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饮食文化论文例1

饮食行业已经开始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05年文化部组织开展了全国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在上千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中出现了更多的饮食类项目。在公布的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传统技艺”项目中，出现了70余项制作技艺，如“聚春园”佛跳墙制作技艺、“六必居”酱菜制作技艺、“全聚德”挂炉烤鸭技艺、“王致和”腐乳酿造技艺、“同盛祥”牛羊肉泡馍制作技艺等。越来越多的饮食类项目也出现在了最新的各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中国文物学会的专家罗哲文面对饮食文化是否能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争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全聚德”烤鸭、“六必居”酱菜等都是有独特加工工艺和深厚文化内涵的中华老字号，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底蕴，应该成为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有文会宴、满汉全席、烧尾宴、全鸭席、孔府宴等久负盛名的中国筵席文化，其中的满汉全席已被列入北京市“非遗”名录。老字号经营的不仅是产品，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体验，很多老字号餐饮酒楼都有保存较完整、影响面较广的传统菜品，它们从文化基因和工艺保护做起，保护和传承传统菜的品牌形象、菜品品质、工艺规范等。这些餐饮老字号企业搜集文献、文物，并将其用文字、影像、图片等方式保存下来，成立并设立专项基金，保护自有知识产权并积极申请专利保护［1］。近年来，我国以行业协会为纽带，以地方菜系为核心，联合相关品牌企业建立了一些地方菜产业化基地来推广饮食类非物质文化，一些产业基地还是由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和开发商联合开发的。四川成都的郫县就聚合了上下游企业和相关辅助产业建设了中国川菜产业化基地的特色产业集群。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中国第一个川菜博物馆即成都川菜博物馆也落户郫县，收藏了从战国到近现代的大量藏品。

1.2存在的问题

1.2.1保护不到位

保护和发展饮食文化类非遗的工作逐步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项目的普查、申报、保护、开发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因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宣传和研究不够，以及受国内外同类型产品和假冒伪劣产品冲击，生存状况受到了威胁，一些非遗项目产品缺乏生产和销售的市场竞争力，还有的则脱离传统技艺而去片面追求工业化、产业化。

1.2.2保护意识不强

在意大利，曾有人质疑中国和意大利的面条相比较，究竟是谁的历史更悠久。韩国在我国上海设立了办事机构来推广韩餐，宣传韩国饮食文化。日本也在研究中国的宴席文化，希望与本国的文化资源整合来定格日餐宴席文化。2013年底，韩国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关于“泡菜及越冬泡菜文化”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曾引起我国人民的热议。亚洲的许多文化符号，包括泡菜等都源自中华文化，但我们没有像韩国人一样发掘、完善和包装泡菜文化。当我们还在为菜系等中国美食而沾沾自喜时，韩国人已精心运作，把没被中国人看得起的一碟开胃小菜变成了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他们对这样一碟我们没看上眼的小菜的申遗运作，反映出他们对文化遗产的敬重和崇拜，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2］。

1.3政府和协会组织大力扶持传统饮食文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1.3.1通过协会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烹饪协会苏秋成认为当今的饮食文化界已经比较重视保护传统文化遗产，但是中餐要想走向世界还要有自己的文化内涵。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国烹饪大师、湖南省人大代表许菊云提出了关于高度重视中国饮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议案，引起了全国人大和文化部的重视。据了解，非遗保护的对象通常分为若干专项，餐饮属于传统手工艺类。2009年，许菊云再次提出议案，提请有关主管部门重视挖掘和保护饮食类非遗文化体系，并建议在国家非遗名录中开辟饮食类的专项类别。为了保护我国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老字号企业、传承和弘扬传统饮食文化、推动饮食行业的进步与发展，中国烹饪协会联合多家知名饮食企业在展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的系列活动中设立了中国饮食文化专项展区，一批部级非遗项目和老字号饮食企业参展，并引发了社会关注。随着多项饮食类部级非遗项目的积极申报，将出现更多的饮食类非遗项目，会有更多的老字号企业焕发出新的生机。中国餐饮协会乔杰建议把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史料和文字整理成册，并重点研究流传下来的菜谱。中国烹饪协会冯援恩认为除了研究文献，还要多项目、多渠道、多层次保护并发扬中国烹饪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建设企业文化和培育区域品牌文化［3］。

1.3.2政府扶持饮食类非遗文化的保护工作

现阶段，国家重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优势，在政策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结合地方和民族特色开发了很多具有市场潜力的非遗文化类产品。比如郫县县委、县政府专门成立了郫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抢救和保护郫县豆瓣传统手工制作技艺，投入专项资金用于对郫县豆瓣工艺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建档等；保护掌握郫县豆瓣手工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发放生活补贴、提供传承条件、选派年轻学徒；支持栽种原料以保证生产需求［4］。

二、传统饮食文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

2.1发挥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

2.1.1建立博物馆保护模式的必要性

在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历史进程中，博物馆经历了保护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无形文物三个阶段，其中，人类及人类环境的非物质证据即无形文物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应该保存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并将其展示给社会公众，要义不容辞地在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中担负起责任［5］。

2.2.1博物馆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优势

博物馆都有征集、保护、整理文物的配套固定程序，同时也具备较完善的硬件设施，应当利用博物馆的这些优势来更好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民俗类博物馆可以通过与同行交流合作、合作办展的形式来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局部到全面展示出来，更好、更专业地做好保护“非遗”的工作［6］。

2.3.1博物馆展示现状

目前已建或在建的一些饮食类博物馆保存和宣传了非遗的历史文化，努力实现传播知识、传播文化的教育宗旨。由绍兴至味食品有限公司创办的位于浙江省绍兴市的中国酱文化博物馆，由保宁醋公司投建的保宁醋博物馆，位于郫县古城镇的以菜系文化为陈列内容的成都川菜博物馆，经常举办各种饮食文化活动并重新上演了满汉全席的香港人类饮食博物馆，这些行业博物馆给我们展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让我们回顾历史并体会更多东西。这些饮食类博物馆再现了那些已经不复存在的人物和场景，各种反映传统文化的照片和资料被制作成文字、图片、图表版面，结合实物被展示出来，再现了饮食文化活动、传统手工艺和民俗民风，通过博物馆展示这种拾遗补珍、珍藏见证的方式来弥补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步消亡的遗憾。

2.2通过节庆和传媒宣传展示饮食类非遗文化

现在，各级政府对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比较重视，也会组织饮食类非遗项目通过参加、组织节庆活动和借助传媒宣传来增强非遗项目的社会影响力和品牌形象，非遗项目积极配合各种节庆活动推广自己的特色产品，如在第二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上，现场展示宣传了先市酱油的传统酿制技艺，社会反响较好。参加中国农产品展示会、中国商标节、西博会这样的大型活动也是提升非遗项目社会认知度的好办法。此外，很多非遗项目还借助互联网、传统纸媒、广播电视来宣传自己，2012年在湖南卫视的《天天向上》栏目中就曾播出了“中国四大名醋专场节目”，节目中保宁醋企业介绍了我国传统酿醋工艺和食醋的发展历史，宣传食醋的辨别知识，显著提升了保宁醋的社会认知度。

2.3开发饮食类非遗文化旅游项目

一些非遗项目根据本地域的文化情况，结合旅游资源打造新型文化旅游项目，他们还与旅行社合作开发旅游项目来展示独特的加工工艺、历史文化内涵，提升公众认知度。山西老陈醋的东湖醋园开发旅游项目平均每年接待游客达30多万人次；先市酱油厂与旅行社合作，组织游客免费参观传统酱油酿造作坊和酿制技艺现场。建议进一步研究非遗项目自然、人文和地理的基本特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将传统特产的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在一起进行商标、文化保护，实现相互促进、双重保护，提升非遗的品牌价值。

三、鼓励传统饮食文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型

研究和利用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为了经济目的，也是为了在挖掘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同时更有效地对它保护和传承，在此基础上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使二者形成良性的循环。开发传统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类旅游项目，把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资源也很有教育意义，既能满足游客旅游目的和文化需要，又能提升游客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使游客在游玩、观赏时感受文化内涵。现代化的进程破坏了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赖以生存的农业文明，但这不意味着现代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全对立，而是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把文化和经济结合在了一起。政府还应加大对传统饮食类企业的扶持力度，以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经营的运营灵活性和鼓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升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传统饮食文化论文例2

随着2009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的颁布，我国旅游业引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而近年来，我国旅游产品大多数仍集中于观光、度假型，但随着旅游者需求的不断发展，人们在旅游活动中的文化需求也逐渐增加。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化旅游开发将成为未来几年我国旅游业的开发重点。

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我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是文化宝库当中的瑰宝之一；中华饮食又与法国饮食和土耳其饮食并称为世界三大饮食体系。因此，饮食文化旅游的发展不仅有益于丰富我国旅游产品文化内涵，也在一定层面上利于提升我国旅游业的国际影响力。

一、中华饮食文化与旅游的关系

饮食文化是指食物原料开发利用、食品制作和饮食消费过程中的技术、科学、艺术。以及以饮食为基础的习俗、传统、思想和哲学，即由人们食生产和食生活的方式、过程、功能等结构组合而成的全部食事的总和 。在旅游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中，“吃”往往被摆在首要位置。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中华饮食文化在当下旅游活动中不仅能为游客带来更多的文化享受，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彰显与弘扬的良好平台。饮食文化与旅游的进一步结合，一方面使得传统饮食文化在旅游活动中得到更多的保护和传承；另一方面饮食文化亦能提升旅游活动的文化内涵和品位。二者有机融合，将发挥文化与经济相互促进的优势效应，真正实现传统文化与旅游经济协同发展的和谐局面。

当前，我国饮食文化旅游的开发，多数还停留在以味觉体验为主的外在形式，很少能够全面反映饮食文化的全面特征和内在底蕴。中华饮食文化通过数千年的发展，不仅具有取材丰富、烹饪技法发达的直观特点，更重要的是艺术、哲学、医药、宗教等传统文化在饮食文化领域均有所体现。在食物形象、饮食环境、器具、风俗等方面，中华饮食均呈现出了丰富的美学特征，而这一系列审美元素正是旅游活动尤其是旅游审美活动当中最为宝贵的资源。因此，我们应进一步挖掘和发展传统饮食文化中的各类审美元素，使饮食文化和旅游经济得到真正的互动发展。

二、中华饮食文化审美的要素分析

1.菜肴之美

人们通过“色、香、味”来品鉴一道菜式，以此评判菜肴的整体水平，这便是通常意义的菜肴之美，也是最普遍、最直接的饮食审美。古人在饮食上很重视色的美感，如孔子在《论语•乡党》中曾有“色恶不食”一语 。这里的“色”可理解为是菜肴给与人的视觉体验，包含色泽及造型之美。传统饮食通过借助各类食材的天然色泽及质地，运用不同装点与烹饪技法将菜点以工艺品一般呈献给食客。“香”是菜肴付诸人的嗅觉器官后给人的一类审美体验。中华菜肴香气类型丰富，它同“色”一样，能提前为人们带来饮食的美感。“味”则是一道菜肴关键审美要素之一，中华饮食在食材本身之特性的基础上，辅以各类特有香料，采取不同的加热方法最终形成五味俱佳的菜品。

人们运用视觉、嗅觉以及味觉的综合感官，最终完成对菜肴的体验过程，从中体会饮食之美，这也就是认同范围较广的对于饮食的基本审美过程。

2.菜名之美

菜名的艺术是中华饮食独有的美学元素之一。人们对于一道菜肴的第一印象，菜名往往比色泽和香气更加直接。因此，古往今来，中国菜的命名都经过反复推敲，甚至与文学、民俗等传统文化联系紧密，这是中华饮食相对其他国家饮食所特有的。我国菜名除通过色彩、造型、味道、原料或烹饪方法等直接命名之外，更具特色的是以其象形性、寓意性等命名，如佛跳墙、龙虎斗等。尤其是在宴客之时，还菜谱整体的寓意和关联性，如同诗文中字、句、篇的关系，需要“字斟句酌”，使人们在享受饕餮的同时领悟到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3.器具之美

中国菜肴在餐具的选择使用上十分考究，人们把使用和欣赏各式器皿作为容器的菜点视为享受。古人讲究不同类型的食物与不同材质的器皿予以搭配，颜色、款式等也颇有讲究。菜肴的分量与盛器的大小协调、菜肴形式与盛器的形状适应也有相应的原则，甚至菜肴的身价也应与盛器的贵贱相匹配。“美食不如美器”，美器早已成为中国古人对于饮食文化的审美对象之一，饮食器具的审美也是传统饮食美学传承到现在较为完整的领域。

4.环境之美

优雅和谐、陶情怡性的格调是传统饮食环境的标准。人们认为在高山流水般的自然幽静之景下饮宴能为饮食整体过程带来更多愉悦之美。另一种则是人造的饮食环境，人们从建筑、装饰风格、灯光布景等方面创造出一片理想的餐饮氛围，为食客打造一种饮食的意境之美。

5.礼仪之美

中国向来被称作“礼仪之邦”，中国人也向来将进餐之时视为交朋会友的绝好机会。这也就使得中国的餐饮礼仪更为丰富和广博。中华饮食礼仪不仅仅讲求坐席的方向、箸匙的排列、上菜的次序等，更强调人们在觥筹交错时的言行和仪态。人们甚至将“礼”上升到“情”的层面，将这种礼仪与人的交流和沟通联系起来，使得餐饮的社会功能更为丰富，饮食文化中的礼仪之美也随之显现。

6.中和之美

中和之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审美理想。“中和”可以理解为“适当与和谐”之意。在中华饮食文化中，菜肴的制作、命名等过程中无所不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和谐理念。基于养生学的五行说与五色五味的调和、基于太极说的食物阴阳特性的搭配、基于天人合一哲学观念的饮食模式等等，包括中国最早的饮食文献《礼记•内侧》的相关记载 ，均充分反映了中华“和”文化的美学特征。

此外，中华饮食文化与绘画、雕塑、乐舞乃至诗词等多个艺术领域融会贯通，具有很强的文化包容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有力体现。所以，一定程度上说，对于中华饮食文化的审美过程也是一次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全面体验的过程。

三、关于湖湘饮食文化美学特征的旅游资源开发

当下我国的文化旅游市场仍较多处于游客的文化参与性和体验性不强的初级阶段，真正成熟的饮食文化旅游产品甚少。因此，我们应通过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知程度，进而推动真正意义上的饮食文化旅游发展。而对处于底蕴深厚的湖湘文化之下的以湘菜为表的饮食文化也应作为湖湘地区旅游开发的重点，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设想：

1.将湖湘饮食文化的美学元素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开发

目前我国的文化旅游或者饮食旅游多数停留在对于菜肴的单一体验性阶段，我们应全面挖掘中华传统饮食的其他美学元素在旅游活动中的应用，从而丰富饮食文化旅游活动的内涵。在旅游产品设计中充分考虑饮食文化的特点，将涉及各个传统文化领域的不同美学元素分别采取有针对性的开发措施，真正做到将文化作为首要资源进行旅游产品的设计与开发。

湘菜向来以其丰富鲜艳的色泽、鲜香咸辣的口感著称，而湘菜体系的起源主要由三大分支构成，以长沙为中心的官府菜、以湘西为发源地的农家土菜以及以洞庭地区为主的民间特色菜。这令湘菜光鲜的外表之下增添了几分湖湘文化的厚重感，或者说把现有的对湘菜菜肴的体验式消费和旅游进一步同湘菜背后的文化因素结合起来，将打造出文化韵味浓厚又富有创造力的饮食旅游资源。例如曾出现的以“湘菜博物馆”和“长沙窑”作为品牌推介的新式创意菜馆，他们套用博物馆布展的方式通过少量的历史资料陈列以及特色饮食器皿等的展示，为游客打造了一个极富有文化气息又不失新意的饮食场所，与此同时也为消费者提供了多方面的饮食审美体验，是值得借鉴的。

2.细分湖湘饮食文化旅游市场，打造不同审美主题的旅游产品

通过之前对饮食文化美学元素的分析可以看到，饮食文化对于传统文化有较高的融合度，文化内容和深度都具有多元性，这一方面显示出饮食文化作为旅游资源开发的优势，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其文化重点较难把握。因此，为了实现饮食文化旅游各个领域的全面发展，应进行一定程度的市场细分，从而有针对性的吸引不同游客，满足其差异化的文化需求。例如按照其审美特征和其他传统文化的交融度分别设计重点于菜肴品味、古典文学、建筑艺术、药膳养生等不同类型的产品。

对于湖湘饮食文化的细分产品构建，我们拥有的优势资源较多，诸如以长沙官窑为代表的饮食器皿、以中原文化为背景的饮食习俗等等。对于这些不同元素的饮食文化资源，我们应加深对其的认识，进而有针对性的予以开发和挖掘。 只有这样，才能使游客能够充分感受中华饮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魅力，达到真正的文化旅游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当前亚洲面积最大的酒楼――西湖楼的案例。创办灵感来源于北京故宫的长沙西湖楼占地达到88亩，设有108个包房，l0个零店大厅，营业面积达3．2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4000人就餐。通过打造宫廷御膳区、特色小吃区等不同功能和文化分区进行不同的演艺活动以及通过不同的装潢风格营造丰富的餐饮环境和氛围。餐厅将中华饮食文化尤其是突出湖湘饮食文化为出发点，通过生动的用餐情境为消费者和游客创造多元性的文化体验。饮食文化的环境之美、礼仪之美皆一一呈现。同时，该酒楼的选址和营销也充分考虑到与其他都市旅游资源的配套与衔接，真正实现了从饮食文化角度充实旅游资源和产品内涵的目的。

3.丰富饮食文化旅游形式，提升以红色旅游等为代表的文化旅游的品质

现阶段我国饮食文化旅游不论着重哪一方面的审美体验，均局限在观光型为主、参与性为辅的阶段。换言之，即便是以饮食文化为主题的旅游，也保持着走马观花式的对于各类与饮食相关的遗迹游览，辅之以较为粗糙的菜式品尝和环境复制模式。而随着旅游活动的多元化发展，饮食文化的各种特点可以采取多重体验性活动予以呈现。

“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南品质也令潇湘大地向来不缺少伟人的诞生，因此在这片土地上红色旅游和历史名人遗迹游是旅游业的重要角色之一。与此同时，享誉全国的“毛家菜”和“谭府菜”也是菜系中不多见的具有“名人效益”的独特资源。为此，我们可以将现有的又是旅游资源与湘菜文化尤其是湘菜与名人的品牌效益结合，将饮食历史文化真正同旅游活动结合。例如在韶山等红色旅游较为发达地区以“毛家菜”为主要载体，打造一些旅游产品，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饮食产品，更重要的是富有历史人文特征和文化特质的同饮食相关的旅游线路和活动，依次真正意义上提升文化旅游活动的品质。

四、结语

中华饮食文化凭借着其与多门中华传统文化交融的特性，具备了其他传统文化不可比拟的多元审美元素，这使得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旅游产品的设计有了更为广泛的开拓空间和发展余地。因此，我们应进一步利用我国异彩纷呈的饮食文化资源，尤其是其涉猎各文化领域的美学特征，大力发展饮食文化旅游，使其成为文化旅游的品牌之一，从而促进传统文化与旅游经济的协同发展。

同时，在湖湘传统饮食文化的沿袭同湖南现代旅游业快速发展和创新的和谐融合下，通过采取富有创意的文化表现形式和打造新型饮食旅游设施与场所、进一步细分传统文化旅游市场以及利用现有优势充分结合湖湘饮食的文化底蕴等旅游资源的开发方式，以湘菜为代表的湖湘饮食文化旅游开发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赵荣光 谢定源：饮食文化概论[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4

[2]张建忠：论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J].长治学院学报.2009，1：9-11

[3]张宇光：吃到公元前――中国饮食文化溯源[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

[4]胡爱娟：饮食文化与现代旅游[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5]吴澎：中国饮食文化[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6]李星明：旅游文化概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传统饮食文化论文例3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9-0198-02

一、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内涵

狭义上来讲，“饮食文化”特指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食文化，广义上来讲，它包括“饮文化”和“食文化”两部分，二者有着各不相同的特色，承载着不同的饮食文化内涵。中国饮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着独特文化内涵和精神品位，锻造了华夏子孙的健康体魄以及高尚品味情怀，体现了中华民族祖先的聪明智慧和刻苦奋斗精神，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加强传统饮食文化的研究对当代大学生精神面貌有着深远影响，同时也帮助大学生了解传统文化，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加强自身修养具有重要意义。如今，透过沉沉时空，对传统饮食文化进行继承与发扬，以推动现代食品工业经济快速发展是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必然，也满足了人们生活所需。人们饮食生活已进入了“体验经济时代”，饮食文化逐步趋于多元化，人们的日常饮食所需已从温饱型向丰富型和享受型转变，饮食的美感、乐趣和健康方面成为转变的焦点。消费者要演绎好饮食文化缔造者的精彩角色，更要完成好在中国饮食文化传承和发展中的光荣使命，归根结底在于是否从全面、准确角度去理解饮食文化中的内涵。

二、在教学中灌输传统饮食文化的意义

（一）饮食文化和高校食品专业研究的内容上相一致

高校食品专业开课内容主要是食品基础理论，主要包括（工业食品微生物学、食品化学、食品生物化学等）；食品生产工艺操作和加工过程的研究；食品生产中的高新技术应用；食品质量安全的研究；食品营养学的研究；其他食品包装、食品安全管理法律条例、食品流通、食品质量检验等方面。作为培养高等技术应用型与高技能型专门人才培养为重点。

传统饮食文化研究中所指的人类食事活动内容有：一是生产，食生产。即原料的加工生产、保藏等。二是食生活。即原料的获取、食品流通、运输、消费、烹调、饮食、礼仪等。三是食事象。即与饮食相关的具体行为、现象等。四是食思想。即饮食的认识、相关知识、观念、理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等。五是食惯制。即习惯、风俗、传统等。由此可见，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性，也是食品专业重要的学科内容。

（二）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

食品这一行业是涉及民生的发展行业，也是百姓不折不扣的良心行业，其对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的道德素质要求。随着我国食品产业经济的迅猛发展，对高素质高技术含量的人才需求量逐年增加，高校专业教育方向正好能够满足企业对高技术含量人才的迫切需求。因此，需要将传统饮食文化贯穿在高校食品专业人才培养的阶段里，使技术水平含量和文化成为学生不断成长的双翼，有利于实现培养人才的目标以及学生在社会上的不断攀登。

（三）饮食文化的传承需要引起大学生的重视

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名声源远流长，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大量的国外思想潮流和思想观念的不断涌入，使中国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甚至价值取向都呈现出多元化的引导，暗示了对不同性质的文化分辨模糊，因而逐渐对饮食和文化失去了自信心。导致大部分学生盲目崇拜西方风俗文化，贬低本国民族文化，大学生的民族信心与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因此，要弘扬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增强大学生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保护并发扬本国饮食文化，传承饮食文化要引起当代大学生足够重视。甚至把它看做是维护民族的一种权益，保护本国文化的强烈意识。因此，作为食品相关专业的学生，弘扬我国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饮食文化责无旁贷。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大浪下，更需要大学生不拘一格地去研究好、继承好中国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贡献年轻的力量。

三、在教学中传承传统饮食文化的对策

（一）充分营造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学习氛围

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与培养大学生的品德的提升、完美人格的树立与文化素养有机结合起来，结合《中国饮食文化》课程中所说的“饮食风俗文化”“饮食礼仪文化”等相关章节内容联系起来，是学生诵读经典文化的一种学习方法，这也正是在潜移默化地提升大学生人格修养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礼德传承。清华大学教授认为：如今在高校教育当中，存在的一个比较普遍问题就是，在大学校园里只注重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的单纯教育，而却忽视了个人的道德情操、职业道德、人文关怀等非专业方面的教育。许多人认为上大学的学生目的普遍都是为了个人有一份可靠而稳定的工作，前程似锦，一帆风顺。所以，他们一旦毕了业，就想要立刻赚钱，过上安稳的日子，至于民族是否兴衰、社会是否因存在某些问题而阻碍发展，都觉得与自己毫不相干。目前，高校大学生内心普遍都没有文化自尊和文化自觉，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非常可悲甚至是恐惧的一种社会现象。

2.人格素养的培养。《易经》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要求后人生活上自强不息，积极进取，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孔子提倡：“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是激励后人发愤图强，敏而好学，学而不倦的乐观精神。用这种精神来教育当代大学生，让他们掌握所学的专业知识和积极学习传统饮食文化成果精髓的追求精神，还要注重人生的现实意义，即注重艺术品位与人生价值，注重人生自我修养和人格的建立。

（二）在高校食品专业人才培养中加强饮食文化的教育

1.几千年的华夏文明造就了璀璨辉煌的文化，这是祖先留给人们的宝贵财富，需要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饮食文化自成体系、博大精深，蕴涵丰富理念、政治思想、风俗礼仪等，与我们平时日常生活紧密相联，更是继承了我国民族优秀文化思想。因此，高校应大量宣传并且在专业课中进行普及教育，作为专业知识的有益扩充，完善知识框架结构。通过调整食品专业课程体系安排，把饮食文化作为人才培养方向其中一门必修课程，得到学生对文化学习的重视，形成要学习高端技术必先学习传统文化成果的精髓。这样，将饮食文化这门课程应用于高校食品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当中，不仅增强了传统饮食文化感染力和凝聚力，而且还能让学生更好地了解文化知识，完善教学制度的时效性，使学生内心世界得到丰富，这样利于学生自身素质教育的全面升华。

2.培养从业自信心，增强社会责任感。我国饮食文化在当今世界上声誉名扬天下，中国饮食闻名于天下。例如，两千年前淮南王刘安发明的豆腐，诸葛亮发明馒头比西式汉堡包早一千多年，这都是古时候了不起的时明，直到现代依旧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的习惯乃至全人类的生活饮食习俗。“民以食为天”，目前，传统饮食仍旧是国内外第一大行业，世界500强企业有大部分行业与饮食相关。诸如此类的饮食文化有利于激发当代大学生的学习激情，增强社会责任感，并且培养他们的从业信心和自豪感。

四、总结

在“民以食为天”的生存理念驱动下，中国传统饮食文化蕴含着人生丰富的哲理，是大学生思想教育的重要文化资源，对大学生自身修养、人文关怀有着深远影响。抓住人们饮食生活的要素，理解其要义，实现价值的提升，是实现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在民族中更好传承、更快发展，从而最终推动中国饮食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总之，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的文化经典能启迪学生的心智，提高个人修养。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在教学领域里占据主导地位，把大学生文化素质和精神面貌引向正确道路，它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展现了划时代的古老文明。

【参考文献】

传统饮食文化论文例4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

2010年1月初，国务院《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至此，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开始步入正轨，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背景下，怎样挖掘海南的传统节日饮食文化旅游资源，使海南旅游的六大要素“食、行、住、游、娱、购”中的“食”充分发挥出其牵头作用，树立海南传统节日饮食文化的品牌和形象，已经成为旅游业发展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本文旨在对海南传统节日饮食文化进行研究。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1.研究目的。本篇论文以海南传统节日饮食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研究以及亲身经历体验，介绍海南在庆祝传统节日中的饮食和其所携带的文化，包括介绍海南几个比较重大传统节日、传统节日中饮食所蕴含的特色、海南人饮食方式以及饮食中所蕴含的文化历史，并对目前海南传统饮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建议。

2.研究意义。饮食文化是一种层次较深、角度全、品味高尚的地方区域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对食物来源开发、炊具研制、食品调理、营养保健和饮食审美等方面创造、积累并影响周边国家和世界的物质及精神财富。海南传统节日饮食文化是海南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工作中，为了适应生产和生活的需求，并通过对气候的观察与把握而逐渐形成的。认识和传播海南传统节日饮食文化对海内外各地的游客了解海南传统节日饮食文化和习俗具有重大意义。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1.研究内容。本文以海南的传统节日中的饮食文化方面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研究以及亲身经历体验，介绍海南在庆祝传统节日中的饮食文化。结合目前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发展背景下，应该如何去传播海南传统节日饮食文化。

2.研究方法。一是文献法。笔者通过图书馆等阅读书籍文献的方式，查阅本文需要研究的所需内容。二是观察法。笔者亲身经历海南人在过传统节日时的氛围，能清楚感受到海南传统节日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四）文献综述

通过阅读与总结相关文献，笔者发现目前研究有关海南传统节日饮食文化的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节日的重要性。苑利、顾军在《传统节日遗产保护的价值和原则》中提出传统节日是传承一个民族优秀饮食文化的重要平台绝大多数传统节日都是从古老祭仪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来源于祭神灵、祭先祖以及传统节日仪式的特殊饮食，为后来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这些独具魅力传统节日，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就不可能得到如此顺畅地传承。能否保护好传统节日，直接关系到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传承问题。

2.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杨震宇在《中国饮食文化发展的四大高峰》中对中国的饮食文化发展进行研究。从最早的人类茹毛饮血到创造工具后的4000多年历史中，中国的饮食文化经历了四个发展高峰期，分别为奴隶制时期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战国至南北朝时的封建社会、文明高度发展的隋唐明清时代和新中国时期。

3.中国传统节日的饮食风俗。在研究李露露《传统节日中的饮食风俗》中发现，我国传统节日中有着极为丰富的饮食文化内容。从饮食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传统节日饮食不仅特点鲜明，而且讲究品质。端午节不仅仅是吃粽子的节日，还因为纪念屈原而兴起的划龙舟等欢庆传统节日的项目。因此，节日的饮食风俗是节日文化的重要内容。

4.海南传统节日饮食文化的特色。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搜索有关“海南传统节日饮食文化”的文章，依据张玉所研究《海南传统节日饮食文化的特色》总结出海南传统节日饮食文化有三个特点。一是以“鸡”为主题的饮食特色，体现海南人民浓厚的乡土气息；二是海南人民在节日中喜欢食用含有丰富寓意的谐音食材；三是在海南人餐桌上“一锅炖”、“全家福”的自由自在的饮食方式。

5.海南传统节日对饮食的影响。在阅读赵炜《中国传统节日节令食品流变》一文中发现，中国在传统节日当天，祭祀神灵多以食物为首选的献祭方式。海南在传统节日当天会进行“拜神”仪式，“拜神”的贡品是各式各样的美食，在祭祀仪式结束后会宴请亲朋好友共同享用“拜神”后的食物，从而导致逢年过节家家户户必须以请客的方式过节，无形中影响到了饮食的发展，产生出独特的海南饮食文化和风俗。

6.海南传统节日的发展现状。周翔在《海南黎族、苗族“三月三”节日习俗演变及现状》着重研究了海南黎苗“三月三”节日的源流和发展。海南黎族苗族“三月三”每年都会在黎族苗族聚居地区举办规模盛大、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并选择一个城市作为当年整个海南省庆祝活动的主会场。

7.海南传统美食的发展现状。海南岛丰富的热带滨海资源。伴随着国际旅游岛的建设、候鸟过冬旅游和旅游房产成为海南经济的主要支柱，海南传统美食已开始步入世界饮食舞台。海南传统四大名菜“文昌鸡”、“加积鸭”、“和乐蟹”、“东山羊”及传统饮食方式“打边炉”已经在国内外享誉盛名。孙爽在《海南省美食旅游发展的几点思考》中总结到：随着东南亚旅游市场的开发，海南省以自然环境为主的旅游优势正在消失。因此，海南省应以传统美食来吸引和保持其在旅游市场的竞争力。

二、 海南的传统节日与饮食习惯

（一）海南传统节日

1.春节。春节又名为新年、大年、新岁。在古代，春节是指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也被看作为是新一年的开始。春节俗称“年节”，是中华民族最热闹，也最庄重的传统节日。自汉武帝元年始，以农历正月初一为新一年的开头，年节的日期便依此固定下来，延续至今。在1911年孙中山先生发动辛亥革命以后，开始采用公历计年，遂称公历1月1日为“元旦”，把农历的正月初一定为“春节”；春节的时间段一般为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

按海南人的语言及思想看来，节日习俗都是“做”出来的。在海南话中，对习俗的庆祝行为名称前都要加个“做”字，例如做年、做十五等等。其中的“做”，也就是过的意思。海南人过年喜欢燃放烟花爆竹，各家彼此间会在安全的燃放过程中比拼谁家的烟花漂亮，谁家的鞭炮响。

2.公期。公期又称“军坡节”，每年从正月开始，海南民间举行规模庞大的祭祀祖先活动，祈求子孙平平安安，家庭和睦，主要纪念历史人物冼太夫人等。 据说“公期”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海南的“公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过法，一种是以祭祀仪式为主，另一种以请客吃喝为主。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现在海南的公期基本都是以请客吃喝为主的。请客吃喝为主的地区都准备最丰富的佳肴，主要有禽畜、海鲜、海南粉以及各类时令蔬菜等。所请客人为亲戚、朋友、朋友的朋友等。哪户人家请客摆桌数量多，说明家庭条件好，也倍有面子。

3.三月三。海南黎族三月三节是海南省黎族人民最盛大热闹的传统节日，也是黎族男女青年相亲的节日，又称爱情节。在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举行。这一天，黎族男女老少都会身着节日盛装，挑着黎族独有的山兰米酒和竹筒饭，从各个村落汇集一起，或祭拜先祖，或成群相会，以对歌、共舞、吹奏乐器等方式来欢庆佳节。三月三也是海南黎族人民对先祖勤劳勇敢品质的悼念，同时也表达出对美好爱情和幸福生活的向往。

4.清明节。海南人民十分注重孝道，有的地方至今留存有吟诵祖训族规的民俗传统。海南人清明扫墓时，常以禽畜、肉包馒头等祭先祖。海南清明扫墓有个程序：寻到先人墓碑前要向先祖请安问好，取出毛笔和红漆为碑名描字，随后在先祖墓周围插上祭香，摆放好肉、肉包、白酒、香烟等祭品，家族男性成员按年龄排行跪拜，妇女在男子拜后也按年龄排序祭拜。

5.端午节。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所创办的传统节日，海南人过端午节要吃粽子，家家户户门前悬挂菖蒲艾草，洗龙水和划龙舟。海南端午节吃的粽子和内地的粽子有很大的差别：粽子用芭蕉叶包裹呈方锥形，重量约在一斤左右，粽子中有咸蛋黄、叉烧、腊肉等。粽子味浓香甜。食粽时，包粽的麻绳不能用剪刀剪断，而是要慢慢解开，代表能解开一切烦恼。粽子比较油腻，需要喝茶解腻助消化。若粽子太大吃不完，需和他人分享，不能随意扔掉。

6.中秋节。中秋节为每年农历的八月十五，是一年中秋季的中旬，遂被称为中秋。这天夜晚，全家人要聚在一起吃饭赏月，所以，中秋节又称“团圆节”。海南人在中秋之夜会去海边赏月燃放烟花，外出未归的家人也会给家里打电话，向家人表达思念和对节日的问候。

（二）饮食习惯

海南省四面环海，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以清淡口味为主的饮食特色。海南的海洋和森林资源丰富，为人们提供了许多的食物来源，加之海南人在烹饪时要求体现食物的原汁原味，清淡口味的做法将完美体现食材的特性。

海南是全国最大的海洋省，首屈一指的是水产资源。海南的水产原料比渤海、黄海、东海三大海更加丰富优质，鱼类贝类品种繁多，爬行类甲壳类水产更是鲜嫩可口。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国宴中的一道“琼台金鱿”名菜就让这位总统流连忘返。

由于海南人长期居住的地理位置，养成了清淡重口感的饮食习惯，喜欢把食材都放于大锅中进行炖煮，称为“打边炉”。这是海南人吃火锅的叫法。锅底料是清水加上葱、姜、腐竹、豆腐和番茄等常用佐料，这样的火锅汤汁清淡爽口。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海南人都以海鲜为“打边炉”的基石，加上牛羊肉等禽畜肉一起涮。这种饮食方式非常受当地人的喜爱，生意也是异常的火爆。

海南人有一个很特别的饮食习惯，那就是“无鸡不成席”。海南人对吃鸡肉有着根深蒂固的感情，过年期间，从大年三十开始，至正月十五，几乎每一天都要杀鸡吃肉。在过去，海南的经济水平很低，人们的生活较为困苦，只有过年才舍得杀鸡，杀鸡吃肉曾一度成为衡量家庭富裕程度的象征。尽管现在海南的经济不断地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但对鸡的热爱却没有丝毫减少，吃鸡肉成了各家各户每日的菜单。“无鸡不成席”这一饮食习俗体现海南人民独特的乡情。

茶与酒是中国古今乃至全世界都备受重视的饮料，在任何场景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茶有着止渴、药用、安神养心等多种功能于一身。海南人对茶的钟爱可以说是：“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不饮”。海南人经常邀约饮早茶、午茶和晚茶，海南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茶馆，在茶馆中，亲朋好友各自述说天南海北的轶事趣闻，交流信息；生意场上的伙伴洽谈公事，一壶茶，几份餐点，浓郁的海南风情在茶水中四散洋溢，“海南老爸茶”文化深入每一个海南人的精神及物质世界。

酒文化传承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酒是一种物质文化，酒的形态非常丰富，在社会经济、职场商业、文学艺术里都有它的身影。打开海南的历史篇章，会发现海南的历史蕴含着浓浓的酒香，山兰酒、海马酒、鹿龟酒、地瓜酒等层出不穷。酒是人们表达情感、增进友谊、交际识友、寄托思绪、调节关系中不可缺少的灵丹妙药。海南人民素来淳朴，酒风端正，少有醉酒生事等不文明的情况发生，体现了“饮酒德和”的文化。

三、传统节日饮食文化在旅游中的作用

（一）可以满足旅游者好奇求异的心理

所有的旅游者外出旅游，都希望得到一种与自身平常生活不同的体验，这是旅游者外出旅游的动机。因为旅游地的饮食文化是旅游者在日常生活中难以见到的，加上许多的旅游知名地以饮食出名，虽然也会有人外出将饮食文化迁移到别处，但却不如原产地那般的原汁原味，这样会激发旅游者想要探寻饮食文化的心情。

（二） 饮食文化产品可以作为旅游商品

在旅游目的地，到处都充斥着林林总总的土特产，其中饮食文化产品就占据了很大的比重。例如福建和杭州的土特产就是各种糕点和茶酒，这些饮食产品不仅可以在游玩时即开即食，也可以作为伴手礼让旅游者带回家赠送亲朋好友。饮食文化产品就是一张旅游地的标志名片，游客在将其作为伴手礼赠送给亲朋好友时，也是对旅游地进行宣传和推广。

（三）传统节日饮食是旅游产业的重要部分

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的产业活动，包括食、住、游、购等多个环节，而食，就是整个旅游活动的核心重点。“民以食为天”，说明人类活动需要食物来维持人体机能，不然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旅游是一项消耗体力的活动，饮食文化可以为游客补充营养。所以，饮食文化的质量决定了旅游产业的发展。

（四）可以增加旅游者对当地传统节日饮食文化的支持

传统节日上的饮食文化可以成为吸引旅游者的一个支点。现在很多旅游者都是冲着饮食去的，例如：在《舌尖上的中国》热播后，全国的游客都去寻找节目中出现过的食物及地点。在大批游客的支持之下，一些传统节日上所独有的食物又得到了新的生命力，获得了新的发展。

四、海南传统节日饮食文化的发展现状

如今海南的传统节日饮食文化的发展状况有了一些改变，逐渐脱离了节日的初衷，下面以黎族苗族“三月三”和海南的“军坡节”为例：

（一）黎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黎苗族人民都会身着节日盛装，挑着山兰米酒，带上竹筒香饭，从四面八方汇集一起或祭拜始祖，或三五成群相会、对歌、跳舞、吹奏乐器欢庆佳节，青年男女互相倾诉爱慕之情直到天将破晓。随着时代的变迁，黎苗族“三月三”，在保存最基本的传统内容外，已赋予其盈盈的现代气息和新的时尚元素。“三月三”虽然吸引了许多国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成了海南旅游发展的一大亮点，为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事实上，作为海南岛的本地居民，很少甚至基本不参与这个节日，并且过的地方也是相当之少。这个传统在海南旅游发展的推进当中，被当作了吸引游客的牺牲品，渐渐的变味。

（二）海南“军坡节”

海南的“军坡节”是为了纪念冼太夫人而出现的，在海南传统节日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冼太夫人评定海南的叛乱，从中原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对海南的经济发展和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海南人民都尊称冼太夫人为“圣母娘娘”。

军坡节虽然传承了一千三百多年，但如今，人们更多的是关注军坡节活动的外在形式，没有正确军坡节的定位。军坡节内容有表演和集市两种，表演分为琼剧表演和祀神表演。祀神表演有：过火山、上刀梯，身体穿刺等惊险表演。军坡的集市也是没有以发展旅游，吸引游客为主，而是被当作解决群众间满足生计的集贸市场。

军坡节的发展并未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承，人们忽略了其核心的精神实质，甚至将其异化，严重影响了军坡节这一传统节日的生存与发展。

五、广泛传播海南传统节日饮食文化

（一）传统媒体宣传

借助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图书及影像资料等方式宣传海南的传统饮食文化内容。韩国电视剧《大长今》的上映，引起中国吃韩国料理的风潮，时隔多年，韩食依旧人气饱满。

海南电视台定期播放介绍海南饮食文化的节目，让人们在观看电视时能了解到海南的饮食文化。出版社等可以将海南传统节日饮食文化的素材制作成宣传杂志及多媒体光盘等，也可以拍摄有关于海南传统节日饮食文化的微电影和影视剧，以大幅度地提高海南饮食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二） 网络宣传

网络是当今传播信息速度最快速的途径之一，笔者建议海南人要通过手机APP软件，微信、微博等平台，向身边朋友传播旅游信息。海南的旅行社和餐饮行业要充分利用网络成本低，传播速度快等优势，对广大群众宣传海南饮食文化形象，也可以邀请名厨在网络上进行直播烹饪教学等。

（三） 交通工具宣传

交通工具是旅游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其中包括飞机、火车、轮船、景区电车等，在这些交通工具上可以张贴海报广告，加大对海南饮食文化的宣传。海南开创首条环岛高速铁路，可以在高铁车上设立主题餐厅车厢，向旅游者销售海南特色饮食套餐饭。车厢的广告电视播放介绍海南饮食文化的宣传片，座椅上的折叠板可以贴上海南特色饮食大全的贴纸，全方位多角度地向乘客宣传海南的饮食文化。

（四） 酒店开办特色餐厅

海南建立国际旅游岛，国内外知名酒店集团纷纷入海南，酒店作为一个重要的饮食场所，游客在吃的同时能否吃出文化，吃出氛围是酒店业值得思考的问题。

以海南万宁神州半岛福朋喜来登度假酒店的“波隆黎家”餐厅为例，整个餐厅以海南黎族文化为核心，餐厅装修风格贴近黎族的房屋设计，摆设有黎族家庭的常用陶制水缸做为装饰物。餐具也学习黎族居民使用土黄色的陶碗，米饭类的菜品会用特制竹筒来盛装，菜品精致，价格实惠。餐厅背景音乐播放具有黎族特色的老歌，餐厅服务员也穿着黎族特色的工作服来服务客人。

游客们除了要吃本地的口味外，还想要吃到文化的盛宴，“波隆黎家”特色餐厅在餐厅的装修布局，菜品设计，员工着装上都给游客介绍了海南的文化。笔者认为相关管理部门应提倡酒店学习神州半岛福朋喜来登度假酒店的“波隆黎家”餐厅的创意，开创出更多具有海南本土特色的餐厅。同时，可以引入现代的餐饮营销管理理念，对一些“老字号”的餐饮店进行包装，引进合作伙伴，使老字号“古老而时尚”。

六、海南传统节日饮食文化对海南旅游发展的影响

（一）可促进海南旅游经济的提高

传统节日文化与所在城市的品牌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个成功的节日文化可以打响城市的宣传品牌。传统节日饮食文化在城市的旅游开发中占有强有力的地位。在进行一系列的传统节日庆典活动中，通过传统节日饮食和文化作为吸引点，会吸引来众多的旅游者，在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同时，让游客集中购物消费，带动商业和娱乐业等其他行业的收入。

（二）可以成为丰富饮食文化旅游的产品资源

旅游业的发展依靠的是以该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来招揽游客，每一个游客都是探索不同民俗、不同地域文化的好奇者。文化是旅游业发展的核心，饮食文化旅游时新兴旅游发展的标志，以海南传统节日饮食文化开发的旅游活动，美食为主体，连接茶酒饮料等多种形式，突出海南独特的饮食文化特色，将传统节日饮食制作成旅游产品的土特产，进一步深化旅游市场。

（三） 可增加旅游服务项目

“公期”是海南最热闹的传统节日，在海南乃至外地都有一定的名气。“公期”可以借鉴“三月三”的长桌宴，长桌宴是“三月三”节庆时举办的大型活动，可以让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共享节庆。有关部门可以组织“公期”公办，让外来游客和外来务工人员都可以感受到海南传统节日的喜乐气氛，同时也可以品尝到海南在节庆中最传统的饮食，感受海南人过节的文化气息。

同样，在海南的端午佳节也可以举办大型的洗“龙水”活动，洗龙水的的习俗是为了纪念屈原。海南人民认为屈原投江化为龙神，洗龙水可以得到保佑，身体健康。洗后的效果是不长痱子和预防一些皮肤病，洗龙水后还可以自己动手制作海南的大肉粽。这类活动不仅可以让游客体验海南的传统节日气氛，还能受到海南饮食文化的熏陶。

七、 海南传统节日饮食文化与海南旅游的融合

（一）将饮食文化纳入旅游路线

生活质量的提高让人们对价值观念发生了改变，传统的旅游方式：机场―酒店―景点照相―酒店―机场返程。这种传统的旅游方式已经逐渐被摒弃。海南饮食极具地域性，最好的文昌鸡在潭牛镇，羊肉在万宁，鸭子在琼海嘉积，烤猪在临高，酸粉在临水等都是对饮食地域性很好的说明。海南的饮食文化旅游要围绕这些极具地方特色的海南名菜在全省铺开，结合环岛游等旅游路线，在景点沿线设立饮食文化的宣传广告牌，让旅游者在欣赏旅游景点的同时，品尝到各具地方特色的海南美食，可以设定“海南东线五天四晚美食游（海口―文昌―琼海―万宁―临水景点美食品尝线路）”。

“一地一味”的旅游新体验不仅可以提高旅游对旅游岛的感知度，也可以强化海南的饮食文化品牌，增强海南在旅游市场的影响力。

（二）借助美食节弘扬饮食文化

美食节活动都是围绕饮食而设定一个鲜明的主题，主题可以体现饮食的发展方向，美食节的参与者可以透过主题来了解美食节的文化内涵和主导思想。

每一届的美食节项目、方式和种类都不完全一样，应根据举办地城市的自身条件和特点设定美食节的内容。其中包括名菜、名点、饮食竞技、饮食工具等的展示和评选，再添加进一些民俗风情的演出，让旅游者在参与美食节活动的同时去认识其中的饮食文化。

美食节上的饮食，除在口味上给人美好的体验外，还应在喜庆的传统节日气氛中给人们一种特殊的精神享受。各城市要围绕特色传统节日饮食文化，传统节日饮食文化旅游、传统节日饮食文化旅游产品等举办节庆，以增强对游客的吸引力。

（三）建造体现饮食文化的美食小吃城

在海南各地建造带有地方建筑特色的美食小吃城。例如：海口骑楼小吃街和西天庙都带有独特的南洋骑楼建筑风格。海口市内的著名历史古建西天庙，目前保留着清代的建筑，当地居民借助古庙的民俗风情，就地摆摊，买卖有着海南特色的美食小吃，人气鼎盛，外地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海南各地区政府可以借助有着独特民族气息的建筑或者景点来发展饮食小吃城旅游，在小吃城内，修建有地方特色的桌椅饰物，让游客感受海南的乡土气息。海南文昌有东郊椰林，可以在市内建造以椰树为题材的美食城，建筑外观可以以椰树为形状，室内可以用椰树来做桌椅和餐具，椰子壳做碗，树墩做椅子等等。

没有文化特色的美食城华而不实，乏味无趣。美食城在拥有精致美味食物的同时，应该与文化相结合，清新自然的环境配合美味的食物，给游客良好的文化感受。

（四）借助休闲农庄体现饮食文化

海南的生活相对于其他省市来说较为悠闲平静，随着“采摘旅游”等民俗旅游活动的兴起，在进行饮食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可以添加海南的休闲农庄旅游。在乡村种植地，建造农庄旅游基地，让游客在农庄放松身心，松缓紧张忙碌的工作生活。学习海南福山咖啡农庄的成功经验，游客在品尝海南的茶酒时，可以对农庄内的农产品进行采摘。还可以建造海南传统饮食的制作工坊。古时，在汉文化没有大范围传入海南的时期，黎族先民做的竹筒饭，将米放入竹筒内密封，放在火架上烧烤，熟后破筒而食。游客可以三五成群的围坐在火堆前，制作竹筒饭或者海南的地瓜坑烤地瓜，亲身经历海南传统的饮食制作过程，感受饮食文化所带来的魅力。

八、结论

通过对海南传统节日饮食文化的研究，了解了海南的传统节日和饮食习惯，将海南传统节日饮食文化结合海南旅游，对海南的旅游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今的旅游业主流发展方向是文化旅游，海南传统节日饮食文化丰富了饮食文化旅游的产品资源，把传统节日饮食制作成旅游特产，不仅能带动商业和娱乐业的创收，还能以传统节日来增加旅游服务项目，给城市旅游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笔者在研究海南传统节日饮食文化的过程中，感觉到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传播海南传统节日饮食文化。第一，借助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与新兴的网络媒体对外界宣称海南的传统节日饮食文化；第二，提倡酒店开设具有海南本土特色的餐厅，为游客提供海南传统的饮食文化。

在海南传统节日饮食文化与海南旅游融合方面，首先建议把饮食文化添加进旅游线路中，让游客对旅游线路产生新的兴趣。第二，可以借助美食节活动弘扬海南的传统节日饮食文化，让旅游在参与美食节活动中了解海南传统节日饮食文化。第三，建造能体现海南饮食文化的小吃城和休闲农庄，让游客在旅游中放松身心，品味海南独特的饮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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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饮食文化论文例5

中国饮食史作为一门边缘性的学科，它的兴衰演变随着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的状况及政府的政策而变化，时兴时衰。但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兴起阶段（1911年至1949年）

中国饮食史研究始于1911年出版的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一书。在该书中，作者将饮食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叙述，并对饮食的作用与地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后，相继发表有：董文田《中国食物进化史》（《燕大月刊》第5卷第1-2期，1929年11月版）、《汉唐宋三代酒价》（《东省经济月刊》第2卷第9期，1926年9月），郎擎霄《中国民食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全汉昇《南宋杭州的外来食料与食法》（《食货》第2卷第2期，1935年6月），杨文松《唐代的茶》（《大公报·史地周刊》第82期，1936年4月24日），胡山源《古今酒事》（世界书局1939年版）、《古今茶事》（世界书局1941年版），黄现璠《食器与食礼之研究》（《国立中山师范季刊》第1卷第2期，1943年4月），韩儒林《元秘史之酒局》（《东方杂志》第39卷第9期，1943年7月），许同华《节食古义》（《东方杂志》第42卷第3期），李海云《用骷髅来制饮器的习俗》（《文物周刊》第11期，1946年12月版），刘铭恕《辽代之头鹅宴与头鱼宴》（《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7卷，1947年9月版），友梅《饼的起源》（《文物周刊》第71期，1948年1月28日版），李劼人《漫游中国人之衣食住行》（《风土杂志》第2卷第3-6期，1948年9月—1949年7月），等等。

（二）缓慢发展阶段（1949年至197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9年的30年时间里，大陆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不断开展，中国饮食史的研究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发表的论著屈指可数。

在20世纪50年代，有关的中国饮食史论著有：王拾遗《酒楼——从水浒看宋之风俗》（《光明日报》1954年8月8日）、杨桦《楚文物（三）两千多年前的食器》（《新湖南报》1956年10月24日）、冉昭德《从磨的演变来看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与科学技术的发达》（《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林乃燊《中国古代的烹调和饮食——从烹调和饮食看中国古代的生产、文化水平和阶级生活》（《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等等。

此外，吕思勉著《隋唐五代史》（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版）专辟有一节内容论述这一时期的饮食。

20世纪60年代的论著主要有：冯先铭《从文献看唐宋以来饮茶风尚及陶瓷茶具的演变》（《文物》1963年第1期）、杨宽《“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中华文史论丛》1963年第4期）、曹元宇《关于唐代有没有蒸馏酒的问题》（《科学史集刊》第6期，1963年版）、方杨（《我国酿酒当始于龙山文化》）（《考古》1964年第2期）。

20世纪70年代，大陆在“文革”结束后，又有学者对中国饮食史进行研究，其中见诸报刊有：白化文《漫谈鼎》（《文物》1976年第5期）、唐耕耦等《唐代的茶业》（《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

这个时期台湾、香港地区的中国饮食史研究也处于缓慢发展阶段，主要成果有：杨家骆主编《饮馔谱录》（世界书局1962年版）、袁国藩《13世纪蒙人饮酒之习俗仪礼及其有关问题》（《大陆杂志》第34卷5期，1967年3月）、陈祚龙《北宋京畿之吃喝文明》（《中原文献》第4卷第8期，1972年8月）、许倬云《周代的衣、食、住、行》（《史语所集刊》第47本第3分册，1976年9月）、张起钧《烹调原理》等。在这些成果中，张起钧先生的《烹调原理》一书，从哲学理论的角度对我国的烹调艺术作融会贯通的阐释，使传统的烹调理论变得更有系统性。另外，刘伯骥《宋代政教史》（台北中华书局1971年版）、庞德新《宋代两京市民生活》（香港龙门书局1974年版）等书都辟有一定的篇幅，对宋代的饮食作了比较系统、简略的阐述。

（三）繁荣阶段（1980年至今）

1.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中国饮食史研究开始进入繁荣阶段。据统计，《中国烹饪》杂志创刊后，至今已相继发表了数百篇中国饮食史方面的论著。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中国饮食史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有关中国饮食史的文献典籍进行注释、重印。如中国商业出版社自1984年以来推出了《中国烹饪古籍丛刊》，相继重印出版了《先秦烹饪史料选注》、《吕氏春秋·本味篇》、《齐民要术》（饮食部分）、《千金食治》、《能改斋漫录》、《山家清供》、《中馈录》、《云林堂饮食制度集》、《易牙遗意》、《醒园录》、《随园食单》、《素食说略》、《养小录》、《清异录》（饮食部分）、《闲情偶寄》（饮食部分）、《食宪鸿秘》、《随息居饮食谱》、《饮馔阴食笺》、《饮食须知》、《吴氏中馈录》、《本心斋疏食谱》、《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调鼎集》、《菽园杂记》、《升庵外集》、《饮食绅言》、《粥谱》、《造洋饭书》等书籍。

二是编辑出版了一些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中国饮食史著作。如：林乃燊《中国饮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林永匡、王熹《食道·官道·医道——中国古代饮食文化透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姚伟钧《中国饮食文化探源》（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陶文治《中国烹饪史略》（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烹饪概论》（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王仁兴《中国饮食谈古》（轻工业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年节食俗》（中国旅游出版社1987年版），洪光住《中国食品科技史稿（上）》（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版），王明德、王子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杨文骐《中国饮食文化和食品工业发展简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饮食民俗学》（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熊四智《中国烹饪学概论》（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施继章、邵万宽《中国烹饪纵横》（中国食品出版社1989年版），陶振纲、张廉明《中国烹饪文献提要》（中国商业出版社1986年版），张廉明《中国烹饪文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曾纵野《中国饮馔史》第一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林正秋、徐海荣、隋海清《中国宋代果点概述》（中国食品出版社1989年版），庄晚芳《中国茶史散论》（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陈椽《茶业通史》（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贾大泉、陈一石《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9年版），吴觉农《茶经述评》（农业出版社1987年版），王尚殿《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简史》（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在论文方面，主要有：彭卫《谈秦人饮食》（《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马忠民《唐代饮茶风习》（《厦门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韩儒林《元代诈马宴新探》（《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第4期，1980年版），刘桂林《千叟宴》（《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2期），张泽咸《汉唐时代的茶叶》（《文史》第11辑，1981年版），黄展岳《汉代人的饮食生活》（《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孙机《唐宋时代的茶具与酒具》（《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4期，1982年），贾大泉《宋代四川的酒政》（《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王树卿《清代宫中膳食》（《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3期），李春棠《从宋代酒店茶坊看商品经济的发展》（《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蔡莲珍、仇士华《碳十四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第10期），赵峰元《从〈浮生六记〉看清中叶的饮食生活》（《商业研究》1985年第12期），余扶危、叶万松《我国古代地下储粮之研究》（《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曹隆恭《关于中国小麦的起源问题》（《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叶静渊《我国茄果类蔬菜引种栽培史略》（《中国农业》1983年第2期），樊维纲《沙糖、甜盐、吴盐》（《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3期），史树青《谈饮食考古》（《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彭世奖《关于中国甘蔗栽培和制糖史》（《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卷第3期），赵匡华《我国古代蔗糖技术的发展》（《中国科技史科》第6卷第5期），刘文杰《汉代的种芋画像实物与古代种芋略考》（《四川文物》1985年第4期），孟乃昌《中国蒸馏酒年代考》（《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6期），童恩正《酗酒与亡国》（《历史知识》1986年第5期），王慎行《试论周代的饮食观》（《人文杂志》1986年第5期），贾文瑞《我国饮食市场的形成与变迁》（《商业流通论坛》1987年第2期）。赵荣光《试论中国饮食史上的层次结构》（《商业研究》1987年第5期），史谭《中国饮食史阶段性问题刍议》（《商业研究》1987年第2期），郭松义《蕃薯在浙江的引种和推广》（《浙江学刊》1986年第3期）、《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清史论丛》1986年第7期），胡澍《葡萄引种内地时间考》（《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庄虚之《我国古代新鲜果蔬贮藏方法的分析研究》（《中国农史》1987年第1期），方心芳《关于中国蒸酒器起源》（《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2期），赵桦、陈永祥《试述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的饮食》（《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李存山《饮食——血气——道德（春秋时期关于道德起源讨论）》（《文中哲》1987年第2期），林正秋《宋代菜肴特点探讨》（《商业经济与管理》1987年第1期），林永匡、王熹《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初探》（《中州学刊》1989年第2期），赵锡元、杨建华《论先秦的饮食与传统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李霖、叶依能《我国古代酿酒技术的发展》（《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王岩《中国食文化的发生机制》（《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王守国《中国的酒文化》（《学术百家》1989年第5期），纳古单夫《蒙古诈马宴之新释》（《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刘兴林《我国史前先民的食物来源与加工》（《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姚伟钧《先秦谷物品种考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王洪军《唐代的饮茶风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龚友德《云南古代民族的饮食文化》（《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2.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无论是研究的角度还是研究的深度，都远远超过80年代，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关中国饮食史研究的著作纷纷涌现。其中，代表性的有：李士靖主编《中华食苑》（第1-10集），林永匡、王熹《清代饮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林永匡《饮德·食艺·宴道——中国古代饮食智道透析》（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王子辉《隋唐五代烹饪史纲》（陕西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陈伟明《唐宋饮食文化初探》（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版），王学泰《华夏饮食文华》（中华书局1993年版），万建中《饮食与中国文化》（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王仁湘：《饮食考古初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版），姚伟钧《宫廷饮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谭天星《御厨天香——宫廷饮食》（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赵荣光《中国饮食史论》（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赵荣光《满族食文化变迁与满汉全席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赵荣光《中国古代庶民饮食生活》（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版），苑洪琪《中国的宫廷饮食》（同上），王仁兴《中国饮食结构史概论》（北京市食品研究所1990年印行），鲁克才《中华民族饮食风俗大观》（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李东印《民族食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傅允生、徐吉军、卢敦基《中国酒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季羡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胡德荣、张仁庆等《金瓶梅饭食谱》（经济时报出版社1995年版），黎虎主编《汉唐饮食文化》（北京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

二是在研究力度和研究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在宏观研究方面，有姚伟钧《论中国饮食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争鸣》1992年第1期）、《饮食生活的演变与社会转型》（《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4期）等文。

在食物种类的栽培和加工制作方面，有严文明《中国稻作的起源和传播》（《文物天地》1991年第5、6期），杨希义《大麻、芝麻和亚麻栽培历史》（《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徐晓望《福建古代的制糖术与制糖业》（《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1期），刘士鉴《蔗糖在中国起始年代的辨析》（《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谢志诚《甘薯在河北的传种》（《中国农业》1992年第1期），谢成侠《中国猪种的起源和进化史》（《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梁中效《试论中国古代粮食加工业的形成》（《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顾和平《中国古代大豆加工和食用》（《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贾俊侠《古代关中主要粮食作物的变迁》（《唐都学刊》1990年第3期），张涛《试论石磨的历史发展及意义》（《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陈伟明《唐宋食品贮存加工的技术类型与特色》（《中州学刊》1990年第5期），胡志祥《先秦主食加工方法探折》（《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袁华忠《“枸酱”是一种果汁饮料》（《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冼剑民、谭棣华《明清广东的制糖业》（《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姚伟钧《中国古代农圊业起源新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在酒史方面，有萧家成《论中华酒文化及其民族性》（《民族研究》1992年第5期）、张国庆《辽代契丹人的饮酒习俗》（《黑龙江民族丛刊》1990年第1期）、张德水《殷商酒文化初论》（《中原文物》1994年第3期）、李元《酒与殷商文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张平《唐代的露酒》（《唐都学刊》1994年第3期）、拜根兴《饮食与唐代官场》（《人文杂志》1994年第1期）、吴涛《北宋东京的饮食生活》（《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陈伟明《元代饮料的消费与生产》（《史学集刊》1994年第2期）等文。

在茶史方面有：陈珲《饮茶文化始创于中国古越人》（《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姚伟钧《茶与中国文化》（《华中师大学报》1995年第1期）、曾庆钧《中国茶道简论》（《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王懿之《云南普洱茶及其在世界茶史上的地位》（《思想战线》1992年第2期）；程喜霖《唐陆羽〈茶经〉与茶道（兼论其对日本茶文化的影响）》（《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陈香白《潮州工夫茶与儒家思想》（《孔子研究》1990年第3期）、刘学忠《中国古代茶馆考论》（《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等文。

在少数民族饮食史研究方面有：陈伟明《唐宋华南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辛智《从民俗学看回回民族的饮食习俗》（《民族团结》1992年第7期），黄任远《赫哲族食鱼习俗及其烹调工艺》（《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年第1期）、贾忠文《水族“忌肉食鱼”风俗浅析》（《民俗研究》1991年第3期）、蔡志纯《漫谈蒙古族的饮食文化》（《北方文物》1994年第1期）、姚伟钧《满汉融合的清代宫廷饮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在食疗方面，有任飞《医食同源与我国饮食文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等文。

在饮食礼俗方面有：姚伟钧《中国古代饮食礼俗与习俗论略》（《江汉论坛》1990年第8期）、《乡饮酒礼探微》（《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林沄《周代用鼎制度商榷》（《史学集刊》1990年第3期），裘锡圭《寒食与改火》（《中国文化》1990年第2期），万建中《中国节日食俗的形成、内涵的流变》（《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杨学军《先秦两汉食俗四题》（《首都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张宇恕《从宴会赋诗看春秋齐鲁文化不同质》（《管子学刊》1994年第2期）。

在饮食思想观念方面有：姚伟钧《中国古代饮食观念探微》（《争鸣》1990年第5期）、王晓毅《游宴与魏晋清谈》（《文史哲》1993年第6期）。

在文献研究和饮食器具以及饮食文化交流方面，也有不少论文。

在断代史研究方面有：胡志祥《先秦主食文化要论》（《复旦学报》1990年第3期）、姚伟钧《先秦饮馔技艺考论》（《文献》1996年第1期）、万建中《先秦饮食礼仪文化初探》（《江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杨钊《中国先秦时期的生活饮食》（《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宋镇豪《夏商食政与食礼试探》（《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杨爱国《汉画像石中的庖厨图》（《考古》1991年第11期）、余世明《魏晋时期粮食生产结构之变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关剑平《“兰肴异蟹肴”（南北朝食蟹风俗）》（《北朝研究》1991年总第5期）、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饮食生活（主食）》（载《唐长孺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唐代官员宴会的类型及其社会职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陈伟明《唐宋时期饮食业发展初探》（《暨南学报》1990年第3期）、何泉达《五代以来扬州值蔗献疑》（《史林》1992年第2期）、徐吉军《南宋临安饮食业概述》（《浙江学刊》1992年第6期）和《论南宋临安市民的饮食生活》（《中国古都研究》第10辑）、程民生《宋代果品简论》（《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陈高华《元代大都的饮食生活》（《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姚伟钧《汉唐饮食制度考论》（《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唐代的饮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和《三国魏晋南北朝的饮食文化》（《中国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张国庆《辽代契丹人饮食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闻惠芬《太湖地区先秦饮食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杨亚长《半坡文化先民主饮食考古》（《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3期），张萍《唐代长安的饮食生活》（《唐史论丛》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的饮食生活》（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册，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二、海外的中国史研究状况

海外的中国饮食史研究，当首推日本。日本在世界各国中对中国饮食史的研究时间较早，也最为重视，成就最为突出。

早在上世纪40～50年代，日本学者就掀起了中国饮食史研究的热潮。其时，相继发表有：青木正儿《用匙吃饭考》（《学海》，1994年）、《中国的面食历史》（《东亚的衣和食》，京都，1946年）、《用匙吃饭的中国古风俗》（《学海》第1集，1949年）、篠田统《白干酒——关于高梁的传入》（《学芸》第39集，1948年）、《向中国传入的小麦》（《东光》第9集，1950年）、《明代的饮食生活》（收于薮内清编《天工开物之研究》，1955年）、《鲘年表（中国部）》（《生活文化研究》第6集，1957年）、《古代中国的烹饪》（《东方学报》第30集，1995年）、同人《华国风味》（东京，1949年）、《五谷的起源》（《自然与文化》第2集，1951年）、《欧亚大陆东西栽植物之交流》（《东方学报》第29卷，1959年），天野元之助《中国臼的历史》（《自然与文化》第3集，1953年）、冈崎敬《关于中国古代的炉灶》（《东洋史研究》第14卷，1955年）、北村四郎《中国栽培植物的起源》（《东方学报》第19卷，1950年）、由崎百治《东亚发酵化学论考》（1945年）；等等。

60年代，日本中国饮食史研究的文章有：篠田统《中世食经考》（收于薮内清《中国中世科学技术史研究》，1963年）、《宋元造酒史》（收于薮内清编《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1967年）、《豆腐考》（《风俗》第8卷，1968年），同人《关于〈饮膳正要〉》（收于薮内清编《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1967年），天野元之助《明代救荒作物著述考》（《东洋学报》第47卷，1964年）、桑山龙平《金瓶梅饮食考》（《中文研究》，1961年）。

到70年代，日本的中国饮食史研究更掀起了新的高潮。1972年，日本书籍文物流通会就出版了篠田统、田中静一编纂的《中国食经丛书》。此丛书是从中国自古迄清约150余部与饮食史有关书籍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分成上下两卷，共40种。它是研究中国饮食史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其他著作还有：1973年，天理大学鸟居久靖教授的系列专论《〈金瓶梅〉饮食考》公开出版；1974年，柴田书店推出了篠田统所著的《中国食物史》和大谷彰所著的《中国的酒》两书；1976年，平凡社出版了布目潮fēng＠⑧、中村乔编译的《中国的茶书》；1978年，八坂书房出版了篠田统《中国食物史之研究》；1983年，角川书店出版中山时子主编的《中国食文化事典》；1985年，平凡社出版石毛直道编的《东亚饮食文化论集》。1986年，河原书店出版松下智著的《中国的茶》；1987年，柴田书店出版田中静一著的《一衣带水——中国食物传入日本》；1988年，同朋舍出版田中静一主编的《中国料理百科事典》；1991年，柴田书店出版田静一主编的《中国食物事典》。

传统饮食文化论文例6

中国饮食史作为一门边缘性的学科，它的兴衰演变随着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的状况及政府的政策而变化，时兴时衰。但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兴起阶段（1911年至1949年）

中国饮食史研究始于1911年出版的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一书。在该书中，作者将饮食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叙述，并对饮食的作用与地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后，相继发表有：董文田《中国食物进化史》（《燕大月刊》第5卷第1-2期，1929年11月版）、《汉唐宋三代酒价》（《东省经济月刊》第2卷第9期，1926年9月），郎擎霄《中国民食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全汉昇《南宋杭州的外来食料与食法》（《食货》第2卷第2期，1935年6月），杨文松《唐代的茶》（《大公报·史地周刊》第82期，1936年4月24日），胡山源《古今酒事》（世界书局1939年版）、《古今茶事》（世界书局1941年版），黄现璠《食器与食礼之研究》（《国立中山师范季刊》第1卷第2期，1943年4月），韩儒林《元秘史之酒局》（《东方杂志》第39卷第9期，1943年7月），许同华《节食古义》（《东方杂志》第42卷第3期），李海云《用骷髅来制饮器的习俗》（《文物周刊》第11期，1946年12月版），刘铭恕《辽代之头鹅宴与头鱼宴》（《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7卷，1947年9月版），友梅《饼的起源》（《文物周刊》第71期，1948年1月28日版），李劼人《漫游中国人之衣食住行》（《风土杂志》第2卷第3-6期，1948年9月—1949年7月），等等。

（二）缓慢发展阶段（1949年至197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9年的30年时间里，大陆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不断开展，中国饮食史的研究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发表的论著屈指可数。

在20世纪50年代，有关的中国饮食史论著有：王拾遗《酒楼——从水浒看宋之风俗》（《光明日报》1954年8月8日）、杨桦《楚文物（三）两千多年前的食器》（《新湖南报》1956年10月24日）、冉昭德《从磨的演变来看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与科学技术的发达》（《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林乃燊《中国古代的烹调和饮食——从烹调和饮食看中国古代的生产、文化水平和阶级生活》（《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等等。

此外，吕思勉著《隋唐五代史》（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版）专辟有一节内容论述这一时期的饮食。

20世纪60年代的论著主要有：冯先铭《从文献看唐宋以来饮茶风尚及陶瓷茶具的演变》（《文物》1963年第1期）、杨宽《“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中华文史论丛》1963年第4期）、曹元宇《关于唐代有没有蒸馏酒的问题》（《科学史集刊》第6期，1963年版）、方杨（《我国酿酒当始于龙山文化》）（《考古》1964年第2期）。

20世纪70年代，大陆在“文革”结束后，又有学者对中国饮食史进行研究，其中见诸报刊有：白化文《漫谈鼎》（《文物》1976年第5期）、唐耕耦等《唐代的茶业》（《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

这个时期台湾、香港地区的中国饮食史研究也处于缓慢发展阶段，主要成果有：杨家骆主编《饮馔谱录》（世界书局1962年版）、袁国藩《13世纪蒙人饮酒之习俗仪礼及其有关问题》（《大陆杂志》第34卷5期，1967年3月）、陈祚龙《北宋京畿之吃喝文明》（《中原文献》第4卷第8期，1972年8月）、许倬云《周代的衣、食、住、行》（《史语所集刊》第47本第3分册，1976年9月）、张起钧《烹调原理》等。在这些成果中，张起钧先生的《烹调原理》一书，从哲学理论的角度对我国的烹调艺术作融会贯通的阐释，使传统的烹调理论变得更有系统性。另外，刘伯骥《宋代政教史》（台北中华书局1971年版）、庞德新《宋代两京市民生活》（香港龙门书局1974年版）等书都辟有一定的篇幅，对宋代的饮食作了比较系统、简略的阐述。

（三）繁荣阶段（1980年至今）

1.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中国饮食史研究开始进入繁荣阶段。据统计，《中国烹饪》杂志创刊后，至今已相继发表了数百篇中国饮食史方面的论著。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中国饮食史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有关中国饮食史的文献典籍进行注释、重印。如中国商业出版社自1984年以来推出了《中国烹饪古籍丛刊》，相继重印出版了《先秦烹饪史料选注》、《吕氏春秋·本味篇》、《齐民要术》（饮食部分）、《千金食治》、《能改斋漫录》、《山家清供》、《中馈录》、《云林堂饮食制度集》、《易牙遗意》、《醒园录》、《随园食单》、《素食说略》、《养小录》、《清异录》（饮食部分）、《闲情偶寄》（饮食部分）、《食宪鸿秘》、《随息居饮食谱》、《饮馔阴食笺》、《饮食须知》、《吴氏中馈录》、《本心斋疏食谱》、《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调鼎集》、《菽园杂记》、《升庵外集》、《饮食绅言》、《粥谱》、《造洋饭书》等书籍。

二是编辑出版了一些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中国饮食史著作。如：林乃燊《中国饮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林永匡、王熹《食道·官道·医道——中国古代饮食文化透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姚伟钧《中国饮食文化探源》（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陶文治《中国烹饪史略》（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烹饪概论》（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王仁兴《中国饮食谈古》（轻工业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年节食俗》（中国旅游出版社1987年版），洪光住《中国食品科技史稿（上）》（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版），王明德、王子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杨文骐《中国饮食文化和食品工业发展简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饮食民俗学》（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熊四智《中国烹饪学概论》（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施继章、邵万宽《中国烹饪纵横》（中国食品出版社1989年版），陶振纲、张廉明《中国烹饪文献提要》（中国商业出版社1986年版），张廉明《中国烹饪文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曾纵野《中国饮馔史》第一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林正秋、徐海荣、隋海清《中国宋代果点概述》（中国食品出版社1989年版），庄晚芳《中国茶史散论》（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陈椽《茶业通史》（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贾大泉、陈一石《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9年版），吴觉农《茶经述评》（农业出版社1987年版），王尚殿《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简史》（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在论文方面，主要有：彭卫《谈秦人饮食》（《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马忠民《唐代饮茶风习》（《厦门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韩儒林《元代诈马宴新探》（《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第4期，1980年版），刘桂林《千叟宴》（《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2期），张泽咸《汉唐时代的茶叶》（《文史》第11辑，1981年版），黄展岳《汉代人的饮食生活》（《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孙机《唐宋时代的茶具与酒具》（《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4期，1982年），贾大泉《宋代四川的酒政》（《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王树卿《清代宫中膳食》（《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3期），李春棠《从宋代酒店茶坊看商品经济的发展》（《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蔡莲珍、仇士华《碳十四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第10期），赵峰元《从〈浮生六记〉看清中叶的饮食生活》（《商业研究》1985年第12期），余扶危、叶万松《我国古代地下储粮之研究》（《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曹隆恭《关于中国小麦的起源问题》（《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叶静渊《我国茄果类蔬菜引种栽培史略》（《中国农业》1983年第2期），樊维纲《沙糖、甜盐、吴盐》（《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3期），史树青《谈饮食考古》（《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彭世奖《关于中国甘蔗栽培和制糖史》（《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卷第3期），赵匡华《我国古代蔗糖技术的发展》（《中国科技史科》第6卷第5期），刘文杰《汉代的种芋画像实物与古代种芋略考》（《四川文物》1985年第4期），孟乃昌《中国蒸馏酒年代考》（《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6期），童恩正《酗酒与亡国》（《历史知识》1986年第5期），王慎行《试论周代的饮食观》（《人文杂志》1986年第5期），贾文瑞《我国饮食市场的形成与变迁》（《商业流通论坛》1987年第2期）。赵荣光《试论中国饮食史上的层次结构》（《商业研究》1987年第5期），史谭《中国饮食史阶段性问题刍议》（《商业研究》1987年第2期），郭松义《蕃薯在浙江的引种和推广》（《浙江学刊》1986年第3期）、《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清史论丛》1986年第7期），胡澍《葡萄引种内地时间考》（《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庄虚之《我国古代新鲜果蔬贮藏方法的分析研究》（《中国农史》1987年第1期），方心芳《关于中国蒸酒器起源》（《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2期），赵桦、陈永祥《试述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的饮食》（《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李存山《饮食——血气——道德（春秋时期关于道德起源讨论）》（《文中哲》1987年第2期），林正秋《宋代菜肴特点探讨》（《商业经济与管理》1987年第1期），林永匡、王熹《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初探》（《中州学刊》1989年第2期），赵锡元、杨建华《论先秦的饮食与传统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李霖、叶依能《我国古代酿酒技术的发展》（《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王岩《中国食文化的发生机制》（《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王守国《中国的酒文化》（《学术百家》1989年第5期），纳古单夫《蒙古诈马宴之新释》（《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刘兴林《我国史前先民的食物来源与加工》（《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姚伟钧《先秦谷物品种考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王洪军《唐代的饮茶风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龚友德《云南古代民族的饮食文化》（《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2.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无论是研究的角度还是研究的深度，都远远超过80年代，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关中国饮食史研究的著作纷纷涌现。其中，代表性的有：李士靖主编《中华食苑》（第1-10集），林永匡、王熹《清代饮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林永匡《饮德·食艺·宴道——中国古代饮食智道透析》（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王子辉《隋唐五代烹饪史纲》（陕西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陈伟明《唐宋饮食文化初探》（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版），王学泰《华夏饮食文华》（中华书局1993年版），万建中《饮食与中国文化》（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王仁湘：《饮食考古初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版），姚伟钧《宫廷饮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谭天星《御厨天香——宫廷饮食》（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赵荣光《中国饮食史论》（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赵荣光《满族食文化变迁与满汉全席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赵荣光《中国古代庶民饮食生活》（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版），苑洪琪《中国的宫廷饮食》（同上），王仁兴《中国饮食结构史概论》（北京市食品研究所1990年印行），鲁克才《中华民族饮食风俗大观》（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李东印《民族食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傅允生、徐吉军、卢敦基《中国酒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季羡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胡德荣、张仁庆等《金瓶梅饭食谱》（经济时报出版社1995年版），黎虎主编《汉唐饮食文化》（北京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

二是在研究力度和研究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在宏观研究方面，有姚伟钧《论中国饮食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争鸣》1992年第1期）、《饮食生活的演变与社会转型》（《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4期）等文。

在食物种类的栽培和加工制作方面，有严文明《中国稻作的起源和传播》（《文物天地》1991年第5、6期），杨希义《大麻、芝麻和亚麻栽培历史》（《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徐晓望《福建古代的制糖术与制糖业》（《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1期），刘士鉴《蔗糖在中国起始年代的辨析》（《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谢志诚《甘薯在河北的传种》（《中国农业》1992年第1期），谢成侠《中国猪种的起源和进化史》（《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梁中效《试论中国古代粮食加工业的形成》（《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顾和平《中国古代大豆加工和食用》（《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贾俊侠《古代关中主要粮食作物的变迁》（《唐都学刊》1990年第3期），张涛《试论石磨的历史发展及意义》（《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陈伟明《唐宋食品贮存加工的技术类型与特色》（《中州学刊》1990年第5期），胡志祥《先秦主食加工方法探折》（《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袁华忠《“枸酱”是一种果汁饮料》（《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冼剑民、谭棣华《明清广东的制糖业》（《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姚伟钧《中国古代农圊业起源新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在酒史方面，有萧家成《论中华酒文化及其民族性》（《民族研究》1992年第5期）、张国庆《辽代契丹人的饮酒习俗》（《黑龙江民族丛刊》1990年第1期）、张德水《殷商酒文化初论》（《中原文物》1994年第3期）、李元《酒与殷商文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张平《唐代的露酒》（《唐都学刊》1994年第3期）、拜根兴《饮食与唐代官场》（《人文杂志》1994年第1期）、吴涛《北宋东京的饮食生活》（《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陈伟明《元代饮料的消费与生产》（《史学集刊》1994年第2期）等文。

在茶史方面有：陈珲《饮茶文化始创于中国古越人》（《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姚伟钧《茶与中国文化》（《华中师大学报》1995年第1期）、曾庆钧《中国茶道简论》（《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王懿之《云南普洱茶及其在世界茶史上的地位》（《思想战线》1992年第2期）；程喜霖《唐陆羽〈茶经〉与茶道（兼论其对日本茶文化的影响）》（《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陈香白《潮州工夫茶与儒家思想》（《孔子研究》1990年第3期）、刘学忠《中国古代茶馆考论》（《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等文。

在少数民族饮食史研究方面有：陈伟明《唐宋华南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辛智《从民俗学看回回民族的饮食习俗》（《民族团结》1992年第7期），黄任远《赫哲族食鱼习俗及其烹调工艺》（《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年第1期）、贾忠文《水族“忌肉食鱼”风俗浅析》（《民俗研究》1991年第3期）、蔡志纯《漫谈蒙古族的饮食文化》（《北方文物》1994年第1期）、姚伟钧《满汉融合的清代宫廷饮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在食疗方面，有任飞《医食同源与我国饮食文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等文。

在饮食礼俗方面有：姚伟钧《中国古代饮食礼俗与习俗论略》（《江汉论坛》1990年第8期）、《乡饮酒礼探微》（《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林沄《周代用鼎制度商榷》（《史学集刊》1990年第3期），裘锡圭《寒食与改火》（《中国文化》1990年第2期），万建中《中国节日食俗的形成、内涵的流变》（《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杨学军《先秦两汉食俗四题》（《首都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张宇恕《从宴会赋诗看春秋齐鲁文化不同质》（《管子学刊》1994年第2期）。

在饮食思想观念方面有：姚伟钧《中国古代饮食观念探微》（《争鸣》1990年第5期）、王晓毅《游宴与魏晋清谈》（《文史哲》1993年第6期）。

在文献研究和饮食器具以及饮食文化交流方面，也有不少论文。

在断代史研究方面有：胡志祥《先秦主食文化要论》（《复旦学报》1990年第3期）、姚伟钧《先秦饮馔技艺考论》（《文献》1996年第1期）、万建中《先秦饮食礼仪文化初探》（《江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杨钊《中国先秦时期的生活饮食》（《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宋镇豪《夏商食政与食礼试探》（《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杨爱国《汉画像石中的庖厨图》（《考古》1991年第11期）、余世明《魏晋时期粮食生产结构之变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关剑平《“兰肴异蟹肴”（南北朝食蟹风俗）》（《北朝研究》1991年总第5期）、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饮食生活（主食）》（载《唐长孺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唐代官员宴会的类型及其社会职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陈伟明《唐宋时期饮食业发展初探》（《暨南学报》1990年第3期）、何泉达《五代以来扬州值蔗献疑》（《史林》1992年第2期）、徐吉军《南宋临安饮食业概述》（《浙江学刊》1992年第6期）和《论南宋临安市民的饮食生活》（《中国古都研究》第10辑）、程民生《宋代果品简论》（《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陈高华《元代大都的饮食生活》（《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姚伟钧《汉唐饮食制度考论》（《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唐代的饮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和《三国魏晋南北朝的饮食文化》（《中国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张国庆《辽代契丹人饮食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闻惠芬《太湖地区先秦饮食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杨亚长《半坡文化先民主饮食考古》（《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3期），张萍《唐代长安的饮食生活》（《唐史论丛》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的饮食生活》（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册，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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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外的中国史研究状况

海外的中国饮食史研究，当首推日本。日本在世界各国中对中国饮食史的研究时间较早，也最为重视，成就最为突出。

早在上世纪40～50年代，日本学者就掀起了中国饮食史研究的热潮。其时，相继发表有：青木正儿《用匙吃饭考》（《学海》，1994年）、《中国的面食历史》（《东亚的衣和食》，京都，1946年）、《用匙吃饭的中国古风俗》（《学海》第1集，1949年）、篠田统《白干酒——关于高梁的传入》（《学芸》第39集，1948年）、《向中国传入的小麦》（《东光》第9集，1950年）、《明代的饮食生活》（收于薮内清编《天工开物之研究》，1955年）、《鲘年表（中国部）》（《生活文化研究》第6集，1957年）、《古代中国的烹饪》（《东方学报》第30集，1995年）、同人《华国风味》（东京，1949年）、《五谷的起源》（《自然与文化》第2集，1951年）、《欧亚大陆东西栽植物之交流》（《东方学报》第29卷，1959年），天野元之助《中国臼的历史》（《自然与文化》第3集，1953年）、冈崎敬《关于中国古代的炉灶》（《东洋史研究》第14卷，1955年）、北村四郎《中国栽培植物的起源》（《东方学报》第19卷，1950年）、由崎百治《东亚发酵化学论考》（1945年）；等等。

60年代，日本中国饮食史研究的文章有：篠田统《中世食经考》（收于薮内清《中国中世科学技术史研究》，1963年）、《宋元造酒史》（收于薮内清编《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1967年）、《豆腐考》（《风俗》第8卷，1968年），同人《关于〈饮膳正要〉》（收于薮内清编《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1967年），天野元之助《明代救荒作物著述考》（《东洋学报》第47卷，1964年）、桑山龙平《金瓶梅饮食考》（《中文研究》，1961年）。

到70年代，日本的中国饮食史研究更掀起了新的高潮。1972年，日本书籍文物流通会就出版了篠田统、田中静一编纂的《中国食经丛书》。此丛书是从中国自古迄清约150余部与饮食史有关书籍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分成上下两卷，共40种。它是研究中国饮食史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其他著作还有：1973年，天理大学鸟居久靖教授的系列专论《〈金瓶梅〉饮食考》公开出版；1974年，柴田书店推出了篠田统所著的《中国食物史》和大谷彰所著的《中国的酒》两书；1976年，平凡社出版了布目潮fēng＠⑧、中村乔编译的《中国的茶书》；1978年，八坂书房出版了篠田统《中国食物史之研究》；1983年，角川书店出版中山时子主编的《中国食文化事典》；1985年，平凡社出版石毛直道编的《东亚饮食文化论集》。1986年，河原书店出版松下智著的《中国的茶》；1987年，柴田书店出版田中静一著的《一衣带水——中国食物传入日本》；1988年，同朋舍出版田中静一主编的《中国料理百科事典》；1991年，柴田书店出版田静一主编的《中国食物事典》。

传统饮食文化论文例7

中国饮食史作为一门边缘性的学科，它的兴衰演变随着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的状况及政府的政策而变化，时兴时衰。但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兴起阶段（1911年至1949年）

中国饮食史研究始于1911年出版的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一书。在该书中，作者将饮食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叙述，并对饮食的作用与地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后，相继发表有：董文田《中国食物进化史》（《燕大月刊》第5卷第1-2期，1929年11月版）、《汉唐宋三代酒价》（《东省经济月刊》第2卷第9期，1926年9月），郎擎霄《中国民食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全汉?N《南宋杭州的外来食料与食法》（《食货》第2卷第2期，1935年6月），杨文松《唐代的茶》（《大公报·史地周刊》第82期，1936年4月24日），胡山源《古今酒事》（世界书局1939年版）、《古今茶事》（世界书局1941年版），黄现?《食器与食礼之研究》（《国立中山师范季刊》第1卷第2期，1943年4月），韩儒林《元秘史之酒局》（《东方杂志》第39卷第9期，1943年7月），许同华《节食古义》（《东方杂志》第42卷第3期），李海云《用骷髅来制饮器的习俗》（《文物周刊》第11期，1946年12月版），刘铭恕《辽代之头鹅宴与头鱼宴》（《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7卷，1947年9月版），友梅《饼的起源》（《文物周刊》第71期，1948年1月28日版），李?氯恕堵?沃泄?酥?率匙⌒小罚ā斗缤猎又尽返?卷第3-6期，1948年9月—1949年7月），等等。

（二）缓慢发展阶段（1949年至197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9年的30年时间里，大陆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不断开展，中国饮食史的研究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发表的论著屈指可数。

在20世纪50年代，有关的中国饮食史论著有：王拾遗《酒楼——从水浒看宋之风俗》（《光明日报》1954年8月8日）、杨桦《楚文物（三）两千多年前的食器》（《新湖南报》1956年10月24日）、冉昭德《从磨的演变来看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与科学技术的发达》（《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林乃?觥吨泄?糯?呐氲骱鸵?场??优氲骱鸵?晨粗泄?糯?纳??⑽幕??胶徒准渡?睢罚ā侗本笱аПā?957年第2期），等等。

此外，吕思勉著《隋唐五代史》（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版）专辟有一节内容论述这一时期的饮食。

20世纪60年代的论著主要有：冯先铭《从文献看唐宋以来饮茶风尚及陶瓷茶具的演变》（《文物》1963年第1期）、杨宽《“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中华文史论丛》1963年第4期）、曹元宇《关于唐代有没有蒸馏酒的问题》（《科学史集刊》第6期，1963年版）、方杨（《我国酿酒当始于龙山文化》）（《考古》1964年第2期）。

20世纪70年代，大陆在“”结束后，又有学者对中国饮食史进行研究，其中见诸报刊有：白化文《漫谈鼎》（《文物》1976年第5期）、唐耕耦等《唐代的茶业》（《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

这个时期台湾、香港地区的中国饮食史研究也处于缓慢发展阶段，主要成果有：杨家骆主编《饮馔谱录》（世界书局1962年版）、袁国藩《13世纪蒙人饮酒之习俗仪礼及其有关问题》（《大陆杂志》第34卷5期，1967年3月）、陈祚龙《北宋京畿之吃喝文明》（《中原文献》第4卷第8期，1972年8月）、许倬云《周代的衣、食、住、行》（《史语所集刊》第47本第3分册，1976年9月）、张起钧《烹调原理》等。在这些成果中，张起钧先生的《烹调原理》一书，从哲学理论的角度对我国的烹调艺术作融会贯通的阐释，使传统的烹调理论变得更有系统性。另外，刘伯骥《宋代政教史》（台北中华书局1971年版）、庞德新《宋代两京市民生活》（香港龙门书局1974年版）等书都辟有一定的篇幅，对宋代的饮食作了比较系统、简略的阐述。

（三）繁荣阶段（1980年至今）

1.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中国饮食史研究开始进入繁荣阶段。据统计，《中国烹饪》杂志创刊后，至今已相继发表了数百篇中国饮食史方面的论著。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中国饮食史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有关中国饮食史的文献典籍进行注释、重印。如中国商业出版社自1984年以来推出了《中国烹饪古籍丛刊》，相继重印出版了《先秦烹饪史料选注》、《吕氏春秋·本味篇》、《齐民要术》（饮食部分）、《千金食治》、《能改斋漫录》、《山家清供》、《中馈录》、《云林堂饮食制度集》、《易牙遗意》、《醒园录》、《随园食单》、《素食说略》、《养小录》、《清异录》（饮食部分）、《闲情偶寄》（饮食部分）、《食宪鸿秘》、《随息居饮食谱》、《饮馔阴食笺》、《饮食须知》、《吴氏中馈录》、《本心斋疏食谱》、《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调鼎集》、《菽园杂记》、《升庵外集》、《饮食绅言》、《粥谱》、《造洋饭书》等书籍。

二是编辑出版了一些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中国饮食史著作。如：林乃?觥吨泄??澄幕?罚ㄉ虾H嗣癯霭嫔?989年版），林永匡、王熹《食道·官道·医道——中国古代饮食文化透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姚伟钧《中国饮食文化探源》（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陶文治《中国烹饪史略》（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烹饪概论》（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王仁兴《中国饮食谈古》（轻工业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年节食俗》（中国旅游出版社1987年版），洪光住《中国食品科技史稿（上）》（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版），王明德、王子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杨文骐《中国饮食文化和食品工业发展简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饮食民俗学》（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熊四智《中国烹饪学概论》（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施继章、邵万宽《中国烹饪纵横》（中国食品出版社1989年版），陶振纲、张廉明《中国烹饪文献提要》（中国商业出版社1986年版），张廉明《中国烹饪文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曾纵野《中国饮馔史》第一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林正秋、徐海荣、隋海清《中国宋代果点概述》（中国食品出版社1989年版），庄晚芳《中国茶史散论》（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陈椽《茶业通史》（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贾大泉、陈一石《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9年版），吴觉农《茶经述评》（农业出版社1987年版），王尚殿《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简史》（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在论文方面，主要有：彭卫《谈秦人饮食》（《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马忠民《唐代饮茶风习》（《厦门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韩儒林《元代诈马宴新探》（《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第4期，1980年版），刘桂林《千叟宴》（《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2期），张泽咸《汉唐时代的茶叶》（《文史》第11辑，1981年版），黄展岳《汉代人的饮食生活》（《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孙机《唐宋时代的茶具与酒具》（《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4期，1982年），贾大泉《宋代四川的酒政》（《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王树卿《清代宫中膳食》（《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3期），李春棠《从宋代酒店茶坊看商品经济的发展》（《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蔡莲珍、仇士华《碳十四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第10期），赵峰元《从〈浮生六记〉看清中叶的饮食生活》（《商业研究》1985年第12期），余扶危、叶万松《我国古代地下储粮之研究》（《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曹隆恭《关于中国小麦的起源问题》（《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叶静渊《我国茄果类蔬菜引种栽培史略》（《中国农业》1983年第2期），樊维纲《沙糖、甜盐、吴盐》（《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3期），史树青《谈饮食考古》（《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彭世奖《关于中国甘蔗栽培和制糖史》（《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卷第3期），赵匡华《我国古代蔗糖技术的发展》（《中国科技史科》第6卷第5期），刘文杰《汉代的种芋画像实物与古代种芋略考》（《四川文物》1985年第4期），孟乃昌《中国蒸馏酒年代考》（《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6期），童恩正《酗酒与亡国》（《历史知识》1986年第5期），王慎行《试论周代的饮食观》（《人文杂志》1986年第5期），贾文瑞《我国饮食市场的形成与变迁》（《商业流通论坛》1987年第2期）。赵荣光《试论中国饮食史上的层次结构》（《商业研究》1987年第5期），史谭《中国饮食史阶段性问题刍议》（《商业研究》1987年第2期），郭松义《蕃薯在浙江的引种和推广》（《浙江学刊》1986年第3期）、《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清史论丛》1986年第7期），胡澍《葡萄引种内地时间考》（《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庄虚之《我国古代新鲜果蔬贮藏方法的分析研究》（《中国农史》1987年第1期），方心芳《关于中国蒸酒器起源》（《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2期），赵桦、陈永祥《试述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的饮食》（《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李存山《饮食——血气——道德（春秋时期关于道德起源讨论）》（《文中哲》1987年第2期），林正秋《宋代菜肴特点探讨》（《商业经济与管理》1987年第1期），林永匡、王熹《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初探》（《中州学刊》1989年第2期），赵锡元、杨建华《论先秦的饮食与传统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李霖、叶依能《我国古代酿酒技术的发展》（《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王岩《中国食文化的发生机制》（《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王守国《中国的酒文化》（《学术百家》1989年第5期），纳古单夫《蒙古诈马宴之新释》（《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刘兴林《我国史前先民的食物来源与加工》（《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姚伟钧《先秦谷物品种考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王洪军《唐代的饮茶风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龚友德《云南古代民族的饮食文化》（《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2.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无论是研究的角度还是研究的深度，都远远超过80年代，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关中国饮食史研究的著作纷纷涌现。其中，代表性的有：李士靖主编《中华食苑》（第1-10集），林永匡、王熹《清代饮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林永匡《饮德·食艺·宴道——中国古代饮食智道透析》（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王子辉《隋唐五代烹饪史纲》（陕西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陈伟明《唐宋饮食文化初探》（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版），王学泰《华夏饮食文华》（中华书局1993年版），万建中《饮食与中国文化》（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王仁湘：《饮食考古初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版），姚伟钧《宫廷饮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谭天星《御厨天香——宫廷饮食》（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赵荣光《中国饮食史论》（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赵荣光《满族食文化变迁与满汉全席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赵荣光《中国古代庶民饮食生活》（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版），苑洪琪《中国的宫廷饮食》（同上），王仁兴《中国饮食结构史概论》（北京市食品研究所1990年印行），鲁克才《中华民族饮食风俗大观》（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李东印《民族食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傅允生、徐吉军、卢敦基《中国酒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季羡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胡德荣、张仁庆等《金瓶梅饭食谱》（经济时报出版社1995年版），黎虎主编《汉唐饮食文化》（北京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

二是在研究力度和研究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在宏观研究方面，有姚伟钧《论中国饮食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争鸣》1992年第1期）、《饮食生活的演变与社会转型》（《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4期）等文。

在食物种类的栽培和加工制作方面，有严文明《中国稻作的起源和传播》（《文物天地》1991年第5、6期），杨希义《大麻、芝麻和亚麻栽培历史》（《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徐晓望《福建古代的制糖术与制糖业》（《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1期），刘士鉴《蔗糖在中国起始年代的辨析》（《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谢志诚《甘薯在河北的传种》（《中国农业》1992年第1期），谢成侠《种的起源和进化史》（《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梁中效《试论中国古代粮食加工业的形成》（《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顾和平《中国古代大豆加工和食用》（《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贾俊侠《古代关中主要粮食作物的变迁》（《唐都学刊》1990年第3期），张涛《试论石磨的历史发展及意义》（《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陈伟明《唐宋食品贮存加工的技术类型与特色》（《中州学刊》1990年第5期），胡志祥《先秦主食加工方法探折》（《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袁华忠《“枸酱”是一种果汁饮料》（《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冼剑民、谭棣华《明清广东的制糖业》（《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姚伟钧《中国古代农圊业起源新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在酒史方面，有萧家成《论中华酒文化及其民族性》（《民族研究》1992年第5期）、张国庆《辽代契丹人的饮酒习俗》（《黑龙江民族丛刊》1990年第1期）、张德水《殷商酒文化初论》（《中原文物》1994年第3期）、李元《酒与殷商文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张平《唐代的露酒》（《唐都学刊》1994年第3期）、拜根兴《饮食与唐代官场》（《人文杂志》1994年第1期）、吴涛《北宋东京的饮食生活》（《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陈伟明《元代饮料的消费与生产》（《史学集刊》1994年第2期）等文。

在茶史方面有：陈珲《饮茶文化始创于中国古越人》（《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姚伟钧《茶与中国文化》（《华中师大学报》1995年第1期）、曾庆钧《中国茶道简论》（《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王懿之《云南普洱茶及其在世界茶史上的地位》（《思想战线》1992年第2期）；程喜霖《唐陆羽〈茶经〉与茶道（兼论其对日本茶文化的影响）》（《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陈香白《潮州工夫茶与儒家思想》（《孔子研究》1990年第3期）、刘学忠《中国古代茶馆考论》（《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等文。

在少数民族饮食史研究方面有：陈伟明《唐宋华南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辛智《从民俗学看回回民族的饮食习俗》（《民族团结》1992年第7期），黄任远《赫哲族食鱼习俗及其烹调工艺》（《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年第1期）、贾忠文《水族“忌肉食鱼”风俗浅析》（《民俗研究》1991年第3期）、蔡志纯《漫谈蒙古族的饮食文化》（《北方文物》1994年第1期）、姚伟钧《满汉融合的清代宫廷饮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在食疗方面，有任飞《医食同源与我国饮食文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等文。

在饮食礼俗方面有：姚伟钧《中国古代饮食礼俗与习俗论略》（《江汉论坛》1990年第8期）、《乡饮酒礼探微》（《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林?V《周代用鼎制度商榷》（《史学集刊》1990年第3期），裘锡圭《寒食与改火》（《中国文化》1990年第2期），万建中《中国节日食俗的形成、内涵的流变》（《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杨学军《先秦两汉食俗四题》（《首都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张宇恕《从宴会赋诗看春秋齐鲁文化不同质》（《管子学刊》1994年第2期）。

在饮食思想观念方面有：姚伟钧《中国古代饮食观念探微》（《争鸣》1990年第5期）、王晓毅《游宴与魏晋清谈》（《文史哲》1993年第6期）。

在文献研究和饮食器具以及饮食文化交流方面，也有不少论文。

在断代史研究方面有：胡志祥《先秦主食文化要论》（《复旦学报》1990年第3期）、姚伟钧《先秦饮馔技艺考论》（《文献》1996年第1期）、万建中《先秦饮食礼仪文化初探》（《江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杨钊《中国先秦时期的生活饮食》（《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宋镇豪《夏商食政与食礼试探》（《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杨爱国《汉画像石中的庖厨图》（《考古》1991年第11期）、余世明《魏晋时期粮食生产结构之变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关剑平《“兰肴异蟹肴”（南北朝食蟹风俗）》（《北朝研究》1991年总第5期）、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饮食生活（主食）》（载《唐长孺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唐代官员宴会的类型及其社会职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陈伟明《唐宋时期饮食业发展初探》（《暨南学报》1990年第3期）、何泉达《五代以来扬州值蔗献疑》（《史林》1992年第2期）、徐吉军《南宋临安饮食业概述》（《浙江学刊》1992年第6期）和《论南宋临安市民的饮食生活》（《中国古都研究》第10辑）、程民生《宋代果品简论》（《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陈高华《元代大都的饮食生活》（《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姚伟钧《汉唐饮食制度考论》（《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唐代的饮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和《三国魏晋南北朝的饮食文化》（《中国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张国庆《辽代契丹人饮食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闻惠芬《太湖地区先秦饮食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杨亚长《半坡文化先民主饮食考古》（《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3期），张萍《唐代长安的饮食生活》（《唐史论丛》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的饮食生活》（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册，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二、海外的中国史研究状况

海外的中国饮食史研究，当首推日本。日本在世界各国中对中国饮食史的研究时间较早，也最为重视，成就最为突出。

早在上世纪40～50年代，日本学者就掀起了中国饮食史研究的热潮。其时，相继发表有：青木正儿《用匙吃饭考》（《学海》，1994年）、《中国的面食历史》（《东亚的衣和食》，京都，1946年）、《用匙吃饭的中国古风俗》（《学海》第1集，1949年）、?田统《白干酒——关于高梁的传入》（《学芸》第39集，1948年）、《向中国传入的小麦》（《东光》第9集，1950年）、《明代的饮食生活》（收于薮内清编《天工开物之研究》，1955年）、《?年表（中国部）》（《生活文化研究》第6集，1957年）、《古代中国的烹饪》（《东方学报》第30集，1995年）、同人《华国风味》（东京，1949年）、《五谷的起源》（《自然与文化》第2集，1951年）、《欧亚大陆东西栽植物之交流》（《东方学报》第29卷，1959年），天野元之助《中国臼的历史》（《自然与文化》第3集，1953年）、冈崎敬《关于中国古代的炉灶》（《东洋史研究》第14卷，1955年）、北村四郎《中国栽培植物的起源》（《东方学报》第19卷，1950年）、由崎百治《东亚发酵化学论考》（1945年）；等等。

60年代，日本中国饮食史研究的文章有：?田统《中世食经考》（收于薮内清《中国中世科学技术史研究》，1963年）、《宋元造酒史》（收于薮内清编《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1967年）、《豆腐考》（《风俗》第8卷，1968年），同人《关于〈饮膳正要〉》（收于薮内清编《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1967年），天野元之助《明代救荒作物著述考》（《东洋学报》第47卷，1964年）、桑山龙平《金瓶梅饮食考》（《中文研究》，1961年）。

到70年代，日本的中国饮食史研究更掀起了新的高潮。1972年，日本书籍文物流通会就出版了?田统、田中静一编纂的《中国食经丛书》。此丛书是从中国自古迄清约150余部与饮食史有关书籍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分成上下两卷，共40种。它是研究中国饮食史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其他著作还有：1973年，天理大学鸟居久靖教授的系列专论《〈金瓶梅〉饮食考》公开出版；1974年，柴田书店推出了?田统所著的《中国食物史》和大谷彰所著的《中国的酒》两书；1976年，平凡社出版了布目潮fēng＠⑧、中村乔编译的《中国的茶书》；1978年，八坂书房出版了?田统《中国食物史之研究》；1983年，角川书店出版中山时子主编的《中国食文化事典》；1985年，平凡社出版石毛直道编的《东亚饮食文化论集》。1986年，河原书店出版松下智著的《中国的茶》；1987年，柴田书店出版田中静一著的《一衣带水——中国食物传入日本》；1988年，同朋舍出版田中静一主编的《中国料理百科事典》；1991年，柴田书店出版田静一主编的《中国食物事典》。

传统饮食文化论文例8

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楼梦》号称“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其中自然少不了饮食文化的相关描写。研究《红楼梦》中的饮食文化，对考究明清时期饮食文化现象与发展现代饮食文化内涵有重要意义。

1《红楼梦》中的饮食

由于《红楼梦》的主要活动背景是世家大族贾府，自然免不了饮食的讲究与排场。其中出现了许多种目繁多、或真或幻的饮食，展现了清初社会的饮食习惯与文化风向。

1.1种目繁多的饮食

在《红楼梦》中出现了许多饮食种类，大至宴会酒席，小至甜点果品，作者都有或详细，或简略的描写。把这些饮食种类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分为菜肴、面食、奶制品、野味、粥饭、生烤、点心、蔬果、酒茶和补品。这些种目繁多的饮食组成了《红楼梦》的重要部分，其中如腊八粥、花样小面果子、糟鹅掌、鲟鳇鱼、合欢汤、绍兴酒、朱橘和燕窝汤等，都充分代表了那个时代流行的饮食，是我国饮食文化的典型代表。

1.2或真或幻的饮食

按照饮食的种类可以将《红楼梦》中的饮食分为诸多种类，但这些饮食并非全都真实可考，有些甚至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从这方面，可以将其中的饮食分为现实存在的饮食、不可考的饮食与虚幻构想的美食三大类[1]。其中现实存在的饮食就是能在现代社会或者历史记载中找到或有迹可循的饮食，如姜汤、香芋、火腿炖肘子等，是那个时代的真实风貌反映。不可考的饮食则是指现代社会不存在，历史典籍中也找不到相关记载的饮食，如《红楼梦》书中的“茄眷”，虽然在现实社会中不存在，也找不到相关记载，但书中对其做法有详细记录，这可能是被历史湮没的饮食。虚幻构想的美食则是不可能出现的美食，如“万艳同杯”，其制作原料包含“麟髓凤乳”，这显然是作者虚构的，并取“万艳同悲”之意，实则是表达对那个时代女性的“悲”。

2《红楼梦》中的饮食文化思想

2.1礼孝思想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饮食文化不仅仅是对美食的追求与讲究，其代表的更是传统礼孝思想，这种礼孝思想是我国现代饮食文化的核心思想。饮食文化的礼孝思想，就是通过饮食传递礼和孝的中国传统价值观。数千年来，中国形成了一套完善的饮食文化，在这套饮食文化中，饮食本身并非重点所在，其重点在于礼和孝的表达。所谓礼，是在饮食宴席上以礼待人，如以茶待客，主居上座、客居对座，邀客先食等，这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在饮食方面的缩影。至于孝，则是长辈居上，长辈先食，长居主席、幼居次席等，更可以由父子关系演变为君臣关系间的忠。《红楼梦》中贾府的日常饮食及大型宴会都很详尽地表现了这种礼孝思想，如荣国府举办生日宴席，宁国府的贾宝玉参加宴会则是属于客人[2]。

2.2美学思想

无论古今中外，其饮食文化中必然会包含对美的追求，都会独具自身文化特色的美学思想，经常说的“美食”一词就很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现象。中国美食讲究色、香、味俱全，但《红楼梦》对饮食的美学追求远超于此，除了色、香、味之外，其饮食还着重质、形、器、序方面的尽善尽美。所谓质，是指饮食的食材必须要注重质量，优质的食材是优质美食的基础。形则是指饮食的外形，诱人的外形与饮食的色一样吸引人。器就是在注重饮食本身的同时，对盛装饮食的器具也要有要求。另外序指的是上菜顺序，即先上什么菜、后上什么点心都是有讲究的，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人的食欲，使人吃得开心。

2.3养生思想

养生是我国非常古老的思想，最早的记载当属《史记》中的彭祖，相传其活了八百余岁，是世上最懂养生之道的人。当然，《红楼梦》没有这种玄之又玄的记载，但其中饮食文化传递的养生思想也是很浓厚的。首先是关于中医的描写，中医向来是以养生为主，多以食疗养生，在《红楼梦》中，出现了许多食疗养生的情节[3]。贾府的人非常重视养生，经常食用含药用价值的食材。除了常规养生之外，甚至出现了以食疗疾的情况，如以净饿治疗伤风咳嗽，贾宝玉以玫瑰卤子辅助活血化瘀等。这种种饮食现象都体现了《红楼梦》一书中饮食文化的养生思想，是曹雪芹实际生活经验的总结。

3结束语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其内容之广泛深博，已得到了诸多学者与读者的研究，而关于其中饮食文化的研究更是不曾间断。通过对《红楼梦》饮食文化的研究，可以深入分析我国明清时期的饮食风貌，还原当时社会现象，并为我国传统饮食文化的研究锦上添花。《红楼梦》饮食文化所代表的思想内涵，更是曹雪芹呕心沥血描写大量饮食文化的意义所在，研究并学习其中的精华，对现代饮食文化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蔡郎与.试论《红楼梦》中的中国传统饮食文化[J].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1,(3):92-93.

传统饮食文化论文例9

一、潍坊传统小吃类型

一种地域饮食文化中最富有特征的食品之所以被称为小吃，就在于其原料的独特地域性特征，多在中下层消费群体中流行。当然，人们也要看到，一种地域饮食文化的形成，不仅和其地域特征密切相关，也和其人文文化特征密切相关，因为不同地域的人们，无论是生活习惯或是文化形态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体现在具体的饮食方面，就是对不同饮食原料的钟情以及佐料、加工方式的喜欢。所以，尽管潍坊传统小吃类型众多，各有特色，但都脱离不了其地理和人文因素的影响。就类型而言，潍坊传统小吃主要分为两类：

（一）因地域自然特征而生的潍坊萝卜

潍坊萝卜不但形状高瘦、颜色青翠，而且水分多、口感甜脆，无论从视觉还是味觉方面，都能轻易调动食客的饮食欲望。这种由饮食带来的感官联想的愉悦感，是富有内涵、讲究形式的饮食文化所具有的一个典型特征。正是因为具有这些特征，所以潍坊萝卜不仅成为潍坊本地的传统小吃，而且其营销网络已经遍布全国，可谓是一种虽然出身不高，但外形及口感甚至客户端都比较高端的、纯绿色的潍坊传统小吃。潍坊萝卜之所以具有这种独特之处，和潍坊的地理位置有关。潍坊地处温带，温度和光照都适合萝卜生长；季风性气候能够保证萝卜正常生长所需要的水分。除这些因素外，最关键的是潍坊有些区域为沙土地，其土壤中不仅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且利于排水，能够保证萝卜在稳定的气候和自然地理条件下匀速生长，由此就使得潍坊萝卜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形状和口感，使其具有了成为潍坊传统小吃的特质。

（二）因人文环境而形成的传统小吃

根据调查，因潍坊地区人民独有的饮食习惯而成的传统小吃主要为朝天锅和火烧。朝天锅指的是菜入锅而锅朝天，据传为清代郑板桥所创，无论该说法是否确切，都体现出朝天锅具有悠久的历史。以前，朝天锅多在农村集市中售卖，所以吴澎等指出：“朝天锅本是一种市肆小吃，露天砌灶，中置一大锅，将猪血、肺、大肠、豆腐、猪骨、肉丸子之类盛满一锅煮熟，众人围而食之，故名‘朝天锅’。”后来，讲卫生，朝天锅移于室内，现今经改进，已成宴席上名吃。从这段描述中，人们可以看出，朝天锅中所用佐料多为猪内脏，这与朝天锅的消费群体经济水平有关。以前的农民并不富裕，赶集也不仅仅只是为了吃朝天锅，因此他们拿不出较多的钱买朝天锅。朝天锅的经营者想要售卖成功，必须从低廉性出发购进朝天锅的原料，进而保证成品价格能为当时的农民所承受。因此，尽管朝天锅原料不够好，但由于它价格低廉、方便快捷，而且不同村庄的人围在一起吃，既能享受到美味，又能互相拉家常，了解彼此村里的情况，故在很多时候，朝天锅的经营摊成了乡里乡亲信息交流的场所。当然，正如吴澎所言，今天的朝天锅已经失去了最初的特征，成为比较高档的潍坊传统小吃。

与朝天锅相比，潍坊火烧主要体现为品种比较多，如单是面火烧就有砍火烧、簸箕火烧、梭火烧等，即便都是肉火烧，也分潍坊肉火烧、杠子头火烧、脂烙酥火烧。在这些火烧中，最为当地人或外地人所喜欢的为潍坊肉火烧。之所以如此，在于肉火烧的制作方法精细，从和面到最后成型，共经过温水和面、油酥面等六道工序。制作完成后，用一个中间有洞能够放入柴火的炉子进行烤制。这种炉子内侧有一个个和肉火烧差不多大的小圆形，烤制时，将肉火烧分别放置其中，调好火的力度，很快就可以烤出味道鲜美、皮酥馅多的潍坊肉火烧。

就一个地域而言，传统小吃的类型不在于多，而在于是否真正具有特色，显然，以上所讲三种潍坊传统小吃都具备这个特征，故其能够一直存在，没有被其他饮食品种所代替。

二、潍坊传y小吃的异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朝天锅与肉火烧无论在原料还是制作方法上，都与以往有了很大的区别。朝天锅的原料以往主要是猪下水，而现在其原料则更加丰富，有其他肉类、还有青菜甚至咸菜。食客的就餐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从最初不相识的许多人围坐在一起，用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大饼卷锅里的配菜，到现在只是熟识的人坐在一张桌子上、等着服务人员端上从后厨已经制作好的朝天锅。看似是就餐方式变得文明、朝天锅变得干净卫生，甚至连朝天锅店里用饼卷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叫朝天锅，实际上是抹杀了朝天锅原有的文化特质。因为作为共同语的一种地域变体，方言中的名词性词语以其对所属地区风俗文化及名物等种种社会现象及对地区独有事物、对某些事物的独有称呼的忠实记录，成为研究地域文化及方言时不可忽视的一个词类。也就是说，朝天锅这种传统小吃之所以得名如此，正是因为它独有的制作、售卖和食用方式，当它名称中所含有的几种要素全都发生变化，那么它就不是一种对其所代表食物的忠实记录，研究它所蕴含的地域文化时，只能回归到它变异之前的形式。

与朝天锅一样，肉火烧的制作也发生了诸多变化。就制作工具而言，快捷省力的电炉子取代了先前用火烤的自制炉子，机器和面替代了手工和面。这两种变化都使得肉火烧的制作速度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但是速度的提高改变了肉火烧原有的味道，可谓是遗憾至极。但不可否认的是，肉火烧制作方式的转变不仅体现了肉火烧越来越受人们的欢迎，而且体现了传统的肉火烧制作方式已经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

传统饮食文化论文例10

引言

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正如孙中山先生在其《建国方略》一书中曾说：“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各国所不及。”如今，在中西方饮食文化不断交流和碰撞的过程中，我们的饮食文化逐渐出现了新的时代特征和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为了使中华饮食文化能以不衰的生命力占据世界市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承担起将所属的文化发扬光大的责任。如何继承和发展我国优秀的饮食文化，便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饮食文化方面的一个重要课题。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主题，做出了专门的研究和部署，并且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全会指出，当今世界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全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对于餐饮界而言，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明确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职责和崇高使命，准确把握当今时代文化发展新趋势；结合餐饮行业的实际，推进餐饮产业与饮食文化相融合，对我国优秀饮食文化做到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进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深化对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学术研究，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研究和责任担当；切实推进理论创新，更加自觉地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学术关注，为中国餐饮业作出新的理论贡献。

饮食文化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包括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文化专指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是“自然的人化”，即由“自然人”化为“社会人”。由于人的实践活动同时就是文化活动，因此，文化可以归纳为人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人类为了生存，首先要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俗话说就是填饱肚子，也就是“吃”，当吃喝的需求得到满足，人类会产生更深层次的需求。从古至今关于“吃”的一切现象和关系的总和，都可以归结为饮食文化的范畴，它贯穿于人类的整个生存、延续和发展的历程，体现在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中。饮食文化来自于、表现于和存活于生生不息的人的文化世界之中，是人的生命力和主体性的张扬与展示。

具体而言，人活着，就需要吃东西，这是本能，是自然人属性。但人为什么吃、吃什么、怎么吃，这就是饮食文化所要研究的问题，这是社会人的属性。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西方人，农业民族，游牧民族）、不同时代所表现的吃的内容和吃的方式是不同的，这就构成了不同的饮食文化，它是在特定的社会民族文化的氛围中长期积淀形成的。深究其结构层次：首先，物质层面。比如前面我们说吃什么、怎么吃，这是文化。但凡此种种首先必须固定、附着在一个物质上面。也就是说，我们“吃饭”，首先必须要有“饭”本身。第二，制度层面。譬如，我们要举行一次婚宴，光有饭菜、主客、场地还构不成一个完整的婚宴，还要按照一定的规格和礼仪，把诸种散乱的、众多的对象组织起来。第三，精神层面。这也是饮食文化最核心的部分。还是说婚宴。比如说，现在饭菜、主客、场地一应俱全，并且都已经按照一定的规格和礼仪组织起来了，那么，下一步就应该考虑，这次宴会的目的是什么？如何凸显其主题、特色？于是，我们才算确立下了举办这次宴会的目的、宗旨―喜庆祥和或欢快、个性的婚宴，也就是办这个婚宴的精神所在，最终是为了保证能够完成、实现大家共同致力于的欢庆、见证新婚的一些精神上的追求。也就是说，一次现实的饮食活动，我们若要将其设计、安排得合理、美满，吃什么仅仅是个基础，更为关键的主要的是我们是否将与宴者所从属的大文化背景理解、诠释得恰到好处。所以说，饮食文化不仅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为基础的部分。饮食文化与文化相伴而生，相和而成，相随而行，二者共生共存。

我国饮食文化传承与发展思路

纵观全球，放眼中国，我们不难发现，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家务劳动社会化越来越深化，当今人们的饮食生活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运行模式：现代餐饮业以餐饮产品为桥梁将餐饮企业和餐饮消费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完整的饮食文化运行机体。饮食文化在餐饮大众层面的折射所形成的现象，表现在人们吃什么、怎么吃、吃的目的、吃的效果、吃的观念、吃的情趣及吃的礼仪等等，它既是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餐饮消费者的需求的表现形式。饮食文化在餐饮企业层面的折射所形成的现象，在表层要素表现为餐饮品牌名称、菜点等；在深层要素表现为企业的价值观念、经营哲学等所表现的文化内涵，它是饮食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餐饮企业的经营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对餐饮消费者需求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企业自身在经济实力、业务能力等因素，选择经营业务的范围进行经营运作。餐饮企业在餐饮产品的销售过程中，通过为餐饮消费者提供的餐饮产品与服务，向餐饮消费传递的是从外到内的企业文化。餐饮消费者和餐饮企业在由价值规律形成的互动机制下使饮食文化得到不断的自我发展。因此，针对中国饮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也应该从消费者、餐饮产品和餐饮企业三要素切入。

（一）消费者：饮食文化的缔造者

正如以上分析，在商品经济时代，虽然表象上消费者更多表现出享受者、接受者的身份―享受现有市场可能提供的各种饮食产品，体悟与之对应的各种饮食文化，但仔细思考，不难得出其实深入到饮食文化乃至文化的本质―“人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商品经济“需求决定供给”的本质，历史上的广大劳动人民和当代的消费者其实一直都是不自觉或自觉中创造、沿革并传承着自己的饮食文化。因此，从饮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角度，消费者当之无愧应该是真正的缔造者。

当今，人们的饮食生活已经进入了“体验经济时代”，饮食文化逐渐走向多元化，人们的饮食需求已从温饱型向质量型、享受型转变，讲究饮食的美感、情趣和健康等等。消费者要扮演好饮食文化缔造者的角色，完成好其在中国饮食文化传承和发展中的历史使命，归根结底集中于其是否全面、准确地理解饮食文化内涵。

一是，自觉树立“饮食素养”观念。作为饮食文化的缔造者，系统的、全面的饮食知识是一个消费者进行饮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看家本领。个人饮食素养的重视与提升，不仅能从自我创造层面促进中国饮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更能从鉴赏、消费层面推动整个餐饮市场从消费需求到企业供给的全面升级。具体而言，迎合时代的需求，当今消费者应该更新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理解：不应仅停留在“吃”的表层，而是强调饮食文化所产生的社会意义。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不仅应该自觉地熟悉甚至掌握诸如饮食营养、烹饪技术等饮食科学知识，还应广泛接触、了解各时各地饮食文化知识，掌握各国各地饮食历史与发展、饮食风俗与习惯，从而获知具体时空下的饮食文化的完整内涵，为其逐渐形成较强的饮食文化鉴赏与创造能力奠定文化修养基础。

二是，发挥教育的基础性保障作用。诚然，中国饮食文化的缔造根植于每一个消费者的饮食素养，但要达到实现中国饮食文化整体传承和发展的水平与高度，仅有消费者个人的自我修养肯定是远远不够的，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国家、地方有关饮食文化层面教育体系的完善程度。因为教育不仅是灌输知识和培养人才，而且是传递社会生活经验和传承社会文化的基本途径。因此，我们可以从教育入手，传输给消费者相应的饮食科学文化知识，即进行“食育”。搞好“食育”教育应采取以下举措：一是全民性。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食育”应注意覆盖各地域、各类人群，面向公众普及饮食科学知识，使公众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获取饮食科学知识。二是全程性。“食育”应根据不同年龄段的特点，设计不同的“食育”内容，使公众从入学开始直到成年、老年全程获取所需的饮食科学知识。特别是青少年的学龄时期，应将“食育”与德、智、体、美并列为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三是专业性。“食育”应特别注重专业性，应制定“食育”行业准入制度，规范专业人员的从业标准，避免公众获取不正确的饮食知识。四是规划性。“食育”应由政府相关部门和有关专家共同制定面向不同人群的“食育”规划，既要有短期规划，又要有中长期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食育”。五是监督性。“食育”应确定政府有关部门对“食育”进行监督与管理，规范行业行为，清理不符合行业标准的机构和人员，规范有序地实施“食育”。

（二）餐饮产品：传递饮食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市场经济时代，餐饮业以餐饮产品为桥梁将餐饮企业和餐饮消费者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餐饮业中餐饮产品的概念不仅仅指菜肴，还可以指一个各类经营要素的有机组合，通常包括实物产品形式、餐饮经营环境和气氛、餐饮服务特色和水平、产品销售形式等内容。如今，饮食消费已经演变为一种文化消费，消费者在选择餐饮产品的过程中，向企业传递着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餐饮企业为消费者提供特定的产品和服务，在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同时，实际上是与消费者进行着相应的文化交流。此外，中国饮食文化拥有几千余年的悠久历史，地域差异性和多民族特性使得餐饮产品具有明显多元的文化特征。餐饮产品因此成为大众吸收和传播饮食文化的媒介，人们不仅获得了饮食享受，还受到了中华饮食文化的熏陶，学习到了相关饮食哲学的深刻内涵。

餐饮产品作为饮食文化的物质层面，中国悠久的饮食历史和繁荣发展的现代文化为其不断发展、创新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从烹饪、菜点文化或人们饮食观念的角度来说，当今的餐饮产品应该在充分满足人们求卫生、求安全的前提下，以餐饮产品的味、质、香、色、形、器等基本属性为物质呈现，追求饮食的审美化。立足当今消费者需求的发展趋势，未来餐饮产品发展的方向主要有：

1.时尚化。饮食时尚的风向标本身就是餐饮产品创新的导航仪，大致来看，根据现代餐饮消费者的饮食需求，餐饮产品时尚化的内涵主要又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简洁。现代人生活节奏加快，在烹饪上要求简洁，对烹饪美的追求同样要求简洁明快，反对繁琐。二是富有个性。现代人的审美观是强调个性的。在过于共性化的生存环境中，人们特别欣赏带有个性色彩的审美对象。对于日常的饮食，那些有着鲜明个性的菜肴点心和就餐方式总是更受欢迎。三是崇尚自由。自由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审美。人类的饮食活动现在已经从往昔固定的模式中走出来，去追求一种自由的方式。自助餐方式的受人欢迎，就是人们追求饮食自由的具体反映。这也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特点。

2.返璞化。所谓返璞化的菜点，即是崇尚自然，回归自然，利用无污染、无公害的绿色食品原料而制作的菜点。由于现代都市生活的紧张、快节奏和喧嚣，加之社会大工业的发展，受抗拒污染及保健潮风行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对都市生活产生了厌烦和不安，渴望回到大自然，追求恬静的田园生活。反映到饮食上，各种清新、朴实、自然、营养、味美的粗粮系列菜、田园菜、山野菜、森林菜、海洋菜等系列菜品日益受到人们的喜爱。这正对应于饮食美“俚俗”、“天然”的范畴，注重讲求原料的天然、质朴，制作工艺的绿色环保，营养搭配的多样平衡，饮食氛围的随意自在。因此，返璞化既充分利用资源，又保护生态环境和有益于顾客身体健康是餐饮产品创新的重要趋势之一。

3.健康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富贵病”成了现代人的一大隐患，如何在饮食上做到更科学合理就显得更加重要。这种更多考虑健康原则的饮食倾向，必然对餐饮产品带来新的发展思路。比如，在烹饪中注重健康的合理搭配有时比口味更为人们所重视；低盐、低糖的食物受到普遍的欢迎，以及强调筵席的改革等等，都是基于健康的目的。另外，人们对滥用化肥、农药的农产品对身体健康的危害越来越重视，“无污染、安全、优质、具有营养价值”成为人们选购食品首要标准。因此，允许使用高效低毒农药和化学肥料的无公害食品；允许限量、限品种和限时间的使用安全的农药、化肥、兽药和食品添加剂化学合成物质的绿色食品；以及强调从种植、养殖到贮藏、加工、运输和销售各个环节中都不使用农药、化肥、生长激素、化学添加剂、化学色素和防腐剂等化学物质，不使用基因工程技术的有机食品受到人们的青睐。

4.多元化。饮食口味既有共同性的一面，又有差异性的一面。这就决定了菜品创新趋向的多元化。首先表现在经营的多元化，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导致了国际交往的频繁和扩大，广大烹饪师走出国门的机会增多，外国客人不断走进我们的餐饮市场，中外烹饪的交流越来越深入。由此带来了餐饮经营多元化的局面，菜点制作技艺相互模仿、学习、扩散，各地区与国家之间在技艺和款式上取长补短，不断借鉴与融合的菜点制作风格将更加明显。其次还表现在烹饪原料上。从发展趋势来看，以下的原料将成为今后的方向：可食性野生植物、藻类植物、人造烹饪原料、在国家法律允许范围内由人工繁殖饲养的部分优质野生动物以及昆虫等。另外还表现在烹饪设备的多样化、就餐形式的多样化、口味的多样化等等。

（三）餐饮企业：饮食文化的传承者

在宏观层面，餐饮产品文化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餐饮业某一类或某一种菜点在质、味、触、嗅、色、形等方面以及制作和享用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内涵，从属于餐饮文化的物质文化层；在微观层面，餐饮企业文化传播是由餐饮产品的制售来完成的，餐饮产品文化是餐饮企业文化的物质载体。因此，餐饮企业作为饮食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主体，较个体的消费者，明显具有相当的开发实力和广泛的大众影响力，是饮食文化的传播者和开拓者，在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从以下两方面提出企业层面传承与发展中华饮食文化的思路。

1.弘扬中华传统饮食文化。中华饮食文化承载着千年的中华文明，它的发展轨迹是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积沙成塔的积淀过程，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征。谈到中华饮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餐饮企业首先要善于挖掘历史上各民族优秀的传统饮食文化，从传统文化中吸收营养，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民族的饮食往往是传统思维的表现形式，例如，中国传统饮食文化蕴含着民本、敬粮的饮食观念，“以味为本”的美食追求和崇尚自然的饮食哲学。加上传统饮食结构、饮食器具、饮食惯例和加工技艺的演变，使中华饮食文化的内涵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得以丰富。餐饮企业可以通过举办或参与一些饮食文化主题活动，通过加深对传统饮食文化的理解，进一步推动中华饮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2011年12月17日以“仁和、博学、发展、共赢”为宗旨的“第二届中国（曲阜）孔府菜发展论坛”在山东曲阜举办，来自海内外的餐饮企业经营者和鲁菜烹饪大师就孔府菜的发展历史、继承、创新、发展等问题进行了交流研讨。此次活动凝聚共识，汇集力量，搭建了餐饮企业文化交流平台，不仅传播了孔家菜“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饮食理念，而且弘扬了中华儒家传统饮食文化。

此外，餐饮企业可以把传统饮食作为特色推广，把传统饮食文化的精髓通过实践落实体现在餐饮产品上。注重对传统饮食文化工艺的把握，秉承继承、发扬、创新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宗旨理念，探索挖掘中国各地各民族美食文化价值，通过其用心传承，为中华食文化的发扬贡献自己的力量。

还有，针对消费者求新求变的消费心理，餐饮企业可以加大对餐饮产品的开发研究，使之与当下健康的饮食观念以及时尚的饮食风格相结合。餐饮企业要紧跟现代饮食文化发展的脚步，注重餐饮产品的创新，人们对餐饮产品的实用性消费上升到文化消费的境界时，中华餐饮文化在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得到传承与发展。

2.加强餐饮企业间的国际交流。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外来饮食文化不断介入人们日常的饮食生活中。要让中华饮食文化走向世界，一方面，就要求餐饮企业在坚持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基础上，正确的对待外来饮食文化，积极参与国际饮食文化交流活动，促进文化交融的同时汲取其中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有益成分，做到洋为中用。另一方面，餐饮企业要充分利用我国在世界各地孔子学院这一文化交流平台，将中国饮食文化纳入教学内容之中，以传播技术向传播文化转变，提升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的影响力。

2008年10月，“第四届中国（北京）国际餐饮・食品博览会”，同每四年举办一届的“第六届中国烹饪世界大赛”（视为餐饮界的奥林匹克盛会）同期在京举办。来自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等近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餐饮企业的厨师代表，均在比赛中展示了各国不同的饮食文化背景下的特色菜肴和烹调技术。大赛组委会专门设立的20个精品宴席美食展台，体现了各国餐饮企业的餐饮产品的文化特色。此次活动不仅是全世界餐饮业的盛会，更是弘扬中华饮食文化的平台，是餐饮业人士学习交流的绝佳机会。

这类饮食文化的国际交流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各国餐饮企业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理解，加深了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友谊，并扩大了中华饮食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影响。

综上所述，严格遵循当今饮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规律，紧紧抓住人类现实饮食生活运行的三要素，理解其要义，实现其提升，将实现中国饮食文化的更好传承与更快发展，从而最终融入并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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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铭铎.加强中国饮食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初步思考.中烹协首届餐饮学术年会上的发言，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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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铭铎.饮食美学及其餐饮产品创新[M].科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