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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社会学论文模板(10篇)

时间:2023-03-02 15:09:52

新闻社会学论文

新闻社会学论文例1

二、“科学”:陆定一新闻思想的语境分析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开篇便强调了一个核心词“科学”:“辩证唯物主义,主张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解释它,而不做任何曲解或增减。通俗一点说,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老老实实主义,这就是实事求是的主义,就是科学的主义。”陆定一接着指出:“这套思想意识,这套新闻理论(指旧的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作者加),是很糊涂的,是不大老老实实的,甚至是很不老老实实的,也就是不大科学的,甚至很不科学的。”很显然,在这里,“科学”是作为一种元叙事存在的。在三个简单自信的“主义”排比句叙述话语背后,存在的是“科学=辩证唯物主义+老老实实主义+实事求是主义”这个不证自明的常识逻辑判断,这一常识判断无疑又承担着对新的新闻理论建构的学科合法性与合理性颇为自信的宣称。这构成了该叙述话语的“显性因素”。但现在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个叙述话语背后的“隐性因素”是什么。这个“隐性因素”就是当时的“科学”语境。首先,我们必须了解“科学”一词在五四时期作为元话语的崇高地位。“科学”一词是康有为从日语中引入,1915年以后开始流行的。据杨国荣先生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对近代科学的追求有其较为独特的背景。一方面,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之时,中国传统儒学内部出现了经学实证化的倾向,即清代学者的经学考据方法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体现了归纳与演绎、逻辑分析与实事验证、无征不信与大胆推求的统一。这种方法论系统扬弃了理学的思辨性,在相当程度上将经学引上了实证性研究。另一方面,随着经学独尊时代的过去,各门学科的分化与独立逐渐成为可能,知识系统与价值系统得以分离。同时,在学术思想的领域,向经学告别又意味着传统的知识统一模式的解体,如何重建学术、知识与思想的统一变得突出起来。于是,二十世纪初的一些中国思想家以科学的普遍渗入和扩展来沟通各个知识领域,呈现出一种以科学来重建学术与知识统一的趋向。

五四时期主要有两类思想家承担着“科学”的传播工作。一类是聚集在中国科学社及其同人杂志《科学》周围的一批职业科学家,他们将科学严格限定为自然科学的知识谱系和蕴含于其中的方法、理念,倾向于从纯知识学的角度普及科学原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以此变革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品质;一类是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的一批启蒙思想家,他们将科学的实质和精髓理解为一种具有客观性、实践性双重品格和征服自然改造社会———人生双重功能的新型宇宙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侧重于从社会人生理念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宣传科学普及科学,以此更新国人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这样,在“五四”前后,在各种“主义”的引入和论争中,科学的观念经过由“技”(科学方法)而“道”(科学精神)的形上化过程,并最终被提升为一种主义(科学主义),成为当时的理论支点,并且渗透到学术、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重建学术、知识的统一,到入主人生领域;从生活世界的存在,到社会政治领域的运行,科学的影响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随着向各个社会领域的这种扩展,科学的内涵也不断被提升和泛化:它在相当程度上已超越了实证研究之域而被规定为一种普遍的价值———信仰体系。”其次,我们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的“科学”身份和“科学”内涵。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还没有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科学的观念却早已确立(至三十年代,从事实出发、讲逻辑、重经验、偏实证的科学精神已经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高度的科学性,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了让其思想易于接受,便注意展示这种科学性。但这个时期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都用“实证科学”的眼光看待、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比如陈独秀早在1915年写道:“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不矛盾之谓也。”瑏瑡这时陈独秀的“科学”还主要指自然科学。1920年,陈独秀将科学界定为狭义的自然科学和广义的社会科学,并指出“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而“欧洲近代以自然科学证实归纳法,马克思就以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马克思搜集了很多社会上的事实,一一证明其原理和学说,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做依据,所以都可相信,都有根据的。”瑏瑢这样,马克思主义者就将科学扩展到了人生观领域。他们认为,科学应该成为人生观的基础(这一点与科学派的认知相同),但作为人生观基础的科学覆盖面要广,包括唯物史观(这一点与科学派不同)。

在1923—1924年科学与玄学论战中,陈独秀作为唯物史观派的领袖更是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一种属于社会科学、当然也是属于科学的哲学,而“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的哲学”瑏瑣。这样,在陈独秀那里,“科学与唯物史观具有同一涵义”瑏瑤。而在1930—1936年的辩证法论争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重点,由前一阶段的唯物史观转向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成为理论主流。此种转向的意义在于,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在五四前后的中西文化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初步显示了其科学性。但它“在当时主要仍是以一种政治学说(即‘主义’)的面貌出现的,人们普遍尚未将之作为一种探讨‘问题’的学理来看待,所以它对思想学术领域的影响还比较有限”瑏瑥。这次论争中,唯物辩证法能否作为真理、方法适用于实践主体的行为是论战的焦点,而对焦点问题的讨论又是围绕着“纯粹哲学”与“实践哲学”“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展开的。经过论争,“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来的哲学思潮史中所未有。学者都公认这是一切任何学问的基础,不论研究社会学,经济学,考古学,或从事文艺理论者,都在这哲学基础中看见了新的曙光”瑏瑦。

三、“事实”:陆定一新闻思想的知识逻辑分析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是紧紧围绕“物质”“事实”“新闻”“报道”四个关键词来建构其新闻本源观和新闻定义的:“唯物论者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这是唯物论者的观点”瑏瑧。在上述论述中,物质等于事实,新闻等于报道。在对其论证逻辑进行分析中可以看到,一方面,“事实”和“报道”是在哲学认识论的层面上运行的:“事实”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客观实在(此时等于“物质”),“新闻”必须被理解为是对这种客观实在的意识的反映。另一方面,“事实”与“报道”实际上还承担着第二个层面的含义,即新闻操作的微观层面。“事实”是单个事件(事情)的真实情况,“报道”是新闻的采编与写作(此时新闻等于报道)。在这两个逻辑层面中,“事实”是一个交集点,是逻辑起点。现在,我们必须再回到五四时期的知识语境中,看一下“事实”与“科学”的关系。五四时期,关于“科学”与“事实”的观念存在着两条路径。科学派们更多传播的是一种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事实观,事实、实验、逻辑成为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们则更多地信奉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观和事实观,事实、思想(理论)(规律)、实践是关键词。在这两种观念中,“事实”是共同的概念,但一个指经验事实,一个指客观事实。这里需要先区分一下两个事实概念:经验事实和客观事实。经验事实从内涵上讲,是指人们通过一定的实践活动,在头脑中获得的对客观存在的事物和过程的印象后,又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所形成的经验陈述。经验事实构成科学的经验基础。客观事实则是指客观事物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过程,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

客观事实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范畴,无对错之分。而本体论范围内的“客观事实”/“客观存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是用物质范畴加以概括的。列宁指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瑏瑨我们看到,中国科学社的成员们在宣传科学时,特别强调“事实”作为科学的内涵和特质的重要性。比如王星拱指出:“科学方法是什么呢?换一个名字,就可以叫做实质的逻辑。这实质的逻辑,就是制造知识的正当方法”,科学的方法有五个特征,即“张本之确切”“事实之分析”“事实之选择”“推论之合法”和“试验之证实”瑏瑩。丁文江认为:“所谓科学的方法,不外将世界上的事实分起类来,求出它们的秩序,等到分类秩序弄明白了,再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这许多事实,这叫做科学的公例。”瑐瑠任鸿隽则强调科学精神有二要素,一是崇实:“吾所谓实者,凡立一说,当根据事实,归纳群象,而不以称诵前言,凭虚构造为能。”“故真具有科学精神者,未有不崇尚事实者也。”二是贵确:“吾所谓确,谓于事物之观察,当容其真象,尽其底细,而不以模棱无畔岸之言为足是也。”瑐瑡在上述论述中,“事实”成为“科学”的同义词。这里的“事实”是经验事实,是可证实的经验事实,是逻辑实证主义视野下的经验事实。科学是事实之学、实验之学、逻辑之学。它所涉及的主体问题主要是秉持科学的方法和态度,尽量将对经验事实的认识提升到科学的水平。据此,我们发现,徐宝璜的新闻阐述正是在上述认知框架内进行的。徐宝璜认为“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同时,他又指出:“新闻须为事实,此理极明,无须解释,……苟非事实,即非新闻。若登载之,是为假冒。”瑐瑢为什么徐宝璜认为“无需证明”呢?很显然,“科学”等于“事实”,“事实”依托“证实”手段而呈现出“客观”效果———这已成为那个时代的“常识”,而“常识”自然是无须证明的东西。尽管徐宝璜认为“事实”是一个无须证明的概念,但是在他的使用脉络里,我们还是能够大体看出“事实”的含义。首先,“事实”是与“真”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对事实的“正确”和“完全”的表现联系在一起的;其次,“事实”是与“意见”分开的,是客观性的操作手法。最后,“事实”是与“诚”与“公”联系在一起的,是与记者的“公人”身份联系在一起的。徐宝璜“事实观”走向的是被称为“新闻本位”的新闻观。而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更多地强调的“事实”是客观事实。在1930年—1936年间的唯物辩证法的论争中,他们就用主观和客观辩证统一的思想对论战方作出了批判。比如陈伯达指出:“腐败哲学家以为逻辑是独立于事实之外的,与事实无干,而我们则以为逻辑只是事实的反映,逻辑的发展与事实的发展相一致,没有事实就没有逻辑。”瑐瑣这里的“事实”表面看来是经验事实,但实质上已经多少含有“客观事实”的意思在里面了。

1941年5月19日,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借用中国一句古语“实事求是”,并加以改造,赋予科学的新意:“‘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瑐瑤在整个运动中,反复地阐述、发挥这一思想。唯物辩证法终于获得了中国式科学化、通俗化的解释。这样,我们看到,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眼中的“科学”成为“事实之学”“实践之学”和“唯物辩证之学”。1943年陆定一写作《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时,正是运用当时被公认为“常识”的“最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架构新闻理论。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物质等于客观实在,客观实在等于客观事实,在这样的逻辑下,自然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陈述方式和知识逻辑。黄旦教授认为陆定一定义的中心是“报道”。本文认为,实际上,陆定一新闻定义有两个并置的中心词,即“事实”与“报道”,这两个中心词共同支撑起一种建构论的新闻观。而这种建构论的新闻观正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重要科学性之所在。

四、结语:陆定一新闻思想的知识困境及其思考

新闻社会学论文例2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4)03-0044-02

在中国新闻学教育的近百年历程中,专业知识教育和职业精神教育一直是两个重要途径。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主任蒋荫恩曾言:“新闻教育至少须包括两方面,一为知识教育,一为精神教育。”[1]当代中国新闻学高等教育研讨的核心正是“新闻人”养成的途径,培养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人”以区别于一般的新闻从业者是新闻学高等教育存在的意义。当代中国“新闻人”特征可视为两个层面,操作层面指“新闻人”应具有一专多能的业务技能,理念层面指“新闻人”应具有区别于一般新闻从业者的价值观准则。操作层面体现为专业知识教育,理念层面体现为职业精神教育,智育与德育二者相互渗透、互不割裂;专业知识教育取决于课程体系的改造,职业精神教育取决于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二者的共同实现凝聚成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背景下的“新闻精神”。

一、变革本科课程体系――当代“新闻人”养成的知识教育途径

新闻学专业本科课程是新闻学高等教育的核心和关键,是新闻学人才培养模式的落脚点。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创始人谢六逸曾言:“新闻学系课程应理论与实验并重,就其性质可以分为基础知识、专门知识、辅导知识、写作技能、实习与考察。”[2]这奠定了传统意义上课程体系的框架。但就目前而言,国内高校新闻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已经突破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的模块束缚。2012年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相较于1998年版的重要变化体现在课程体系和培养目标两个方面,时隔14年后的修订体现了新闻学高等教育与时俱进的特征[3]。

(一)理论类课程变化

新闻学概论、大众传播学分别为新闻学原理、传播学原理所代替,“原理”的要求更为精深;马列新闻论著选读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代替,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地位的提升;同时增加新媒体导论,体现了新媒体对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和对理论新闻学教学研究的丰富。

(二)史学类课程变化

中国新闻事业史、外国新闻事业史合称为中外新闻史,固然是因为新闻史研究中,事业史、学说史、媒介史、社会史、发展史、思想史等侧重不一、众说纷纭,但研究本位完成了从革命史向新闻史的转型,在一般高校本科课程中称为“新闻传播史”,逐步形成“本体意识”。

(三)交叉型课程变化

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新闻事业管理为媒介伦理与法规、媒介经营与管理代替,以“媒介”一词取代“新闻”,研究范围更为广泛,也更加适应目前的全媒体社会的时代背景。

(四)业务类课程变化

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和摄影没有明显变化,相应专业实验环节继续发挥着功能,理论性质强的广播电视学淡出,转化为业务色彩浓厚的音视频节目制作。

此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读、广告学、公共关系学不再是主要课程,增加“融合新闻”作为专业实验课程。融合新闻的增加是对新闻学实验教学倡导新理念的强调,体现了在媒介融合的当下对传媒新手段的引导和运用。

由上可见,新闻学本科教学在保证一般意义上“提出问题―讨论研究―实习实践”的互动授课模式外,更要应现实的变化,在全能型记者、融合新闻实验平台成为时代召唤的同时加快新闻学高等教育改革。目前可以做的是在保持基本理论类、史学类课程地位不动摇的同时,研究新媒体传播内容、形式、手段、模式、功能,进行教学创新。总之,在传播技术和课程体系发生变化的同时,不变的是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社会主义基本属性和当代国内高校近万名新闻传播学科教师培养未来新闻产品生产者“把关人”的使命。

二、塑造“新闻精神”――当代“新闻人”养成的精神教育途径

新闻学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改革反映传播技术的最新成果,“新闻人”的“新闻精神”则彰显新闻学高等教育的中国特色。2012年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相较于1998年版而言,增加了“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人文情怀、道德品质、协作意识、文化修养以及健康的体魄”,并将其置于前列,这正是当代中国“新闻人”应具备的“新闻精神”的完整表达。在当代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精神”的培养途径可以从新闻学高等教育主流的价值观、正确的舆论观、健康的文化观这三方面着手。

(一)倡导主流的价值观

“新闻人”的价值观在新闻传播活动的精神层面表现为职业伦理道德,在实践层面表现为对媒介属性规范和社会公众期待的认知。新闻学自身特殊的属性决定了新闻学高等教育的价值观――倡导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契合,以客观精确的实证研究方法显示其科学性,以价值观的评价判断显示其人文性,其中,“以人为本是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的出发点和归宿”[4]。在注重新闻学高等教育“以人为本”的同时,在中国文化语境下解读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丰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同样也是积极的新闻学高等教育价值观的体现。具体方法是将其思想性与专业性结合,在提升学生现代传播理念、专业技能的同时,加强对其“新闻精神”的教育,注重其职业伦理的养成。

一般意义上的新闻学探求和揭示人类新闻传播现象、新闻活动特征及其规律;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为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良性运行提供智力保障,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按照唯物论的本源观,新闻价值是新闻事实内含的客观要素,新闻传播者在价值要素受传过程中实现媒体的社会规范功能,“令物质的力量转化为精神的力量”[5],形成新闻价值观。倡导主流的新闻教育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新闻学高等教育中的贯彻、丰富与体现,是对新闻传播基本职业伦理的遵守,对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文化建设、道德建设百利而无害。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科教师在教研中是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规范影响着未来“新闻人”自身的价值观,是目前在校生“新闻精神”养成的途径之一。

(二)树立正确的舆论观

在当代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的环境中,消费主义、拜金主义观念盛行,传统的大众媒体和新兴的网络媒体重构的信息传播范式让新闻传播基本关系出现调整与变化,现实舆论环境影响到高等学校在校生的思想,使其行动产生出了鲜明的差异性。在社会舆论多层次、多类别、多样化的形势下,引导在校生建树正确的舆论导向意识十分必要,途径在于以传统的民族精神发扬、当下的时代精神体现新闻学高等教育人本、和谐、科学的主题。

新闻传播学科教师能否对涉及社会热点问题、矛盾多发问题、的新闻报道做出正确的效果评判、发挥引导和疏导作用事关重大。目前的共识在于让学生认清那些有悖于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规范网络暴力、网络谣言,以高度自觉的责任意识建树媒介文化的自觉、新闻传播理论的自信、新闻学高等教育的自强。如在日常的教学中,厘清“惺星性”等噱头报道挖掘的不是新闻价值,而是轰动效应,不符合正确的舆论导向,应该追求的是新闻价值、职业道德、社会道德的统一。正确的舆论取向对于社会道德建设起到促进作用:当“感动中国”等社会正能量人物、事迹出现时,记者对这类事件价值的发掘报道起到了舆论引导、道德建设作用;当一些负面影响事件、形象出现时,记者对这类事件的曝光揭露、舆论监督同样起到道德建设作用。新闻价值、职业道德、社会道德的统一凸显了新闻学高等教育的重要,有利于新闻学在校生这一群体在大学生群体中倡导正确的舆论导向,这是目前在校生“新闻精神”养成的途径之二。

(三)构建健康的文化观

众所周知,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新闻传播领域中的媒介文化是大众传播媒体的社会影响产生出的文化形态,显现在大众传播活动中,具有构建社会价值、辅助社会规范的功能。高校媒介文化建设从微观层次为“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支撑与参照。

目前高校中,在校生在社交网络中发表关于学校、社会问题的各种看法,出现了由自媒体构筑的与高校传统媒体不同的“第二舆论场”,正在解构大学传统话语体系、消解大学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分化校园消息权。校园媒介文化是师生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是高校建设中的组成部分,日益成为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热点。校园媒介文化所蕴涵的信仰、观念、价值、实物、符号和技术等因素,及其构建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影响着师生的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学生是校园媒介文化建设的主体、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作为新闻传播学科学生更应在校园媒介文化中发挥作用。这就要求教师立足高校实际,结合中西方文化发展脉络,让学生对中国特色新闻传播观念、活动和制度进行系统认识,解析新闻传播行为和媒介文化的内在联系,促进校园媒介文化健康发展。这是目前在校生“新闻精神”养成的途径之三。

综上,新闻学专业本科课程解决新闻学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人才培养目标是当代中国“新闻人”养成的方向指南,当代中国“新闻人”的“新闻精神”凝练理应受到重视,强调“中国特色”新闻传播事业的特殊性和新闻工作者的“不可替代性”合情合理,因为这与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制度紧密联系。在肯定新闻工作者正面价值的同时,更要反思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即新闻工作者是否能够对事业忠实,如何防止其成为事业上的特权阶层。这种反思不仅出现在西方新闻界,而且也出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的建设过程中。目前对新闻工作者职业伦理道德的研究很丰富,但更应该解读当代新闻学高等教育中“新闻人”的培养途径,这种解读对新闻公正的实现很重要。

参考文献:

[1]蒋荫恩.新闻教育感想[C]//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83.

[2]谢六逸.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C]//民国新闻教育

史料选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6-27.

[3]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

介绍[Z].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4]略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传播理念[N].光明日报,

新闻社会学论文例3

新闻传播学在1997年被确定为一级学科[1],据教育部高教司统计,截至2010年,全国已有460多所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点661个,在校生达到13万人,每年的毕业生人数达3万多人[2]。这种“超常规发展”势头似乎是对中国蓬勃发展的传媒市场的一种积极回应:为市场培养、输送人才。现实并非如此,近几年来,学界出现了大量对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问题、矛盾的讨论。这些讨论是在数字技术的应用和网络传播发展的大背景下,讨论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学科设置、教育理念中的问题,落脚于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和市场需求不匹配[3][4][5]。本文无意于罗列此前学界的一些声音,而是基于目前的研究和教育实践,尝试阐发一种新的趋势,即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中的社会学转向,它既是趋势,也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解决路径,增强新闻传播教育的“社会科学”分量,推动教育研究的多视角和多元化。

一、寻径:西方新闻传播教育

国外新闻传播教育模式有欧洲或英国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等。与我国相反,英国先有传播学后有新闻学,英国高校对新闻系和传播系的区分较严格,培养目标不同:新闻学注重过程和制作细节,而传播学研究传播效果,“传媒研究从来就是社会学家的事业”[6]。英国高校很少专门开设新闻传播院系,多从属于社会科学类、社会学院、人文艺术类等院系;专业设置秉持“统合主义”理念,强调学科交叉,如与人文、艺术、社会学等学科统合,拓宽学生知识面的同时吸收传统优势学科的知识底蕴[7][8]。美国的新闻学和传播学同步发展,学科界限不清晰,学界一般将美国的新闻传播教育模式分为纯粹职业化教育模式和强调通识理论教育模式,前者观点是“最好的学习新闻与广告的方法是实践”,课程设置的目标是“确保操作与理论的合作关系”,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后者认为“职业培训不足以构成一门科学;新闻学要想在研究型大学立足,必须将自身定位于社会科学”,在其课程设置中,新闻传播方面的课程只占1/4,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课程占3/4[9][10]。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第二种模式越来越受到关注。日本新闻传播教育是在新闻传播实践中进行,报社、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承担了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学校教育主要以学理教育为主,与业界保持距离,学术研究应被置于教育目标首位。然而随着数字化和互联网的发展、社会对大众传媒的要求提高,对新闻传播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培养模式受到冲击。变化的标志性事件是2008年日本首个培养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机构——日本早稻田大学新闻学院(J-School)正式成立,以培养高度专业化职业化记者为目标,但在提高职业性教育的同时,保持社会科学知识储备,批判性思维培养等传统教育理念[10][11][12]。西方新闻传播教育有各种的特色,也不乏共性:注重新闻专业主义和媒体素养教育;重视人文素质、社会科学基础教育,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新闻传播学与社会学联系紧密,许多学校的新闻传播学设置在社会学院或社会学系下;教育模式与时俱进,根据时展和社会需求调整人才培养模式[13][14]。

二、辟源:社会学视角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西方,由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创立,创立至今,涌现出涂尔干、韦伯、马克思、哈贝马斯、吉登斯等一批思想大家。社会学根本问题是“社会何以可能”,在这一问题引导下,衍生出:个体与社会、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行动等关系探究。社会学的视域广泛,从关注国家与社会、社会秩序的宏观结构主义视角,到关注家庭、社会制度、社会网络的中观组织和网络视角,再到微观的社会互动视角,而且微观社会互动的研究成为新趋势。传统的新闻传播理论如线性模式、控制论模式等传播结构理论,魔弹论、第三人效果理论等大众传播效果理论均基于“传者—受众”的单向传播形式,近年来,新媒体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单向传播模式。从本质上来看,沟通即社会互动,自媒体上的社会互动不同于传统的线下在场互动。互动频率和方式的变化,都要求新闻传播理论有新的视域和面向,而社会互动的研究正是社会学创立至今一以贯之,且理论成果显著的领域,运用社会学的符号互动理论解释传播者的行为、运用社会网络理论阐述新型社交网络关系是新的趋势而且大有所为。

三、趋势与可能:汲取社会学营养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传统媒体受到冲击,新闻生产的流程也发生很大变化,由“流程化”转向“一体化”,发展出“融合新闻”;受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的影响,“受众”概念弱化,普通公民既是受者,也是传播者;媒体用户对媒介产品的阅读要求也越来越高,一方面是快阅读,一方面却是对报道深度和广度的追求。以上因素引发了各类媒体在争夺用户上的竞争,更对媒体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新闻传播人才最重要的培养场所,我国高校开始尝试做出调整。过去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中普遍存在“技术至上主义”问题,通过单纯的媒介知识教育以培养应用型人才,这种教育模式下的学生视野狭隘,往往只关注技术,而忽视媒介与社会、使用媒介的人之间的关系,无法满足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改变教育理念的改革随之而来[2]。2013年,在对国内18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调查中,大多数院系都提及加强通识教育,跨专业、跨学科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目标,一些学校还在学制上做出了尝试,如“2+2”模式,课题组形式[15]。新闻传播教育界和学界对社会学重视是相辅相生的,以《国际新闻界》杂志为例,2010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涉及社会学主题的有10篇,2013年有15篇,2015年达到22篇,且涉及的范围变广,社会网络、社会互动、社会运动等话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且不论新闻学专业最初下属于社会学,社会学在新闻理论和实践中的作用逐渐显现。传播社会学从传媒与社会视角出发,分析传媒的社会功能,并探究传媒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互构关系;从微观上看,则包含媒体从业者的社会角色,媒介组织等议题。新闻实践方面,新闻报道通过广为传播引导社会舆论,从社会学视角看,舆论是一种动态性社会意识,舆论形成后需要引导和社会控制和平衡;报道中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也需要从社会学的“个体与社会”“社会秩序何以维持”等发问出发,进而改善。在方法上,实证主义传统从社会学创始人孔德开始,后经涂尔干、科尔曼等学者的发展,形成如今社会学研究方法中的量化研究分支,传播效果的众多研究都采用了量化研究方式,新闻传播中的精确新闻、策略传播广泛运用问卷调查;传播学奠基者之一,拉扎斯菲尔德倡导并确立“实地调查法”作为传播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其中的观察法是新闻工作者的重要调查方式,新闻传播教育中最常用的新闻采访也是访谈法的一部分;内容分析法是社会学文献研究法的量化方式,更是被新闻传播的学者广泛采用。社会学从诞生之初便被定义为一门“科学”,因此形成了较严密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目前中国社会学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科学”,要求人文素养与社会科学素养结合,而新闻报道或是营销策划也要求从人的角度出发。此外,社会学强调批判性思维,无论是针对理论还是社会问题,这一思维方式对于处在瞬息万变的媒介社会的新闻传播学子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因此,两类学科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契合的。总之,新闻传播教育的社会学转向是一种趋势,同时新闻传播教育能从中受益,包含理论和研究问题的深化、研究方法的完善,培养具有人文和社会科学素养的综合性人才目标的达成。

四、结语

新闻传播教育必须紧跟传媒市场和技术的变迁,培养行业内的急需人才。技术的日新月异和“信息爆炸”,使得丰富的知识储备和社会科学素养成为对全球市场下新闻媒体从业者的普遍要求。而新闻传播教育的社会学转向是这一要求下的趋势,社会学广阔的研究视野和丰富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可能,而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特殊背景和目标,更增强了社会学知识在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中的适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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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吴信训.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百年流变[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6):28-30.

新闻社会学论文例4

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时常被人质疑,这一问题值得每一位新闻学学者深思。郑保卫教授扛起保卫新闻学和发展新闻学的大旗,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目标。应该说这个目标比较明确,回答了中国新闻学的特性问题,有助于明确中国新闻学的个性价值和努力方向。新闻学只有充实了自身的内涵,凸显了自身特色,才能进一步巩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就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理论溯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提出

由于新闻在中国总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新闻学又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人发出“新闻无学论”[1]的质疑,甚至一度有人认为新闻学已“走入黄昏”[2]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认为,新闻学并未走入黄昏,而是在不断迈向辉煌,新闻学学科的基础扎实,其学科独立性具有现实和理论依据。郑保卫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条件,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不断改善的政治环境、逐步开放的学术氛围,都为新闻学的发展创造了现实基础。[3]新闻学的学科创新是宏观创新理念的要求,是新闻事业内在发展的需要,是新闻工作不断创新的需要,我们应该在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新闻学。[4]郑保卫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在找准问题、继承传统和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坚持在理论创新中发展,坚持在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关照下和在马克思新闻观的指导下发展新闻学学科。[5]他提出,我国新闻学研究创新与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当是构建一个能够体现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以适应新世纪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科发展的需要。[6]郑保卫教授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要坚持用马克思新闻观作指导,并体现两个特点: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二是要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7]

郑保卫教授的观念为我们探索新闻学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应该说是一项艰巨而长远的任务,如何明确这一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功能,解决这一体系的贡献和普世性、阐释力等问题,规避理论构建中的伦理风险,都值得我们深思。

二、理论的时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内在上与目前学界认同的推进“去西方化”理论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新闻学开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学术理论,以信息、传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传的学术话语,希望借西方话语达到学术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极大解放。经过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现象开始引起学界的讨论,新闻学开始反思西方理论的局限,并希望在未来研究中能体现中国的传播实践与学术理论的平衡点。这种“去西方化”理论研究,虽然任重道远,但目前学界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就是应该找一个基于全球化中国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黄卫星所言,当务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在于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线,而且更在于科学解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8]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学研究的视野被进一步扩大,学术研究的诸多禁忌开始被打破,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再次被重新审视,在“再政治化”的过程中学界越来越强调学术研究的公共参与精神。

中国传播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政府或国家的需要发挥着一种引领和重组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作用。目前,新闻学研究面临的是一个黄金时期,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并面临转型,信息化持续加速新闻需求高涨,媒介技术变革推动公众公共意识不断增强。姜飞[9]认为,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面临的社会形势和公共需求,同战后美国对新闻传播学的需求十分相似。在这个冠之以“转型”、“信息”、“风险”、“新媒体”等名称的社会中,传播媒介和新闻媒体的作用空前重要,而党和政府、企业组织、公众个人等,对新闻传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涨。这个时代是难得的理论创新机遇期,新闻学有必要加强“去西方化”研究,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或许可以成为“去西方化”理论的一个恰当选择。

三、理论合法性: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和文化书写

学界中的很多人对但凡牵涉以“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远之。他们认为,理论应该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够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实践的检验,或者理论应该是意识形态中立的,不应有政治倾向。这些人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学性,学术不是政治,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理论也应该具有强大的阐释力和适应性。但理论研究作为人的一种思想活动,仍然无法解释实践中遇到的全部问题,而且理论也无法回避自身的意识形态。

后现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质疑,人文学科遭遇表述危机。人文学科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正在被重新评估,那些曾经想当然地被当做事实,或者被当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础的“确定性因素”,成为有问题的东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在《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所有建构的真理都是通过排斥和修辞的强有力的“谎言”而变得可能的,没有一个“完整的”第一时间知识大全。[11]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不仅仅限于文学界和人类学界,但人类学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诸多人文和社会学科。后现代思潮带来的质疑权威、消解中心、打破权力,给传统的理论带来诸多挑战,这种质疑给所谓的普世理论和客观真理以巨大打击,普世理论和绝对中立都是被后现代给解构了的“神话”,他们并不存在。在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和实验民族志的启发下,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反思理论构建中的基本问题,我们应该放弃那种构建普世理论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态度。

但是,如果放弃理论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论的合法性依据又从何而来呢?公共人类学的实践或许对我们有一定启示意义。公共人类学的主要声望来自它对世界范围的某些问题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实质性的贡献,它从过去的研究所积累的传统中吸取智慧并应用于当代。[12]学术研究应该是作者(学者)利用文本(理论)与读者(公众)的一种对话,这种对话面对的是具体的公众,要解决的是理论的普世性与本土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解决过程中,普世性成为解决“本土问题”的前提和语境,而“本土理论”成为特殊人群面对的特殊问题,并证实或证伪普世理论。我们要发展的新闻学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新闻学学者借助这一理论体系建立同中国公众的公共关系。以公共精神为基本原则,这符合学术研究的价值关怀和人文精神。

知识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知识总在一个原点开始旅行,后人会按照沿着前人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但是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走入歧途,误入困境。这时知识会推崇复古或是返回原点,重新考问,摆脱困境,以便开始新的旅程。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当原有的学术传统难以解决困境中的问题时,我们需要返回原点。在这个原点,永远高昂着人性,永远驻扎着对人的生命的追问,对真理的追问。后现代主义返回了这样的原点,打破了原来树立的传统和权威,但在打破这一切的同时,它仍然在建构。后现代民族志同样打破了民族志积累起来的权威,但同时它也致力于一种新的秩序。

现在,新闻学的理论构建也急需做这么一项工作:返回原点。返回原点,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们传统理论无法支撑社会发展、西方理论大量涌入中国的时刻,返回那一时代,梳理最近30多年来学习借鉴西方理论的经验和不足,以公众联系的时代变迁为底色,在总结的基础上创新,描绘新的理论图景。这种总结的源泉就是30年来的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四、理论阐释力: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目前,中国研究成为西方学界的热门,西方新闻传播学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很多西方理论无法在中国得到验证,因此中国研究成为理论验证的天然“试验场”。很多西方学者将中国的特性表述为“中国模式”,这一模式一方面表达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同时,中国学者更喜欢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怪圈”。我们所要构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就是要解决这种怪现象。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的特殊问题。这种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学者在走入一个村寨做研究时,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处的乡情、县情、省情,乃至国情和整个世界。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闭起来,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论和全球化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特殊问题。这一理论体系可以对西方理论进行发展或修正,它的创立目的是强化普世理论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学术界以外再建立一个理论界,学术理论是不分国界的。这一理论是一个完全的开放系统,它最早借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同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同当前的现实中国保持了密切关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也欢迎西方理论和西方学者的检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中国的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影响逐步提升,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备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现实可能性。这一理论建立在从殖民时代开始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经济格局基础上,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全新尝试和探索实践基础之上,建立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影响逐步扩大的基础之上,这些现代历史上的崭新经历和发展历史将给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以更强的阐释力。

我们的态度并不是为了通过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建立一种真正的“普世理论”。克利福德在《写文化》一书中用了“部分的真理”一词,用来说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这种“有承诺的、不完全的”真理带来的“一种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为机智表达的源泉”。[13]或许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就是要探索这样一种“部分的真理”,这种部分真理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理论或真理不同,但这种真理面对世界背景中的中国公众时,可以解释中国的问题,并与世界交流。

我们所要建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与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政治密切相关,同时又坚持理论建构的一般原则(普世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坚持服务于公众和公共事业的一种理论体系。我们应该放下对“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成见,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们理论创新的依据和可能。我们应该捕捉历史难得的机遇,将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纳入世界范畴之中,发扬公共精神,服务于中国的公共事业,扩展学术的公共空间,发挥学者的公共作用。

注释:

[1]参见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

[2]参见郜书锴:《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2009年第3期。

[3]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4]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5]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6]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7]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黄卫星:《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

[9]姜飞:《中国传播的三次浪潮——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暨后施拉姆时代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切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三联书店,1998年,第23、25页。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导言:部分的真理》,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5、36页。

新闻社会学论文例5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 在上个世纪80 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 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 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 年代之后, 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 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 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 是在2004 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 年10 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 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 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 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 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 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 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 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 Www.]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 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 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 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 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 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 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 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 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 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 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 个传播模式, 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 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 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 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 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 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 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肯尼斯·赫文[美]、托德·多纳著:《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新闻社会学论文例6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 在上个世纪80 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 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 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 年代之后, 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 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 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 是在2004 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 年10 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 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 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 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 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 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 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 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论文网 Www.LunWenData.Com]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 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 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 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 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 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 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 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 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 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 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 个传播模式, 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 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 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 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 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 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 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肯尼斯·赫文[美]、托德·多纳著:《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新闻社会学论文例7

新闻研究刊物要推动主流舆论传播,首先应该对主流舆论有正确的认识。否则,办刊的指导思想就有可能不到位,甚至可能发生偏差,好比盲人骑瞎马,十分危险。

何为“主流舆论”?国内关于这一提法有不同的理解(尽管总体来说含义差异不大)。学者郑保卫认为:“主流舆论”就是代表主流人群的主流思想和情感意志的强势舆论。“主流舆论”是正向舆论,是能够体现社会发展方向、反映时代主流与本质、真正代表民心民意的舆论;是积极的、进步的、建设性的、正义的舆论。①此外,也有人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主流舆论是指代表社会发展的主要方面的群众的言论。”②这两个定义都将“主流舆论”的“主流”理解为舆论主体的特征描述,认为“主流舆论”是主流人群的舆论。换言之,这种观点认为主流舆论是主流公众的意见而非公众的主流意见。刘洪流、张杰两位作者在《高度公信力铸就主流舆论――论新华网的十年发展》一文中认为,主流舆论“是多数公众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议题的一种正向舆论,它反映社会发展趋向,并对社会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 ③该文认为主流舆论的目的应该是:设定社会目标,建构政府权威,整合社会意识。

综合以上这些观点,大致可以认为,主流舆论具有接受面较广的影响力,具有涉及国家的“大事”的重要性,具有体现时展的特征。当然,主流舆论必须有利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发展,有利于国家的繁荣稳定。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社会转型期主流舆论的传播力和引导力。2008年6月20日,同志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发表了重要讲话。同志强调:“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科技不断进步,信息传递和获取越来越快捷,新闻舆论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关系国家长治久安。”④这次讲话的意义重大。

2008年11月7日,在第九届长江韬奋奖颁奖报告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也发表讲话强调了新闻战线要始终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不断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此外,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发表讲话时,也表达了对新闻宣传工作尤其是对主流舆论的重视。这些讲话充分说明,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党把主流舆论的导向工作上升到事关国家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认识。

在我国现行的传媒体制下,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是传媒的职责。因此,新闻研究刊物的编辑,尤其是主编(总编辑)要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充分认识主流舆论的内涵和重要性,并在办刊中,既要遵循新闻宣传规律和学术研究的规律,又要把党性原则贯穿到办刊的策划、选题、编辑的每个环节中,力求办出高质量、高品位、影响大的新闻研究刊物,持续提升主流舆论的传播力和引导力。

新闻研究刊物要积极探讨新闻热点

2011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科学对待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的文章。文章认为,社会热点问题带有普遍性、综合性、代表性,很多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都关系和影响大局。科学对待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已经成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课题,成为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面前的突出任务。⑤传媒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不应回避社会热点问题,而应积极关注社会热点问题,负责任地解释和引导,让舆论有利于党和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有利于社会长久的稳定和发展。由此,社会热点就可能成为新闻热点。作为与新闻密切相关的新闻研究刊物,要主动从新闻学、传播学的角度对这些新闻热点进行分析,总结报道经验,发现传播规律,丰富主流舆论宣传的形式和内容。

例如,最近重庆市奉节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重大项目暨乡镇“10+1”工程建设大会,具体部署全县城乡统筹工作,要求单位“一把手”参加,但是不少部门都派出单位副职参加。随后,奉节县委办公室发出通报,对缺席的25个部门“一把手”提出严肃批评,责令他们在电视上对全县群众作检讨。群众对此议论纷纷,质疑有作秀成分。《重庆晚报》等报刊对这一热点事件进行了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⑥《新闻研究导刊》采用了西南大学董小玉教授的新闻案例解读文章,对这一新闻热点进行了深入分析。董文着重谈到记者“发现新闻背后真相”的价值,通过揭示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彰显了记者的良知和新闻敏感,体现了媒体的社会责任。⑦此文总结了解释性、揭露性新闻报道的原则、特点和方式,指出了解释性、揭露性新闻报道是传播主流舆论的一种方式,为此类新闻热点报道提供了范例。

主流舆论并不是要一味地“唱赞歌”,它本身并不否认批判性,从根本上讲,主流舆论是为促进社会良性发展服务的,是为促进社会整体目标的达成服务的,因此,在形式上“以团结、稳定、鼓劲为主”。正如同志在人民日报社讲话中所说,媒体要“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媒体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对一些不正之风、不合理现象发出自己的声音,有破有立,本身就是弘扬主旋律、传播主流舆论的好方式。

新闻研究刊物要积极追踪行业的新问题

同志在人民日报社的讲话中指出,新闻宣传工作必须与时俱进,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新闻传播领域必然出现新事物。新闻研究刊物要从新闻传播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解释这些现象,引导新闻报道的快速有效地运行,提高主流舆论宣传的针对性、时效性和有效性。

例如,网络实名制问题是网络传播时代必然面对的问题,任何一个新闻研究刊物不能回避这类问题,媒体记者也希望从这些刊物中寻找到具有深度解释力的文章指导新闻工作。因此,《新闻研究导刊》2010年第3期以特稿的形式刊发了原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总编辑、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和同志合著的文章《网络实名制是个系统工程》。⑧这篇文章有理有据,论证严谨,持论公允,富有建设性,对于理性地看待网络实名制的作用及其实现的条件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了网络法制化是网络发展的必然趋势,网络实名制对舆论监督具有重要作用。

新闻研究刊物在跟踪行业新问题时,站在全局的高度,从政策层面和新闻传播理论层面进行研究,以事实为依据,以学理说服人,见解独到,鞭辟入里,这既是新闻研究刊物学术性的内在体现,也是新闻研究刊物推动主流舆论传播的必然要求。新闻研究刊物作为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站在时代的高度,回答行业的新问题,这就是先进性的一种体现。高度决定影响力,“高度”也能提升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这是新闻研究刊物推动主流舆论传播的一大优势。

新闻研究刊物要重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体现和根本要求,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学风和工作作风,也是我们做好新闻工作、办好新闻研究刊物的根本方法。新闻研究刊物是理论和实践联系的桥梁,是学界与业界沟通的纽带。只有为两者服好务,才能赢得受众,才能提升自身影响力,才能在推动主流舆论传播中发挥积极作用,当好舆论导向的导向。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提出,《新闻研究导刊》要对新闻实践具有指导作用,要体现实践价值取向,并将其定位于实用型传媒理论刊物。刊物创办以来,努力实践集理论性、实践性于一体的办刊方针。在栏目设置上,每期固定开设有“传媒实务”专栏,选用业务指导性强、能“接地气”的文章,如《如何使新闻价值更大化――五要素新闻发现法》、《新闻特写应注重现场细节》、《时评写作的材料来源和语言运用》等文章,注重对新闻实践的总结和升华,探讨了新闻报道创新的路径和模式,指导了新闻实践。

同时,《新闻研究导刊》编辑部围绕传媒业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前沿性话题,积极向新闻宣传战线上的高层领导和新闻传播学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约稿。先后在每期固定专栏“特稿”、“传媒观察”、“专题讨论”等栏目上发表了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副署长李东东的《谈谈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的《努力打造“渝派文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郑保卫教授的《“亲和力・影响力・公信力・竞争力”――论党报改革发展的四个着力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博士生导师陈力丹教授的《提升记者的职业素养》、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院长马胜荣的《报道事实是新闻传播的首要原则》、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强月新的《我国财政报道的现状、问题与思考》、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董天策的《2009年网络热点事件透视》等文章。这些文章关注前沿,立意高远,理论夯实,论述严谨,使刊物不仅在学术质量上,而且在主流思想的传播影响力方面,都能产生重要影响。

无论是“接地气”的业务指导性文章,还是高深的理论研究性文章,归根结底都是指导新闻实践、服务新闻一线的。通过持续传播这些新闻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成果,增强了媒体的学习研究氛围,提升了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和理论素养,从而不断地提升媒体的传播力、公信力和影响力,有效地推动了主流舆论的传播。

新闻研究刊物要加强品牌建设

1960年,美国市场营销协会将品牌定义为:品牌是一种名称、名词、标记、符号或设计,或是它们的组合,其目的是识别某个销售者或某群销售者的产品或劳务,并使之同竞争对手的产品和劳务区别开来。所谓报刊品牌,就是围绕目标读者群的新闻资讯需求,以特定的名称,全方位建立的一种受众对报纸的认知关系,它意味着客观公正的、特定风格的新闻资讯呈现形式,使目标读者产生“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报刊”之认同感。⑨报刊品牌是读者的路标,是占领市场的旗帜。如何在新的传播格局下加强新闻研究刊物的品牌建设,提升自身的影响力,推动主流舆论的传播力呢?笔者提出几点肤浅认识,仅供参考。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新闻研究刊物367家,其中有公开刊号的67家,内部刊物300家。几乎每个传媒集团都有一份新闻研究刊物。这些刊物的办刊指导思想、受众对象、栏目设置大同小异,同质化倾向严重。再者,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新媒体不断产生,传播方式日益多元化。新闻研究刊物面对如此的生态环境,如何生存和发展呢?除了研究新闻热点、追踪行业新问题、理论联系实际等多种路径外,还要突出自身特色,着力打造品牌,提高影响力,增强推动力,提升传播力。

1.突出定位特色,推动品牌建设

好的定位是品牌成功的一半。新闻出版总署明确规定,《新闻研究导刊》是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的刊物。而全国此类刊物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传媒高等院校师生和研究机构人员为主要受众对象的学术型新闻期刊;二是以传媒从业人员和新闻爱好者为主要受众对象的实践型新闻期刊。经过深入地调查研究和认真分析,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提出了《新闻研究导刊》定位于实用型传媒理论刊物,具体表现为:学界业界结合点,理论实践引领点,今天明天制高点。鲜明准确的定位,确保了《新闻研究导刊》品牌建设方向的正确和推进的顺利。

2.突出地域特色,促进品牌建设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地处西南腹地的重镇,全国第四个直辖市――重庆市,重庆市历史文化厚重,尤其是清末民初和抗战时期的新闻史料丰富多样,是新闻研究的富矿。在办刊中,开设了以此为内容的专栏,体现了独特性和唯一性,目的是通过3~5年的栏目建设,努力形成全国新闻研究刊物有影响力的品牌栏目,从而促进《新闻研究导刊》的品牌建设。

3.突出栏目特色,带动品牌建设

杂志的内容由栏目结构体现,因此,栏目设置很重要。在栏目设置上,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精”的原则,确定栏目;在约稿选稿上,本着“要精,要新,要有用”的原则,筛选符合栏目要求的稿件,经年积累,自然形成特色,形成品牌栏目,推动《新闻研究导刊》品牌建设。比如,《新闻研究导刊》设置了“专题讨论”栏目,自创刊始,每期策划一个主题,围绕主题,多方约稿,深度探讨,吸引受众。目前,受众反响强烈,认为该栏目有高度、有深度和有读头。

4.突出视觉特色,加强品牌建设

俗话说得好“人靠衣服,马靠鞍”。新闻研究刊物的封面(底)、版式、插图、标识、字号等,是此类期刊的视觉识别符号。系统、独特、符合此类刊物定位和内涵的视觉设计,就能展示鲜明美观的期刊外在形象,就能迅速吸引受众注意力,为品牌建设提供有利的条件和支撑。比如,《新闻研究导刊》每期根据“专题讨论”栏目的主题,自主设计封面图案,力求风格现代和美观,具有视觉冲击力,获得读者和行家好评。

注释:

①郑保卫:《掌握驾驭和引导舆论的艺术 提高应对和化解舆论危机的水平》,《新闻记者》,2005年第2期

②徐胜:《主流舆论的特点及风格》,《党建》,2006年第7期,第32页

③刘洪流、张杰:《高度公信力铸就主流舆论――论新华网的十年发展》, 《青年记者》, 2008年第14期

④:《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6月21日

⑤任理轩:《科学对待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人民日报》2011年5月10日

⑥何英:《用“替身”参加会议 重庆奉节25部门一把手公开检讨》,《重庆晚报》,2008年8月20日

⑦董小玉:《用“替身”参加会议解读》,《新闻研究导刊》,2010年第3期

新闻社会学论文例8

作为一个学科,社会学用精确、控制的方法科学地、系统地研究社会。社会学的研究关注社会结构、社会系统、社会活动、构成社会与社会系统的群体、机构以及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等等。社会学研究的基石是社会群体、社会群体之间及其内部的关系以及他们对个人行为的控制。

社会学的研究目的使社会学研究自然地将新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进入新闻学研究领域。在美国,将新闻学研究正式纳入社会学研究范式发生于19世纪40、50年代。当时主要是把新闻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与选举过程相联系。

社会学家在那个时代所关注的并不是媒体本身,而是媒体对公众所产生的影响。在《人民的选择》一书中,拉扎斯非尔德等学者提出新闻对政治选举的影响是通过二级传播的模式,由意见领袖来实现的。此后,社会学对新闻现象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也更加深入。

社会学对新闻活动的研究将新闻活动与社会组织联系起来,考察社会环境对新闻业整体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对新闻的研究,自早期拉扎斯非尔德的研究开始,到20世纪70、80年代进入繁盛期,出现了塔奇曼(tuchman)、甘斯(gans)、莫洛奇(molotch)、莱斯特(lester)、费斯曼(fishman)、舒德森(schudson)、吉特林(gitlin)等一大批优秀学者,产生了大量著述。近年来,其中有些学者又有新的具有影响力的著作问世,如甘斯的《民主与新闻》(2003),吉特林的《无限媒体》(2002)和《知识分子与旗帜》(2006)、舒德森的《新闻社会学》(2002)等。

新闻社会学对新闻生产的研究,主要从政治、经济、社会组织、文化以及技术等五种视角展开。这些视角从研究媒介所处的政治体系、经济、社会组织、社会文化和技术的环境来解读新闻生产的过程。

政治视角主要是指政治结构对媒体的影响。萨尔伯特等学者在他们所著的《媒介的四种理论》中,将媒介体系归纳为四种理论体系:独裁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论和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媒介的四种理论至今仍是认识媒介政治体系的经典文献。该著作提出,欲了解媒体与社会体系的关系。必须了解特定社会所持有的信念,了解这个社会对人的本质、社会与国家的本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知识与真理的本质的认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无疑是了解一定社会媒体与社会政治的出发点,也是此后学者们研究政治与媒体关系的基石。

然而,该著作虽然确定了研究的主要框架,却没有实际讨论各媒介体系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而且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美国、英国和苏联。此外,社会政治背景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在世界各国的差异并不能完全以国有、私有、商业化或公共广播等大的框架来划分。

例如,在媒介四种理论所界定的自由主义的体系下,无论是公有媒体还是私有媒体都同样会为现存制度大唱赞歌,也会对现存制度的瑕疵提出批评。

西班牙私有制的报纸在福朗科政权下将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放在报道首位。而同样的媒体在福朗科政权倒台后又为言论自由提供平台。在世界上的一些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国家不能有力地保护记者,记者的任何报道都有可能带来杀身之祸。在哥伦比亚,自1978-1997年间,有133名记者被杀害。

由此可见。以国有、私有或商业、市场等大的概念来讨论媒介体系显然有不足之处。赫林(hallin)在考察了18个欧洲与北美国家的媒介体系后,提出了三种媒介体系:北大西洋或自由主义模式(north atlantic or liberal model)(英国、美国、加拿大、爱尔兰);北欧或综合民主模式(northerneuropean or demorcratic corooratist modell(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德国、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地中海或多极复合模式(mediterranean or polarized pluralist model)(法国、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

包括美国在内的北大西洋模式的媒介体系的特点是市场主导,新闻职业化程度高,新闻报道以信息传递为主。北欧模式的媒介体系的特点是国家干预多,对媒体有经济资助,但保护新闻自由,新闻职业化程度高,历史上的政党媒体发达,现在则朝着中立的商业媒体方向发展。地中海模式的特点是国家干预多,对媒体有经济资助,甚至有阶段性的新闻检查制度。新闻职业化程度低。新闻报道有偏向。

在研究这些媒体体系时,赫林否认自由主义的模式是其他模式的发展终结。他认为在西方,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媒体与政治已经相互融合,其关系已达到了相对稳定状态。欧洲国家的媒体模式不可能发展成为美国的自由主义模式。然而,美国学者舒德森却认为各国的媒介体制受到美国模式的影响,向着商业化和职业化方向发展。而倡导信息中心、独立的职业主义的美国新闻教育也对各国产生着影响。

在研究新闻生产时,经济与政治是紧密关联的,在特定的社会政治体系下。经济因素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常常成为极为关键的因素。通过对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报纸的经济状况进行量化分析,汉密尔顿(hamilton)发现由于市场竞争。美国大多数报纸在这一时期为争取更多的读者而放弃了党派立场。而美国电视与平面媒体新的新闻“软化”的趋势也是为了吸引10-40岁之间女性的目光。

市场经济在美国的土壤中尤其发达,因此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就更为巨大。在美国新闻史上,报纸的商业化与新闻职业化几乎同时发生。市场因素还促使美国媒体所有者积极使用最新的技术,互联网、卫星直播技术等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使得新闻报道更多地为重大事件所推动。

新闻社会学不仅考察政治和经济对新闻生产的影响,还从社会组织的角度,即通过考察组织内部、本组织之间以及本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关系来考察社会活动的过程。对于新闻生产来说,就是考察新闻机构内部,新闻机构之间以及新闻机构与其他社会机构的关系对新闻生产的影响。

社会组织理论认为,社会组织的成员会根据组织的要求来调整个人的价值观,因此,欲研究组织产品,其关键在于研究一个组织维持其生存的基本要求。那么对于新闻媒体来说,这就意味着要将媒体视作一个商业机构,而不是由独立记者组成的集体。由此,新闻生产的过程便可以理解为新闻机构需要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经营下去。

社会组织理论有益于我们了解新闻组织的性质。从中观和微观的角度来说,社会组织的影响还体现在新闻机构内部记者与编辑的关系,新闻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新闻机构与其他组织机构的关系上。

在这组关系中。引起最多关注的是新闻机构与其他社会组织,尤其是与政府机构的关系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记者与官方消息来源的关系问题。美国学者的长期研究证明官方消息来源一直主导着美国的新闻。经过1964-1965和1973-1974年两个阶段通过对六位记者长达600多个小时的观察。菲什曼发现无论做何种报道,记者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与政府机构打交道。或出席会议。或浏览文件。新闻记者与官僚机构的这种关系使记者得以在事件还未被公众知晓之前。获得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

记者与编辑以及各新闻机构之间记者与记者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影响着新闻生产。在新闻机构内部。编辑作为把关人和新闻稿的改写者。直接影响着报纸的内容。在对越南战争的报道的研究中,赫林发现信息出现在新闻中的位置至关重要,在对越战的报道中,越是接近真理的信息,反而越是出现在新闻报道的最后。赫林将之归结为“倒转的倒金子塔”。在新闻机构之间,同行记者的之间的竞争也影响着新闻报道的过程。这有时意味着新闻报道质量的提高,有时刚好相反。美国出现的“群体新闻”(‘pack joumalism’)现象就是指不同新闻机构的记者在报道同样的事件时采用同样的视角。记者甚至对有可能与其他记者的视角不同而产生一种恐惧。

从文化视角考察新闻报道,新闻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文化视角不同,人类学认为文化先于人们,而社会学认为人们制造文化。因此,从社会学的文化视角来看,记者不仅作为信息的传递者存于文化中,在所处的文化中报道,而且还是文化的制造者。在这个意义上,是记者决定报道,记者或明示,或暗示着什么是好的或是不好的,什么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

文化视角有助于解释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视角所不能解释的问题。文化视角关注的不是政治,也不是新闻机构是否赢利、是否能在社会中生存,它所关注的是记者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置身于广阔的文化符号体系下的意义。在一定文化中运作的媒体难免使用其特有的文化符号,影响着报道的总体倾向。比如西方记者对耶路撒冷的报道总是集中在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世俗社会与天主教之间的冲突。甘斯在考查70年代美国主要媒体的外国报道时也发现美国媒体对前苏联以及中国等共产主义国家的报道完全集中在这些国家的各种问题上。即使这些国家取得了成就,也报道说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宣传。美国媒体的伊拉克战争报道也充满了爱国主义的话语。美国的国旗不仅出现在记者的领口上,还装饰着福克斯新闻和msnbc的新闻工作室。而记者任何不支持军队的活动都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出现了所谓的“福克斯效应”。

新闻社会学对技术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凯瑞对电报的技术的研究。凯瑞认为电报技术的应用使得新闻报道的写作方式脱离了传统的时间顺序的叙述方法,促成了新闻报道所特有的写作结构,倒金子塔的写作结构。更为重要的是电报还使信息的传送第一次与物体的运输区别开来。在电报产生之前,“传播”这个词不仅指信息的“传递”还指物体的“运输”。

谈到技术对于新闻生产的重大影响,麦克卢汉应当说是技术决定论的呐喊者。麦克卢汗认为媒介即讯息,技术决定了人们之间的关系与行为的形式和范围,正如火车的使用带来了新型的城市、新的工作与娱乐方式。

新闻社会学论文例9

当今社会信息高度发达,传媒对于人们的影响十分巨大,甚至有人认为我们生活在传媒创造的环境之中。Lippmann认为人们生活在“两个环境”之中,即“现实环境”和由媒体构建的“拟态环境”。[1]“拟态环境”理论是传媒研究的重要议题。在网络发达的今天,人们把该理论的应用发挥到极致。媒体影响人们的主要渠道是新闻报道和网络评论,在网络上大众对于某个新闻事件的评论往往能够决定事件的发展方向。话语分析始于语言学科,随着后结构主义的兴起,人们越来越重视语境的作用。话语分析则满足人文社会科学对于语境的诉求。在话语分析中,话语被界定为语言表述的社会现实。因而,话语分析是从语言入手对于社会事件本身的关注,它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范式。国内对于新闻话语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然而,现有的文献资料显示:鲜有学者对中国新闻话语进行梳理,并且讨论其研究现状。这个基本认识构成了本文的选题基础。本文澄清新闻话语分析的概念,分析了现有话语研究的现状,指出其发展趋势。

一、新闻话语

作为新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新闻话语分析就是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研究新闻报道。话语分析于1952年由Harris提出,[2]采用该方法分析新闻始于英国的批评话语分析的相关研究。过去,研究者仅仅关注新闻背后的社会不平等现象。[3][4][5][6]话语分析的实质是从表述社会事件的语言入手探讨人类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话语分析的基本原则是二元互补,即认为话语是语言表述和社会事件过程的结合体。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重要研究范式,话语分析广泛地应用于诸多学科。学者们借用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采用灵活多样的研究方法,关注更多的新闻话题,涉及新闻的各个层面。

新闻话语的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转向话语分析的必然结果,不同的学科求助于话语分析研究本学科的议题。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新闻报道已经成为新闻研究的一种趋势。新闻话语分析不同于传统的新闻研究方法。传统上对于新闻的研究侧重传媒的生成、传媒效果等议题,仅仅关注新闻事件本身,忽视新闻生产过程中人的作用。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分析新闻则可以弥补传统研究的不足,因为话语分析是以人在社会中的叙事为主线展开。如果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新闻报道,研究者可以关注新闻事件,也可以关注新闻的表述方式,也可以关注新闻报道的过程。话语分析的本质是以人为中心关注社会问题,新闻话语就是从人的视角研究新闻报道的各种议题。

二、中国新闻话语研究

新闻话语研究是结合新闻研究和话语研究的结果,是一个新兴学科的分支。国内对于新闻话语的研究仅有10多年的历史。本研究搜索了中国期刊网上的相关文章,并对其进行综述。设定检索项为“篇名”,检索词为“新闻话语”,检索了1993年到2012年核心期刊的文章。经过逐个阅读,剔除不合格的文章,形成本文的分析对象。

1. 中国新闻话语研究现状。根据研究目标,本文把收集到的文章分为三类:关注新闻背后意识形态的研究、关注报道过程的研究以及关注新闻语言特征的研究。

第一类研究主要关注新闻背后的意识形态(ideology)。应该澄清本文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源自于英文,是一个中性词,其含义近似于“思想观念”。该类研究的基本假设是新闻报道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其背后存在固有的思维模式。新闻报道中体现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是新闻话语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该类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其中一类研究新闻报道内容中体现的意识形态,另一类则是研究表述过程体现的意识形态。对于前者的研究比较多,涉及话题比较多。例如,范红介绍新闻话语的编码过程以及三种主要的霸权建构方式,来说明掌握新闻话语权的阶层是如何将其思想意识形态“自然而然”地嵌入新闻话语中的。[7]张涛分析了19世纪后半期排华时期,美国媒体讽刺话语中的孔子形象。方田[9]从圆明园兽首拍卖报道看主流媒体的民族主义话语建构。[8]侯福莉、王淑花分析了英语新闻语篇中的“杂声”,认为新闻报道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报道者的立场和态度。[10]蒋晓丽、雷力对比分析了中美报纸对于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报道,认为两国报纸对于该事件的报道取向不同。[11]后一类研究带有浓厚的语言学色彩,其本质是研究语言表达式选择过程中体现的立场和态度。例如,曾庆香分析了西方媒体对于拉萨暴乱的报道,认为在该新闻话语中存在固有的意识形态。[12]董又能采用系统功能语法的理论分析了英文新闻标题,认为其中包含一定的意识形态,采用批评性话语分析方法。[13]单胜江研究了新闻语篇,提出新闻语篇批评性话语分析应注意的问题。[14]严怡宁分析了俄罗斯、巴西、印度主流报纸的涉华报道,探讨其中存在的认知和态度。[15]

第二类研究关注新闻报道表述的研究。该类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分析新闻报道所涉及的表述技巧。该类研究的目的是寻找新闻写作中存在的固定表述模式,该类研究有助于提升新闻写作水平。该类研究主要分为以下类别:研究新闻中的互文性、研究新闻报道主位信息、研究新闻句式结构、研究修辞策略以及对于新闻报道中元话语的研究。新闻互文性的研究主要处理新闻报道中不同信息来源之间的相互关系,关注不同说话者所说内容之间的关系。例如,赖彦采用批评话语分析的三维度的理论分析了新闻标题的话语互文性,并且探讨了其认知机制。[16]吴摘鸣根据van Dijk的宏观结构分析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对于新疆和暴力事件的报道。[17]毛浩然、徐赳赳从“形式互文”的角度考察了“邓玉娇事件”单一媒体和多元媒体在形式互文性的表现方式。新闻报道主位信息方面的研究主要应用系统功能语法的理论分析新闻报道中句子的信息结构。[18]例如,翁玉莲运用系统功能语法,探讨新闻评论语篇的信息结构功能。[19]翁玉莲采用系统功能语法的主位理论对比分析新闻消息和新闻评论中的主位分布取向。[20]在新闻话语中,经常出现一些固定的句式,对该类句式的研究也是新闻话语研究的一个主要议题。例如,赖彦基于《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的语料,讨论新闻话语NP1+NP2的限定性和非限定性同位结构的形式类型、语义关系、句法作用和话语功能。[21]肖灵分析了新闻话语中词汇层次的ABB式词语。对于新闻报道中修辞策略的研究也是新闻话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研究修辞策略,新闻可以表达对新闻事件的立场和态度。[22]

第三类的研究关注新闻报道过程。该类新闻话语的研究在传媒研究中经常使用,主要包括两个类别:以人为中心的新闻报道研究和以报道过程为中心的研究。以人为中心的研究主要从新闻制作者和新闻事件的参与者的角色出发探讨新闻报道过程。例如,曾庆香、黄春平、肖赞军讨论了新闻中记者并非话语的主体,权威的新闻来源以及刻板印象的操纵者才真正是新闻的话语主体。[23]曾庆香、刘自雄从话语理论探讨了新闻源对新闻话语的生成所产生的影响。[24]吴敏苏分析《面对面》节目主持人王志的主持话语,阐述了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中应遵循的原则。[25]

2. 中国新闻话语研究特点。首先,涉及不同学科,方法多样。话语分析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重要研究范式,包括新闻话语研究。话语研究的基本特点是把话语当做用语言表述的社会现实过程。新闻话语研究涉及语言学、文学、政治、经济、历史等不同学科,同时也受这些学科的影响,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采用语言学中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一些专家分析了新闻报道中的语言现象,考察语言背后的思维模式。采用文学的分析方法,马景秀、侯福莉、王淑花分析了新闻话语。借鉴政治学研究方法,范红、黄敏和尤泽顺分析了新闻话语中反映的政治议题。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张涛分析了19世纪后半期美国媒体讽刺话语中的孔子形象。

其次,平面媒体研究比较深入,而立体媒体的研究则较少。报纸和杂志出现的较早,其表意方式主要集中于书面语言,相对而言比较有利于分析。中国新闻话语的显著特征是对于报纸新闻话语的研究比较完善,方法比较多样;但是对于电视、互联网等的立体媒体研究则相对比较单薄。例如,陈俊、王蕾、蒋晓丽、雷力等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报纸新闻话语。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也多样,包括主位分析、句法分析、形象构建、修辞技巧等等分析方法。对于立体媒体的研究主要讨论媒体话语的生成过程,其研究比较薄弱,方法也比较单一。立体媒体新闻话语的研究的主要问题为:(1)主要讨论电视新闻话语,没有涉及其他立体媒体的话语;(2)研究目标仅仅局限于新闻话语的生产过程;所采用的方法比较单一,具有经验主义的特征。

再次,关注新闻背后的认知思维过程。话语分析的最终目标是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项事宜,其本质是揭示用语言表述出来的社会事件过程的各种问题。就新闻话语分析而言,其重点是解释新闻报道背后的新闻事件。因而,围绕着新闻话语形成三种主要的研究分支:新闻表述、新闻故事和新闻的形成过程。这三类研究的主要特征之一是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揭示新闻报道背后的思维模式和认知过程。

三、中国新闻话语的发展趋势

基于现有新闻话语研究的现状,本文认为中国新闻话语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 新闻话语会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受到关注,继续成为新闻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虽然现有的新闻话语研究具有一些问题,今后一段时期之内,它依然是传媒研究的重要议题。新闻话语关注的对象是对现实生活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事件,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研究新闻话语就是研究人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状况。通过新闻话语人们不但可以关注社会事件本身,而且可以研究该事件对于人的生存状况的影响。新闻话语分析的本质是应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分析新闻报道,既可以关注新闻事件的表述,也可以关注新闻事件本身,也可以关注新闻报道过程。同时,由于人文社会科学中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具有加强的趋势,为其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这些决定了今后一段时期内新闻话语将持续受到关注,成为相关领域研究的重要议题。

2. 立体媒体话语的研究将大幅增加。随着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加速,新兴媒体迅速膨胀。电视、互联网、4G手机等等新兴媒体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影响越来越大,使这些新兴立体传媒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些立体传媒可以承载更多和更直观的新闻信息。然而,现有的新闻话语研究主要集中于平面媒体的新闻话语,对于立体新闻话语的研究则明显不足;仅有的立体媒体新闻话语研究方法比较简单,分析不透彻。同时在学科融合的大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中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比较迫切,不同的学科之间相互借鉴研究方法和手段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些使研究新兴的立体传媒的研究成为可能。例如,多模态研究方法的兴起,使得对电视等视频的研究成为可能。这些新兴的立体传媒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分别从画面、声音、文字等不同的方面展现新闻事件过程,这些不同的表意符号需要综合研究。新闻话语研究的这些特点奠定了立体传媒研究的基础。

3. 继续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在学科融合的大背景下,话语分析成为人文学科的重要研究范式,是语言转向的归宿,落实语言转向的具体任务。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采用话语分析,考察本学科的研究议题;另一方面,话语分析也受众多学科的影响,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新闻话语以具有新闻价值的报道为分析对象,其话题多种多样,涉及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等不同的学科领域。因而,新闻话语分析的话题涉及不同的学科类别,影响其分析方法和研究思路。同时,现有的研究中已经出现了相互借鉴的特征。例如,借鉴功能语法的理论,学者们研究了新闻语篇的主位以及信息。

结 语

新闻话语的研究对象是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重要事件,这些事件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新闻话语的研究反映了社会主流媒体对于某个特定社会事件的认识。新闻话语是人们采用表意符号再现社会事件。传统的传媒研究以新闻事件为核心进行研究;新闻话语研究的出现,为新闻研究提供了更多视角,包括新闻表述研究、新闻事件研究以及新闻生产过程研究三个类别。新闻话语是以人为核心表述的新闻事件,必然受人的影响,反映特定的意识状态。对新闻话语的关注,就是对现实生活中主要事件的关注。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研究者们可以考察新闻报道中的语言使用、新闻事件过程以及报道过程,因而受到包括传媒研究在内的不同学科的喜爱。新闻话语在今后的发展中,必然会越来越受到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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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涛.排华酝酿时期美国媒体讽刺话语中的孔子[J].社会科学辑刊,2009(4):12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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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侯福莉,王淑花.英语新闻语篇中的“异声同啸”与语义隐含[J].现代传播,2010(2):150-151.

[11] 蒋晓丽,雷力.中美环境新闻报道中的话语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197-200.

[12] 曾庆香.西方某些媒体“3・14”报道的话语分析[J].国际新闻界,2008(5):25-31.

[13] 董又能.英文新闻标题的批评话语分析[J].新闻爱好者,2010(6):116-117.

[14] 单胜江.新闻语篇的批评性话语分析[J].外语学刊,2011.

[15] 严怡宁.想象的共同体身份[J].外交评论,2012(3).

[16] 赖彦.新闻标题的话语互文性解读[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9(1):78-82.

[17] 吴摘鸣.“3・14”和“7・5”事件报道电视新闻话语分析[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1):59-60.

[18] 毛浩然,徐赳赳.单一媒体与多元媒体话语互文分析[J].当代修辞学,2010(5):13-20.

[19] 翁玉莲.新闻话语篇章主位对比研究[J].新闻界,2011.

[20] 翁玉莲.语篇功能视域下的新闻评论话语[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162-166.

[21] 赖彦.新闻话语的NP1+NP2同位结构特征及功能[J].外语学刊,2010(2):65-70.

[22] 肖灵.新闻话语中ABB式词语流行的认知分析[J].编辑之友,2010(4):88-90.

[23] 仝金钟.论新闻话语的修辞策略[J].广西社会科学,2010.

新闻社会学论文例10

和“文化”等相关概念一样,舆论也是一个具有多重释义的名词,尽管舆论一词经常被人们所使用,但是对于其内涵,却一直争论不断。在运用文献研究法的过程中,笔者了解到了关于舆论的多重内涵,其中较为认可的是《宣传舆论学大词典》中对“社会舆论”的释义:“通常指公众意见或大多数人的共同意见,社会集合意识和社会知觉的外化。舆论是一种共同意见,但并不是所有共同意见都是社会舆论……舆论的本质是通过志愿的思想交融凝聚成的集合意识和整体知觉。”从中也可以看出,舆论的主体是社会公众,公众是一种无形的、由特定价值体系维系的共同体,它可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中,形成高度组织化的“集中”的公众。舆论客体是指舆论的对象或缘由,一般来说,作为舆论客体的社会事件,一定能够激发公众强烈的情感,甚至能够引发全社会的共同关注,使公众不由自主地产生去评说、议论这些社会事件的冲动。

新闻舆论的客体,也就是新闻舆论的对象,与舆论相比,新闻舆论的对象范围较小,新闻舆论的对象既有可能是被新闻媒体报道的事物,也可以是未被媒体报道的而鲜为人知的事件,甚至还可以是未必存在、属于想象领域的事物。

到了近代社会,伴随着新闻媒体的出现,舆论传播的范围和作用都有了质的飞跃。新闻舆论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具有新的角度和内涵,以下是多维视野下,笔者对于新闻舆论的思考:

一、古代中国:舆论活动形态及制度

舆论作为真是社会情况和情绪的重要指示器,与国家的安危有着直接的联系,古代的统治者中,有一部分统治者也非常注重民意的采集和收集,通过多种途径获得新闻舆论的信息和资料。

古代最早的是“谏鼓”制,一般来说,有些帝王会在宫廷之外设置一鼓,供民生击鼓进谏,后来衍生到县级知府、衙门,也都通过在朝堂外或官衙外设鼓,臣民可以击鼓命冤。尤其到了宋代,还有“登闻鼓院”一说,统治者通过“谏鼓”制来了解民,察看民意,“谏鼓”制是古代最古老的一种新闻舆论的收集和传播方式。《诗经》中提到的“诗可以兴、观、群、怨”,其中“观”和“怨”都用来指舆情的表达。

但是其实结合历史学的观点,我可以得到,对于古代的这些所谓的舆论制度的设置,其实并不在于体恤民意,而是在于统治阶级对舆论的恐惧,“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也就是这个道理。在中国漫长的奴隶制和封建社会中,虽然有一些“开明”的君主在口头上承认舆论的重要性,甚至建立了某些舆论采集制度,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由于特殊的历史规定性,公民社会资源在中国古代极为贫乏,社会的公共空间极为狭窄,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社会舆论自由表达和交流的最低限度的制度条件。

与中国古代社会相比,西方国家从古希腊城邦制国家开始,就循着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社会的舆论活动和舆论形态也与中国古代社会的舆论活动和舆论形态有着极大的不同。比较典型的,古希腊在“伯里克利”时期,城邦国力强盛,政治氛围宽松,出现了苏格拉底、普罗泰戈拉登雄辩家,他们就是早期的新闻舆论中的“意见领袖”。随后在古希腊和罗马都出现了一些演说家,对于助推当时政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意义。

二、近代:社会学和政治学聚焦下新闻舆论

伴随着新闻媒体和出版业在中国出现以后,新闻舆论有了新的表达方式和新的活动领域,对舆论的研究和对新闻媒体的研究从此紧密联系在一起,新闻舆论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领域。

但是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双重影响,我国新闻舆论活动并不活跃和广泛,这就在根本上制约了中国近代新闻舆论的整体发展,加之中国近代科学研究,特别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的发展有限,使得中国近代舆论研究缺乏学术的根基和科学的支撑作用。中国近代的新闻舆论研究水平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并不高,大部分都是零散的、局部的。而近代的新闻舆论研究可以从西方得到较多的启示,这一时期,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飞速发展,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大大促进了新闻舆论研究进程。

在18世纪的西方国家,欧洲的一些思想、政治家开始清醒的意识到,有理性价值的、能够真正反映和协调全社会利益的舆论有赖于社会意见的充分交流、三、现代:大众传媒下的新闻舆论

随着社会经济节奏的发展,大众传媒工具和手段日新月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闻舆论的发展。所以大众传媒对舆论运动和形成具有一定的规律上的把握。如前文所述,舆论是社会公众意见的集合,它是由无数个人的意见组成的,所以新闻媒体要想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必须对自身引导的直接对象――舆论,进行清晰的把握。

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引导舆论就是引导个人的意见或态度朝着特的方向运动或改变,这个看似属于个体心理学的范畴,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舆论又不时单个个人意见的简单叠加,作为无数个人意见的最终合力,舆论也就成了一种难以进行科学分析的集体现象,同时又和人的社会性紧紧联系在一起。大众传媒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反映”或者“上情下达”或“下情上达”,更应该是有意义的、能动的“反映”,即表现出灵活的协调能力、综合能力和创造能力。

对于我国当前的新闻舆论引导工作,笔者也从中得到了一些启示:一方面,新闻媒体必须加强自身的角色意识,建立“社会公器”的话语权威,积极主动地以自身的舆论引导公众舆论,公众在面对舆论的时候,不一定的是冷静的,而媒体不能人云亦云,要站在全面、可观的角度。另一方面,新闻媒体要善于捕捉、追踪和报道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事件和问题,准确设定媒体议程;同时要善于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些热点议程,发挥释疑、解惑、求真的作用。