采访了包括溥杰、李淑贤、杜聿明在内的跟溥仪有关的家人、族亲、同事等,不仅记录了大量的口述资料,同时还收集了相关的照片和手稿等,根据李淑贤的口述,撰写了《末代皇帝溥仪与我》,将溥仪后半生工作、生活的场景形象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同年改编为电影《火龙》。

与此同时对妇女口述史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应进展。1992年由李小江主持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项目立项,下辖30余个已趋成熟的子课题,参与者达1 000余人,整理成册的“访问个案”有500余份。[9]2003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该课题最终成果《让女人自己说话――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共包括四册,分别是《让女人自己说话:文化寻踪》《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让女人自己说话:独立的历程》和《让女人自己说话:民族叙事》,使妇女史与口述史紧密结合,从女性的视角记录女人的历史记忆,取得很好的反响。另外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是一部典型的人类学著作,她将妇女口述史作为切入点,以黔东南西江苗族聚落为研究个案,对特定的妇女群体展开研究,为研究妇女文化提供标本。定宜庄于1999年出版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为我们了解辛亥革命前后旗人妇女生活状况提供了详细的资料,作者共选择了包括北京和东北的旗人妇女共16位作为研究对象,传递了在历史转折时期旗人妇女的生活信息。

在这一阶段,关于文化事件和文化人物的口述史学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中以“口述传记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最为有名,丛书系列中的《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由朱晓整理。该书记录了著名文学评论家和出版家朱正坎坷经历。通过他个人的遭遇从侧面折射了在那个错乱的年代世事沧桑,以及知识分子的刚正不阿。《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中以口述形式,详实地记录了萧乾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该书由何满子夫人吴仲华整理,通过对何老生平饱受坎坷经历的记载,反映了在极“左”专制集权下,他对自由的渴求和坚毅的性格。还有《带翅膀的摄影机:侯波、徐肖兵口述回忆录》和《从“洋娃娃”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这些著作用文化人物口述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其蕴含的社会背景,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第四阶段:21世纪至今,口述史研究理论和实践日趋规范化。国外的部分口述史学著作被翻译成汉语出版,国内学者也更加关注口述史研究理论,开始撰文出版,相关成果颇丰。2003年齐小新著《口述历史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鹘淌俊芬皇橛杀本笱С霭嫔绯霭妫该书以美国传教士留下的口述资料为研究素材,深入探讨传教活动逐渐走向衰败的原因以及传教活动对中国的影响。2004年杨祥银著《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研究口述史学典型的理论著作。书中系统梳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国家口述史学的发展脉络,阐述了口述史学中的道德和相关法律问题,并将口述历史项目作业程序表法律授权书附在文后,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另外还有2005年由周新国主编《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2010年陈旭清著《口述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2010年李向平、魏杨波著《口述史研究方法》等。

《季羡林口述史》《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山西抗战口述史》《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等口述史研究的代表作均体现出我国传统口述史对重大历史事件衍生以及精英人物生命历程的关注。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又将口述史的对象关注于社会下层人物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由精英走向大众,从领袖人物转向到普通民众。如2006年胡明刚等著的《北漂者心声:中国第一部文化北漂口述实录》,记录了从事各个领域的文化北漂人士的情感故事,展现出这一群体独特的生命史。2009年出版的吕国光的《农民工口述史》,作者对27位农民工进行访谈记录,细致描述了他们外出务工的过程和自己的真实想法。

关于抗日战争口述历史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领域。2005年出版的《日军侵华集中营》从独特的视角描写了中国战俘,为研究日军侵华历史事件提供重要口述资料,是国内首本反映日军侵华集中营的专著。2010年《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出版完成,共72卷,近4 000万字,全面收集南京大屠杀文献史料和口述史料,是对日本在南京地区残酷暴行的完整记录。

21世纪后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中国知青”这一特殊群体,相关著作相继出版。其中,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中国知青口述史》(刘小萌著)一书中,论述了13位当年风华正茂的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历练与成长。他们都是知青大军中的一员,或普通,或典型,通过他们真实的口述记录,我们看到了大时代背景下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命轨迹和心路历程。

另外,还有2015年陈墨著的《口述史学研究――多学科视角》从档案学、心理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的视角阐述口述史学问题,指出口述历史应与其他学科互相借鉴,并为上述学科研究提供新思路。

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多的专业化口述史研究机构诞生,代表着学者们的思想与智慧的理论文章不断发表。科技手段的不断升级也对口述史的研究手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突破传统的单一笔录方式,结合录像、录音等手段的运用让访谈内容更为真实生动。我国的口述史学发展在新世纪又继续前行,迈出更为坚实的一步。

与此同时,口述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关联性进一步增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认为“人类学家是一群将当地人的口述史转化为文字史的人。也因为这,可以说,人类学的研究等同于口述史。”[10]在“如何开展口述史调查”讲座中,王铭铭谈到“通过研究个人的生命历程,将之理解为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从而反映社会的历史过程。也就是将个体的生命历程放大为一个历史的整体,以此作为一个纵向的线索;同时将一个历史事件作为一个横向的线索,来牵扯出不同的个人的命\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这样人类学口述史有了真正的意义和价值。”[11]

孙庆忠博士在《口述历史的制作与口述传统的发掘》中写道“口述史研究技术的发展得益于社会学、人类学的进步,它们丰富了历史学家记录和收集史料的方法;另一方面,口述史的进展使得人类学的实验民族志为社会生活史的建构,为反思已有的研究模式,提供了审视‘历史真实’的一种尺度。”[12]很好地诠释了口述史对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作用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社会学口述史近年成绩显著,发表学术著作和论文数量如雨后春笋,学者们从社会学的视角,用口述史的方法研究农村社会生活,进一步分析挖掘隐藏的时代问题。例如2001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进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一书中,作者余未人借助侗乡乡民的口述和其直观的感悟与论道,将侗乡最为壮美的历史文化画卷徐徐展开。孙立平、郭于华的《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作者运用在西村和骥村取得的口述资料辅以文献资料,探讨农民对于国家的感受和认知。

近些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大力开展,口述史调查随之成为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冯骥才先生首次将口述史理论与方法应用到这一研究领域,他认为:“口述史面对的是活着的人,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角就是活着的传承人。口述史是挖掘个人的记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保存在传承人代代相传的文化记忆中。”对民间艺术传承人的口述史相关研究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并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出版。其中有两套丛书最有代表性:一是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先生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这套丛书是我国第一套民间艺术口述历史丛书,从口述史学科的视角,对美善唐卡、剪纸、年画、皮影戏、泥人、西兰卡普、陶瓷、风筝、木偶、雕漆等民间艺术和代表性传承人进行口述史研究,将民间艺术活的记忆和技艺进行提炼,记录传承人在实践中创造的智慧。二是冯骥才先生领衔主编的《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该丛书共有12册,在全国每个年画产地选择一至两位具有代表性的传承人作为研究对象,内容包括地域文化背景、个人的从艺史、家庭年画史以及个人擅长题材。两套丛书都偏文学形式,侧重于客观记录,反映了对口述内容的一般认识。这两套丛书开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述史研究的先河,这些口述理论和实践成果将给研究人员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口述历史问世70年来,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领域都取得了较高成就,这种方法可以说既古老又年轻:广义概念范畴所说的“古老”,源于历史文献大量出现之前的远古时期,历史就这样口口相传得以传承;年轻是从狭义上说的,它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而它作为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是近年来才得到较快发展的。口述史与其他文献记载相比有它独特的优势:口述史料具有直接性,对想要了解的对象有更为直观、亲切的认识,使其研究更接近真实,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口述史具有价值中立性,它只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如实的录制、拍摄等,研究者的价值预设不会出现,也不会影响读者的价值判断;口述史料包含的内容要远远多于文献,它既包括叙事者也包括访谈者自己的主观性说明;口述史不像文字史那样的强势,它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进行传播,它的“市场”取决于读者。总之,口述历史拥有其他文献不拥有的独特价值,是各学科都值得借鉴的重要研究方法。进入21世纪以来,口述历史更体现出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学者们开始从不同视角在实践中关注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张海坤.中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D].福建师范 大学,2008.

[2]张广智,陈垣.口述史学[M].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 份有限公司,2003.

[3]罗小红.落叶归根:台湾老兵口述史个案研究[D].中 南大学,2010.

[4]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M].文史资料出版社,1990.

[5]唐德刚.传记文学45卷[M].传记文学社,1984.

[6]钟少华.中国口述史学漫谈[J].学术研究,1997,(5).

[7]J・福克斯、黄育馥.面向过去之窗:口述历史入门[J]. 国外社会科学,1981,(1).

[8]箐舜.口碑史学方法评析[J].西北大学学报,1986,(8).

[9]姚力.谈一谈眼下的口述史著作[N].北京日报, 2010-01-04.

人口与社会论文例9

Abstract:Based on the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distance(dimensions of spatial and social distance) and CL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 of spatial and social distance on the OWOM usefulness of virtual community through setting up different scene by experiment method data analysis by SPSS21.0 softwar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distance (social distance) is near, the low construal level of OWOM is more useful. On the contrary, when the distance (social distance) is far, the high construal level of OWOM is more useful. When the spatial distance and social distance interact, the main effect of social distance is significant.

Key words:psychological distance; CLT theory; virtual community; OWOM usefulness

虚拟社区是依托网络信息技术将具有共同兴趣或需求的若干客体联系在一起的虚拟共同体。在虚拟社区中,成员之间可以实现信息或知识的共享与借鉴。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虚拟社区逐步成为电子商务领域重要的应用形式。虚拟社区的出现与发展实现了成员跨地域的互动交流,?M而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行为[1]。社会化媒体背景下,虚拟社区在线口碑营销已成为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又一利器。

国外学者根据口碑效价将口碑划分为正面口碑和负面口碑。有研究表明负面口碑比正面口碑更易被广泛传播且为顾客所关注[2]。凯度的2015年《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显示中国用户开始担心社交媒体给生活所带来的影响,64.7%的受访者认为社交媒体带来了正面影响,与上年相比下降12.1个百分点。社交媒体的匿名性、动态性以及随机性,使得消费者肆意发表个人评价甚至滋生脱离实际的信息;这些负面口碑会被大肆传播并被无限扩大,从而危害企业品牌形象[3]。因此,如何为在线口碑营造一个健康的虚拟社区扩散环境成为学者们研究的一大课题。关注虚拟社区在线口碑的效价研究,深入分析心理距离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的影响,对于减少虚拟社区内脱离实际的口碑信息的肆意扩散,以及帮助企业利用虚拟社区平台达到口碑营销的目的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对于虚拟社区口碑的研究至关重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然而,目前研究多从消费者行为理论、传播学理论等层面对虚拟社区口碑进行研究,学者们多利用信息处理理论、消费者态度理论和消费者行为理论等理论,从口碑属性、口碑传播及再传播等不同方面对虚拟社区口碑进行探究[8]。近些年,心理学理论逐步被运用到营销行为中,尤其是心理距离理论的应用。心理距离主要包括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以及假设性。由于从时间角度来看,进行有效性评价时,口碑信息已形成;所以本文将研究重点置于负面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的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两方面。

1 文献综述

1.1 口碑效价

依据Mudambi等人的定义,口碑效价是指口碑传播者的有利于接受者做出购买决策的在线口碑评论[4]。张敏等建立消费者冲动性消费模型,通过实验法分析网络口碑的属性对消费者冲动性购买的影响,并通过Logistic进行回归分析[5]。王德胜等基于虚拟社区角度验证了抱怨反应对于负面口碑与品牌转换之间的调节效应,并从不同角度提出建议[6]。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以及口碑营销的价值,尤其是负面口碑造成的影响,使得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关注口碑有效性的研究[4,7]。学者们多基于信息处理理论、消费者态度理论和消费者行为理论等理论,从传播者、口碑特征、接收者等不同角度对影响口碑有效性的因素进行探究[8]。

1.2 心理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

心理距离以此刻此地的自我为参照,在时间、空间、社会以及假设性(概率)等维度上衡量了事物的认知距离[9]。心理距离主要包括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以及假设性。近些年国内外学者针对心理距离的不同维度进行了研究:余金艳等构建时间距离地图,虚拟商圈特征并验证了时间距离对消费决策的影响[10];张梦等基于酒店评论研究了不同时间和社会距离背景下不同类别评论对购买意愿的影响[11];车诚等分析总结了时间和社会距离对网购决策的框架效应,为营销实践提供了参考[12]。由于从时间角度来看,进行有效性评价时,口碑信息已形成;所以本文研究重点为负面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的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两方面。

1.3 CLT理论

Trope和Liberman所阐述时间距离对解释水平的影响,逐步被扩展到心理距离的其他方面,并得到了验证[13]。解释水平被划分为高解释水平和低解释水平;人们往往倾向于用高解释水平对未来事件进行抽象性表征,用低解释水平对近期事件进行具体性表征[14]。解释水平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消费者评价、消费者决策等研究中,为商家进行有效管理提供了理论借鉴。柴俊武等将解释水平作为调节变量,研究了解释水平对消费者的延伸评估的作用[15];苏凇等基于CLT理论针对逆营销对消费者行为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对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x[16];陈柏霖针对如何实现口碑传播效果最大化的问题,结合CLT理论和调节定向理论对社交媒体口碑传播效果进行研究[17]。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假设

2.1.1 空间距离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

空间距离是行为人以“此地”为参照,对空间距离远近程度的个体感知。Fujita等发现空间距离影响解释水平的作用机制与时间距离相似,当空间距离较近时,人们倾向于利用低解释水平来描述客体或者事件;当空间距离较远时,人们倾向于利用高解释水平来描述客体或者事件[18]。消费者行为都存在于一定的空间距离中,为了此次研究情景的需要,本文将空间距离分为本市和外省市两类。消费者感知到的空间距离不同,并基于不同的解释水平;进而,影响不同消费者对同一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感知水平。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空间距离较近时,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具体、局部及表面)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反之,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空间距离较远时,接收者更倾向于高解释水平(抽象、总体及本质)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因此,提出假设:

H1:接收者感知的空间距离远近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影响显著。

H1a:当口碑传播者位于本市时,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更有用。

H1b:当口碑传播者位于外省市时,接收者感知高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更有用。

2.1.2 社会距离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

社会距离即自己与事件或者客体关系远近程度而形成的个体感知。美国学者Park进一步阐述了社会距离:社会距离是个人主观意愿下,与某群体之间远近程度的个人主观感受[18]。为方便此次研究情景,本文将社会距离划分为相似他人和不相似他人两类。消费者感知到的社会距离不同,并基于不同的解释水平;进而,影响不同消费者对同一在线口碑效价的感知程度。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即具体、局部及表面)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反之,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接收者倾向于高解释水平(即抽象、总体及本质)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因此,提出假设:

H2:接收者感知的社会距离远近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效价的影响显著。

H2a: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更有用。

H2b: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接收者感知高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2.1.3 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的交互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

消费者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感知程度往往受多个因素共同的作用,根据以上假设可知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的远近对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的效价具有交互作用。但是,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在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研究中的主效应哪个显著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认知心理学理论认为:越抽象的客体越难建立情感关系,感知到的心理距离也就越远[19]。因此,本文认为:当虚拟社区在线口碑的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情感关系造成的影响将大于空间距离的影响,即无论口碑传播者位于本市还是外省市,虚拟社区在线口碑的效价无显著差异;反之,当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尽管所生活的城市与不相似他人都很抽象,但是接收者更易对所生活的城市产生情感。因此,这种情境下,空间距离产生的作用将更大,即相比于口碑传播者位于外省市的,当传播者位于本地时,虚拟社区在线口碑的效价更高。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无论口碑传播者位于本地还是外省市,接收者对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效价感知无显著差异。

H3a: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当口碑传播者位于本地时,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H3b: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当口碑传播者位于外省市时,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H4: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相比于口碑传播者位于外省市,当传播者位于本市时,接收者感知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H4a: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当口碑传播者位于本地时,接收者感知高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H4b: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当口碑传播者位于外省市时,接收者感知高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为便于本文假设的描述,将本文假设总结如下。详见表1。

2.2 实验对象

本文选取山东农业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采取简单随机抽样法,从上述学校在校生中随机抽取学生参加实验,为保证实验效果,对于被试者有如下要求:被试者来自不同学校、不同年级、不同专业,被试者半年内有过4次以上、或者两个月内至少有一次网购经历的学生参加实验,且在一年的时间内未参加过相似实验。

2.3 实验设计

本文共3个实验情景,分别为:2(空间距离:本市/外省市)×2(解释水平:高/低)、2(社会距离:相似他人/不相似他人)×2(解释水平:高/低)、2(空间距离:本市/外省市)×2(社会距离:相似他人/不相似他人)×2(解释水平:高/低)。为便于实验开展及数据分析,各因素测试项见表2。

本实验采用问卷法,问卷主要围绕“近社会(空间)距离/远社会(空间)距离对消费者感知高解释水平/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影响”。以“社会距离为近时对低解释水平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影响”为例:假设你准备买某一款短袖T恤,在某虚拟社区内看到了如下详细、具体的评论时,当口碑者是相似他人时,这些评论是否会对你的购买决策起到多大作用?

本实验共设置调查问卷16套,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被试人的个人基本情况和网购经历,采取一般性选择;第二部分为对应的实验情景设置和测量项设定,采用Liker5点评分量表。每套问卷中,针对特定的实验场景的描述?M行加粗,以便被试者对于实验场景的认知,被试者只可参与一次实验,实验地点设置在安静且学生较为熟悉的教室里展开,以排除噪音及焦虑感等其他干扰因素的影响。实验开始时,由实验工作人员告知被试者实验要求及相关事宜,即实被试者被要求独立作答,避免互相交流造成的偏差,从而确保问卷的质量。为保障数据分析的便利性及有效性,每套问卷随机发放给70名以上的合格被试者,共计发放问卷1200份,回收问卷1089份,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967份。为便于分析,从每套问卷中随机抽取35份有效问卷,最终用于数据分析的有效问卷共计560份。被试者中男生268人,女生292人,男女比例0.918:1,比例情况合理。被试者基本情况如下:

(1)年级分布情况:大一学生118人,大二学生128人,大三学生146人,大四学生107人,硕士研究生50人,博士研究生11人,被试者涉及各年级层次且比例基本适合。如图1所示。

(2)专业分布情况:文史类39人,法学类67人,经管类90人,理科类168人,工科类185人,其他11人,专业分布情况合适。如图2所示。

3 数据分析

本文通过收集实验数据,并利用方差分析法进行数据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3.1 空间距离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

通过控制空间距离的感知程度进行试验,并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各测试项进行信度效度的检验。由结果可见:Cronbach’s Alpha = 0.917>0.7(具有较高的信度)、M本市=3.13

在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感知过程中,空间距离和解释水平两因素具有显著的交互作用,利用双因素方差分析法对其交互作用进行分析。见表5、图3。

由表5可知,空间距离与解释水平两因素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交互作用(Sig=0.000)显著;同时可知,解释水平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造成的影响(Sig=0.000)大于空间距离的影响 (Sig=0.001)。从而可知假设H1a 、H1b成立,即:接收者感知的空间距离远近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影响显著,且空间距离越近,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越有用。

3.2 社会距离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

通过控制社会距离的感知程度进行试验,并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各测试项进行信度效度的检验。由数据分析结果可知Cronbach’s Alpha =0.920>0.7(具有较高的信度)、M相似他人=3.16

社会距离和解释水平两因素在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感知过程中交互作用显著;因此,利用双因素方差分析法对其交互作用进行分析。见表8、图4。

由表8可知,社会距离与解释水平两因素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交互作用(Sig=0.000)显著;同时由数据分析结果可知,社会距离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影响作用(Sig=0.000)大于解释水平的影响(Sig=0.001)。从而可以得知假设H2a 、H2b成立,即:接收者感知的社会距离远近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影响显著,且社会距离越近,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越有用。

3.3 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的交互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

通过控制社会距离和空间距离的感知程度进行试验,并对虚拟社区口碑效价各测试项进行信度效度检验。由数据分析结果可知:Cronbach’s Alpha = 0.833>0.7(具有较高的信度);其次,利用描述性统计对两者交互作用进行分析由数据分析结果可知:M相似他人×本市=3.09,M相似他人×外省市=3.06,M不相似他人×本市=2.80,M不相似他人×外省市=2.23(即被试者对于社会距离和空间距离的感知程度显著)。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对口碑信息的社会距离、空间距离及解释水平的主效应进行检验,通过数据分析可知:社会距离F(1,278)=14.652, P

社会距离、空间距离以及解释水平三因素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感知具有重要的交互作用,利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法对其交互作用进行分析。详见表12、图5。

由表12可知,社会距离与空间距离两要素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交互作用显著(Sig=0.002);同时可知,社会距离对口碑效价的作用影响(Sig=0.000)大于空间距离以及解释水平的影响(Sig=0.001)。从而可知假设H3 、H4成立,即: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无论口碑传播者位于本市还是外省市,接收者对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效价感知无显著差异;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相比于口碑传播者位于外省市,当传播者位于本市时,接收者感知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4 结论及建议

本文旨在研究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影响,通过上述分析发现: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及其交互作用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影响显著,即空间距离(社会距离)越近,解释水平越低(具体、局部及表面),在线口碑效价感知有用性越强;空间距离(社会距离)越远,解释水平越高(抽象、总体及本质),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感知有用性越强;在二者的交互作用中,较空间距离的效应而言,社会距离的主效应更加显著,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社会距离近时,无论空间距离远近,接收者对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效价感知无显著差异;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社会距离远时,空间距离越近,接收者感知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因此,本研究的建议分为对虚拟社区成员、消费者以及商家三部分。

人口与社会论文例10

社会工作;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3.0017

近年来,民族社会工作本土实践的初步探索及民族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界的大力倡导引发了我国内地研究者对民族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相关议题的关注。其中,“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是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检视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研究发现,虽然这一主题的研究并未能精确匹配,但事实上该主题的研究已颇具历史。究其成因,主要是由于这一主题研究涉及的“社会工作”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两个关键词,这些不同的逻辑关系并非是理论或概念上的区分,而是由于其在历史实践中的不同发展脉络而形成。

一、美国相关研究概况及评述

(一)“同化论”主导下的研究渊源

西方国家“少数民族”的内涵、社会工作的实践进程均与我国存在诸多差异,以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进程最具典型性的美国为例,由于其社工作发展的原发内生性,其针对“少数民族”的社会工作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在历史实践中就具有高度的交叠性。在美国,“少数民族”的内涵,即除了欧洲大陆迁移的萨克逊人外,所有原住民(包括印第安人、阿拉斯加人等)、非洲裔美国人、亚洲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等。在社会工作发展伊始,在萨克逊人的价值观中,这些与其存在差异的族群是落后的,有待改变的。因此,“慈善组织会社”、“社区睦邻运动”,其内容的重要应有之义就是对城市中这些“少数族群”的“道德提升”。就此而言,美国的“少数民族”社会工作在实践之初的内涵中暗含如下预设:第一,少数族群是落后的、有待改变的;第二,其需要改变是由于其是从“原始”或“农业”生产生活方式进入了“工业”、“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从“非主流文化”融入“主流文化”;第三,对少数族群的社会工作服务主要是在城市中,因为这些人群聚居于城市的“下只角”,其需要改变的原因也是其无法立足与适应城市生活。基于此,“民族社会工作”的内涵即涉及社会工作服务于聚居城市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原本并不源自于城市,而是源自于由“乡”(原始或农业社会)向“城”(现代工业社会)的流动,其社会工作服务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内涵基本等同于其针对移民与原住民开展社会工作的内涵。因此,美国“移民和原住民社会工作”的相关研究具有直接参考价值。

但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前,由于当时美国社会“同化”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导致其移民与原住民社会工作实务并不注重民族间的文化差异与歧视压迫,因此,有关城市中移民与原住民的社会工作研究也并未被贴上“少数民族社会工作”的标签而单独被提及,只是在诸多研究中赋予了城市“贫困人口”或“弱势群体”的内涵。

(二)美国少数民族社会工作研究

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和“反种族主义运动”的高涨,少数民族社会工作才进入社会工作实务与研究领域,并出现了一大批相关著作,如该领域第一部著作是Solomon于1976年出版的《黑人增权:受压迫社区中的社会工作》。总体而言,在相关研究中,偏重临床的民族敏感性社会工作与注重社会行动的反压迫反歧视社会工作是该领域的两大基本取向。

第一,个体主义的民族敏感性社会工作。民族敏感性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是“多元文化主义”。其由美国学者Horace Kallen于1915年首次提出。对于如何界定其内涵,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其中Sanders认为,肯定文化多样性的现实,让个人尽量保持传统文化的特色,并使不同的文化传统融入社会,从而反对单一的主导文化[1]。而Cashmore认为其核心观念是:“不同民族或文化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和谐共存[2]。上述两个定义从多元文化主义的个体与社会属性两个层面予以揭示,体现了其尊重民族文化差异与保持和谐共存的哲学内涵。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指引下,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工作需从文化敏感的视角来开展少数族群服务[3]。民族敏感性社会工作建立在对案主所拥有的多元化民族身份的理解基础上,把对不同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理解与社会工作的理论相结合,以案主所属的民族群体身份和社会阶级地位的价值和地位为导向[4]。社会工作者提供服务时,需询问案主愿意选择何种方式进行工作,而不是想当然采用多数民族的惯例,或关于少数民族群体的成见[5],应将焦点集中于案主对自身文化经验的阐释[6],需保持文化敏感性,同感案主的文化背景,探索其需求所在。同时,在方法与技巧方面,Harper & Lantz提出八项跨文化治疗要素,并辅以案例分析不同族群的跨文化方法[7],还有研究者Morales & Sheafor采用生态系统评估模式讨论若干微观和宏观案例[8]。总之,民族敏感社会工作是在多元文化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整套关注少数族群案主及其所在群体文化差异,并在实务中尊重并利用这种差异的方法与技巧。此种社会工作取向具有明显的改良主义倾向,是在不改变现有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开展的实务。

第二,结构主义的反压迫反歧视社会工作。反压迫反歧视社会工作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基础,倡导对现有不公平社会结构的改造。伴随“反种族主义”运动的高涨而深受少数民族社会工作者的青睐,而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随之涌现。Thompson指出,歧视产生的重要方面是研究历史结合了某些生物类别的低劣假设[9]。显然,上述观点揭示了对少数族群的歧视与压迫来自于萨克逊人固守的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观,并将这种进化观固化在其统治地位的过度政治化和结构化上。Dominelli强调反压迫理论的中心是,分化产生社会认同,而社会认同又产生压迫的方式[10]。由此可见,在美国,反歧视反压迫的社会工作实务致力于打破这种错误社会观所带来的对少数族群在社会结构上的歧视与压迫。而在反歧视反压迫的民族社会工作焦点中,Morley指出,反歧视与反压迫社会工作的核心是围绕着个人及结构层面的运作如何导致权力不平等,以及如何察觉、批判与消灭这些不平等[11],同时,在实务方法上,Dalrymple & Burke指出:“利用机构资源和专业性帮助,把工作放在感情、观点和行动之间的联结上,以便支持弱势群体。”[12]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除美国外,英国、新西兰、加拿大与欧洲等地倾向于使用反压迫实务取向取代反歧视实务取向。就反歧视反压迫社会工作的发展而言,无论其术语如何变化,但其哲学基础与核心内涵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其价值取向是结构主义的,其实务模式是社会行动取向的。

(三)对美国少数民族社会工作研究的评述

综观美国少数民族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脉络,其起源于社会工作诞生之初,但被单独提及并予以深入探讨却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在此之后,文化多元主义与反歧视反压迫取向成为该领域研究与实务的主要取向,对西方国家影响甚大。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取向仍未超越原有的实务模式与研究方式,并未真正形成有关少数民族社会工作独特实务模式与研究范式。

与此同时,更为关键的是,由于中国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呈现巨大差异,在借鉴其民族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务时也有诸多方面值得深入反思。一方面,就民族敏感社会工作而言,在西方国家,其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移民与原住民,其移民与原住民的形成与发展与我国少数民族形成与发展有着质的区别。这种质的区别体现在文化的统一性与延续性程度上。在美国,其移民与原住民文化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其与美国主流文化的发展脉络是断裂的,民族敏感的社会工作十分强调保持少数族群文化的独立性,而在我国,各民族的文化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借鉴中形成的,并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因此,我国各民族的文化差异并不是完全独立与断裂的。这一点在我国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工作,包括社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与实务中需引起注意,其适应性问题,应谨慎对待,在本土实践中需进一步探讨与摸索。另一方面,就反压迫反歧视社会工作而言,西方国家的研究结论也并非可以照搬,因为其社会制度与我国也有质的区别。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民族问题,其民族歧视与压迫问题本质是阶级压迫的表现。而在我国,目前少数民族,包括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面临的问题是由我国改革开放的和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而产生,属于社会转型阶段必然出现的问题,并非由压迫与歧视而产生。因此,对待西方国家这种社会运动式的民族社会工作取向更需谨慎对待,更需在本土实践中加以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二、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研究概况及评述

在我国台湾地区,与内地“少数民族”概念最为接近的是“原住民”的概念。而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相对应的概念为“都市原住民”。在台湾地区,有研究者认为,原住民社会工作在1996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成立之后才开始被考量[13]。而有研究者对原住民社会工作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将其分为三个阶段:1987年以前,社会工作同化融合期;1987年至2000年的过渡期;2000年至今多元文化社会工作发展期[14]。综合来看,不管是哪种划分方式,都体现了台湾的原住民社会工作是由“同化论”占主导思想的原住民社会工作逐步过渡到以“多元文化主义”为主导的原住民社会工作。其中,标志性的转向事件就是“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的成立。

(一)“同化论”主导下的台湾原住民社会工作研究

在台湾“原民会”成立之前,“福利殖民”成为现代国家同化原住民族的社会规训,不让原住民以自己传统知识解决自己的问题,而被迫进入残补式福利框架,以一种“加码式”的福利津贴来解决原住民问题[15]。随着台湾地区的都市化,原住民移民都市的人数急速增加,原住民对家乡仍怀浓厚乡情,但认同距离却持续扩大,虽置身在都市现实中,却无法真正认同或融入都市社会,另一方面,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失,原乡部落解组、老幼失联问题也呈现严重化趋势。1984年“台湾原住民族权利促进会”成立,其激发了原住民觉醒及领导抗争运动,使政府对原住民的社会福利服务跨越以往强调生活改进的阶段。但在这一时期,台湾地区针对原住民社会工作的主要取向,即通过自上而下的社会福利政策对处于城市中的原住民青年和处于农村地区的老人和儿童分别实施“残补”性的救助,事实上并未考虑到以其自身需要的方式为其提供福利救助,在这一阶段针对原住民的研究大多站在施政者的角色地位将其定义为“原住民问题”,对待都市原住民的态度亦是如此。因此,这一时期,台湾地区针对都市原住民的研究带有明显的“同化论”色彩,并未重视与观照“都市原住民”的主体性。

(二)多元文化主义的都市原住民社会工作研究

台湾地区“原民会”的成立,使得台湾原住民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台湾地区开始重视原住民的心声与诉求,并委托学者进行调查。李明政等的原住民儿童福利需求调查发现,都市原住民父母在教养子女方面遭遇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儿童的休闲场地不够、托儿所或小学距离太远、不知如何带孩子或引导孩子学习,也显示提供孩子学校学习的协助是必要的。因此,如何从即时性的需求与长期性的的需求全面观照都市原住民的生活是服务所不可忽略的[16]。同时,李明政归纳综合台湾地区各级政府针对原住民提供社会福利工作指出,都市原住民生活辅导是为协助都市原住民适应都市生活,政府在各都市地带所成立的“原住民生活辅导中心”,运用具有原住民身份的大专社工相关科系毕业生担任生活辅导员,对都市原住民提供法律及各种福利服务[17]。在多元文化主义视角的指导下,针对原住民的社会原则及方法被台湾学界加以归纳。庄静雯访谈三位原住民籍社会工作者,归纳出其对原住民社会工作的内容,认为协助原住民案主了解社会生产的规则及协助都市原住民生活适应,了解大多数人的生产规则的前提下,让原住民选择如何适应这些生产的规则或都市的生活[18]。学者王增勇提出了原住民社会工作的原则,包括肯定世界观的独特性、发展反殖民主义的意识、运用传统文化来保存认同与集体意识、充权等[19]。

(三)反压迫反歧视都市原住民社会工作研究的发展

检视近年来台湾地区相关研究发现,已有诸多研究者开始从反压迫反歧视的社会结构层面开始反思台湾原住民的社会福利政策。如童伊迪、黄源f认为,目前原住民社会政策最令人诟病之处在于欠缺长远规划,短线操作的结构导致服务提供的成效有限[20]。除了上述政策方面的缺陷外,台湾主流社会对原住民的歧视也值得反思。吴桂芳认为,长久以来,社会大众对原住民族的刻板化印象是贫穷、依赖外界资源与身处社会边缘等(近来政府直接将原住民归类于弱势家庭,属重点协助对象)。政府重视原住民的生存需求与自主发展,政府的预算在增加,然而,原住民的问题却没有减少,只见需求面与供给面的鸿沟越来越大[21]。

综而述之,台湾地区原住民社会工作的发展基本类似于欧美国家的发展历程,即从“同化论”取向逐渐转向“多元文化主义”与“反压迫反歧视”取向。因此,从研究内容上看,其都市原住民社会工作研究也是伴随着这一发展脉络而不断向前推进的。而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政策咨询类研究还是学术类研究,其在研究方法上始终坚持经验取向,扎根“田野”,且研究结论也始终专注于对相关实践的改进,这些均对内地研究者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台湾地区的原住民政策与鹊氐拿褡逭策差异显著,对其相关研究成果的迁移与借鉴需谨慎对待。

三、中国大陆相关研究概况及评述

在我国内地,由于社会工作的发展格局是“嵌入性”的[22],因此,若要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与检视,在逻辑上,首先需考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现状,因为这种传统的针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被认为是专业社会工作引进之前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亦称为“行政性社会工作”的形态[23]。可以说,对其研究现状的考察,为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提供了逻辑基础与创新依据。

(一)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者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的关注是伴随着我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多和其在城市中各种问题的凸显而聚焦于此。郑杭生等认为应从社会转型和人口流动的宏观视野推进流动人口管理的科学化[24]。自上而下的控制型管理方式已很难适应对动态社会有效管理的需要[25]。只有通过系统化的“顶层设计”,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才能使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26]。在社会排斥和社会内卷双重动力的推进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空间障碍和心理障碍,阻碍了其城市融入[27],使其关系融入与制度融入难等问题凸显[28],因此,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近几年学界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检视近年来中国大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发现,该领域研究成果众多,内容丰富。研究者们均结合对当地(如广佛肇、长株潭、武汉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现状,指出目前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存在理念滞后、主体协调与联动机制不健全、方式单一、公共服务匮乏、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问题,并从加强宣传教育、完善法律法规、健全相关机制、立足社区、加强流入地流出地协作、多服务主体参与等方面提出了加强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相关对策与建议。

不难发现,国内研究者已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探讨颇多,但综观服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其内容的要义即是对传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机制的弊端予以揭示,并认为,若继续对其路径依赖,将无法适应新时期新形势下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需予以革新。

(二)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研究现状

公共管理归根结底是服务,社会管理的本质就是公共服务[29]。当前,这种新公共服务观(New Public Service)成为了我国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理论支撑,也必然成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途径。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模式是服务型治理,即通过有效地提供社会服务而参与社会治理[30]。由于国内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实践正处于摸索与试点阶段,且社会工作教育先于社会工作实践,因此,与之相关研究成果数量甚少,对该领域研究相关议题的探讨并未单独呈现,大多研究结论只能从国内学者对民族社会工作的意涵、领域和发展路径等的相关研究予以探寻。在意涵上,民族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与民族工作的交叉[31],是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观、理论方法,依据国家社会福利政策和民族政策,对面临困境的各民族群体和个人实施救助服务的活动[32];在实践领域上,研究者们从经济发展与文化持守、个人与群体将民族社会工作的任务结构一分为四,即个人和家庭微观层面的经济发展、文化持守以及族群和社区宏观的经济发展、文化持守[33],还从“边界跨越”与“文化敏感”两方面来界定民族社会工作的内容[34];在发展路径上,其为嵌入性发展,包括结构性嵌入与关系性嵌入[35]。

检视上述文献我们不难发现,目前研究者们已在概念和类型等宏观层面确立了民族社会工作,包括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内涵与边界,使其作为社会工作的分支学科或分支领域得以存在。因此,上述研究成果大大推动了我国内地该领域研究的发展。但在肯定上述研究成果的同时,另一方面的问题也值得深思,即这种研究倾向虽然能够迅速在学理上建立起民族社会工作,包括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应然价值所在,但并未涉及其实然价值所在,即并未涉及民族社会工作,包括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实践基础与实践价值所在。就像莫顿指出帕森斯对科学的误解――思想体系在进行大量的基础观察之前就能有效地确立起来那样。

目前,内地该领域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并非以经验取向为基础。从长远来看,这种方法论的非经验取向也许并不利于内地有关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影响该领域研究的学理价值与实践价值。

首先,从学理价值看,这种研究取向会造成研究结论的趋同性。所谓研究结论的趋同性,并非意指研究者所得结论的趋同性,而是指在探讨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相关议题时,如基本意涵、价值理念、服务内容、工作方法以及发展路径等,其研究结论与其他领域社会工作对上述议题的研究结论鲜有趋异之处。这样的研究结论对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研究,乃至民族社会工作专业和学科学理价值的挖掘及持存是无益的。

其次,从实践价值上而言,上述研究取向会造成相关研究结论的悬浮,即有关民族社会工作,包括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相关研究成果的实践指导和政策咨询意义式微,无法真正在实践中发挥其应有价值。回归本源来看,不论是民族学,还是社会工作专业,无论是在历史渊源上,还是在当前实践中,其都以经验研究,特别是以实地调查作为其方法论的基础,因此,研究结论的形成,理论模式的构建都应扎根于对实践的观察、理解与概括中。检视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无论是欧美基于多元文化主义和反压迫主义的种族、族群社会工作研究,还是台湾地区的原住民社会工作研究,其均植根于本土实践中。反观国内,研究者们的方法论更多的是非经验取向的,这样的研究取向所得结论在实践中容易造成“专业悬浮”,从而落入无用武之地。

四、研究展望

基于对国外(美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内地相关研究的综合考察,目前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相关研究在国内外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且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特点。在国外,以美国为典型,其研究呈现个体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两种鲜明视角,研究方法以实证取向为主导,研究成果大多基于社会工作者对自身行动实践的概括与总结,但并未形成该领域统一的概念框架与实务模型,更多的是在现有的社会工作理论分析框架中(如增权、优势、生态系统论视角等)对该领域相关问题予以分析。在台湾地区,其该领域的实践起步略晚,研究大多基于现有行动实践,但大多以实务经验反思为主也尚未形成其独特的理论框架与实务模式。而就中国内地而言,该领域的研究处于初步阶段,最早的相关文献出现在2006年,2012年后呈迅速增长之势,但由于其主要推动力量为民族类或民族地区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主体,因此,研究成果大多以学理性探讨为主,聚焦国内已有实践的研究成果甚少。

综合国内外既有研究所呈现的特点和内地社会工作本土实践的发展趋势,在后续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中,可在如下方面予以深化。

第一,在研究内容上,聚焦于国内已有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实践,挖掘该领域的社会工作服务与其他领域社会工作服务中所凸显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后,在解决这一群体实际问题过程中在价值理念、理论视角、工作方法与技巧、存在的优势、问题和服务效果等多方面显现出独特性。

第二,在研究的方法上,重新回归经验取向。概念与模式的构建应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因此,在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研究中,回归经验研究的方法论取向尤为重要。而在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实践的探索和试点阶段,选择经验研究,特别是追求高效度和深度的实地调查法更有利于对研究问题的真实呈现。

第三,在研究视角上,借鉴相关学科的中层分析框架。综合国内外研究,该领域在宏观理论视角与微观经验研究上均有所建树,但有所遗憾的是未形成自身独特的中观层面分析框架。同时,更为主要的是,该研究议题本身就具有学科交叉性,包含了民族学、社会工作、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议题。因此,以上学科的多种中层分析框架均可纳入到该领域的研究中,进而从多学科的视角推动该领域研究的丰富和深化。

[参考文献]

[1]Sanders, D.S. Multiculturalism: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Work[J].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1980,23(2):916.

[2]Cashmore, E. Dictionary of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 4nd ed.[M].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2003:244245.

[3]Fellin, P. Revisiting Multicultural Social Work[J]. 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2000,36(12):261.

[4]Zastrow, C., The Practice of Social Work: Applications of Generalist and Advanced Content, 7nd ed.[M].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2002:285.

[5]O’Hagan, K. Cultural Competence in the Caring Professions[M]. London: Jessica Kingsley,2001:152.

[6]Seeley, k. M. Shortterm Intercultural Psychotherapy:Ethnographic Inquiry[J]. Social Work,2004,49(1):121130.

[7]Harper, K. V, Lantz, J. CrossCultural Practice: Social Work with Diverse Populations[M]. Chicago: Lyceum Book, Inc.,1996:98.

[8]Morales, A. T., Sheafor, B. W. & Scott, M. E., Social Work: A Profession of Many Faces, 12nd ed.[M].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2011:152.

[9]Thompson, N. Antidiscriminatory Practice: 4rd ed.[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2006:89.

[10]Dominelli, L. AntiRacist Social Work Theory and Practice[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2002:59.

[11]Morley, C. Teaching Critical Practice: Resisting Structural Domination through Critical Reflection[J]. 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2008,27(4):407.

[12]Dalrymple, J. & Burke, B. AntiOppressive Practice: Social Care and the Law[M]. Maidenhead: Open University Press,2006:209.

[13]詹火生._湾原住民社会福利政策:以国家干预观点分析[R].“国政”研究报告,社会(研)091017号,2002.

[14]张晓霞.原住民社会工作之反思[J].台湾社会工作学刊,2009(6):147168.

[15]王增勇.原住民社会工作[M]∥吕宝静.社会工作与台湾社会.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4:236241.

[16]李明政,郑丽珍,马宗洁,庄秀美.原住民儿童社会福利需求之调查[R].台北:“行政院原民会”委托研究,1999.

[17]李明政.族群与社会福利政策[J].国家政策季刊,2003,2(4):125145.

[18]庄静雯.原住民籍社会工作者对原住民社会工作的想法:一位汉籍研究生的初探[D].台北:东吴大学,2005:1020.

[19]王增勇.原住民社会工作[M]∥吕宝静.社会工作与台湾社会.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4:241.

[20]童伊迪,黄源f.拉近差距:台湾原住民家庭服务输送之现况与展望[J].台湾原住民族研究季刊,2010,3(4):145166.

[21]吴桂芳.从事卡拉OK的原住民妇女及其子女的个案研究[D].台北:东吴大学,2014:2030.

[22]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J].社会科学战线,2011(2):206222.

[23]王思斌,阮曾媛琪.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2009(5):128140,207.

[24]郑杭生,陆益龙.开放、改革与包容性发展:大转型大流动时期的城市流动人口管理[J].学海,2011(6):7680.

[25]张爱华.对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的思考[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12(2):4852.

[26]冯晓英.城乡统筹视角下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与创新:京渝成三市城乡统筹发展的比较与启示[J].北京社会科学,2012(1):4449.

[27]陈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中的排斥与内卷[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4):4245.

[28]李吉和,杨春娥.中、东部地区城市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关系融入状况:基于武汉、广州、杭州、宁波的调查[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5):1923.

[29]罗伯特・B・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第5版[M].扶松茂,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41.

[30]王思斌.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特点及其贡献:对服务型治理的再理解[J].社会治理,2015(1):4957.

[31]郑杭生.民族社会学概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8.

[32]任国英,焦开山.论民族社会工作的基本意涵、价值理念和实务体系[J].民族研究,2012(4):816.

[33]王思斌.民族社会工作:发展与文化的视角[J].民族研究,2012(4):17,107.

[34]王旭辉,,包智明.中国民族社会工作发展路径:“边界跨越”与“文化敏感”[J].民族研究,2012(4):1725,107108.

[35]李林凤.民族社会工作初探[D].兰州:兰州大学,2013:1016.

Review of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Embedded in Service and Management of Urban Floating Ethnic Minority Population

LU Shixiu1,2, ZHANG Wei1,3

(1.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Hubei Engineering University, Xiaogan 432000, Hubei, China;

2.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